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赤子与文化中国——肖云儒创作论

◎ 刘 宁

一个人如果一生能够进行一次有价值的文化创造，那么就已经令人敬佩，而如果能够坚持不懈地进行六十年文化创作与学术研究，就相当了不起了。因为他使我们看到一个不断扩大、向新而生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他能将自我与时代、国家、民族文化联系起来，从而勾勒出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文化发展脉络，展现出当代中国文学思潮跌宕起伏的历史轨迹，甚至成为中国文化与文学思潮的一种风向标。肖云儒就是这样的一个人。2021年初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云儒文汇》，汇集了肖云儒一个甲子的文学、文化批评、社会文化评论、随笔杂记作品。记得当时在新书发布会上，笔者曾云上和现场的朋友们一起追忆肖云儒的《中国西部文学论》开创的中国西部文学与文艺研究新意趣，回首他走过的八万里丝路征程和独特的人生历程，讲述他呈现社会肌理、文化本质和文明意蕴的文化创作论。我们一致认为，在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思潮中，这位南国之子以其深厚的学养、昂扬的激情、优美的文笔、脚踏实地的践行和丰赡的学术成果，不时带给我们诸多思想启迪，在郁郁葱葱的当代文化和文学丛林里，已然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常青树；
在群星灿烂的文化中国星空里，赫然是一颗璀璨耀眼的启明星。

肖云儒六十年的文化创作与学术研究以时代为观照，以人民为中心，以积极回应现实重大问题为写作与研究对象，经历由文学到文化，再到文明的发展过程。1961年5月他在《人民日报》副刊《笔谈散文》专栏发表《形散神不散》一文，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正如半世纪后青年评论家马平川所论：“所谓‘形散’，是指‘散文的运笔如风、不拘成法，尤贵清淡自然、平易近人’，是指‘小题大作’‘大题小作’‘无题有感’的自在自由。所谓‘神不散’，是指‘中心明确，紧凑集中’。”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曾在其《新时期散文创作》中曾经讲过类似的观点：“散文是飞的艺术，游的艺术，它逍遥自由。但一切艺术是死于自由，诞生于约束。”贾平凹主张散文的心灵自由、精神高蹈的议论,可视为新时期对肖云儒“形散神不散”理论的发展。无疑，尚是学生的肖云儒初出茅庐就提出引起文坛震动的散文观，就此而论，青春时期就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和理论概括能力。

1961年肖云儒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日报》社工作。记者生涯培养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捕捉社会热点问题的能力，造就他勇立潮头、大胆批评和学术创新的魄力；
后来调至陕西文联分管业务工作，组织领导了诸多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扩大了视野，也提升了研究能力。2014年以来，他先后三次参加国家广电部主办、陕西电视台承办的“丝路万里行”活动，乘汽车观察了“一带一路”沿线三十五国一百多座城市，在世界文明交流中实现了一位老骥伏枥的学人探寻世界文明的追求。

肖云儒是在陕西文学研究沃土里破土而出的文化学人。“当文坛时尚之风阵阵刮过之后，他开始水落石出，价值以实力渐渐被国内文坛认知和钦佩。”延安曾是他多次采访、考察的地域，曾先后写出《“真想延安！”——访丁玲》《“西战团”在西安——丁玲访问记》《又见塔影——访陕七日中的丁玲》《奔向延安》《延安文艺座谈会写真》《搂定宝塔山》等系列作品几近二十万字。从这些作品里可清晰地看到中国当代文学以及陕西文学从哪里来，又向哪里去；
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从批判现实主义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转型的过程；
看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当代文学如何逐步确立，现实主义如何扎根在三秦大地。

