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政府引导作用研究——以成都49,中网络舆情事件为例*

李佳怡 齐 巍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北京市 100070

新媒体时代下，以网络为代表的各类新兴信息传播媒介飞速发展，表现出传播承载海量化、传播信息碎片化、传播环境虚拟化的特征，使网络成为广大公众反映社会问题和反馈公众诉求的重要渠道，网络舆情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面对突发的重大公共事件，如何因势利导，提高新形势下政府对网络舆情信息的疏导与控制能力，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及时准确地掌握社会舆情动态，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既有利于引导危机事件快速化解，也是新形势下加强网络安全治理的重要方面。

本文选取近期突发的典型公共舆情事件进行深度分析，从政府的网络舆情治理主体视角出发，回溯网络舆情产生及传播的原因，总结导致负面舆情传播的关键因素，为政府加强网络舆情治理积累经验。

在中国知网(CNKI)中以“政府网络舆论治理”核心词检索核心期刊文献，形成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方面。

冯兰萍、严雪、程铁军(2021 年)借助SPSO 算法刻画了主流情绪对负面情绪的引导能力模型。

甄珍(2010 年)从政府视角出发，提出政府舆论导向机制主要应该包括舆论预警、媒体运用及调控、舆论监督三个方面。

吴洋(2019 年)提出由突发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演变可分为潜伏期、爆发期、蔓延期、衰退期四个阶段。

孙宝云、张臻、刘崇瑞(2020)提出成功应对网络舆情事件要包含所涉事件的核心信息必须完整准确、应对态度既要诚恳又要勇于担当、问责当事人要依法合规、处理结果应尽快公布并一步到位四个关键要素。

张省、周燕(2021 年)指出政府公信力对网络舆情传播具有重要作用，认为舆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是政府最佳介入时机，社交媒体的管控工作是舆情治理的关键。

陈志军、张泗考(2021 年)通过对舆情事件文献的类属分析，提出舆情事件中的政府政治传播策略应注重价值、事实、姿态和管道。

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舆情治理的政府主体引导作用、舆情引导方式和舆情回应姿态上，更多关注的是政府如何应对和解决负面舆情产生的舆论危害，对于如何把握政府介入网络舆情引导的最佳时机、如何发挥好利用好新媒体在舆情治理中的引导优势以及运用何种手段能够使舆情后续影响趋良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成都49 中网络舆情事件是一起常见的典型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

2021 年5 月9 日18 时40 分左右，成都49 中发生一起学生坠楼事件。2021 年5 月10 日6 时35 分，死者母亲通过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发声，在对事件经过的讲述中提到:其子所在学校在处理事件时“将全部家长拒之门外无可奉告”“想看监控不给看”“警告所有同学三缄其口”等问题，其中关键疑点引发网友大量转发关注，并迅速形成舆论焦点。

依据大数据分析平台知微事见统计数据(见下图1)，本次舆论事件持续时间为4 天14 小时，事件持续期间平均传播速度为52 条/时，峰值传播速度为1730 条/时，所产生的事件影响力指数高于94%的社会类事件，引发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

先后有76 家重要媒体跟进事件的相关报道，央级媒体参与度达到7.2%，高于35%的社会类事件。

本次事件影响力大、参与范围广，初始报道后，由于当地相关部门缺少舆情预判经验，在网络媒体聚焦下，事件引发了次生舆情，事件中的疑点被公众放大质疑，后续舆情风波一波三折，最终还是通过官方权威媒体的详尽报道还原了事件真相，回应了公众疑问，平息了舆情风波。在同一网络舆情事件的处置上，政府部门前后的引导策略和引导效果呈现两极差异，因此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分析价值。

图1 成都49 中坠楼事件全局媒体参与情况和影响力指数统计图

本次事件的网络舆论大致经历了舆情原生期、政府第一轮干预期、政府第二轮干预期三个阶段:

图2 成都49 中坠楼事件全局平台舆论传播量统计图

1.1 舆情原生期:各抒己见，公众观点碎片化呈现

这一时期，相关部门、官方媒体尚未介入事件舆论，传播以民间舆论场为主导，部分自媒体、意见领袖的转发评论使得事件知悉范围逐渐扩大，民众通过微博、QQ 空间、知乎等社交平台，转载现有事件截图，各抒己见，此时的公众态度各异，对事件看法众说纷纭，信息呈现碎片化传播。

这一阶段是舆情的原生时期，从5 月10 日18 时40 分首条微博发布后至5 月11 日凌晨3时的8 小时内，产生了第一轮舆情小高峰，并于5 月11 日凌晨1 点到达本轮顶峰，峰值传播速度为786 条/时。

初步分析相关微博评论区，可将公众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所持的基本反应分为三类:从众旁观类、妄言揣测类、专业理性类。

大部分公众着眼事件本身，从死者母亲立场出发，对坠楼同学及家属表示同情，对该微博中所提到的学校做法提出质疑，并要求有关部门作出回应；
部分网民在无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对事件直接加以揣测或地域攻击，这类观点下伴随有大量争论；
部分具有法律领域专业知识的人群仍持有理性态度，对公众做出相关法定程序的解释和科普，呼吁群众保持理性，同时对死者母亲表示慰问。分析可见，这一阶段，事件传播效力逐渐扩大但依旧有限，公众大多处于观望态度，对官方部门予以的权威答复抱以较高期待。

1.2 政府第一轮干预期:危机环生，官方发布遭遇强烈质疑

2021 年5 月11 日凌晨4 时至5 月11 日早11 时，本次坠楼事件迎来第二轮舆论浪潮，并在5 月11 日早8 时到达舆情顶峰，峰值前的四个小时为网络舆情增长速率最快的时段，其中峰值传播速度达1730 条/时。

2021 年5 月11 日凌晨3 时54 分，区教育局通过微博官方账号发布坠亡情况通报。

5 月11 日早，林母再次发布微博表示对通报不认同。

一时间，公众哗然，虽然官媒对教育局所发布答复予以转载，但由于通报内容本身语焉不详、避重就轻，并未正面回应公众先前对监控、校方态度、遗体处理的质疑，明显不足以使公众信服。

这一时期，公众对相关部门的期待和收到的回应落差巨大，舆情热度升级，官方报道下方评论区所呈现的质疑情绪强烈，并逐渐拓展至对当地教育、公安等相关部门的批评、攻击与揣测，评论区舆论动向呈现“一边倒”态势。

随后数小时，相关部门对事件持续展开调查，以人民日报、央视网、新华社为代表的官方主流媒体多次跟进发布调查情况，第一时间转载官方出具的调查报告，并成为公众获取事件最新进展、了解官方处理进度的主要和权威渠道。

面对评论区的公众质疑，部分主流媒体收集整理了公众最期望得到有关部门正面回应的一系列问题，并在随后发表评论文章，代表公众向相关部门提出疑问，展现了权威媒体的社会关注，要求相关部门尽快公布相关情况。

在这一阶段，虽然有关部门对舆情做出了直接回应，但由于回应方式的有待商榷，使得这场舆情危机不减反增，并影响到随后公众对警方报道的信任度。

在5 月11 日19 时43 分警方发布的最新通报下，当地公安部门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大量公众对处置过程、处理结果提出质疑，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公布证据，继续回应关于监控的诸多疑点，可见在舆情的拖延和迅速发酵中，官方回应的公信力受到了严重影响。

1.3 政府第二轮干预期:转危为安，舆论引导成效渐显

随着有关部门对案件展开深入调查，本次网络舆情在到达最高峰值约8 小时后，迎来第三轮小峰值，本轮峰值传播速度为1121 条/时(见图3)。

2021 年5 月13 日早，在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跟进发布最新调查结论后，公众舆论逐渐趋于平息。

在本次回应中，教育主管部门、公安部门针对“坠亡是如何发生的? 关键监控有无缺失?”等一系列公众高度关心的问题一一作出答复，并列出详细时间线、监控证据。至此，公众疑惑得到正面解答、诉求得到正面回应，在相关报道下方，先前质疑的声音渐弱。

