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约山黄氏徽商与《一统路程图记》研究

冯剑辉

（黄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徽商黄汴所纂《一统路程图记》刊刻于明隆庆四年（1570年），是一部重要的明代商书，被广泛地运用于明代社会多方面的研究。傅衣凌在20世纪60年代曾运用《一统路程图记》探讨明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这是涉及该书最早的学术研究。其后，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对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八种明代商书进行了初步梳理和研究，认为《一统路程图记》是明代的商业指南[2]。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中国学者对该书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以杨正泰的研究成果最多，贡献最大。杨正泰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撰文称赞《一统路程图记》为“现存最早的商旅交通指南”[3]，对该书进行了点校整理①，并从地理学、气象学、地图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探讨了《一统路程图记》等商书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指出商书作为明代的交通指南、经商必读和商用百科全书，应予重视[4]。此外，陈学文、李琳琦、王振忠、张海英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该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②。至于运用该书资料从事各类学术研究的成果则不胜枚举。凡此皆说明了《一统路程图记》重要的研究价值。

但是当前的研究中仍然遗留了若干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尤其是对黄汴本人的研究相当薄弱。黄汴的出身来历、生活时代、生平事迹和商业经营等方面一直没有多少成果问世，相应地，《一统路程图记》的著述背景也难以厘清。这种状况无疑有碍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造成此种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文献不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有《一统路程图记》的一个刊本，称“明黄汴撰。汴，不知何许人。”③寺田隆信为了解黄汴的生平事迹，曾经核对过多种传记资料，称“黄汴之名未见于《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和《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传记引稿》”[2]283，没有取得任何收获。国内学者也长期受困于此。显然，新的研究既需要不断挖掘新资料，也需要在既有资料的解读上取得进展。近年来发现了黄汴家族的谱牒，并对黄汴故乡进行了实地调查，通过各种资料的综合运用，可以对黄汴的家世与经营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从而厘清《一统路程图记》的著述背景，进一步推动对该书的研究。

（一）前人关于黄汴族属的研究

学界对黄汴的了解，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非常有限的。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明隆庆刻本《一统路程图记》中有黄汴自序，卷端题有“新安休宁约山黄汴纂”，可知黄汴是明代南直隶徽州府休宁县约山人④，这为后人探寻黄汴提供了重要线索。

明代徽州多种地方史志中有关于约山黄氏的记载，但未曾提及黄汴。嘉靖年间成书的《新安名族志》中收录有约山黄彦斌家族，并有一段300多字的简介[5]，崇祯年间成书的《休宁名族志》中对该家族的记载更为丰富[6]，记载约山黄氏人物共94个，其中并无黄汴。由于徽州同地同姓不同宗的家族不少，因此不能肯定黄汴就是黄彦斌家族的成员，这使得学界对黄汴族属难以轻易推测。

近年来，随着黄汴家族谱牒的发现，黄汴与黄彦斌家族的联系得以确定。2005年，杨正泰先生在实地考察时发现了当地村民保存的一份光绪年间的家谱世系抄本，得知黄汴确系黄彦斌家族成员，从而确定了黄汴的族属来源[7]。近来又发现了黄汴家族的明代刻本谱牒，找到了该家族更为具体而详细的记载。

（二）约山黄氏：匠籍出身的“戚畹世家”

据谱牒记录，约山黄氏历史悠久。该族远宗江夏黄氏，以东晋初年新安太守黄积为始迁祖。南宋建炎年间，黄积三十一世孙黄敬迁居休宁芝山，其五世孙黄寿一在元末曾任鄱阳教谕，富有财产，在约山等地广置山庄田园，命其三子观仁、显仁、义仁各自为居。黄义仁（1307—1398年）就是黄氏徙居约山的始迁祖⑤。

