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矛盾与出路：大变局下人类命运同体对全球治理的历史性超越
时间：2023-02-17 23:20: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李亚琪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纪，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化转型，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崛起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向全人类提出了变革固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时代议题，“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1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60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条件下，客观审视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时代困境及其内在缺陷，洞悉隐匿于资本逻辑全球化与新帝国主义国家霸权治理的“共谋”关系背后全球治理困局的深层矛盾本质，全面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对破解全球治理困局的时代价值，将为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中调整变革、创新发展现行全球治理规则，建构21世纪更公正、合理、有序的全球治理体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历史实践奠定重要基础。
伴随资本全球化发展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原本承载着人类试图克服资本逻辑全球扩张可能带来的多方面风险以实现世界整体发展的理想目标，但在现实层面却呈现为由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和主导的全球化资本利益体系。全球治理在面对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发展失衡、气候环境变化、重大传染病危机等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上的失效现状，使国际秩序与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着治理主体越位与缺位，治理规则与机制滞后，共同性治理价值理念缺失的时代困境。
（一）治理主体的越位与缺位
全球治理是受国际性制度、规范、框架约束，通过协商合作使多元行为体参与到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健康等问题的治理，并以此维护全球共同利益和秩序的复杂体系，在此复杂体系内部，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是实现治理效能的前提。表面上看，民族国家、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其他超国家、跨国家、次国家行为体等都拥有平等参与全球性问题治理的合法权利，但实际上，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仍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单边治理”，治理主体越位、缺位问题突出。
治理主体的“越位”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多元行为体的主体地位和治理权力的僭越。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全球治理，一方面突破了原有民族国家主导的治理现状，同时又使全球治理体系在治理范围和治理效能上得以拓展和深化。“行为体的多元化是全球治理的根本特征，多元行为体的多层治理互动构成了一种相互联结的、整体性的全球治理体系。”1蔡拓等主编：《全球治理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4页。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全球性事务包含着人类关于形成更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美好愿景，但在现代治理体系历史变迁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把持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以及拥有的充足资金和科技优势，谋求统治、控制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及其他治理主体，以迫使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处于服从和受制状态，多元行为体的治理权力并未得到根本重视，这种局面进一步限制了多元治理主体权力的发挥。
治理主体的“缺位”包含两方面：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应担负的复杂国际性问题处理的责任回避、义务逃避现象；
二是受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影响，非西方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协商处理国际性事务的话语权缺失现状。在世界秩序变革调整期，全球治理体系中大国发挥着重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大国地位决定着他们必须承担与其地位相匹配的责任和义务。但随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新民粹主义崛起，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进一步促使西方“逆全球化”思潮向全球蔓延，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经济贸易制裁、军事战争援助、政治舆论操纵等非法手段巩固和扩大自身利益，无视大国责任担当和义务履行。与资本主义国家责任义务逃避相关，非西方国家、团体等多元行为体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内并未被纳入到合理的制度结构中，它们的主体性地位和治理权威也并未得到有效保障。就处理重要国际性事务而言，多元行为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治理”模式，“全球治理体系虽然赋予每个参与主体公平‘发声’的权利，但掌握最终话语权的却只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性重构》，载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治理主体的“缺位”，不仅是对全球治理多元行为体组成的复合结构的背离，更是对全球治理体系追求的平等民主理念的否弃。
（二）治理规则与机制滞后
