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的公共文化治理研究
时间：2023-02-13 15:55: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王慧莹 田芝健
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质体现，是实现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内在要求，也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特征。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绝对贫困治理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对标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基础仍有待强化。新征程上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就要突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引领，推动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协同均衡发展。要聚焦精神生活困境和公共文化治理挑战优化公共文化治理，更好发挥公共文化的公益性、全民性和价值导向性，为实现民族复兴构建美好精神家园，为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提供精神支撑。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新发展阶段的国情特点和主要任务，决定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成为公共文化治理价值导向的现实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46页。。为新发展阶段以公共文化服务为着力点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2035年远景目标突出了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任务，并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和“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等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内容。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已然成为了新发展阶段公共文化治理的价值导向和目标诉求。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深刻价值意蕴，揭示了其成为公共文化治理价值导向的内在机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多重内涵和多维价值目标，明晰了新发展阶段我国公共文化治理的目标和准则。一方面，从凸显精神生活的“富裕”而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意味着在每个社会成员个体和整个社会完全摆脱“文化贫困”的基础上，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普遍提升；
也意味着在高质量发展中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得到保障，文化获得感和满足感极大增强。另一方面，从凸显精神生活富裕的“共同性”而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意味着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向心力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的意识更强烈；
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文化根基更加坚实，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扎实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更加突出这一价值目标在公共文化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将其融入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中华民族文化谱系、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公共文化建设全过程。既要聚焦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又要强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特征，创新精神生活资源共建共享模式，增强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聚焦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夯实公共文化“精准惠民”基础
一方面，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结构性改革，构建精准度好、实效性高、稳定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治理体系，“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4页。。在城市，运用数字化建设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智慧城市的协同发展，通过科技赋能提升人民对智能化、智慧化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在农村，解决供需不匹配和资源浪费问题，改变“重投资、轻建设”“重投入、轻维护”等粗放型文化产品供给及不精准的公共文化服务，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和效能。另一方面，与新发展阶段的现代化强国目标相适应，优化文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软治理”功能，构建现代化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在城市，强化公共文化的“现代化”特征，探索现代化公共文化治理先行区和典型示范区；
在农村，解决因公共文化服务缺位、错位而存在的封建迷信、落后腐朽文化遗留及“宗教热”等问题，避免因城镇化引发的乡土社会文化“空心化”，用有效文化治理促进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二）聚焦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夯实公共文化“惠及全民”基础