诚然，文化创作与学术研究因时代需求而充满探索性与挑战性，肖云儒的陕西文学研究是与较长时间参与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实践，探寻延安时期作家作品的创作经历联系在一起的。第一次是在1980年代，他率扶贫工作队被派往陕北，在一整年的基层工作中亲身感受黄土地人民艰难而顽强的生存状态和在磨难中不断拼搏的精神。第二次是1992年，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面简称《讲话》）发表五十周年前夕，作为陕西电视台《长青的五月》八集文化片的总撰稿人，他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奔赴全国各地，采访了四十余位当年曾在延安生活、工作过的老文艺工作者，当时记录了二十多个笔记本，录制了五十盘音频、视频，获取了大量鲜活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涵养了他的精神，也为他以后写作延安时期文化人的系列作品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第三次是2002年纪念《讲话》六十周年时，他作为省文联主席，负责在壶口瀑布组织千人《黄河大合唱》活动，在壶口附近乡镇待了两个多月。贺敬之、瞿维、郭兰英等老一辈延安文艺工作者从全国各地赶来出席演唱会。这是《黄河大合唱》第一次在黄河岸边实景演出，央视做了专题转播。壶口瀑布排山倒海的气势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也感染了曾在延安生活过的艺术家们。他们曾在这里缔造中国革命的新天地，也在这里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新征程。

回想从1960年代初肖云儒首次踏上延安的黄土地，到2021年在《光明日报》整版推出《搂定宝塔山》万字长文，他对延安的深情和文学书写持续了一个甲子。延安是当年一代青年们激扬青春的地方，每一位奔赴延安的青年都在宝塔山下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转型，获得了生命独特的意义，中华民族也在此焕发出现代的勃勃生机。肖云儒笔下的延安知识分子在精神层面是光彩的，民族精神是饱满的，就像抗大校歌里所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黄河、黄陵、黄土地这些中华民族的独特象征物，作为民族精神的隐喻激发起肖云儒对三秦大地乃至整个西部的热爱和文化关注，从而使这位祖籍四川广安、生长在江西南昌、后来辗转来到西部工作的南国之子，将自己的一生与中国西部联系在一起。正如当代著名评论家雷达所讲：“云儒是我在评论界非常敬重的同行，我欣赏他以南人的温雅俊秀，却能多年来一直持守在西部，并在西部成就了一番事业。我欣赏他一碰到文化和文学问题，就来感觉，那与众不同的尖锐眼光和宽广不羁的思路。”毋庸置疑，大凡古今中外有价值的文化创造与学术研究，无不是当时学人回应本时代的问题意识成果。肖云儒以延安为其陕西文学研究的起点，不仅回应了陕西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从何处来的问题，也将中国当代文化深植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土壤之中，以实际行走与精神探索中国现实，作为自己创作与研究的核心问题。

1984年，肖云儒由《陕西日报》社调至陕西文联，以此为转折点，从而揭开他精彩的西部中国文化之旅。他创意并筹办的全国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在新疆召开。这次研讨会拉开了全国范围的中国西部文化和艺术研究的帷幕。会议不仅联合了西北五省区文联共同举办，而且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百余人于中国西陲。苍茫戈壁、辽阔草原、悲凉落日、遍地牧群，都显现着中国西部特有的壮阔和苍凉之美。西部中国展现出不同于内地的自然风光、人物风釆、文化心理，触发了肖云儒从文化视域构建中国文艺的学术冲动。他为这次会议所做的主题学术报告《关于中国西部文学和文化的若干问题》，一年之后扩展和深化为我国第一部西部文化研究专著《中国西部文学论》，并获得中国图书奖。在此论著中，他第一次将“中国西部”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范畴论述，第一次对西部大自然的景观、意象与人的关系做了详尽讨论，第一次在中国文学里将大自然上升为主题性内容和主体形象。也是他最早推出“西部文学群体”，集中阐述以艾青、王蒙，以及张贤亮、昌耀、周涛、张承志、马原、红柯、王家达等为代表的西部作家著作；
最早触及西部文学特质、文化内涵和审美气质。无疑，《中国西部文学论》是肖云儒六十年文化创作与学术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这部四十多年前撰写的著作中，肖云儒已然意识到：改革开放大门打开以后，中国迫切需要融入世界。因此中国西部文学也必然会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张贤亮、张承志、周涛、王家达等为代表的承接本土文化的西部文学；
另一种是以马原、昌耀等先锋主义作家为核心的反映西部宗教世界和初民生活的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西部文学。在我看来，无论是他概括出的哪一种中国西部文学及其阐释，都对1980年代中国本土文学进入现代文化提供了新思考、新表述。它不是时代现象的芜杂肤浅的记录，而是具有思想深度、富有激情的理论阐述，是时代感应带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中国西部文学概念的提出与论述对偏于一隅、广袤而贫瘠的中国西部来讲，提供了进入现代中国的可能性，就像他在《中国西部文学论》序言里所讲的一样：“中国的西部和东部存在着空间差和时间差。这种时空差既是自然的，又是人文的，以致西部的文学事业和这里的经济发展一样，似乎受到经济的制约，常常不能走在前面。进入新时期以后，潜藏在西部文学深处的自为意识开始苏醒、搏动。”中国现代化从东南沿海产生，然后延展到长江流域，直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广大的中国内陆腹地几乎是现代化未侵袭之地。建国初的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一系列实践性探索，开启了民族国家现代化乃至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方向，肖云儒的《中国西部文学论》将中国当代作家所描述的几近于原始的西部生态与生命样态书写，进行了深层次、成体系的阐释，揭示了西北内陆现代化从外部环境到内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嬗变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四十年过去了，《中国西部文学论》仍然焕发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并以其对特定时代的适时感应与学理性阐释而载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册。