约山黄氏在明初曾遭受沉重打击，又神奇地因祸得福。黄义仁兄弟官宦出身，又相当富有，成为明太祖惩治豪强政策的牺牲品，在洪武初年“奉例各充弓匠”⑥，被打入匠籍。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84岁高龄的黄义仁及其兄显仁被迫携全家赴南京服役，后来都死在南京，他们的儿子黄崇寿、黄观保接替其父继续服役。黄观保之子遭人告发逃避服役，被发往甘肃充军，死在路上，其孙被迫替父充军，最后死在甘州。十余年间，黄氏家族连遭横祸，处境艰困。永乐十年（1412年）九月，明成祖在南京为后宫选取秀女，黄崇寿之女黄金娣入选，成为太子（即明仁宗朱高炽）的宫女，黄家的命运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

黄金娣（1396—1425年）是约山黄氏成为“戚畹世家”的关键人物。她被选取入宫之后，黄崇寿全家脱离匠籍，“优免全家差役，着落锦衣卫镇抚司带管女户，给帖付照，回还原籍”⑦。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明仁宗登基后，册封黄金娣为充妃。黄崇寿遂以外戚身份被迎进北京，由明仁宗亲笔改名为黄彦斌，“除授神策卫世袭指挥佥事”⑦，全家由此飞黄腾达。当年五月二十九日，明仁宗暴卒，黄金娣于六月初十自缢殉葬，死前“乞恩赐父母，以全禄爵，太后怜其哀切，准其奏启”⑧。黄金娣死于明初残酷的后宫殉葬，个人命运是悲剧性的，但她的家人在此后确实获得了朝廷的优待。七月初二，明宣宗追谥黄金娣为“庄靖”⑨，配享明仁宗庙。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黄彦斌加封明威将军。正统元年（1436年）四月，黄彦斌因年老获准回原籍新安卫任职。黄彦斌有7个儿子，长子黄琮以锦衣卫世袭百户继续在北京任职，其余6个儿子随父回到休宁约山。

约山黄氏在成化年间频繁与皇室联姻，成为名副其实的“戚畹世家”。黄琮有黄昱、黄晟、黄杲三子，长女嫁给锦衣卫指挥韩俊，次女嫁给兵部尚书、靖远伯王骥之子王珩。成化二年（1466年）四月，黄琮外孙王增被选为明英宗第二女嘉善长公主驸马[8]。成化三年（1467年）十月，黄昱长女被册封为明英宗第五子秀王朱见澍的王妃[8]2245-2245。成化十三年（1477年），黄昱次女被册封为明英宗第九子徽王朱见沛的王妃[8]3105。成化十三年七月，黄晟之子黄镛被选为明英宗第八女嘉祥长公主驸马[8]1468。约山黄氏与其他高官联姻的记录也不少，如黄杲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伏羌伯毛锐、南宁伯毛文，黄镛的女儿嫁给新宁伯谭佑之子。

约山黄氏的多次联姻，尤其是与皇室的联姻，大大提高了自身的地位。程敏政称其“一门贵盛，甲于一时”⑩。刘机更称赞约山黄氏：“一门之作嫔皇家，连姻玉牒，禄有千钟，爵登五位，簪笏蝉联，子孙缔衍，虽戚里勋旧之或过。”⑪约山黄氏多次“作嫔皇家”，对此颇为自豪，所修谱牒扉页即赫然钤有“戚畹世家”的阳文红色印章。

（三）黄汴的生平

约山黄氏谱牒对黄汴有明确的记载。嘉靖刻本宗谱的记载为：

汴，字子京，号望诰，鍪公长子。⑥

据该谱，黄汴属于黄彦斌三子黄琳的后裔，其世系传承为：彦斌→琳→宗盛→鍪→汴。

光绪年间抄本家谱对黄汴及其子孙有更多的记载：

四十二世 汴，字子京，娶汪氏，生二子，应东、应祯；
继娶生一子，应朱。

四十三世 应东，字启明，娶吴氏，生子时然。应桢，字启文，生子时熙。应朱。

四十四世 时然，字华阳，苏州娶室。时熙。⑫

不过两种家谱中都没有记录黄汴详细的生卒年，这可能是因为嘉靖谱由黄彦斌二子黄琼的后裔纂修，所记事迹以黄琮、黄琼二支为主体，对黄彦斌其他五子支派的记载都非常简略，基本不记生卒年，也没有收入这五支的文献资料。后世续修时⑬，也只收录了黄汴后人的简况。迄今为止，没有发现黄汴或其后人的传记资料。不过《一统路程图记》中有一篇撰于隆庆四年的黄汴自序，为探寻黄汴生活的时代提供了线索。该序称：