在这一阶段中，公众对官方回应的满意度较高，对调查结果持接受态度，对谣言的传播表现出反对和厌恶，对事件当事人的心理问题表示密切关注，同时指出相关部门所作所为的不足之处，认为当地第一份官方通报存在避重就轻且语气生硬的问题，指出了当地学校、教育局、公安局舆情应对能力的不足。

随后，5 月13 日9 时13 分，人民日报再度发布评论《人民日报评成都学生坠亡事件:追问真相，不能让情绪代替理性》，通过评论文章反思本次舆情事件中体现的诸多问题，使本次舆情事件的后续影响逐渐消散，引导公众舆论向公正客观理性推进。

至此，社交媒体上公众广泛关注的成都49 中坠楼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逐渐平息。

图3 成都49 中坠楼事件热度峰值前后24 小时热度变换情况统计图

本次事件作为一起非刑事案件，却产生了较大的舆论影响力，甚至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处置公正度的质疑，在恶意媒体的报道下，甚至出现了大量的网络谣言，幸而在官方权威媒体的介入下，相关部门及时补救，以权威媒体发布事件真相、补充证据细节，获得了公众对官方处置结果的认同与理解，平息了网络舆情，避免了可能产生的恶性后果。

在还原本次舆情事件发展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出现象级网络舆情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方面:

2.1 智能网络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极大加速了信息的生发与传播

随着新媒体时代、5G 时代的到来，智能网络技术迅速发展，通讯工具不断升级，网络平台凭借其即时性和高度互联性，使得个体间信息的传播方式由传统模式转变向即时交互式。

各类社交平台联结成为密集的熟人网络，各类观念、想法得以在瞬息间完成传播，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观点的输出者和意见的表达者。

第48 次《中国互联网络统计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 年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 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6%，我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 7.60 亿， 占网民整体的75.2%。

微信、抖音、微博等即时通信、短视频、新闻平台类APP 成为公众获取消息的快捷平台，民众足不出户便得以了解千里外事态的发展，借助移动网络便可以获取海量的自媒体信息，信息的发生与传播速度得到历史性的提升。因此，公共事件及相关舆论在公众范围内的传播所需时间大大缩短，舆论高峰期的到达时间相较于传统的传播媒介明显提前，舆论影响力峰值高度相较于传统的传播媒介明显提高。

2.2 社会公众与公共部门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了网络舆情的不可控性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公众舆情呈现出以下特征:其一，公众舆论表现出朴素强烈的正义感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感，对社会事件中的弱势方表现出较强同理心且易忽略对现象真实度的考证。

其二，公众的情绪具有易传播性、易被调动性，从众心理助力了各类观点与评论的传播，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的观点，容易造成跟风、带节奏的现象。

其三，部分民众缺乏科学传播素养和法律素养，对谣言缺乏辨别能力，偏信于各类未经考证的小道消息、匿名信息，对于官媒等主流媒体发布的权威报道缺乏信任，充满质疑。

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公众与政府间信息的不对称性。

在各类公共事件的调查过程中，受保密需求、相关制度等因素所限，官方与民众间信息的不对称现象难以避免，公共部门相对于民众往往掌握着更多的原始信息。

私语化、碎片化的叙事和评论方式让传播者还没有等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权威发布，在对事件真相来不及清楚了解的情况下，就基于个体的粗浅认知生发出对事件的再解读、再发散，导致信息不全、不准，与突发事件真相本身有很大的差距。

官方作为各类事件的第一接触方，掌握着最具时效性、准确性的材料，同时，自媒体时代下的公众渴望更加便捷的诉求表达方式和回应方式。

公众难以即时获取到预期信息导致了两方面后果:一方面，对信息的渴求为民间舆论场创造了传播空间，促使了各类观点和非官方认证消息的传播；
另一方面，官民间信息获取时间差的存在使得民众对政府相关部门给予权威可靠的回复报以较高的期待值，一旦官方给予的回应不足以回应群众期待，将会导致舆论进一步爆发、升级，直至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