更有价值的是，在《中国西部文学论》中，肖云儒提炼中国西部五圈四线的文化结构：即陕甘新的西域丝路文化圈、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文化圈、河套河西地区伊斯兰文化圈、川滇黔贵的多民族文化圈等五圈，加上与中原接壤的长江腹地与黄河腹地的农耕文化，以及将这些文化圈层编织成网格的西域丝路、草原丝路、唐蕃古道、秦蜀古道四条交通线。这是对中国西部文化的重要学理性深刻认识，高屋建瓴地概述中国西部文化空间，由此展示出中国西部斑斓多彩的文化构成，发现了中国西部处于游牧和农耕文明、黄河和长江文明、东部和西部文化几大政治、经济、文化板块的中间地带，归纳出西部多层向心交汇的文化结构，以及它在经济交汇、民族迁徙、政治军事斗争、民族宗教融汇中，成为中西部文化、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坐标系。能做出这样的理论论断是需要恢宏视野与宏大格局，以及深厚的理论积淀的。就此而论，《中国西部文学论》是改革开放时期肖云儒奉献给文化中国的重要理论。

《中国西部文学论》涉猎文学艺术、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心理学、美学等多个领域，是多学科交叉的大视野下的研究成果，并由此引发1980年代中期及其之后关涉中国西部文化、经济开发、政治生活、自然环境、社会心理、民族心性、景观民俗、宗教信仰的多维度研究。丰赡的内容和多维的结构使得肖云儒感慨：“一进入西部，文学是远远装不下了！”于是从《中国西部文学论》始，他从文学研究视域进入到文化研究层面。这部诞生于1980年代的文学论著不仅开启了中国西部文学研究视域，而且使当代中国一大批优秀的学人聚集在这面旗帜下，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不断产生优秀成果的研究群体。四十年后的今天再来审视《中国西部文学论》，可以发现它彰显出更大的价值，焕发出更新的意义。

其一，在于所论述的人与自然关系与当今社会的生态文明理念密切相连。1949年，生态伦理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著作《沙乡年鉴》首次出版，以生命为中心的自然观在西方社会传播；
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掀起环保主义热潮，尊重自然，万物含生的慧见使人们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而在1980年代的《中国西部文学论》里，肖云儒提出自然是西部的主体意识之一，西部提供给现代社会现代人心灵的栖息地。他以多种手法揭示自然在人类生活中深刻、微妙的非物质作用，表现人在自然中的主动性、乐观性、开拓性。

其二，人民与土地关系的阐述意义至今犹存。《中国西部文学论》提出“人民母题”，认为人民作为鲜活的生命主体，是荒漠中的绿色，愚昧中的灵性，无数普遍的充满活力的生命体的集合，构成“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这一观点与今天所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贯通的。因为在广袤的中国西部，肖云儒完全融入西部人民生活中，那是张贤亮笔下的马樱花、海喜喜，张承志文中黄土高原的回族大众，路遥文本里的黄土地。肖云儒提炼出人民母题的两个主要形象系列：土地与母亲，展现出人民对迁徙到西部的知识分子的哺育，以及知识分子对人民的追寻的双重向度的阐释。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辩证认识。