一方面，要以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为目标，构建夯实“全面发展”基础的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扎实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着力点，以促进区域、城乡、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为主线，解决公共文化资源整合与配置不均、公共文化建设与管理不协调、综合服务保障水平差异较大等问题，服务巩固全面小康成果大局，在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中提升人民精神生活质量。另一方面，要在补齐短板、兜住底线中打破“文化贫困陷阱”，构建与精神生活相对贫困治理有效衔接的公共文化治理体系。聚焦公共文化治理突出问题，有效发挥公共文化的思想变革、社会心理重塑功能，摆脱部分群众在贫困文化下自发形成的低志向、政治默然等思维惯性，避免“文化贫困陷阱”衍生的文化歧视与反歧视及文化冲突，激活原生文化内生动能，优化公共精神生活空间，用文化善治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各有各的作用……精神层面的问题要靠增强精神力量来解决。”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84页。新发展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更为全面的治理导向，不仅依靠刚性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等“硬治理”在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中的硬核保障，也有赖于社会文化、精神和价值等“软治理”对夯实人民精神生活基础的柔性支撑。恩格斯曾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深刻揭示了文化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高度一致，扎实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离不开文化的力量驱动与价值支撑。
文化软治理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支撑作用，来源于文化的功能本身。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精神性产物，文化不仅具有精神世界构建和文明传递的作用，还具有规范行为、凝聚社会的作用，文化在其现实性上内在蕴含着治理的功能。从“文化对象论”视角出发，文化是社会治理的对象；
从“文化功能论”视角出发，文化是社会治理的工具；
从“文化目标论”视角出发，文化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文化软治理”既有通过对文化领域的治理从而全面提升我国人民精神文化水平的维度，又有通过发挥文化的结构性功能和力量以实现国家和社会全面治理的维度，也有以文化善治为阶梯进而通向更高水平文明社会的维度。文化治理始终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通过对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问题的治理以更好满足人民精神需要和价值诉求；
通过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资本积累以促进经济发展；
通过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以推进文明交流和文化传承等，能够为扎实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特有的软支撑。
（一）优化公共精神结构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国家精神和民族心理支撑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逐步实现，“意识形态是一个诸种观念和表象的系统，它支配着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3周宪编著：《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凝聚起推动共同富裕的磅礴力量离不开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以强烈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体认为基础，处理好精神生活境域中公共性和意识形态的科学结构关系至关重要。随着社会转型、价值观变迁和信息技术变革多要素叠加对文化领域影响愈加深刻，公共意识形态输送的社会基础在城市和农村被不同程度地削弱，单纯依靠硬制度管理很难达到预期效果。与强制性规范的文化管理不同，文化软治理在保障文化的工具性在文化管理、文化建设和文化创造领域有效发挥的同时，更注重突出文化“铸魂化人”的功能发挥，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形式通过文化的软约束引导、控制和规范社会成员。一是通过对公共文化缺位导致的人民精神世界空虚问题的治理，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保障。二是通过对公共精神生活的极度物化现象的治理，为优化公共文化生态提供保障。三是通过对多元文化背景下人民精神世界迷失问题的治理，为强化文化认同、进行社会价值整合提供保障。通过发挥柔性治理力量，优化国家治理的精神结构，构建意识形态与公共文化生活的良性结构，从而强化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强大国家精神和民族心理的支撑。
（二）型塑公共文化空间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价值认同和文化权益保障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国家宏观政策支持的外部助推力、人民文化参与主体力量驱动的内在源动力，以及良好社会秩序和空间营造的公共文化空间生产力等多方合力推动，“公共文化是一种集体的精神生活，对个体的精神生活有着引领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对社会整合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4黄威：《文化资本与公共文化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公共文化空间作为提供文化服务和进行文化治理所依托的平台，在塑造公共精神、强化群体价值认同和归属意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公共文化空间存在着城乡间公共文化空间发展不均衡、传统向现代文化空间过渡衔接不畅、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制约着文化公共性和服务性功能的发挥，还可能引发深层次社会矛盾。公共文化治理通过对公共文化空间的形塑，更好地发挥文化公共性特质在公共服务中满足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功能。一方面，积极引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公共价值与公共意识，另一方面，更好地满足人们开展文化活动、进行文化交流、维系社会关系、实现自我提升的文化需求。一是对照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目标，统筹城乡公共文化生活均等化。二是通过精准治理城市和农村的公共文化问题，形塑良好的城乡公共文化空间。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公共文化形塑社会价值观念、公众伦理道德与精神世界的功能，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价值认同和文化权益保障。
当前我国人民精神生活尚存在显性和隐性双重困境，一方面，随着社会转型、价值观多元和信息科技变革等因素交错渗透，人的精神生活的内在超越性优势发挥略显不足，出现了精神生活被片面物化和异化且愈发陷入与物质生活脱轨的趋势，并引发了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及社会生活不协调的现实问题，阻滞着人民精神生活水准同物质生活水平同步充实和提高的步伐。另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在文化领域的体现愈加明显，精神生活富足充裕与空虚贫困在不同地区、城乡、群体间同时存在。要加快构建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目标相衔接的公共文化治理长效机制，重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筑牢人民共同富裕的精神维度，成了十分重要又迫切的现实课题。新发展阶段综合考量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存在的多重困境，有效分析应对公共文化治理面临的多重挑战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一）精神生活现代性困境下公共文化治理面临协同效应欠佳的挑战