汴弱冠随父兄自洪都至长沙，览洞庭之胜，泛大江，溯淮、扬，薄戾燕都。是年，河冰彻底，乃就陆行，自兖至徐，归心迫切，前路渺茫，苦于询问，乃惕然兴感，恐天下之人如余之厄于岐路者多也。后侨居吴会，与二京十三省暨边方商贾贸易，得程图数家，于是穷其闻见，考其异同，反复校勘，积二十七年始成帙。[7]199

依此可知，黄汴弱冠时有意撰写一部路程图类的著作，用时27年始成，则他编纂《一统路程图记》时年龄当在47岁左右。由此追溯，他应该出生在嘉靖初年。另外，晚明苏州文学家王世贞在文征明画作《补天如狮子林卷》题跋中，提到了黄汴曾收购过该画：

文待诏征仲重貌其胜，而书彝启之，作系而归之主僧超然者。超然没，归竹堂僧福懋不能守，归之歙人黄汴，几若落异域矣。汴殁，幸而归之昆山周凤。[9]

晚明七子派文人常用歙人泛指徽州人，此处提及歙人黄汴应该就是客居苏州的约山黄汴。王世贞卒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其时黄汴应该早已去世。综合而言，黄汴当生于嘉靖初年，殁于万历初期，即主要生活于嘉靖、隆庆和万历初年。这是依目前文献所能作的一个粗略的推测。

综合文献记载可知，黄汴是黄彦斌的玄孙，与庄靖充妃、秀王妃、徽王妃和驸马黄镛皆未出五服。黄汴出身于这样一个“戚畹世家”的大家族中，这种家族背景对了解约山黄氏徽商和黄汴本人的商业经营，是非常重要的。

（一）经商

约山黄氏由黄彦斌七子繁衍而成，其后裔人口增长很快，治生是一大问题。依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宗谱统计，黄彦斌孙辈有18人，曾孙辈38人，黄汴所属玄孙辈有78人，而来孙辈则有118人。由于来孙为修谱者孙辈，仍在持续增长中，实际人数会远超谱中所载。如此众多的宗族成员，真正有官爵功名的并不多，单靠俸禄无以为生。该族占有的土地也不多。嘉靖宗谱的主修者黄铨是当时的族长，其正妻蒋氏没有生育，他将一个孙子交给蒋氏抚养，以为倚靠，拨付的土地只有十亩而已，可见其并非依靠土地收租的大地主。戚畹世家的身份也决定了黄氏不会躬耕垅亩，或授徒为业，因此他们主要是靠经商为生。

黄彦斌七子虽无经商的记载，但其孙辈经商已有明确记载。如黄琼之子黄景“为贾而因物低昂，随时开闭，不滥恶相欺，不诡饰求售，而得处旅之道”⑦，是一位娴熟于经营之道的商人。黄景不但自己经商，还提携族中子弟外出经营。

公尤谦退，自处以齐民。尝叹曰：“民有四，商其一也。”乃措伦厚资，命厥弟智、昌、升、谨、顺、政辈，挟诸子侄商于宁国等处，货殖日倍。⑦

此种举族从商的情形，正如明末休宁人金声云：

邑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10]