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演进与转型客观上要求现有全球治理规则、机制作出相应改变。“全球治理，是一种规则的治理，全球性规则是治理过程的权威来源，规则的制定与施行是各国及不同组织共同参与的结果。”3陈家刚主编：《全球治理：概念与理论》，中央编译岀版社2017年版，总序第3页。全球治理理想目标的实现需要借助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管理机制，正式或非正式地发挥有效的协调和组织作用。就制度规范与运作机制而言，“全球治理可设想为包括通过控制、追求目标以产生跨国影响的各级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系统，甚至包括被卷入更加相互依赖的急剧增加的世界网络中的大量规则系统”4J.N.Rosenau, E.O.Czempiel,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29.。合理高效的全球治理规则是保证全球治理体系稳固运作的制度前提，它不仅包括多元行为体通力协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具体规范、措施，同时还需在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基础上，充分尊重保障多元主体协商全球事务的合法权益，从而增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公众支持度。
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与治理的制度设计、机制创新密切相关，新型全球治理体制应具备可调整、可持续的时代特征。面对21世纪以来的全球问题，欧美资本主义大国囿于资本利益，“仍然强势地掌控着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定权、变更权和解释权，仍然凭借自身的权力意志和利益考量来主导全球治理的‘游戏规则’”1殷文贵：《批判与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及其变革转向》，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兴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发言权和话语权远未被高度重视和有力保障。全球治理体系包括的国际组织及多边国际机制的重要目的，是发展一整套应对全球挑战和跨国问题的新型合作机制，力求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与此理想目标相背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选择了无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冷漠态度，始终以全球治理规则、机制的权威裁定者自居。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多个国际机制，尽管包含着大部分国家，但均在大国操控下成为大国谋求霸权地位的治理工具，无法在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秩序内部发挥实质性作用。尤其是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幕后推手美国以落后于时代的军事结盟等集体安全制度为幌子，谋求战争红利，任意切割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经济联系，无视俄罗斯合理的安全关切。美国政府利用霸权治理体制对俄罗斯与欧洲资本利润的疯狂攫取，其深层目的是借此加深世界各国对美国治下全球金融体系的依赖，巩固美国经济霸主地位。显然，现有全球治理规则设计与机制运作明显滞后于全球治理权力结构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中多元主体间的治理权力与地位差异，将直接影响治理规则机制的效能，降低多元主体变革现存全球性治理规则、机制的共同意愿，致使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改革陷入困境。
（三）共同性治理价值理念的缺失
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依赖多元主体在异质性全球秩序内部形成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全球治理的价值，就是国际社会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也是得到各个国家普遍认同的追求，也就是全人类都接受的价值，例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责任、合作、透明、廉洁等。”2陈家刚主编：《全球治理：概念与理论》，中央编译岀版社2017年版，第8页。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具有塑造合理性的治理思维与规范合法化的治理行为的重要作用。与显性的治理主体、客体、治理体制不同，全球治理所依据的价值理念是内在于治理各显性要素背后的共同价值遵循。在21世纪全球治理框架中，欧美大国依靠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强势控制着国际事务治理的核心环节，全球治理诉求的自由、平等、民主、协商等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理念成为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全球扩张与意识形态深层渗透的工具性价值理念，新兴民族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多样价值需求并未得到重视。
迈入数字资本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形成了更隐蔽高效的西方普世价值理念输出方式。“美国一面宣称它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权保护与民主事业，一面置人类的基本权利与需要于不顾，其所作所为表现出对民主的极度藐视，这种藐视在历史上无人可比。”3[美]诺姆·乔姆斯基：《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张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美国政府的直接干预和国务院的支持在世界各地扩大了美国数字平台的影响力，以数字平台为技术中介，美式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占领了全球范围内绝大部分人的“精神阵地”，资本主义宣扬的价值理念因此成为更具普遍性的意识形态，这里的“普遍性”是抹杀新兴国家、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异质性”的抽象“普遍性”，它所蕴含的普遍性价值理念本身带有强烈的社会制度优越感和价值观偏执，由此衍生的全球治理规则和机制必然成为欧美国家操控世界秩序、维护西方大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霸权工具。我们知道，共同性价值理念是与价值主体联系在一起的，不同文明形态的民族国家由于其文化传统、生存境遇的现实条件不同，相应拥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诉求。有效推进全球治理变革既要求遵循人类的共同价值，又要求尊重各国的文化传统和多样性需求，但受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理念影响的全球治理体系，贯彻的始终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范式，多元主体间的关系成为一种“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从此出发根本不可能形成各行为体相互承认且遵守的共同性价值理念，甚至还会加深不同民族国家、国际组织等主体间的不信任感，威胁全球安全秩序。