其三，在世界文学思潮中审视中国西部文学，至今仍具有先导性意义。中国西部是一个多种文明交错的空间，清代中晚期西北史地学崛起，20世纪“四大发现”之一的敦煌文书发现，极大促进西域文明的研究。许多千年前的古文献吸引学界注意力，但由于资料多藏于域外，文献涉及语种繁多，宗教来源成分繁杂，历史地域偏于西陲，迫使学界不得不接受国际学术界挑战，反而由此开辟出一个新天地。肖云儒在《中国西部文学论》里将中国西部文学视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大潮相迎合的重要表征，将其与美国西部文学和苏联中亚文学、西伯利亚文学比较研究，由此发现美国惠特曼对中国西部诗歌影响，西伯利亚和中亚自然生态与我国阿勒泰、塔城、伊犁一带的相似性，艾特玛托夫和马尔科夫对张贤亮等人的影响。如此可见，诞生于1980年代的中国西部文学呈现出一种接纳世界目光和心胸开放的宏阔格局，而在1985年至1990年代初，这一期间他在《红旗》《文艺报》《上海文学》相继发表了《艺术家主体、生活客体和审美反映》《文艺创作反映当代生活中的封建主义潜流问题》《被拷问的中国人文精神》等长篇论文，多篇被《新华文摘》转载。标志着他由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的转型，这便是肖云儒，“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大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是新时期以来给文坛留下过深刻印象的批评家之一”。

如果说1980年代肖云儒是将目光投向原始又具有现代性的中国西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他则将自己向西而行的人生延伸、拓展到更辽阔的丝路文明的寻访道路上。

“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将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联系在一起。肖云儒向西而行的人生旅程也将自己带进一个更加宏阔、辽远的世界文明时空之中。2014年、2016年和2017年他以古稀高龄连续三次参加“丝绸之路万里行”活动，乘汽车行程五万多公里，到达“一带一路”沿线百余座城市，著文一百五十余篇、百万余字，先后出版有关丝路的著作五部（《丝路云履》《丝路云谭》《丝路云笺》《八万里丝路云和月》《西部向西》），并以英文、俄文在美、俄两国出版。三次丝路之行，他完成了从长安到罗马的汉代张骞曾走过的旅程，从长安到加尔各答的玄奘取经之路途，从长安至中东欧十六国的中东欧之旅，深切感受到丝路在国外很热，丝路人对中国人很热情，丝路经济已出现热潮；
亲眼看到“一带一路”倡议在政府、商界与民间落地生根，共建共享，日渐走向成熟。

中国传统文人讲究“知行合一”。在现代人文地理视域激发下，肖云儒开创出别开生面的全新人生。他深切认识到：有的时候，“知”不如“行”丰富，由于有感同身受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行”有可能比“知”更深刻。事实上，学术行走有着与社会实践、田野考察、地理学联系在一起的综合功能。对文化创作与学术研究而言，地理区域、社会空间里的族群关系、组群关系，以及人的特性、心理等都会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故此，肖云儒的丝路作品显现出极强的地理元素。他在谈到中国西部文化结构时曾经指出，西部具有“多层向心交汇的文化结构”，认为处在中、西部接合部的秦陇文化是中国文化里的混交林带，便采用的是一种自然地理视域下的文化生态阐述方式。他曾讲：“北纬34.5°，朝西安之东看是中国的古城线。西安、洛阳、新郑、安阳、开封，大致都在这一纬度上。朝西安之西看，又正好是丝绸之路联结着的世界古都线。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古波斯文明，大致（当然只是大致）也在这一纬度上。世界四大古都西安、开罗、罗马、雅典，还有伊斯坦布尔，也都大致在这一纬度上。这条纬线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与文明的命脉。”他翻越帕米尔高原之后，在《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二上帕米尔》长文，认为帕米尔是这个星球的地理极点和精神坐标，是欧亚大陆的中心。无疑，他以多部著作表述了自己对世界历史地理的钩沉和丝路现实生活的描摹。

