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行为、功能与政策——基于CSSCI（2008—2021）的计量分析

马 瑞，刘泽照

（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100）

因果推理是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着力强化的认知逻辑。实验方法作为探索因果机制的一种研究路径，目前正受到学界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实验研究范式及方法应用出现在国外重要学术期刊，如《Public Management Review》《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引入国内。自2015年起，《公共行政评论》陆续开设“实验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的因果性追求”“实验方法与公共治理之道”“定性比较分析与复杂因果关系”等实验研究专栏，取得了不少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国内一批研究者积极推广公共管理实验方法研究，开始聚焦国际研究引介、关联概念辨析、因果机制挖掘等。譬如，马亮、陈少威、李晓倩、王思琦、代涛涛、曾婧婧等学者针对国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进行引介或阐述，对呈现出的概念、主题、样本和方法进行总结；
李文钊、李帆、曹堂哲、孙婧婧、李德国等学者论述了公共管理实验方法体系，以及因果过程追踪如何应用于公共管理的实验设计。总体而言，由于实验室实验、实地实验、自然实验具有成本高、设计复杂、干预控制难等特点，加上传统研究范式的惯性影响，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实验研究目前还属于探索阶段，面向特定政治行政场景和公共治理要素的精准实验研究还比较有限。客观反映该领域的基本态势，有助于把握我国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概貌和特征，对未来国内实验研究的开拓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思路。基于此，本研究以CSSCI来源期刊为数据源，挖掘梳理2008年以来的研究文献，借助CiteSpace软件进行计量分析，提炼形成“行为—功能—政策”三轮分析框架（见图1），对国内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以期获得若干研究发现及整体判断。

图1 国内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行为—功能—政策”三轮模型

（一）数据筛选预处理

鉴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本研究选取该库作为数据源。为保证文献的全面性与精准性，采取分级分层检索并筛选研究样本展开分析。首先，以“实验”为主题且全文含有“政府”或“公共”或“管理”为设定条件，检索截至2021年10月底源于CSSCI的所有文献，初筛获得3495篇期刊论文。该环节筛选避免自然科学领域的实验研究，而不排除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与公共管理有交叉领域的社会科学实验研究。其次，根据初筛情况及标志性成果，以2008年为起始时间点，进一步围绕摘要并结合国内公共管理导向期刊展开检索筛选。依照该研究领域的共识判定，定位的目标实验方法涵盖“真实验”性质的实验室实验、实地实验、调查实验以及兼顾内外效应的自然实验、准自然实验、仿真实验。对《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公共行政评论》《行政论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北京行政学院学报》《上海行政学院学报》《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电子政务》《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社会保障研究》等16种国内公共管理领域重要期刊进行逐篇筛选，在剔除会议讲话、学习体会、书评、人物访谈、刊物征稿、导语介绍等非关联性内容后，最终汇总保留了共计228篇期刊论文作为本文研究样本源。

（二）研究工具应用

CiteSpace软件能够通过绘制知识图谱，呈现一个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及演进过程，在国内外学界得到广泛应用。本文借助CiteSpace 5.7.R2的数据分析板块，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国内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总体格局。国内最早出现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文献始于2008年，年度文献发文总量整体呈绝对上升趋势，2019年达到40篇峰值（见图2）。文献分布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08—2018年，发文量、作者数和机构数三者数量均处于较低水平，公共管理研究中实验方法应用无明显进展，更多涉及仿真实验、自然实验的探索，且多围绕群体性事件、网络信息以及社会保障展开。第二阶段为2018—2021年，发文量、作者数和机构数呈现快速增长状态，2021年前6个月的文献数量已经超过2018年全年的文献总量。整体上，国内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多元交叉方面发展较快，准自然实验和仿真实验受到较多关注，研究主题集中于政策试点、政府决策、扶贫脱贫以及网络舆情等，实验方法出现组合应用趋势，向着公共治理的精细化、深层次发展。