全球治理体系呈现出的治理主体越位与缺位，治理规则和机制滞后，共同性治理价值理念缺失的时代困境，不仅是表面呈现出的“现象”问题，更是隐藏在全球性问题背后资本逻辑全球化与新帝国主义国家霸权治理相互作用的深层“矛盾”问题。资本逻辑全球化是理解全球治理体系时代变迁与内在本质的逻辑前提，在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动态结构内部，新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治理进一步构成了维护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巩固全球治理统治逻辑的重要物质依托，二者相互联系、互相影响，最终导致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层矛盾，全球性问题在资本逻辑经济强制与新帝国主义国家霸权政治强制的双重操纵下愈加复杂。
（一）资本逻辑全球化：操控全球治理体系的决定性统治力量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全球数字经济增长，资本逻辑的扩张已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一方面，资本逻辑全球化进程表现为资本不断克服自身增殖时空界限、突破民族国家限制，在跨国资本运动中追求高额利润的历史性活动。资本在世界市场中通过“资本支配社会劳动”的总体性生产结构占有剩余价值与获取巨额利润，世界范围内日益形成了适配于资本扩张的劳动分工体系与国际交换制度，民族国家的发展逐步融入到资本逻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另一方面，由资本逻辑规定的全球化历史运动在消解传统社会僵化落后的生产方式基础上，还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载体将西方文明向全球传播，资本主义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念随之被积极宣扬。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但“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在一切地点使生产方式从属于自己，使它们受资本的统治”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以建立世界市场为全球化的现实基础，资本逻辑不断生产出了“资本对劳动与全球化社会”的权力支配关系。在全球资本主义权力支配体系内部，资本逻辑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统摄世界范围内差异性文明形态的野心昭然若揭，“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
HOG(梯度方向直方图)+SVM(支持向量机)的目标识别由法国研究人员Dalal提出,主要思想是使用HOG对目标进行特征提取,利用线性SVM分类器对目标进行分类从而实现目标检测[7]。本文使用OpenCV2.4.9库中现成的HOG+SVM行人检测函数对目标进行检测,目标检测方法的步骤为:对输入图像进行颜色空间标准化;计算像素梯度,计算得到的梯度结果统计在梯度方向直方图上;对重叠块中的对比度进行归一化,生成特征向量;使用SVM分类器对生成的特征向量进行训练,其流程图如图2所示。
资本逻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运动使资本在追求无止境自我增殖、扩张的过程中进一步确证了资本逻辑对于全球治理体系的支配地位。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资本绝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最为强大的、总体化的、结构性的、社会新陈代谢的控制体系和控制方式”3白刚：《回到〈资本论〉：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资本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同一性统治力量，它力争通过资本增殖逻辑与权力统治逻辑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建构，主宰世界秩序，这势必会使全球治理成为遵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符合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全球扩张诉求的西方治理。资本逻辑作为全球治理的“中枢”意味着资本主义条件的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是要在资本权力统治下实现资本增殖最大化，进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西方价值理念强势输出到世界各地，全球治理体系因此变成了服膺于资本逻辑权力统治并且“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的治理手段。
（二）新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治理：强化固有全球治理体系的物质依托
从抽象意义上讲，全球治理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由资本逻辑的总体性统治力量导致的，但在更具体的现实层面，新帝国主义国家通过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手段隐秘操控世界秩序，进一步加深了全球治理权力体系表象背后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实际利益冲突与治理权力对抗。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民族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开始广泛参与国际性事务。由于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跨国资本运动和世界市场迫切需要将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投入到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国家从以往通过战争掠夺实现资本收益的暴力手段转向了利用全球治理机制、规则等合法化方式，主导全球秩序并保障资本逻辑扩张，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也因此发展成为新帝国主义国家，新帝国主义国家凭借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市场关系里的经济霸权地位设置了一系列表面上符合全球秩序良序发展的治理规则与机制。但正如国际关系学者安德鲁·赫里尔所指出的，在全球化趋势中，“国家持续地发挥着作用，并不意味着个别国家或者一些国家作为一个集体，就能够或者将能够创造出对于提供有效和正当的经济治理而言是必要的有效机制”5[英]安德鲁·赫里尔：《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林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5页。。显然，由新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全球治理体制，根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以跨国资本的经济势力为基础，为维护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传播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效忠”的治理手段，资本逻辑的霸权本质与操纵野心被处于历史前台的全球治理体制粉饰与遮蔽。