黄景不仅携族经商，而且在族人遇到官员刁难时挺身而出。

歙有岩寺镇，有税务，其官倚巨家势，凌勒商人，公之弟顺亦见侮。公白其奸状于当道，案行本府周公政处，黜其官而罢其务，商人相应曰：“此约山黄氏之功也！”⑦

在此次事件中，黄景通过疏通上级官府，成功地将地方税务官“黜其官而罢其务”。他能做到这点，“戚畹世家”的身份应该是重要原因。

约山黄氏的商业经营地域广阔，略举数例：黄铨，“商隐于南昌”⑦；
黄钊，“同兄商新昌”⑥；
黄洁，“初从父客新昌，及壮，盐商两淮”⑥；
黄沾，“与兄洁、润继承父志，从淮经营，助置成家”⑥；
黄深，“十四岁从父商游吴楚”⑥；
黄潮，“自幼从三峰程先生游学，至十九岁，不利，弃学，从兄深商袁州”⑥。

显然，约山黄氏的主要经营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黄汴成长在这样一个徽商家族中，从青年时代开始就随父兄辈外出经营。自序中提及他曾遍游南北，最终选择以苏州为经营据点，这与同辈族人“商游吴楚”是一致的，同时也有他个人的考虑。黄汴曾分析苏州商业优势云：

苏州聚货段疋外，难以尽述，凡人一身、诸行日用物件，从其所欲皆有。水多，诸港有船，二文能搭廿里程，一人可代十人劳。御史朱寔昌，瑞州府人，嘉靖七年（1528年）奏定门摊客货不税，苏、松、常、镇四府皆然，于是商贾益聚于苏州，而杭州次之。[7]265-268

黄汴认为苏州各类货物齐聚，水陆交通便利，税负亦较轻，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选择苏州作为自己的坐贾营商之地。这样的选择，说明他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敏锐的经营眼光，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商人。

（二）以盐业为大宗，依靠官府权力为庇护

明代徽商经营以盐业为大宗，所谓“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⑭。约山黄氏家族文献中很少提及具体的经营行业，唯一提到的只有盐业，即前引黄洁“盐商两淮”。黄洁的弟弟黄沾“与兄洁、润继承父志，从淮经营”，可见他们实际上都是在两淮经营的盐商。明代盐业以两淮为最，约山黄氏积极从事淮盐经营是很自然的。

约山黄氏的盐业经营显然利用了“戚畹世家”的政治影响力。明代盐业由官府垄断，盐法实行开中制，召商输粟边塞，以换取盐引，然后支领淮盐贩卖，明代前期徽州盐商传记中因此出现了大量的“输粟济边”“输粟赈边”一类的记载。这个过程中，举凡输粟、报中、领引、支盐等几乎所有的环节都要经由官府允许，政治权力的影响无处不在，盐商通常需要官场靠山为保障。明代的皇亲国戚，本来就有盐业经营的特权。秀王朱见澍成化六年（1470年）之藩汝宁府，明宪宗依例“赐秀王食盐岁一百引，两淮运司支给”[8]1593。徽王朱见沛成化十七年（1481年）之藩钧州府，明宪宗“赐徽王见沛两淮存积盐二千引”[8]3529。徽王此后多次要求增加淮盐引数。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孝宗“增给徽王见沛两淮盐岁七百引，从王请也”[11]。秀王与徽王都是黄昱的女婿，黄昱本人随徽王迁居钧州，几个儿子也在徽王府任职，利用王府特权为族人从事盐业提供便利不过是举手之劳。黄昱的弟弟黄杲也因此“输粟助边”[6]190，参与盐业。黄镃、黄钢、黄钊等族人皆有“输粟”的记录，说明他们也参与了盐业经营。

约山黄氏倚势行盐，是明代盐业经营中典型的势豪占中。势豪占中是明代盐业经营中的突出现象。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给户部的敕令云：

朝廷令人易纳马草，关中盐粮，本期资国便民。比闻各场纳草之人多系官豪势要，及该管内外官贪图重利，令子侄家人伴当假托军民出名承纳。……又各处所中盐粮亦系官豪势要之家占中居多。……此皆尔等不能体国利人、徇情受嘱之故。……官豪势要及该管官员之家不许仍前承纳，与民争利，违者听御史举劾。[12]