图2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年度分布图

此外，本文根据标题、摘要、关键词对228篇文献研究主题进行编码（见表1），以识别定位研究的核心问题。编码过程选择初级编码和聚焦编码两个步骤。其中，初级编码是对编码内容的初步提炼，在分类、提炼后形成聚焦编码，并确立类属及类属间关系。根据各个聚焦编码之间的有机关联，将聚焦编码进行归类，归纳提炼出国内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5个应用类别主题（公共服务、公民体验、公共治理、组织运行以及应急管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研究内容进行分析归纳，将其提升概括为“行为—功能—政策”三轮模型，由此反映出国内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整体方向及特征。

（一）共被引分析

共被引分析可以找出期刊来源特点，继而判断主要研究趋势和学科方向。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期刊共被引图谱（见图3）。结合被引频次判断和期刊中介中心性值，国内期刊《管理世界》《公共管理学报》《经济研究》和国际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受到众多研究者关注。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共经济学涉及公共部门腐败、公共教育医疗、扶贫等主题的实验研究，管理心理学涉及公职人员倦怠、公民体验感知、领导决策等主题的实验研究。此外，实验设计通常需要融合统计学方法，国内研究者在追踪数据、重复测量、区组设计、模型构建等方面均体现了多学科、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交叉研究态势。

图3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相关期刊共被引示意图

科研文献的共被引分析清晰表明了学科领域的知识基础与研究热点。进一步运用CiteSpace对入选文献进行共被引聚类分析（见图4），形成若干主题子模块，结果显示模块化的Q值数为0.9496>0.3，平均轮廓S值数为0.9975>0.7，表明聚类标签具有高度可信性。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来自石大千在《中国工业经济》上发表的《智慧城市建设能否降低环境污染》，知网单篇被引用频次达177次，在全部入选分析的228篇文献中共被引次数达13次。该论文是一篇典型的实验研究，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被众多研究者引用。对标签#0 low-carbon city construction和#16carbon emission进行关键词分析，发现其研究内容主要为低碳、网络治理、智慧城市等城市建设背景下的污染减排、碳排放、环境规制、垃圾分类、限塑政策等研究，这说明中国各类特色城市建设试点政策为公共管理实验提供了丰富素材和研究切入点。

图4 期刊共被引聚类时间线示意图

作者共被引分析可以揭示某一学科领域具有影响力的研究人员，共被引网络及聚类分析能够了解某领域相似的研究主题及学科分布。运用CiteSpace对作者共被引可视化分析，发现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是周黎安教授的《行政发包制》《“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层层加码”与官员激励》，这三篇论文为政策试点相关实验研究提供了完备的理论基础。其次是王佳佳的《2SI2R rumor spreading model in homogeneous networks》，该论文所构建的2SI2R谣言传播模型被国内学者广泛应用于网络舆情问题的仿真模拟实验。对作者共被引网络进行聚类分析并以时间线呈现（见图5），结果显示模块化的Q值数为0.8114>0.3，平均轮廓S值数为0.9047>0.7，表明网络社团结构具有显著性。学者张华、徐彪、刘金荣、周业安等分别从低碳城市、网络舆情、产业扶贫、信息公开等方面展开研究，聚类0#低碳城市和10#文明城市是目前热度较高的实验研究方向。在聚类1#断点回归中，卢洪友、才国伟、刘传明等从公共服务、排污行为、产业政策方面构建分析模型，运用自然实验和准实验展开深度研究。在聚类3#调查实验（2014—2021）中，仅有马德勇、孟天广在2015年前后进行调查实验的探索，由于调查实验的实验设计过于繁杂且受制于多种客观因素，近年来涉及的研究尝试相对较少。

图5 文献作者共被引分析图谱

（二）研究类属

依据入选的228篇文献，对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类型进行系统梳理分析，有实验室实验研究11篇、调查实验研究19篇、实地实验研究9篇、自然实验研究23篇、准实验研究88篇、仿真实验研究78篇。整体来看，具有“真实验”性质的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实地实验应用处于萌芽状态，研究成果多刊载于传统经济学、管理学等期刊。准实验和仿真实验的应用是目前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主流方法。