田野考察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它要求学者走出书斋进行实证调研，以观察、分析具体社会生活为起点，通过观察获取知识和体验。肖云儒曾经跑完陕西一百多个县区，基本踏遍中国西部十二省区，活跃跳脱的个性，记者的职业习惯，以及在田野上的丰硕收获，都使他倾心于走出书斋、融入丝路，由此开创出一条融通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学术之路、文旅之路，用丰赡的文字描绘出一道亚欧大通道上不同民族、地域文化汇集而成的悬于天空的霓虹。他在国内外曾做过几百场丝路纪行的讲座，总题目就命名为《地球之虹》。

不言而喻，在丝路行走中，他一方面记述风光、风俗、风情，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中华文明的域外传播。肖云儒在罗马大学讲《长安与罗马的16个共鸣点》，在米兰设计学院讲《中国书法的文化意义》，在波兰和匈牙利讲《中国社会发展两河递进的互惠结构》，在哈萨克斯坦东干族陕甘村讲《民族迁徙与文化坚守》，在乌兹别克斯坦讲《中国西部和中亚地区向心交汇和离心交汇的文化结构》，在伊朗讲《波斯之心与波斯之力》，在印度讲《从佛教的生成和传播谈文化流动的“飞去来”轨迹》，在伦敦、布拉格、布加勒斯特的华侨华人社区讲《蛋黄与蛋清：中华文化的本土生成圈和域外融汇圈》和《黄帝时代的共祖认同文化和融汇创新精神》……

肖云儒还以中国书法传达中国文化、中国情趣、中国意境，将中国书法作品与艺术精髓传播到亚欧各国。众所周知，“中国人发明了纸张尤其是宣纸，发明了笔墨，然后用毛笔蘸着水和墨，将世世代代的文化结晶写在纸上，传诸后人，播扬天下。不是别人，正是中国人，为人类创造了独此一家的水墨美学体系，水墨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一代又一代浸渍我们，陶醉我们，塑造我们，变成我们血管里流淌的血液，胸腔里搏动的心音”。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大地上的宁馨儿，自然与人文的地理元素是人类活动的大舞台，学术讲座和书法演示同样传达中国的文化意趣和民族的审美心理。也因此，肖云儒以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和银钩铁画的中国书法受到诸多国家和人民的欢迎。他与意大利汉学家梅毕娜合著的《中意丝路学者对谈录：地球之虹》，获得了中宣部“向世界介绍中国杰出贡献奖”。“知行合一”在肖云儒身上体现出完美的结合，理论与实践在他身上获得很好的兼容。

始料不及的是，在田野考察中肖云儒还深刻体味到一种沉郁的生命流徙感。他以南方人身份研究中国西部文化艺术，从江西南昌移植到陕西，又从陕西穿越河西走廊进入新疆，走进中亚、欧洲，在八十余年的人生历程中多次空间转移，生命的迁徙滋生出他内心深处的流徙感。这是一种苍凉悲怆之美，一种充满忧郁感的审美精神。他从小失去父亲，在外祖父家成长，多少有一点疏离心态，而大半生远离故土移栽到异地生长，又加剧了这种心灵感触。及至投身西部和丝路行走与写作中，一路向西的人生又使他萌生出学术与地域的流徙感和归宿感。

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地理空间转移过程中，肖云儒的学术生涯由小地域走向大区域，由大区域走向亚欧文明辽阔天地，他的文化创作与学术研究也由文学而文化，又由文化而进入到文明领域。人的一生能拥有这样的经历已很难得，而如果在每一段人生路上、每一个领域都能绽放出生命之花，就更可贵了。因为他的每一段经历都包含于后一段人生的演进之中，在一个地域形成一种情景与思绪，一个地域发现一层又一层深厚的文化，激发出一重又一重情境，从而创建出一个又一个新领域，在行走与书写中孕育出博大而深厚的精神气象，践行了他在现代人文地理视野下“知行合一”的丰富人生。