美国在新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治理实践过程中始终处于“轴心”地位，通过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机构来协调稳定世界的金融秩序，利用世界市场的制度框架与金融化手段掠夺剩余价值，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输出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从而确立自己的经济霸权。“美国治下”全球治理形成的治理协定与组织“表面上的目的是稳定世界经济，通过促成世界货币与美元的可自由兑换使其更趋合理，并且确立一个经济重建与发展框架”1[加]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但其最终目的是为美国代表的新帝国主义国家、团体实现对世界市场与全球体系的垄断式权力控制服务。进入数字化时代，美国先后布局云计算、大数据、5G等前沿领域，力图在全球数字经济大潮中进一步开拓“数字边疆”。美国拥有数字信息技术研发、创新的强大经济实力，通过知识产权制定、数据信息系统设计等手段占有了全球数字产业链上的巨额财富。在这种寻求数字霸权的全球治理新模式中，美国仍是资本利益攫取者，也是规则的最终执行者。以美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国家参与构建的全球治理体系，沦为新帝国主义国家维护霸权地位、垄断资本收益的工具性存在，在数字时代全球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与制度结构内部，全球治理体系的固有问题与内在冲突进一步凸显，治理失灵现象不断出现，治理赤字不断积累攀升。
（三）资本逻辑全球化与新帝国主义国家霸权治理的“共谋”
资本逻辑全球化以世界市场的建立为基础，塑造了近现代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进过程中，资本逻辑成为全面贯穿于人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层面的总体性力量，由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治理体制，带给世界的往往是更大的不平等、不均衡发展和更极致的剥削压迫。资本总体性力量反映的是资本本身的增殖扩张逻辑，它决定了全球治理体系属于西方治理的内在本质。与此同时，受制于资本逻辑总体性力量统治的全球治理体系在现实层面也离不开新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治理，新帝国主义国家作为强化固有全球治理体系结构的物质依托，它为资本主义主导全球治理提供了现实所需的制度架构。资本逻辑全球化与新帝国主义国家霸权治理相互联结、内在契合，共同决定和影响着现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
以资本逻辑全球化与新帝国主义国家霸权治理的“共谋”关系为基础，全球治理在关涉全体人类共同利益的事务处理中表现出单边治理模式。特别是在数字时代帝国主义模式演变中，数字帝国主义国家设定了众多满足其利益需求与发展部署的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美国政府宣称应当保持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结构的“多方利益模式”，此模式实际上是以对民主权利的渴望为名，试图实现美国式的“多边全球主义”理念，并降低其他国家对境外互联网影响力的单边主义体系，其本质职能旨在维系单一政府（即美国）在行使境外互联网治理上的首要地位。2参见[美]丹·席勒：《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吴畅畅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页。不同民族国家拥有管控互联网资源权力的不平衡增加了数字化时代全球治理的困难，跨国数字资本的垄断生产导致数字鸿沟日趋严重。金达永指出：“数字平台帝国主义将加剧拥有平台的国家与使用美国发明的平台的国家之间的不对称权力关系”3Dal Yong Jin，Digital Platforms,Imperialism and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2015,p.185.，现阶段以美国为核心的数字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制定全球数字平台的知识产权制度、技术标准，在保障数字资本逻辑全球自由流动基础上，进一步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主体性权力，全球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间利益冲突不断加剧，这显示出“只要美国寻求的是一个硬性、排他性的自我利益观，并提出一个狭隘的霸权式秩序观，那么，它有可能导致的结果，不是一个‘美国控制下的和平’，而是一个既对自己又对他人造成不安全感的帝国”4[英]安德鲁·赫里尔：《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林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6页。。
这一切表明，偏离“资本逻辑全球化”仅从“新帝国主义国家霸权治理”出发去思考全球治理的深层困境，是一种现象主义的不彻底批判，而偏离“新帝国主义国家霸权治理”仅讨论“资本逻辑的总体性力量”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塑造，是一种忽视全球治理体系形成的社会历史境遇的非历史性抽象批判。全球治理的深层矛盾是由前述二者交织而成的，我们不能偏离任何一方去抽象地批判全球治理问题，而应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维度勘破现阶段全球治理更具复杂性和矛盾性困境背后的资本逻辑统治本质。
（一）从“普世价值”到“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全球治理价值共识
现阶段全球治理的突出问题不仅是表面上的利益冲突与权力对抗导致的治理失灵，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不同文明形态的价值观念冲突，使全球治理难以凝聚形成共同承认与遵循的价值共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价值为幌子，向全球兜售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且输出西方文明发展模式，在此价值观基础上，西方国家通过操控全球治理体系来满足其“普世价值”背后的控制欲望和特殊利益。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固有全球治理体系暴露出种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其内在包含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根本性超越，它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变革固有全球治理体系、凝聚全球治理价值共识的历史实践提供了关键性价值支撑。