2.3 自媒体的报道偏向影响信息传递和公众理解

在本次舆情事件中，自媒体的信息传播强烈引导舆情走向。

事件中，当事人母亲对事件疑点的叙述方式、微博意见领袖的引导、大量富有感染性讽刺漫画的出现、有关部门出具的不清晰不完善的情况通报，都对公众质疑的产生、公众情绪的发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部分自媒体缺乏社会责任感，唯利是图，以获取流量博取受众眼球为目的，忽视对信息真实性和来源可靠性的考察，助长了各类不实、误导类信息的传播；
部分带有强烈情绪偏向的报道煽动公众负面情绪，误导公众，促使公众偏听偏信，为有关部门舆情引导和事件真相的调查造成阻碍，导致官方渠道所发布的信息备受质疑。

与之相对的是权威主流媒体在网络舆情事件中发挥出了正向引导的积极作用。

作为政府喉舌，以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网、光明报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及时跟进、获取第一手权威报道资料，梳理民意、集中发声，在事件中后期顺利发挥出应有的积极引导作用。

这恰恰说明了在新媒体时代，权威主流媒体不仅仅是公众同政府相关部门间信息沟通的桥梁，更应肩负起确保公众能够及时获取权威信息的重要责任，权威媒体是公众意见发声的代表，更是广泛而真实民意的集中体现。

2.4 相关职能部门在舆情应急方面经验不足尚存瑕疵

一起普通的非刑事案件，却掀起网络舆情风波，事件所在地的基层部门在处理事件和应对网络舆情中呈现出了不及时、不完善、无章法、无经验等问题。

本次事件自当事人家属首次发声，在26 小时后达到舆情关注度顶峰，期间出现两次网络舆情波峰，峰值传播速度达1730 条/时。

官方首次回应距舆论初显间隔为21 小时，官方首次回应发布者成华区教育局与公安机关沟通不足，且通报具体内容措辞生硬、语焉不详，未直面舆论关注点作出回应，导致公众负面和质疑情绪暴涨，体现了有关部门对重大突发事件舆情监测工作敏感度的欠缺、舆情疏导工作预案预演的不足、应急处理能力的短缺。

事件善后过程中，当地教育部门、公安部门处置手段被动、粗疏、生硬，使官方公布的信息“还原度”远低于外界期待，公众的关切与诉求在被报以最高期待的首次官方答复中未得到详实充分的正面回应，导致后续调查报告的权威性、说服力随之受损。

同时公众对官方通报的质疑情绪，进一步形成了网络谣言的传播空间，最终导致本应具有公信力的官方通报评论区充斥谣言、质疑与否定，甚至出现了匿名负面言论在未经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得到大量的转发和支持的反常现象。

诚然当前地方政府部门在对网络舆情的重视程度、网络舆情的回应姿态以及畅通网络舆情回应渠道等方面相较多年前已有明显进步，但结合上述案例可见，其在事件处置、网络舆情研判、网络舆论引导等关键环节上尚存瑕疵，有待改进，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3.1 公共部门网络舆情应对理念尚待升级，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引导能力有待提高

长期以来，政府是公民社会事务的管理者，也是面向大众的公共服务提供者，面对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舆情，部分基层领导干部仍存在着“摆平”思想，简单地将网络舆情视作“消减”的对象，将网络舆情与政府治理相对立，将网络舆情视作执政的障碍而非公民反映问题的途径，在网络舆情爆发时，往往陷于被动应对的不利局面。

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舆论事件，相关部门虽然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封、删、堵”处理模式，但依旧存在回应刻板生硬、简单粗暴、缺失人文关怀等问题，面对公众质疑，难以及时准确地把握主要矛盾核心，并对公众诉求予以正面回应，导致舆情疏导效果薄弱，甚而因无效的处置手段引发新一次的舆情发酵，产生次生舆情。

这些都暴露出基层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思维的欠缺，网络舆情处置和舆情引导能力尚待进一步提高。