至此，我们需要探讨肖云儒的思维模式。在我看来，他的思维范式是在对中华文明新的解读中形成的哲思与诗性辩证统一的思维范式。从源流看，世界各民族文化大致可分为中国文化、西欧文化和印度文化三大系统，分别在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致思途径、价值尺度上存在差异。就思维模式论，中华民族是将部分与全体交融互撮的范式，既与西欧人意识到一和多、个体和类的对立，进而追求统一与和谐不同，又与严格种族区分下的印度人在世俗生活中强调的多样和个体文化有差异。中华民族思维模式是由部分辐射整体，以具象寓涵抽象的思维，是哲思与诗性审美相融的范式。肖云儒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他虽没有具体进入到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研究中去，却愿意、也善于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坐标，从纷繁复杂的各类社会与文化、文学现象中提炼出自己的看法和理念。他多次以《中国文化的一、二（两）、三》为题作演讲。所谓“一”，是道家所讲的宇宙混沌状态；
“二（两）”，是对立的两个方面互生互激；
“三”，是在“二”的对立运动中激生出的“三”即新的文化元素或因子，从而推动文化创造与创新。

肖云儒在自己的一些文论里提出“两河”“两区”“两圈”之类概念范畴。他认为，世界古文明大体是由大河文明起源、发展而来，像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恒河、黄河、长江都孕育过世界伟大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是某一个特定人类群体在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孕育的两河文明，曾经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诞生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璀璨夺目。而肖云儒认为，中国也有自己的两河文化，这就是北方黄河文化与南方长江文化，两河空间相距广阔，不似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相距甚近。因此中国的两河文化具有气候、物候和人文的差异，而差异可以产生时空与文化的互补，错位与落差正好产生流动、传递与融合的动力，从而形成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唐之前中华文明主要在黄河流域，周、秦、汉、唐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因子。有宋以降，长江流域逐步从经济上取代北方，在文化上也渐渐成为主干，又返身反哺北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文明起于沿海地区，经由长江流域的辐射，逐渐涵盖内陆腹地。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将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定为国家战略，意味着当代中国再次进入由南方长江流域文化优先发展，而进入到黄河、长江两河文化共奏中华文明复兴乐章的新时代。

“两区”，是指农耕文明区与游牧文明区的互动。肖云儒认为，我国长城之内的农耕区，千百年来形成守土为业的静态生存文明；
而长城以外广阔的荒漠、草原地带则是游牧文明区，是移畜就草的动态生存的文明。中华文明就是在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形态的相互博弈中发展起来的。奔驰在骏马背上的中华和劳作在老牛背后的中华，肩并肩走过了中国的历史长河。农耕文明占据了国之中原，游牧文明处于国之边地。历史上我们长期重视农耕文化，而忽视中国的另一半游牧文化。实际上草原游牧文明在历史进程中一直定期和不定期给中原帝国输血输钙，一次次激活、赋能中华文明。因此，辩证地看待农耕与游牧两个区域文明的对抗与融合，才能全面认识中华文明。

“两路”，指的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并行。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以陆地为核心的地缘秩序思想长期占支配地位，各个文明中心从其腹地的孕育到发展再到扩散，均有向内陆延伸的惯性。历史上的中国实际是将大陆秩序和海洋秩序有效地整合在一起的一个独特文明体。中国的西域边疆、中原腹地、江南沿海是三位互动一体的，所以陆地丝路与海上丝路使我国形成了陆海双向发力发展的趋势。在肖云儒看来，路是沟通“两河”“两区”“两圈”的渠道，当今世界的网路、公路、空路、海路对地球形成一种网状覆盖，通过组合形成了新的发展动力，从而建构起世界文明中少见的动态文化综合体。因此，没有“两路”将游牧与农耕两个区域结合、长江与黄河两大文明沟通的话，中华文明若在各自区域封闭发展，很难形成今天这样统一的中华大文明。