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悬设在历史之外的抽象价值理念，而是在破解全球治理难题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时代性、真理性、发展性的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符合全球治理的理想目标，同时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现实载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对人类生命存在和生产发展方式的辩证领悟，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或群体，反映的是人类寻求和平、共享、合作、自由等价值共识的努力，更符合全人类的核心利益关切，更易于获得全人类的接受和认可。”1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性重构》，载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凝聚全球治理价值共识、建构符合全球化社会整体发展的价值观应是充分考虑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兼容并蓄又和而不同的“关系性价值观”，它强调的是面对价值观的异质性及其冲突，以一种关系性的“共在式”思维取代实体化的“独白式”思维，在自觉承认价值观异质性和价值观冲突的基本事实前提下，一种协调价值观间关系的价值观，使之于共在中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性价值观”就是关于“价值观间关系”的价值观。2参见贺来：《关系性价值观：“价值观间”的价值自觉》，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以“关系性价值观”为参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贯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代表的正是一种在全球治理框架中处理不同价值观之间关系的更高层面的价值观。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提出，肯定了不同文明形态差异性价值观彼此独立且相互尊重，任何治理主体都应该享有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
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符合人类社会整体性发展的趋向，这种新价值观将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不断丰富其时代内涵，彻底变革西方“普世价值”观基础上的全球治理旧格局，推动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开创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局面。
（二）从“资本逻辑主导”到“大国责任”：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全球治理体系实践变革
“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仍然蕴含着大国治理的巨大空间，需要大国发挥积极表率与引领作用，以带动世界进入新型全球治理体系。”3蔡拓等主编：《全球治理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6页。中国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致力于重构由西方国家操纵的全球治理的价值观基础，凝聚着眼于世界整体性发展的全人类价值共识，同时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还力图通过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历史实践，在变革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基础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有序协调发展。
资本逻辑支配的全球化具有克服生产力发展时空限制、追求高额垄断利润的内在本性。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无论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霸权治理还是资本逾越国家界限的全球化运动，资本逻辑始终作为“普照的光”主宰着世界市场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资本逻辑总体性力量在全球化时代的矛盾发展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制度框架、治理原则、实施机制享有主导权和控制权。以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美西方国家自视西方文明高于一切，以‘山上的灯塔’傲视天下，大搞‘话语霸权主义’，通过塑造自由民主神话，为世界霸权战略利益服务”1何亚非：《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五洲传播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页。。西方发达国家非历史性的霸权统治体系，始终围绕着资本利益以及发展到新帝国主义阶段的全球性垄断资本主义收益展开，这势必会加剧全球社会的冲突与动荡。
面对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多重危机，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采取了与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通过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实践变革，即在保障不同民族国家全球化发展需求与实际利益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意识形态斗争、权利范围划分、文明形态冲突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05月05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正是在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把握前提下，变革固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新方案，它的核心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政治与安全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不同国家间以平等协商的合作式对话解决国际性治理难题，共担全球治理责任；
在经济发展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以期推动形成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体系；
在文化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认并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致力于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活动增进全球治理主体的信任感；