3.2 缺少对重大突发事件舆情的预警预演

舆情监管部门在突发舆情事件的预警预演环节尚存欠缺，缺乏短期内的突发状况网络舆情应对经验。

面对网络平台中海量的碎片化信息，有关部门现有的监测、研判、回应机制仍缺少严密性和科学性，未能对舆情实时状况做出准确的风险评估，回应实效参差不齐，部分回应存在仓促和措辞不当的问题。

致使公众认为官方回应避重就轻、逃避问题，导致事件进一步发酵升级，为各类谣言和恶意揣测留出了生存空间。

舆论初生期预警研判的滞后，所采取引导措施的不及时、不适当、不到位为后续舆情的管控造成了更多阻碍，消耗公众信任，造成了官民间出现“信任鸿沟”。

3.3 缺乏有公信力的权威媒体迅速反应及时澄清谣言

新闻媒体作为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公众平台，是政府意见的喉舌，更是畅达民意、沟通官民的重要桥梁。

自媒体时代，网民在接触信息时往往更注重情绪宣泄，忽视对新闻真实性的理性思考；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致使网民在浏览网络平台时求新求异，关注结论而弱化对信息获取渠道严谨性的思考。

而公众媒体数量多、形式杂、质量良莠不齐，部分平台仅立足流量而忽视对信息来源可靠性的考察，夸大事实以博人眼球的“标题党”横行，助长了不实和噱头信息的传播，有关部门对这类媒体的监管能力尚有较大提升空间。主流媒体具有组织体量大、内容质量高、覆盖面广、品牌性强、影响力大等特点，在近期公共事件中，以人民日报、央视网、新华社等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体现出了较好的舆论疏导效果，但目前各类新兴社交媒体中意见领袖所能发挥出的积极的舆情引导作用依旧有限，部分意见领袖不理性、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为舆情疏导产生了负作用。

4.1 转变网络舆情应对引导姿态，把握网络信息传播规律

当前出现的一些互联网舆情问题，往往同社会实体问题相联系，如果重视不到位、敏感性不强、引导处置不力，小事情也可能形成舆情风暴，小案件也可能引发较大的社会影响。

政府应善于把握网络舆情传播规律，依据舆情在不同阶段的传播特征，构建系统化的舆情监测、研判、预警机制和舆论引导机制。

舆情潜伏期，信息影响力有限，消极成分占比较少，此时应及时发挥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的作用，强化运用各类网络舆情大数据平台，完善舆情数据的搜集、整理、报送等流程，对互联网的海量信息实现实时化监测，分等级更新；
在舆情高涨期，应迅速准确把握主要矛盾，抓住本质问题，及时开展研判、应对，尽量降低负面影响。

一方面，应建立起对公众的敬畏意识、服务意识，尽快回应公众诉求，直面公众关切，避免一味追求自身稳妥省事，实事求是，敢于发声，以对公众矛盾核心的化解为目标，且应注意措辞适当，切忌语焉不详、避重就轻、生硬粗疏；
另一方面，应同时发挥政府强大的干预能力，遏制谣言，借助权威平台及时辟谣，消除公众恐慌、疑虑。

在舆情消退期，应注重教育引导，重构民众与政府间信任，及时反思，修复形象，同时对本次舆情引导效果开展评估，分析优劣，吸取教训，推动舆情预警机制的完善。

4.2 掌握网络舆情应对关键要素，提高舆情回应实际效果

针对舆情回应的具体内容，应把握三个关键要素:其一，重视回应核心信息的完整准确。

对于涉及是与否、有与无、真与假的根本性问题，做到立足事实、坚定立场、亮明态度；
对于事件真相的还原，力求逻辑清晰、证据充分、时间线详实；
对于处理结果的发表，做到承责明晰、依据充分。其二，合理运用语言技巧。

