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动粤港澳人文湾区中外交流互鉴
时间：2023-02-11 23:3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王元林
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在第八章“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在教育、文化、旅游、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打造公共服务优质、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其中第二节“共建人文湾区”，包括：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强调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是迄今为止粤港澳岭南文化的特色与优势。如何理解与实现这一“发展规划”，应该深入研究与稳步落实。
长期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由于地理相近，文脉相通，中西文化在此交汇共存。大湾区所在的珠江口江海交汇处，早期的百越人群在此生活繁衍，中原地区的礼制与国家相关的文化制度逐渐通过岭峤五道：灵渠道（湘漓道）、潇贺道、连江道、武水道、浈水道（梅关道）传播到岭南，岭南民众逐步改变了过去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礼乐教化在此初步推行。中国礼制文化传播的过程，不是单纯的移植，而是一个不断与岭南南越本土文化互相交融、互相涵化、优势互鉴的过程。物质生活的变迁，必然会引起文化质素的变迁。一种文化传入新的区域后，原来的质素自然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中原文化传播到岭南，催生了岭南文化，国家观念与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伦理观等逐渐在岭南民众中被接受并加以发扬光大。从宋代开始，岭南出现了众多忠君报国的义士与名宦，在南宋末期表现尤为突出。明代黄淳编纂的《厓山志》记载众多岭南志士为追求气节，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保卫南宋流亡王朝的行列，极具代表性。由此说明，岭南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质内容与精髓仍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而岭南文化吸取由中原传入的儒、法、道、佛各家思想并进行创新，诞生了明代陈献章、湛若水等儒学大家，开创了明代心学先河。历史上，在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岭南文化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起着重要作用，居于重要地位。
岭南文化以其独有的多元、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等特点，采中原之精粹，纳南海之新风，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对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岭南地近南海，海内外交流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岭南先民在南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开辟了以陶瓷为纽带的“交流圈”“交易圈”，海上丝绸之路把岭南、域外物质都汇聚于此。南海航线，又称南海丝绸之路，起点主要是广州，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东南亚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对外贸易涉及达十数个国家和地区。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使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全长1.4万千米。商船从广州起航，将丝绸、瓷器、茶叶等带往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带去了农耕及手工业技术、造纸术和指南针，搭乘商船来来往往的高僧、科学家、画师、译者更是文化交融的使者。宋元时期，海上贸易发达，技术与市场、原料与商品、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思想与艺术等彼此交流、相互影响，从岭南到东南亚各地和印度沿海，乃至波斯湾和东非各港口，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全球化”的活跃海丝贸易网络。明清时期，大帆船贸易，南海丝路从中国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共同发展。随着葡萄牙殖民者租借澳门，澳门成为明末与清代中外经济、文化会聚地。清代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国与世界贸易、文化交流的唯一窗口，向世界各地传播东方文明。近代，岭南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孕育出以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的一代先进人物。岭南的文学、岭南画派、粤剧等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中国电影最先从岭南传入，岭南教育近代更领教育革命之先。而香港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占据，近代成为中西方文化交融之地。香港市民最普遍娱乐的粤曲，仍是早年普及的大众娱乐，1930年代是粤曲的黄金时代。1950年代之后，香港吸取上海普及文化，加上欧美多年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起，许冠杰等创造的香港口语演绎法，带动了中文歌潮流，对“粤语流行曲”的推行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由此可见，中外文化在此的交流与会聚。
从大湾区的人文发展进程看，大湾区也都不同程度上受域外文化影响，中外文化在此交流会聚，形成以中国传统的岭南文化为主，兼具不同特色的域外文化因素的特色。故今文化交流互鉴，仍然需要从发挥大湾区中西文化长期交会共存等综合优势，促进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合作，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丰富文化交流内容，提高文化交流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上仍然是南中国最具活力的地方，湾区的民众历史上不断交往、交流、交融，文化不断会聚、碰撞、交流、融通。而今天，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领导下，族群一样、语言相通、文脉相同，更呈现出中华传统优秀地域文化之一——岭南文化的不同特色，但其本质的主体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缺少了这一根基，人文湾区就会成为无本之末。