明英宗在敕令中痛斥势豪占中、户部徇情受托，要求彻查改正，但并没有真正采取什么切实的措施，势豪占中实际上日益严重。各地藩王由于极为特殊的身份，无疑是占中的势豪中最为雄豪的一支。嘉靖年间，休宁临溪商人吴宗浩为经营盐业，以重金攀附寿王李祐榰，方获成功。

寿国王……召见便殿，握手如平生欢。寻为入粟助边，拜迪功郎。……治盐筴维扬，……一时祭酒拥以为重。⑮

可见，徽州盐商交通藩王，图谋盐利，是常见的现象。约山黄氏本属“戚畹世家”，非普通商贾可比，在当时风气下，依官势而营盐业，实属正常。在黄汴生活的时代，约山黄氏联姻的皇亲国戚虽然已经不在人世，但族人仍利用各种关系持续交接各地藩王。黄汴同辈的族人中，黄法为徽王府良医，黄江为益王府引礼，黄海为益王府良医，黄洁为楚王府良医正，黄沾为辽王府良医正⑥，他们在官场仍有保护伞。

黄汴是约山黄氏徽商的一员，他的商业经营活动在父兄辈的基础上开展，因此在《一统路程图记》中留下了大量与盐业经营有关的记载。

关于西北盐业：

盐马在腹内，灵州大小二盐池，西和、漳县二盐井，召商纳马支盐，上马一百引，中马八十引，以备各边骑征。[7]226

关于仪征盐业：

仪真闸通上江运船，五坝过客货须临大江，昼夜无盗，盐商时聚，……贼有盐徒，晚不可行，船户不良，宜慎。[7]245

长江交易，仪真盐行大而有时。[7]264

关于扬州盐业：

小安丰至蒙胧五十里，盐徒卖私盐为由，实为强盗，谨慎。[7]247

关于海州盐业：

云梯关有军防海，鱼客因省船费而由此道。鱼船水手，即爬儿手、包撑盐徒也，……盐徒捉客，许以米赎。[7]247

右路晚亦可行，盐徒甚恶，……淮北守支盐商，聚于板浦、新坝二场。[7]252

南京上新河：

盐船泊此候掣，柴炭至此抽分，木商至此再抽。[7]264

从这些记载来看，黄汴对盐业经营的各种门道，包括盐业产地、官府法规、交易环节以至各类依盐为生的江湖规矩都非常了解，甚至对那些在两淮盐业中打家劫舍的“盐徒”的内情也相当熟悉。

（三）“贾而好儒”，重视文化教育

徽商素有“贾而好儒”之风，约山黄氏能够在商业经营中取得成功，除了“戚畹世家”的身份和举族经营的方式外，与该族重视文化教育也是分不开的。黄彦斌在南归之初就兴建约山书室作为族中子弟的教育之所：

彦斌君既归故乡，以遗子嬴金不如教之一经，乃构室如楹以诲其孙及族之孙、里之俊隽者。成国公朱公勇大书“约山书室”以表之。……室成，不侈不陋，规制井然，中藏五经子史、古今书法名画。清衿济济，篝灯煌煌，吾伊之声昕夕靡间，盖将使人成就其德业，润泽其文章，绍述其家声于无穷也。⑦

到了明代中期，除了约山书室之外，族中商宦还建有两所书院：

南峰书院在祠墓西北大塘塝上西边，黄铨造。

阳山书院在阳山下，隔约山一里许，黄法造。⑯

徽州在宋代以后兴建了不少书院，作为民间的教育机关，像约山黄氏这样一个家族建有两个书院的还是很少见的。由于“戚畹世家”的特殊身份，约山黄氏不需要像其他徽州宗族那样必须通过科举功名才能进入仕途，因此谱牒中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记载，但是该族长期保持了重诗书、兴教育的传统。