社会现代化转型与变革带来多元文化交流交融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带来多元文化交锋所产生的价值偏差与心理震荡，人民精神生活面临着与社会生活不协调的交错性困境。主要表现为精神生活的现实性与超越性不统一的矛盾性困境，如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失衡、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冲突，社会成员个体精神生活与社会精神生活不协调，以及精神生活系统内部要素发展的片面性和不协调性的困境。这种交错性的矛盾需要多方协同共治才能有效解决，但鉴于现代性精神生活矛盾的复杂性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国公共文化治理领域仍面临着协同效应欠佳的挑战。一方面，由于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虽有多方治理主体发力但结构相对分散，存在着治理多元主体共同作用下出现的交错性治理难题。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文化治理协同机制的不健全，在引导—参与—合作—协商的治理过程中易出现不同层次治理矛盾，存在“法治、共治、自治、技治”有效链接与实施过程中的可恰性和有效度问题。
（二）精神生活根源性困境下公共文化治理面临内生动力不足的挑战
从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存在价值和精神生活发展的规律出发考量，由于受“以物为依赖”社会发展阶段的局限，精神生活在多元因素影响下面临着片面物化和异化的实践困境。一方面，由于因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失衡，在某些工具理性主义思维和功利主义价值态度推动下，出现了精神文化消费单一、奢侈消费过度、社会责任感淡薄等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因中华文化涵育效应不足及人的主体性不足，出现了精神生活物欲化、精神世界单向化、精神活动病态化、精神信仰危机化等社会问题。公共文化治理领域面临内生动力不足的挑战。一方面，公共文化需求表达的主体参与动力不足，除部分农村地区因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存在不善表达的情况外，尚存在因错误思想倾向影响而出现消极表达的情况，极大降低了通过公共文化反馈与调试机制以精准对接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的效能。另一方面，公共文化主体参与的自主意识和自觉性不高，难以通过有效需求表达解决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错配矛盾，亟待人民参与公共文化治理的主体性回归。
（三）精神生活结构性困境下公共文化治理面临协调性失衡的挑战
当前，由于受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空间结构、文化因素、人口分布等天然性因素，及“国家—市场—社会”组织形态差异性因素影响，我国人民精神生活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困境。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精神生活水平差异性较大，并进一步引发了部分地区、群体出现的精神资本贫穷、精神生活空间失调、精神生活秩序紊乱等社会问题，公共文化治理领域面临着协调性失衡的治理难题。一方面，部分地区“城乡分割”模式导致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场所匮乏、产品单一，公共文化设施和场所重建设轻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不力，公共文化服务缺位、公共文化空间萎缩，极易出现农民精神世界被封建腐朽文化趁虚而入，并造成精神迷失、价值失序等问题，严重影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另一方面，由于治理理论在地区文化治理中被简单移植，造成公共文化治理资源分配不当、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发展不均的问题，部分地区存在公共文化治理成本高但效率低下、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浪费问题，而部分地区则存在治理责任边界模糊且治理空心化，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有效发挥公共文化涵养人民精神生活空间的功能。
（四）精神生活潜发性困境下公共文化治理面临价值整合复杂的挑战
随着科技变革、社会转型、全球化浪潮影响愈加深化，人类生存发展面临新的不确定性挑战，人的精神生活也相应存在着由资本逻辑诱导引发的物化、由信息技术裹挟造成的异化、由世俗文化羁绊带来的俗化等多重潜在隐性困境，主要表现为人的信仰危机、价值错位、心理障碍等问题，严重时会引发人的理想信念的动摇与缺失、社会道德的滑坡与缺位、价值追求的盲目与迷失等社会问题，从而造成社会的不和谐甚至动荡不安。多重潜在精神生活困境的影响使公共文化治理领域面临着价值整合复杂的挑战。一方面，主导文化在多元文化冲击下有被冲淡的风险，如何正确处理人民精神文化多样性与国家主流文化的主导性的关系，成为公共文化治理的关键环节之一。另一方面，基层社会文化的“公共性”面临着逐渐弱化的威胁，群体价值认同的弱化、公共文化空间形塑作用的消解等问题亟待解决。新发展阶段要构建与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效衔接的公共文化治理体系，亟待突出公共文化的价值导向性以实现价值整合。
当前，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还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既有相较物质生活水平而言精神生活水平发展不充分的挑战，也有精神生活水平在城乡间、地区间、群体间发展不平衡的挑战。我国公共文化治理尚存在城乡间、区域间发展不均衡和乡村地区、脱贫地区公共文化供需不足及供需不匹配等现实困境，不仅成为制约乡村振兴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因素，也阻滞着我国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进程。《“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为新发展阶段推动我国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战略指导。聚焦我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公共文化治理难题，要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软治理”与“硬治理”结合起来，在推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优化公共文化软治理理路，为扎实推动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注入不竭动力。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引领公共文化治理的目标方向提供根本保证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引领我国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并朝着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光明前景前进的重要保证，是确保公共文化治理的各项目标任务能够有力有序推进、全面落实到位的重要保证。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优化公共文化治理，要解决当前我国人民精神生活领域不同程度存在的精神生活物化、异化、虚无化问题，并更好促进区域、城乡、群体间精神生活均等化，引导个体精神追求与民族精神追求的协调统一，整体提升人民精神生活质量。要全面统筹协调解决公共文化治理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和系统性问题，突出公共文化作为一种公益性、全民性和价值导向性的文化形态，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我国公共文化事业的全面领导，以确保各方主体在党的领导下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步调一致向前进，形成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强大治理合力。