因为澳门、香港兴起较晚，此前长时期都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之一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的优秀文化。这一传统文化是通过历史上不同的文化形态来表示的各种民族文明、风俗、精神的总称。其特征世代相传、民族特色、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儒家、佛家、道家彼此共存共荣，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描述岭南各地文化风俗可以看出，各地文化都差别不大，都是与中华文化为一体的风俗特征。各地州县的书院教育，是以官方推行教化的重要渠道。宋元明时期，以儒家思想学说为主体的理学思想学说流行，陈献章、湛若水等心学在岭南有深刻的影响。陈献章以“自然为宗”“学贵自得”的哲学主张，形成“白沙学派”，西樵山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理学名山”。湛若水、方献夫、霍韬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创建了大科书院、石泉书院、四峰书院、云谷书院四大书院，在此切磋学问、讲学，藏修10多年，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名儒，成为全国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但万变不离其宗，理学是融合佛、儒、道三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其根本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文学、书法、绘画、戏曲等无不受其影响。
清代，广东的书院发展空前，广州书院在数量上据全国之首。学堂书院不仅数量众多，形式齐全，而且分布集中。当时，省级的粤秀书院、越华书院与府级的羊城书院并称“广东三大书院”，县级的西湖书院、禺山书院同样不遑多让，还有肇庆端溪书院等。其后在粤秀山的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等掀起了广东书院的改革风气，广东也一跃而成为全国朴学研究的重地。而广州民间书院（宗族祠）同样发展迅速，鼎盛时期达数百间，在广州的大小马站、流水井一带连成了壮观的书院群。而西樵山有三湖书院（思想家康有为出自此书院）、云溪书院和云瀛书院。传统书院教育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为维护清统治做出了巨大贡献。
鸦片战争后，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容闳等力主变法强国和教育改革，提倡西学，主张兴办学校，培育出一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为辛亥革命积蓄了巨大能量。1864年，清政府在广州创办广州同文馆，是广州最早的一所外语学校。1898年，梁肇敏、邓家仁、陈芝昌等人就在广州西关创立了时敏学堂，开设修身、国文、地理、政治等富有现代标志的课程。随着社会各界“教育兴国”的呼声不断，迫于形势，1901年，清政府颁布了“兴学诏”，要求将各地的书院改为小学堂、中等学堂和高等学堂，推行西式教育，广东广雅书院、越华书院、禺山书院、格致书院等相继改为广东高等学堂、广府中学堂、番禺初级师范学堂、岭南学堂。后来，许多新式学堂的学生都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近代西方的科技、思想与文化随着新式学堂传入中国，对启迪人们思想与丰富岭南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
16世纪中叶以后的岭南文化与澳门文化是相互促进、双向互动的。在西方政治与法制文化的影响下，澳门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与特点，即开放多元，中西合璧。即便如此，澳门文化仍然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岭南文化的特色长期在澳门得到保留和发扬，并占据着主体地位。同时，由于澳门长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桥梁，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宗教艺术、价值观念以及教育制度等，通过澳门传入广东，继而扩散到内地，使岭南文化“得风气之先”又“开风气之先”，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1820年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一家中式诊所，聘请中西医师，以免费医疗服务作为传教的媒介。1827年又增设一家眼科医院。六年以后，又在广州开设一家眼科医院，眼科医生聘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师担当。1839年，美国传教士塞缪尔·布朗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西式学堂。课程设置有汉语、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地理、音乐等，学制三至四年。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容闳曾就读于该校，中国第一位留学英国的大学毕业生、第一代西医黄宽也是马礼逊学堂的高才生。澳门不仅是中国维新运动和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据点和策源地，而且是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窗口和桥梁，而文化精英们在澳门的活动，又大大提升了澳门的文化品格，催化澳门爱国进步文化的成长和发展。澳门与岭南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再次得到体现。总之，中华文化与澳门文化之间，从文化属性角度分析，澳门文化也是以中华文化为分类，同时又有澳门特色。从文化的构成角度看，也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香港从秦代到清代的2000多年中都在中央王朝的管辖下，香港地区越族土著文化受到中原文化很深的影响。1841年英军侵占香港岛时，岛上只有几千名居民。后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又陆续占领九龙半岛和强迫租借新界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多是祖籍东莞、新安等县的本地人和来自岭南各地的移民，他们的文化主要是岭南文化。这些情况表明香港文化的根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香港植根很深，主要是由儒家思想、东方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和道教）和民间风化习俗三方面交错融合而成。而英帝国主义在1841年侵占香港后，除对这一“殖民地”进行军事征服、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外，还通过宗教活动、奴化教育、新闻传媒以至日常生活多种途径，对香港输入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一百多年来，在香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同英国殖民主义文化以及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既互相碰撞、冲击，又互相渗透、融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代香港文化是中西文化和传统与现代文化交融的多元混合体，目前以商业性流行文化为主流，但老百姓的主流文化仍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