黄汴是约山黄氏重视文化教育传统的受益者，是一位有较高文化水准的商人。他的著作文笔通顺，叙述流畅，各类经营经验、游览经历信手拈来，后人阅读时有身临其境之感。他收购过文征明的画作，颇具儒商风度。黄汴在父兄辈的提携下进入商场，通过家族网络从事商业经营。在亲身实践的基础上，黄汴参考了大量舆地志书，创作出《一统路程图记》这部存世最早的完整商书。约山黄氏几代人的经营经验，加上黄汴本人的经营才干和文化水准，使《一统路程图记》成为明代徽州商书的杰出代表。

（一）总结了明代主要的经商路线，提供了路程指南

《一统路程图记》卷一、卷二为南北二京至十三省行省的路线，卷三为各行省布政司所在地（省会）至所属各府路线，卷四为北部边境地区的交通路线，卷五、卷六为其他江北水陆路线，卷七、卷八为其他江南水陆路线。每条路线中详细罗列沿途驿站和里程，如书中的第一条交通路线是北京至南京的陆路，列出沿途的39个驿站名称和所属的府、州、县，两个驿站之间的里程数也悉数标出。全书以南北二京及各布政司之间为主干道，以布政司与各府间为干道，辅之以较重要的商道，实有水陆交通路线143条。

对一些重要商业交通路线，黄汴常常会在其后加上若干评论，如陕西至四川栈道路线后云：

陕西栈道，自凤县四百二十里至褒城县，乔木夹道，有虎豹，无盗，皆大山，缘坡岭行，有缺处，以木续之，成道如桥，即栈道也，非若剑阁悬崖峭壁之险。一路有店舍，岩穴亦可宿，亦有带釜而炊者，种火以待来人。至褒城县地始平。[7]211

此段评论，对这条路线沿途难易情况、注意事项都有详细的交代。在目前存世的商书中，如此详列路线和路引，《一统路程图记》是年代最早的一部。

（二）对各地物产和工商业发展情形有所记录

《一统路程图记》以记录交通路线为主体，同时也记录了一些重要的经济物产，除了前述盐业之外，尚有：江西樟树镇，“聚南北药”[7]208；
湖北唐县，“出马铃”[7]211；
湖北蕲水，“产龟、蛇，竹、艾并佳”[7]292；
贵州水西，“水银、朱砂产于施溪、黄道二司”[7]218；
云南金齿，“产宝石”[7]223；
四川苍溪县，“产黄丝”[7]224；
河南郏县，“产硫黄”[7]248。

黄汴在书中，对一些重要工商业市镇也有所记录，除前述苏州和南京上新河之外，还有：

芜湖泊船虽入港，江口怕风，此港深急，行步宜慎，门摊不税。江通巴蜀、云贵、湖南、江西、两广，南北商人交易于此，有聚无产，牙行诚实，利心轻。[7]264

瓜洲小闸通江水，不通船，坝过下江运船，南北客货，牙行诚实。[7]264

南翔地高，河曲水少，船不宜大，过客无风、盗之念，铺家有白日路来强盗之防。地产香芋、黄鸡，并佳。[7]268

乌泥泾。纺棉纱脚车，始自本处一老妇。[7]268

上述记录中的芜湖、瓜洲、南翔，都是当时江南地区重要的工商市镇，而乌泥泾棉纱纺织的记载，则是黄道婆传说在明代民间流传的见证。

（三）突出实用性，注重为徽商服务

《一统路程图记》是一部以日常应用为宗旨的著作。黄汴的写作宗旨是为了后人不再“苦于询问”“厄于岐路”，因此全书没有任何虚无飘渺的高论，完全围绕解决经商中的“岐路”展开。所述路程、特产和工商市镇记录都具有实用性，此外书中对各地牙行、税务情形也有不少记录，这些也都是经商必用的。