“两圈”，是指中华本土文明与海外华裔文明圈两个圈层。目前世界上有近一亿海外华人，他们是中华文明与当地域外文明融合的先行人群，是中华文化融入世界的特殊形态。肖云儒认为，海外华人汲取了世界性思维，具有与域外交融的开放力，因此中华文明也是在海外中华文明创新圈与本土文化生成圈互相激发、补充下发展而来的。

就以上所分析来看，肖云儒在学术思维中突出“二（两）”，强调两极震荡、对立统一，常常在研究对象对立的两面或两极中思考、掘进。如他在《中国西部文学论》里提出的中国西部精神，就是一组互动互激的“二”：开拓与保守、传统与变革、文明与愚昧、合作与孤独、忧虑与乐观、忧患与超脱、朴拙与机智、内忍与暴烈、人与自然、现实与理想等。他又强调两极两维的碰撞、对峙、错位，也主张互补、“铆合”、转化，因此是辩证统一的思维模式。这是从内在动力结构上看待中国文化、文艺与文明，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另一种独特观察。

在“二”的基础上，肖云儒又展开了“三”的思维，即在“二（两）”的基础上生发出原有平台和结构所不具备的新质——新阶范畴、第三范畴，从而实现创新。如秦之统一六国，重国家统一；
汉之独尊儒术，重文化统一；
唐则超越秦、汉之“一”“二”，在“三”的平台上展现出绝代风华，从而实现了空间的民族和文化的大包容、大融合。中国西部就是在农耕、游牧，中华、域外这些“一”“二”融合基础上的新文化质地“三”。

无疑，创新是一切学术生命力的源泉，学术研究要有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新见解，肖云儒总是在寻找一种形象的、诗性的表达形式。这与他对音乐、文学、书法这些具象艺术的热爱是分不开的。他曾讲，自己的文字生涯最早不是从评论开始，而是从散文开始。最早的散文，是写音乐的，写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他论述自己的观点，常常提炼出具有一定隐喻内涵的具象来，如在《八万里丝路云和月》里，他提炼出“黑袍与玫瑰”“鸽群与弹孔”“骏马与琴”“蔡侯纸与羊皮纸”等经典的文学意象。在《中国西部文学论》里提出人民母题的两个主要形象系列——土地和母亲；
西部美悲剧品质的两个寓象——西风与落日，等等。这种既注重哲学思辨，又凸显形象表达的研究模式，形成了他形象概括鲜活、理论阐述深邃的雅俗共赏的研究、批评风格。古人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许多一流批评家在表述自己的思想时，常常是“大雅大俗”，理象、形象、寓象兼具。因为一切文化成果最终都需要传播共鸣，植入对象心中，才能绵延、传承。

就此而论，肖云儒在他六十年文化创作与学术研究生涯中，经由文学而入文化，又由文化而入文明三个层面，在古代与现代、历史与未来、变与不变中，一步步境界阔大，一层层意境渐深、渐厚。但我始终认为，他的根基还是在文学上。他将文学之根深深地植于时代生活和文化心理之中，故而他的理论文章常常散发出生命的鲜活感和生活的泥土味。肖云儒的文化写作让我想起贯通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莽昆仑，迁徙于当代中国不同地域的胡杨树，一组吸引人的多色调音乐套曲。然而，文学又绝非是他文化创作与学术研究的终点，文学是他学术人生的一个营地，而文化是一座座桥梁，沟通中国西部与东西，连接中华与世界，最终，他走向了文明研究的大天地。这种大天地是陆海文明的双驱动，是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双发展，是一条人类万年的农业文明走向五百年的现代工业文明，再走向勃然兴起的现代生态文明的无尽大道。

注释：

［1］马平川：《“形散神不散”与散文现状》，《画·说云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1页。

［2］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3页。

［3］贾平凹：《长安城肖先生》，《光明日报》2018年11月13日。

［4］雷达：《序“雩山书系”》，《画·说云公》，第25页。

［5］肖云儒：《中国西部文学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页。

［6］雷达：《序“雩山书系”》，第1页。

［7］肖云儒：《八万里丝路云和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6页。

［8］肖云儒：《中国书法的文化意义》，《中国艺术报》2016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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