1.实验室实验

公共管理实验室实验主要依托于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基础设施资源展开研究，进行包括彩票实验、贿赂实验、惩罚实验、博弈实验等经典实验的再设计，研究腐败、税收以及公共物品供给等问题。譬如，早期有研究者从纳税人心理入手，通过11轮子实验考察税率对人们纳税遵从以及国家税收收入的影响，为公共部门如何有效征税提供了实验理论依据，拓宽了公共管理实验室实验的研究视野。

由于数据产生过程在可控实验室进行，实验室实验往往缺乏现实的社会情景，尽管保障了因果推论的内部效度，却缺乏外部有效性，即实验不能扩展到特定的实验室环境和参与实验的特定对象之外。例如，在关于政府信任实验的设计中，全程人为操作创设情境，研究者主导相关问卷流程，虽然采用顺逆序的方式排除顺序效应和学习效应的可能影响，但并没有消除“安慰剂效应”和期望效应，实验的人为性导致外部性不足。因此，实验室实验的严格控制需要精巧的实验设计才能完成，但现实中实验室的运行和管理、实验设备的软硬件设计、实验人员训练为实验室实验的推广带来一系列问题。虽然实验和实验室环境的真实性没有必要完美表现，但仍然需要判断实验室创设的情境是否是现实的。实验室实验经常被研究者批评研究假设是否正确取决于实验者是否足够聪明，能够在实验室条件下证明一个明显正确的假设是正确的，这也导致长期以来公共管理实验室实验受到极大限制。

2.调查实验

在实际操作中，调查实验往往与实验室实验或调查软件结合使用，主要通过随机分组给调查对象分配不同版本的问卷，同时在不同版本的问卷中采用不同的干预情景，再测量结果变量。近年来，得益于网络平台收集实验数据的便利性，调查实验的实施成本大大降低，加之调查实验与传统的问卷调查方法就形式上来说非常相近，对研究者而言更容易上手，成为学者使用较多的真实验。由于该类实验设计的调查对象缺少激励，为了确保调查结果的有效性，往往在问卷中对各变量的问项进行随机排序，并且在问卷中分别设置反向问题，以甄别出无效问卷。实际上，这也正是实验样本回收率较低的原因所在。研究发现，在国内学者发表的18篇调查实验的文章中，样本回收率平均低于80%。

一项有价值的调查实验需要有足够广的范围、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取得质量好的实验数据，通过在有代表性的样本中进行调查实验，将设计精致的实验内嵌于大规模社会调查，成为克服成本困境的常用方法。有研究团队依托高校数据治理研究中心开展研究，将实验设计嵌入中国城市治理调查，完成有效样本3513个。另有研究团队依托高校量化分析方法研究所开展研究，将其内嵌在社会大规模问卷调查中实施，采取分层多阶段、与单元格人口密度成比例的CPS辅助区域进行抽样调查，在节省成本、保障因果关系检验的外部效度的同时提高了实验的代表性和说服力。

此外，在中国已开展的调查实验研究中，主要为单因素实验设计，仅有个别研究采用双因素实验设计。然而，现实中某一因变量通常会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只有使用多因素设计尽可能反映和控制这些自变量，才能使实验研究得到更准确的结论。

3.实地实验

实地实验法在理论检验、数据采集、评估和改善政策的外部有效性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这种方法往往受当地的社会网络、技术条件、语言、习俗、权威等因素干扰，无法真正随机获取样本。为了克服实地实验过程中存在的霍桑效应，实验需要设计更为精巧的前测与后测。有学者曾对7个拆迁村开展了田野调查和行为实验，研究房屋拆迁中村委会偏好特征对村民合作水平的影响，研究成本非常高。因此，部分国内实地实验将研究对象从人转变为城市、领导信箱、门户网站等特殊主体，巧妙地规避了样本获取的不确定性。有学者采用德尔菲法建构了领导信箱回应绩效指标体系，并通过实验设计搜集到66个领导信箱网络问政回应的有效样本，通过合理的设计反映真实存在的公共诉求，避开霍桑效应带来的困境，为研究者打开了新思路。还有实验设计了民生议题，向278个地级市政府门户网站进行提交，探究政府在回应问题上的选择性、身份歧视、共情效应以及路径依赖性，有效弥补了样本量小的问题。