黄汴久历江湖，也饱经风霜，因此对各地的治安情形特别关心。书中记录了不少各地响马、盗贼的具体情况，如记鄱阳湖贼情形为：

自湖口至于康郎山，盗贼不时而有，江中强盗得财便休，惟此湖贼凶贪无厌，杀人常事。……瑞河口、象牙潭、老虎口贼出早晚。[7]271

《一统路程图记》所记各地盗贼共18处、响马4处。有些治安不稳的地方也予以提醒，如瓜洲至武当山沿途，有8处注有“去”字，后文称“有‘去’字之处，不可宿”[7]253。黄汴如此详细记录各地治安，当然是为了商人防身用，这也是该书实用性的体现。

黄汴是徽商，对徽州通往各地的路线特别关注。卷七、卷八记载江南水陆路线63条，其中以徽州府（即歙县）为起点或终点的有7条，以休宁为起点或终点的有7条，以婺源为起点或终点的2条，以黟县、祁门为起点或终点的各1条，剔除重复，徽州各地水陆路线有15条，占了1/5。关于这一点，杨正泰先生早已指出，黄汴“特别重视汇集自己贸易范围和家乡附近的路引”[7]9。

黄汴记录徽州水路运输情形云：

祁门至严州，风、盗绝无，滩高船固，船户甚劳。严州纤夫亦苦，涉水不分冬夏，所得无分文赌沽之费，惟应户差薪米而已，客商每与以假银，岂空中无鬼神耶！[7]273

这段关于客商欺诈的记载，很像出于亲身经历。黄汴痛斥那些欺诈之徒，对沿途的船户、纤夫则深表同情。这实际上是黄汴作为一位徽商桑梓之情的体现。

约山黄氏是明代徽州显赫的“戚畹世家”，依靠贵戚势力经营商业，非普通商贾可比。黄汴是约山黄氏徽商的成员，他依靠家族网络从事商业经营，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参考了大量舆地志书，加上自身的经验，创作出《一统路程图记》，该书也是约山黄氏几代人辛勤经营的见证。《一统路程图记》内容丰富，文笔流畅，问世之后大受欢迎，不仅以各种名称被重新翻刻，而且对其后明清商书中关于水陆路程的记叙有着深远的影响，有些商书中的路程几乎完全照抄《一统路程图记》。直至清末铁路、轮船兴起之后，中国商业交通的路线才发生质的变化。因此，《一统路程图记》从其诞生的16世纪晚期至19世纪晚期约300年的时间里，对民间商业经营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当之无愧的明代商书的代表作。

注释：

①杨正泰对该书的整理点校成果包括：《天下水陆路程 天下路程图引 客商一览迷醒》，杨正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明代驿站考（附：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杨正泰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明代驿站考（附：寰宇通衢、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增订本，杨正泰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②相关研究成果参见陈学文著《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
吴晓萍、李琳琦著《徽商的途程观念》，《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
王振忠著《新安江流域交通、商业与社会的综合性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研究》第3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张海英著《明清水陆行程书的影响与传承》，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5期，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③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二，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刻本。

④由于当代行政区域的调整，约山今属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新潭镇。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开发，黄氏家族所在的下约山村，其村民已集体迁至新潭镇竹林村安置，原村落被彻底平整，建成了两个商品房小区，古代文献中提及的村中建筑与古迹已不复存在。

⑤黄显仁等编《休邑黄氏思本图》，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刻本。

⑥黄铨纂修《新安休宁约山黄氏开国宗谱》卷二，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

⑪黄铨纂修《新安休宁约山黄氏开国宗谱》卷九，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

⑫黄天衔修《休宁县钥山戚里黄氏世传家谱》，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抄本。

⑬实地考察得知，约山黄氏在万历年间曾续修过谱牒，但没能保存下来。

⑭谢肇淛著《五杂俎》卷四，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刻本。

⑮吴可学撰《临溪吴氏本枝墓谱》，明万历刻本。

⑯黄铨纂修《新安休宁约山黄氏开国宗谱》卷六，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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