粤港澳人文湾区无论是从历史上、地缘上，还是文化上，都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血脉相连，休戚与共。而在文化合作方面，粤港澳三地亦早已建立了一个行之有效的交流合作机制——粤港澳文化合作会议。这一合作机制自香港、澳门回归以后建立并持续至今，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合作机制切实推动了三地在演艺、文化资讯、文博、公共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的合作，真正做到了精诚团结、彼此尊重、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有力地促进了区域文化建设与发展。至2019年6月，粤港澳文化合作会议已经举办了20次，三方就创新合作繁荣大湾区文化分享构思和意见。“一国两制”体现在三地文化交流互通互鉴方面，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不动摇，发挥不同城市文化优势，在文化交流中互通互鉴，扎实做好人文湾区的文章。
在人文湾区粤地，做好九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品牌影响力、辐射力，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岭南文化的特色与精神实质挖掘与展现出来，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历史上广州一直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中心，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一直繁荣的港口所在，所以支持广州在人文湾区中建设岭南文化中心和对外文化交流门户，扩大岭南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而中山市一直是香山文化中心与孙中山先生故里，支持中山市深度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把中山先生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作为统一祖国，联系海外华侨华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江门五邑地区也是中国重要的华侨华人祖籍地，支持江门建设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做好侨刊、侨情、侨乡文化，做好华侨华人文化交流的新融合与互通。
作为人文湾区最具特色的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应成为开展“一国两制”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根据历史发展与特殊时期形成的文化特征，支持澳门发挥东西方多元文化长期交融共存的特色，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中心。鼓励香港发挥中西方文化交流平台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港澳地区，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发挥两地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与“桥头堡”的作用，内联外接，促进内外、中外文化互鉴互通。
2020年底，文化和旅游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加强政策研究和顶层设计的指引。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增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繁荣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加强人文湾区建设，首先要开展各种文化遗产的系统性研究与保护，把大湾区作为一个整体，以文化遗产为抓手，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突破点，在大湾区三地文化遗产普查基础上，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联合实施重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计划，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数字信息共享平台，共同推进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遗工作。
加强人文湾区建设，其次要强化内地和港澳地区青少年爱国教育，加强宪法和基本法、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丰富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文化培育和交流计划，为粤港澳青年在文化和旅游领域创业、就业、实习搭建平台，提供便利。
加强人文湾区建设，还要建立大湾区各地影剧院、博物馆、美术馆、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联盟，推进互相间的数字化共建共享，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群众艺术交流合作，培育群众文艺人才和团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群众文化活动品牌。
粤港澳大湾区将会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从这里了解与感悟中国，读懂中国；
从这里展示当下中国发展的模式，与世界进行文明交流。人文湾区发展愿景是岭南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容，也代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标杆。粤港澳大湾区经过十数年建设，已经具有一定基础，发展前景喜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远期展望至2035年。届时，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多元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
[1]王元林，林杏容：《明代西樵四书院与南海士大夫集团》。《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
[2]李绪柏：《清代广东朴学研究》。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第17-264页，2001。
[3]陆昌萍：《国外汉学概论》。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32页，2017。
[4]黄启臣：《澳门通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第274页，1999。
[5]周毅之：《从香港文化的发展历程看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关系》。《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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