此外，为防范估计偏误，确保随机招募被试对象进入控制组和其他任务组，国内研究者均在论文中详细报告了实验设计细节。实验的前期准备采用问卷的形式进行摸底调查，并通过观察、记录、访谈保证调研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

4.自然实验

自然实验的实验操纵往往是政策变革、公共事件或自然灾害等变量。虽然在可复制性和控制性方面有所妥协，但自然实验结合了实验室实验中最具吸引力的元素，即自然发生的数据、随机性和真实性，并演化出了双重差分、工具变量和断点回归等成熟的计量设计，可以较好地控制内生性问题。但是，由于缺少真正的随机分配过程，无论是统计控制还是自然实验设计仍然属于观察性研究。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分析手段，观察性研究最理想的情况也就是能获得与实验研究可比的结果，这也是长期以来自然实验往往被学者排除在实验法类别之外的一个原因。

自然实验所需的一手直接数据是应用研究的难点，国内多数公共政策变革研究往往利用年鉴年报、内部数据平台等各类政务渠道展开分析，并由此设置变量和评测指标。例如，有研究将汶川大地震作为外生变量，研究灾害前后政治信任的变化问题。数据使用的是“2008年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这一问卷调查恰巧距汶川大地震前后各约一个月，为比较灾害发生前后公众政治信任的变化提供了可能。还有研究通过当地教育局提供的内部管理数据，探讨了高中名额分配的招生政策效果。由此可见，获取政府内部数据成为自然实验研究的重要基础。

5.准实验

准实验的目的通常被认为是加强因果推理，同时保持内部和外部的有效性，不会通过侵入性干预中断“现实情景”。在诸多公共管理研究议题中，实验者无法对关键变量进行控制。例如，官员任期与学历、晋升门槛与速度等变量影响政策的执行，但无法被实验者操纵或影响，这使得研究人员难以分离关键的因素并排除其他变化。因此，准实验的优势在于能针对研究人员无法控制、操纵和随机分配的宏观变量进行研究，但却较难区分实验结果到底是由实验操纵引发，还是由组别本身的内在差异引发。目前，公共管理实验设计越来越复杂。通过发展不同的干预技术和选取对照组，分析潜在的影响因素和因果机制，准实验的结果甚至可以和随机实验相媲美。有研究者在探索公务员“凡进必考”制度与专业自主性关系时，为了验证特定年份作为断点的解释力而不存在人为操纵样本的情形，在稳健性检验时将其他重要年份全部进行断点，论证基层公务员的“专业自主性”在这些节点不会跳跃。

此外，在入选的83篇准实验样本文献中，只有少部分探索性研究详细描述了控制变量选择的合理性，部分研究者只是将准实验方法作为表征研究科学性的工具，从研究结果出发将实验组与对照组结果进行差异分析，而未考虑可能对被试群体起作用的其他因素。虽然准实验受制于特定场景的限制，其内外部效度未必高，但是在中国这片具有独特历史文化背景的社会“实验场”，非常有利于使用规范的准实验方法。准实验方法成为国内公共管理研究运用最多的实验方法，在教育学、经济学领域被广泛应用。