在生态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未来趋向，强调各治理主体应通力解决好经济发展带来的全球性生态问题，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旨在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从前述五方面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实践变革，切实改变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真正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向着公平正义与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三）从“单边治理”到“多边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全球治理主体间伙伴关系
在全球化日益走向深度融合与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破解全球治理困局迫切需要形成多边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明确提出：我们“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3《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04月22日。。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它将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全面建构全球治理主体间伙伴关系，推动全球治理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单边治理”走向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真正的“多边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单边主义政策行动，通过单方面设定高标准甚至具有歧视性的治理协议、规则建构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同时在面对原有治理机制不符合自身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往往采取退群毁约、另起炉灶等逆全球化的消极举措。美国于2017年至2022年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伊核协议、世界卫生组织等并且出台了多项针对朝鲜、叙利亚、俄罗斯、中国的制裁措施，这些单边主义举措实际上是新帝国主义国家霸权治理的表现，“美国身上出现的更为鲜明的单边主义和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又更进一步地强化了帝国语言的回归”4[英]安德鲁·赫里尔：《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林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0页。。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与真正的多边主义内在契合，其本质上是兼顾不同治理主体利益与发展诉求的“多边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5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33-534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新型全球治理观，科学回答了“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为什么治理”等重大时代问题。“共商”强调的是不同治理主体享有参与解决全球性事务的平等政治权利。“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6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共建”聚焦于建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合理化路径，即通过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度设定，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对话合作方式，增进治理主体间伙伴关系。“共享”强调了全球性发展机遇与成果共享。尤其在数字时代，平台企业通过社交、金融、文化领域等多层面的信息流通实现了全球范围的数据生产，传统全球治理体系已难以解决数字化时代变革带来的全球性平台垄断、安全隐私等问题。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内涵着多边治理的中国智慧，在超越国家与意识形态分歧基础上，切实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完善，治理主体间休戚与共的伙伴关系也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历史实践中深化和升华。
全球治理的兴起与变革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应对全球性治理挑战、社会发展与数字化转型的重大历史选择。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无法有力回应与解决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危机交织叠加的全球性危机，以及关切到人类未来生存发展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与公共卫生危机，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治理主体越位与缺位、治理规则和机制滞后、共同性治理价值理念缺失的现实困境。全球治理的时代困境不仅是表面呈现出的“现象”问题，更是隐藏在全球性问题背后的资本逻辑全球化与新帝国主义国家霸权治理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深层“矛盾”，二者的“共谋”关系致使全球治理的问题与矛盾愈加恶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21世纪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发展趋势与迫切需求，将从价值观根基转换、负责任大国时代引领、治理主体间伙伴关系建构三方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方案对于破解全球治理困局的中国智慧，即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观基础，凝聚全球治理价值共识；
积极履行大国责任，助力全球治理体系实践变革；
践行多边治理，建构全球治理主体间伙伴关系。只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历史实践过程中，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公正、合理、有序、包容的全球治理才能成为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超越意义也将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现实运动中得以充分肯定和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