拟定回应通报时，应仔细斟酌措辞是否合情合理，回应内容应围绕舆论关注的焦点、热点和关键问题，实事求是、言之有据、有的放矢，避免自说自话，力求表达准确、亲切、自然。

其三，注重回应效率，早回应，决根本。

相关负责人应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精准定位主要矛盾；
善于把握对舆论的介入引导时机，尽早回应，分析公众心理及公众关切。

其四，官方通报尽可能一步到位，力求完整、清晰、具体，挤压谣言产生的空间，同时，客观透明的官方通报也有利于政府部门的发言获得公众的支持与信任。

4.3 充分利用新兴媒体优势，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发挥媒体纾怨功能

击碎谣言最好的武器，是公开透明；
化解舆论质疑的最优选择，是靠事实说话。

新媒体时代，公共部门面对由公众的“结论焦虑”扩散形成的“信服焦虑”，迫切需要回应手段、回应信息的充分升级，成都49 中事件后期，多家主流权威媒体联合事件相关教育、公安部门、家属、目击者等相关人士，列出事件相关采访、监控画面、时间线等证据，有效缓解了公众焦虑。

政府要在网络舆论引导工作中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有机融合，协调社会各方力量，充分发挥好权威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和舆论干预力。

转变希望媒体减少报道当地负面社会新闻、急于压制事件热度的思维，给予主流媒体充分全面的配合，同步动作、互通资源，鼓励主流机构媒体去报道热点、追问情况，回应公众质疑，最终实现弥合认识撕裂、纾解社会怨气的目标。

一方面，权威主流媒体在舆论爆发期，应利用好自身强大的媒体资源优势，在互联网舆论主战场上，主动发布权威信息、公开回应舆论关注、及时披露更多事实，以更加快速、权威、有效的方式解决官民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挤压谣言滋生的空间，畅通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渠道。

在事件热度消退期，及时发挥主流媒体价值观引导作用，发表相关评论文章，唤醒公众理性情绪，引发公众反思，例如人民日报在本次事件真相大白后发布评论《追问真相，不能让情绪代替理性》、《每个人都是网络环境的“责任人”》，引发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另一方面，微信、微博等主流新兴社交媒体应强化信息发布平台责任，加强内容管理与舆论引导，加强对平台自媒体发布内容的监督与审核，拥护和支持政府的舆论监督管理，确保发布的新闻、信息、咨询等内容能够补充和配合政府的正向舆论。

新兴媒体的良性发展不仅需要流量支撑，更需要坚持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因此，主流媒体应考虑借力新兴媒体的公众关注优势，提升报道质量和报道深度，把网络中零散化、碎片化的信息合理整合，树立新兴媒体报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在网络舆情爆发时占据先机，做好公众的事件披露和舆情引导。

4.4 加强对公众科学传播素养的培育，提升公众对网络谣言和负面舆情的鉴别能力

新媒体时代，信息获取渠道的多元化和海量信息的复杂性为公众获取真实信息带来了诸多干扰因素。

在重大舆情事件的传播中，往往可见谣言不绝于形，表现出受众范围广、传播速度快、负面影响大、溯源难度大的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 年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

因此，政府应重视互联网对民众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的重要影响，注重通过做好舆情工作增强公众科学传播素养的培育，积极开展教育、引导、宣传活动，倡导公众承担起坚持理性、击破谣言、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的责任，引导公民在热心追求事件真相、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保持客观冷静理性，给予真相水落石出的时间，避免用情绪代替理性，不加甄别地对网络信息偏听偏信。

新媒体时代下，智能网络技术迅速发展，信息传播速度增快、范围增广、影响力增大已成为既定趋势，网络舆论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直接反映。

亨斯顿曾提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的过程却滋生着混乱”。

现代政府网络舆论治理能力的提升绝非一蹴而就，不仅需要政府妥善开展网络舆情引导，把握网络传播规律，充分发挥新兴媒体作用，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延伸教育引导，培育公众科学传播素养，更需要政府部门在第一时间从根本上解决好引发舆情的事件本身，唯有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每个普通公民在网络舆情问题上发挥好自身的积极作用，方可孕育出清朗正气的网络舆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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