6.仿真实验

随着建模与仿真技术在复杂社会系统研究上的实践和积累，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采用建模与仿真方法对公共管理领域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在社会冲突事件领域研究中尤其凸显。建模仿真实验研究涵盖了多个领域方向，多数基于已有理论模型进行改进并开展模拟研究。有的侧重于从建模方法的角度构建全新的仿真模型，通过构建人口预测模型、义务教育财政支出预测模型、“四二一”家庭的微观仿真模型等，组合模拟特定人口政策背景下中国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动态。有的则注重计算机仿真与现实模拟相结合设计实验分析。例如，有研究关注基本养老保险系统的保费博弈问题，为精确刻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研究者组织社会保障专业研究生参加投票实验，通过建模仿真验证实验结果与模拟结果的关系。这本质上是计算机仿真实验与实验室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突破了传统仿真实验的局限。

从研究方法来看，研究者基于各自学科背景，引入多智能体、系统动力学、元胞自动机、博弈论、流行病学等学科相关理论方法，极大地支持了仿真实验的广度与深度。有的研究通过多个多智能体系统组成Multi-Agent系统，结合系统动力学来模拟群体性事件演化机理。由于该模型中各个多智能体成员可以不受其他成员限制独立活动，同时又相互协调服务，并通过协调来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使得仿真更接近于实际情况。

从实验数据获取看，仿真研究遇到大量定性数据和半结构数据获取困难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目前用完全定量、实证方法验证“模型能够映射真实世界”是不可能的。如何有效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领域最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高效构建智能模型，以大量的数据动态驱动模拟，对网络舆情、公共突发事件、热点政策等做出实时反馈并辅助决策，是未来公共管理仿真实验研究的重点。

对入选的国内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文献进行编码（见表1），发现社会保障、舆情治理、扶贫、环境治理、城市建设等五类研究主题出现频率较其他主题明显趋高，可能原因是这五类主题所涉及的现象存在混杂的影响因素，且这些现象更容易被研究者理论创建或模拟。与其他学者梳理的国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主题相比，国内公共管理实验方法的使用无论是在选题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明显滞后，研究主题呈现碎片化。因此，本文在编码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提取的“行为—功能—政策”三轮模型框架进行分析，即通过行为公共管理、组织功能运行和公共政策推演三个部分展开挖掘，以期获取研究的基本结论。

表1 国内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主题网络

（一）行为公共管理

行为公共管理实验聚焦政府行为与公民体验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整体来看，国内基于个体的公共行为研究主要集中在公民体验，即公民在使用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获得的体验和感受，以及政府社会管理中公民对政府行为的看法和态度。依托于国外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国内学者在公民感知和公民态度两个方面开展实验。公民感知是一个动态过程，一些实验研究从公民视角出发探索心理感知变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发现政府责任感知和政府信任受到公共危机事件严重程度的正向影响，政府反腐力度的增强能够直接提高公民腐败感知和公民幸福感。公民态度是一个相对静态的结果，公民满意度作为公民态度的常见研究目标，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一些研究从公共服务满意度和公民意见等视角设计嵌入式调查实验，探索中国情境下的公民态度演变。此外，还有研究考察腐败治理对民众评价政府绩效的具体影响及群体性差异。公民体验影响公民个体行为取向，个别研究尝试复制国外实验，检验公私属性和绩效管理对医院感知绩效的影响，从而拓展复制实验在本土应用的可能。

相比之下，围绕政府行为的实验研究较多。已有研究聚焦于公职人员的公共服务动机，从公务员的激励因素和保障因素两个视角考察领导行为、绩效评价、公务员选拔制度对政府运作的影响程度，其中政治面貌、工作性质、上级压力、升迁与否等变量被广泛讨论。此外，还有研究设计回应性伦理困境，验证中国选调生制度中官僚政治化机制的有效性。