解决公共文化治理难题以夯实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基础，根本在于要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公共文化治理全过程，发挥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在保障公共文化治理结构优化、公共文化治理能力提升、公共文化治理关系协调方面的保证作用。第一，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强化我国公共文化治理的系统性与协调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要从全局上来看”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46页。。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健全党领导公共文化治理的体制机制，搭建各方力量联结互动平台、厘定各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型构公共文化治理具体过程，更好把党的全面领导这一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文化治理效能。第二，发挥党的领导的凝聚整合优势，构建党的全面领导下有序高效、协调耦合的现代化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化解部门分歧与条块梗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能力，强化公共文化治理在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构建良性文化秩序、满足大众精神需求方面的功能，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程度。第三，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实现党建引领基层公共文化治理效能提升与党的领导制度在基层全面落实的双向互动。将党建引领嵌入基层公共文化治理，把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前置，优化党建引领公共文化治理的政治引领、组织嵌入、政策牵引、平台协商机制，完善精神生活资源的有效保障、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对提高精神生活水平的效能。
（二）突出人民主体地位，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文化治理机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优化公共文化治理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旨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人民日报》，2021年08月18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坚守，是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的经验总结，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需要。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项任务艰巨的“持久战”，人民既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受益主体，也是公共文化治理的参与主体，要打赢这场“持久战”，就要调动发挥人民的主体意识、主体行为和主体力量，逐步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公共文化治理机制，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成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强大动能。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取得重要成就，但仍存在供需错配、区域城乡供给失衡、人民群众参与度不足、满意度不高等问题，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优化公共文化治理，要更加突出“共享”发展理念，关键在于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文化治理机制。一是突出“治理为了人民”的价值立场，着力提高公共文化治理能力和水平。完善党建引领、部门协同、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社会广泛参与、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文化治理机制，克服以往僵化、繁琐、低效和封闭的公共文化管理工作弱点，尊重人民精神创造，更好满足人民精神追求和精神享受的需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质量提升和均衡发展。二是突出“治理依靠人民”的价值取向，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一方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水平，解决部分群体存在的“精神贫困”问题，提升人民追求富足精神生活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采取激励措施以改变人民在文化治理中的旁观和漠视倾向，提升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强化公共文化群众自治的内驱动能。三是突出“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目标，精准对接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创新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快速响应机制，重视公民参与及监督管理过程，构建激发人民参与的多样化文化建设平台，畅通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资源的需求表达渠道和对公共文化治理满意度的评价渠道，提升人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三）强化价值导向性，构建持久健康的公共文化秩序
公共文化因其特有的公共需求导向、核心价值引领、文化秩序构建等功能，在公共文化空间营造、社会文化生态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维护、优秀文化传统传承、基层文化认同强化等方面发挥着深刻而持久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46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会随物质生活的富裕而自发实现，需要正确的舆论引导和价值引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不同程度存在精神生活领域的颓废现象、民众精神世界贫困的问题。我国城市和农村地区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公共文化治理问题，主导文化在多元文化冲击下有被冲淡的风险，且基层社会文化的“公共性”面临着被弱化的威胁。新发展阶段要构建与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效衔接的公共文化治理体系，要突出公共文化的价值导向性。