（二）组织功能运行

公共组织（部门）功能运行实验研究主要围绕公共组织决策、公共组织执行和公共组织监督展开，而更多的实验研究成果聚焦决策和监督两大职能。公共组织决策是公共部门依据既定政策和法律，就公共管理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设计并选择解决方案的活动。有研究探析观念形态激活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及其机理，也有研究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与模拟仿真分析政府干预对技术风险传播的影响，从而给出政府风险决策的最优策略。互联网的普及给国家治理带来了革命性影响，网络政务作为公共组织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重要议题，不断被实验所模拟与讨论。一些研究通过仿真构建全流程网络图来呈现政务信息化和网络议程的演变发展，还有一些研究通过调查实验展现网络政治参与中的数字民主问题。虽然实验发现网络问政发展增强了民众与官员之间的互动，但网络集群行为也为政府信息化建设带来挑战。信息公开作为公共决策的重要保障，个别研究设计投资实验检验信息公开机制对于搭便车行为的控制效果及稳定性，或模拟强弱监督下政务信息公开的演化。不少学者围绕国内环保信息披露和债务信息披露等制度进行准实验研究，检验其正面影响力，以及探究财政改革如何影响政府组织的行政效率，利用自然实验研究财权管制、财政层级改革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等财政经济问题。

公共组织监督政党、政府、社会团体和公民的公共职能行使是否合法合理。在这方面，有学者通过动力场理论深入分析网民个体参与网络监督反腐的行为机制，也有学者以中国各省开展的腐败治理工作为背景构造准实验来考察反腐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三）公共政策推演

1.社会政策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公共服务政策的试点为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场景条件，各项政策制定的合理性、试点的有效性、推广的渐进性成为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热点。其中，有关社会保障层面的实验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围绕国内养老保障、医疗保险、生育保障等议题的研究设计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研究有的以医保统筹进程作为自然实验目标，探讨职工、城乡与农村医保之间的差异，以及“一档制”下城乡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问题；
有的研究试图构建基金收支平衡精算模型，通过计算机模拟考察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短、中、长期收支平衡以及费率调整问题；
还有一些研究聚焦于未来养老模式发展，借助仿真实验从个人、政府、企业的角度分析不同情形下的演化均衡策略。另外，个别研究针对当前生育政策下的民众生育意愿进行调查实验，思考提高生育水平的配套政策。

国家扶贫战略作为实验研究极为关注的课题，体现出较强的理论性和工具性。产业扶贫是实现“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重要转变，其减贫效果被公管学界和政府实务部门反复讨论，多数研究结合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构建准实验分析框架，探讨产业扶贫实践下脱贫效应和政策优化的关系，以及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和贫困脆弱性问题。在不适宜生存发展的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成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的重要方法，搬迁配套政策和农户生计保障政策的显著性受到实验研究关注。得益于全国范围内持续搜集与发布的微观调查数据，部分实验研究从家庭层面论证互助资金政策和因病支出型社会救助政策的减贫效益。另有一些研究聚焦农民工群体，从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民工子女教育角度测算不同变量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因果效应。

2.公共治理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地理空间、社会文明、生态环境、土地治理等领域的冲突矛盾愈发突出。为实现公共政策目标，政府部门开展了一系列改革试点与治理创新，而如何进行资源有效配置成为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关注的重要议题。例如，有研究将文明城市建设视为地方政府治理的一项重大行动，并综合设计进行准实验研究，通过双重差分、匹配双重差分和工具变量等方法，探索文明城市评选与经济发展、劳动力流入、环境治理以及产业升级等关键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

环境规制是以保护环境为目的，对污染公共环境的各种行为进行规制。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结，在面临稳增长和治污染的双重压力背景下，研究各类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性成为实验研究的重要主题。其中，少部分研究探索环境规制能否实现降污增效与提高城市环境质量。更多研究则规划实验设计，聚焦具体的规制政策，追寻如何解决环境规制中地方政府的“中梗阻”问题。譬如，有研究通过比较排污权交易制度实施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讨论排污权交易制度如何实现减排效益最优；
还有研究通过实地实验，检视地方政府在推广垃圾分类时宣传教育和经济激励策略的实际效果，从而揭示垃圾治理政策的溢出效应及其发生路径。此外，生态环境部推出的环保约谈制度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为国内实验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场景，部分学者据此探究地方政府如何实现执法监督机制的制度化与常态化。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土地资产价值的凸显，使土地管理政策成为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实验设计方向。现有土地财政在增强地方政府财力、加快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产生了一系列副作用，研究者围绕土地违法问题，对不同治理方案下地方政府土地违法面积的变化情况进行仿真模拟，或建立静态局部均衡模型，采用博弈仿真实验工具探索如何减少土地冲突，缓解土地供需矛盾。

3.应急管理

近年来，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事件、邻避事件等危机事件对政府工作提出全新考验。应急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构建适应性更强的应急管理体系，保障公共部门及关联组织间的资源流动与配置，成为实验研究的重点内容。部分研究尝试建立应急组织合作关系模型、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模型、群体性事件演化模型进行仿真推演或模拟实验，为应急管理政策的优化提供科学支持。此外，邻避冲突成为社会新的风险源和城市治理热点问题，部分研究聚焦城乡邻避事件，从公众情绪、政府回应、补偿机制以及演化模式等角度进行模拟，为地方政府预防与应对邻避冲突提供依据。

公共危机事件爆发的同时，网络舆情成为社会稳定的关键窗口。经样本文献分析，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利用仿真实验的手段展现网络舆情事件的初发、扩散、加剧、爆发、衰弱、 消亡的整个生命周期，为网络舆情演化和应急响应提供决策参考。也有研究从政府角度探索如何通过监控、督导、信息公开等手段疏导和平息网络舆情，修复由此造成的政府负面形象。

（一）国内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演变

对228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文献的分析表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研究主题、研究类型、研究对象和学术共同体演进等方面变化明显。可以发现，国内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主题围绕中国本土情境开展系列探索，扎根实践情景的研究内容不断深化。从早期的国外理论学习和模仿开始，到后来探讨前沿问题的自觉行动，在较短时间内国内实验研究发生了快速飞跃。现有研究围绕征地拆迁、农民工、扶贫、基层治理等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特殊现象展开，以小切口介入探索公共性问题，取得了丰富成果及颇具价值的政策优化思路。在研究类型方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准实验和仿真实验，而是呈现多元化实验方法应用和设计路径，在追赶国际前沿的过程中不断将理论与中国实践相融合。具体来说，前期实验理论准备阶段更多受到实验经济学、实验政治学和社会学实验等影响，逐步提炼形成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理论框架，为本土应用积累有力理论支持。中期实验实践阶段，受实验成本、干预技术和对照组选取等影响，实验方法运用多以准实验和仿真实验为主，并不能实现纯粹的随机实验。在当前交叉融合阶段，着力提升研究工具的合理性和解释力，实验方法更广泛地融合其他领域（如生态学、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方法，实验室实验、自然实验得到更多应用。在线软件平台和模拟仿真技术为投票、选举、博弈等实验的开展提供了极大技术支持，仿真+实验室实验、仿真+调查实验也成为重要的研究思路。与此同时，公共管理实验的研究对象也摆脱曾经多以静态“政策”为目标的态势，针对公共部门个体、公共治理中特定公众，以及大规模群体行为的研究不断增加，开始关注个体及群体感知、态度和交互行为。

在学术共同体层面，随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拓展，一些研究机构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合作关系网络，或形成自发的研究“小团体”，以增强该领域研究的动力。譬如，根据前文CiteSpace的分析，以徐彪为核心的团队主要研究公共危机事件后的政府应对以及公众感知问题，以孟天广为主要研究者的合作团队侧重运用调查实验的方式，围绕政治参与和公众感知展开实验研究。在合作网络方面，马亮与李晓倩、逯进与王晓飞、王志涛与徐兵霞、宁静与汪三贵等组成具有一定联系的知识生产网络，初步建立起合作关系。在实验研究的机构布局方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成为联结其他机构的中心节点。

（二）总体判断与未来趋势

总体而言，实验法深化和拓展了公共管理研究的范围和广度，为认知、评价、预测公共领域现象和行为提供了新的见解与科学依据，展现出丰富的创新应用空间。虽然受到内外条件限制，研究面临一些瓶颈，但整体发展呈现优化向上的趋势。