一是聚焦社会价值观整合，强化基层文化认同。马克思曾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深刻诠释了文化价值失范是引发社会无序的根源这一实际。从整体客观条件来看，我国民族众多、经济状况不一、风俗传统有别，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着城乡和地区间差异，且公共文化治理样态多样化。要更好地整合社会价值，增强民族凝聚力，就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导向相适应，构建具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功能的公共治理体系。要借助于公共文化治理的有效途径，通过向公众提供体现国家主导文化意志、具有正确价值导向的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主导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二是聚焦文化治理困境，构建健康的文化秩序。对于乡村地区存在的因公共文化服务错位、缺位而出现的人民精神世界空虚、落后腐朽封建残余根深蒂固等问题，要更好发挥公共文化治理在充实人民精神世界、培育正确价值观、构建健康文化秩序中的作用，避免不区分地一味迎合所有文化需求，对农村中存在的思想糟粕、封建传统等进行移除革新，抵御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势力对农村地区人民观念的不良影响。同时，有效利用乡贤文化、乡土情等元素塑造农村健康文化氛围，通过有效的精神文化内容供给，帮助人们构建美好精神家园、充实人们的价值世界、引导形成人民高尚的理想追求，涵养良好的文化生态。
（四）健全协同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文化治理格局
提升公共文化治理效能的关键在于形成切实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多元力量协同的公共文化治理格局。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来看，更好发挥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确能在提升治理效能中发挥作用，如英国为代表的“分权化”模式，政府通过“臂距”原则对公共文化进行间接管理，避免了因政府直接干预而导致的机制固化和对自治力量的限制，有效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以美国为代表的“民间主导”模式，以最少的干预换取最大的社会活力，多中心分散型治理更利于调动和吸取社会资金强化资源保障，从而形成公共文化场域中的治理合力。西方国家的文化供给模式虽有一定借鉴价值但并不完全适用我国，“分权化”模式由于文化管理权限的分散在实践操作中易出现偏差。“民间主导”模式对于治理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要求较高存在一定的治理难度。我国需依据新发展阶段实际，在公共文化职责配置、文化组织培育、公共文化服务市场化与社会化等方面下功夫，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治理体系。
一是要健全政府主导、多元社会力量协同互助的公共文化治理参与机制。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治理还存在着公共文化供给的竞争主体相对缺乏、供给模式相对单一的情况，立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更高水平且多样化特征，要有效挖掘民间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利用市场机制，鼓励更多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并增强有效服务供给，引导社会组织发挥服务功能，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市场协同推进的公共文化协同治理机制，实现多元发展动力的有效组合和良性互动。二是要健全文化治理与文化产业发展协同机制。针对我国公共文化建设领域公共文化服务效率低、效益不可持续等问题，要聚焦治理效益增长的可持续，探索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治理协调发展机制，促进供给人民丰富精神生活产品的生产力转化。三是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我国公共文化建设较为强调政府及文化事业单位的主导性，为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奠定了必要基础，但也滋生了一些地方“只输入而不培育”“送文化而不种文化”等问题，要进一步激发民众自身的公共文化参与度，提升群众参与公共文化事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文化治理格局。
（五）坚持系统推进，协调推动城乡与区域公共文化一体化建设
协调夯实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基础，是彰显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也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页。任何仅有物质生活丰富而精神世界空虚、或仅有部分人民实现精神生活丰富而整体上精神生活贫富悬殊的现实，都会严重制约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相较于物质上贫富差距拉大可能产生的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和经济发展阻滞等社会影响，精神上贫富不均可能产生的影响更为深刻且持久，易产生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发酵等不良影响，甚至导致文化软实力的耗散衰退。
要从国家文化安全高度进一步统筹考量公共文化领域矛盾的破解对策。坚持系统思维，既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公共文化治理和相对贫困治理，实现人民物质和精神财富协调丰富；
也要突出文化治理重点，协调推进城乡、区域的公共文化一体化建设，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一是聚焦公共文化治理的高质量，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全面提高我国公共文化治理水平是前提和基础，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新变化，整体上提升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夯实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基础，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总体提升和发展的可持续；
二是强化公共文化治理的公共性，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由于脱贫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起点低、基础差、存在供需失衡的治理困境，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总体不高，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在持续扩大。极易成为脱贫地区人民返贫的诱因和发展不平衡问题扩大化的影响因素。要以精准治理为要义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上下功夫，将公共文化治理与贫困治理、乡村振兴结合起来，补齐农村地区和脱贫地区短板，增进发展的均衡性和公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