1.实验研究标准构建

目前，实验法已在社会保障、舆情治理、扶贫、环境治理等领域取得不少成果，但实验的约束性假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的实践价值。例如，实验研究旨在将研究问题抽象概括为具体的实验情景，进而研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对于那些难以将研究问题抽象为具体实验情景的研究对象或目标，实验研究并不合适。此外，选择适当的实验操纵类型是实验成功的关键步骤，不同的操纵方式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问题。群体事件、邻避事件和网络舆情等研究主题更加关注个体行为交互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更适合采用主动影响的实验操纵方式。公民态度、公民感知和组织行为等研究主题更加关注主体在不同情景下的选择，因此更适合采用被动影响下的实验操纵，即被动参与和被动角色扮演。

从国外实验研究历程来看，中国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建立通用的工具范式，这涉及学术界对实验方法的目标、功能、标准化操作程序和评价标准的确定，也是今后提高实验研究规范性和可行性的关键。对此，李晓倩等学者已经开始相关探索，提出建立适合国内公共管理学科的实验研究准则及标准。

2.复制实验模式萌发

2018年，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实证社会科学》期刊于第二期连续刊载了8篇关于复制实验研究的理论文章，呼吁研究者关注公共管理研究的可复制性议题。复制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缺乏对实验研究的验证与复制，那么通过实验研究得到的可能只是大量分散、琐碎、甚至相互矛盾的知识产出，而非对社会现象中因果机制的深刻洞察与认知自觉。实验研究建立起规范后，只要原始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数据、方法和分析技术进行准确记录和开源，后续复制实验就比较容易实现。目前有少数研究在中国情境下进行了复制实验，如有研究者复制国外调查实验，探析公立和私立医院的绩效问题。未来总的趋势是：伴随越来越多的研究公开具体实验框架和设计执行内容，国内公共管理的复制实验研究将会得到显著增长。

3.多模实时数据获取

追溯公共管理实验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现有实验研究的数据获取方式呈现出多元化、多模态、大数据赋能等趋势，除了传统路径通过实地调查获取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以外，现代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公共管理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庞大的动态数据流并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借助实时采集工具、网络Pathon等方式获取公开数据，经过数据清洗、封装挖掘和实体识别等操作后，能够为理论建模和实验研究提供强大数据支持。例如，以前由于危机即时决策和研判尖峰时刻的实时数据往往难以获取，限制了公共危机响应、风险减缓等主题的实验操作研究，但随着政府网站、移动客户端、政务服务平台、政务微博微信、政务短视频、政务直播等数字政府平台的建设日趋完善，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之外的人员也一定程度能够获取政府内部数据，为推动应急管理、公共服务及公共治理等领域的实验研究带来更多可能。

4.专项实验平台支撑

21世纪以来，基于循证、数据驱动、复杂社会网络等指向的公共管理研究以及政策解决方案应用实践日益受到学术界和实务部门重视。一批早期接受规范性实证研究训练的先行者积极推动国内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提出依托高校、科研院所、智库等机构，建立类似公共政策的实验室或认知智能虚拟仿真平台，以推动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与应用。例如，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数据治理实验室、北京大学的规划与治理实验室、西安交通大学的公共政策社会实验室、华中科技大学的电子决策剧场等。完备的社会实验室具有智库资政、政策模拟和决策辅助的功能，能够有效支持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开展，也是多地积极推动的新型应用研究平台。同时，当代公共管理学的构成内容极为广泛，学科边界呈现一定模糊性，涵盖政府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城市管理、应急管理等多个领域，实验方法的应用侧重也各不相同，部分先行高校已经在其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中超前布局研究训练和培养体系，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载体，通过模拟决策过程、公共决策实训及软件技术训练等提升实验研究的有效性和应用价值。因此，建设专业实验平台及基础设施、建立系统科学的联合攻关机制，也是未来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跃升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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