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英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与实践

钱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两国先后启动了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工作。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设想的战后国际社会，是基于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和集体安全等理念而构建的。但罗斯福的主张并不符合传统殖民霸主英国的利益，英国政府因而针锋相对提出了自己的战后世界秩序构想。研究英国战后世界秩序构想的形成、发展及其最终结果，有助于理解在世界秩序、国际治理机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过程中，既得利益的守旧国家所秉持的思维模式、所具有的利益诉求以及所可能采取的政策方向，对掌握当前的国际局势走向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国外学界对二战期间主要国家的战后秩序构想的研究已比较成熟。关于英国的战后世界秩序构想，国外学术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研究英美战后世界秩序构想的特点和不同点，以及英美之间存在的主要冲突，侧重于考察英美之间争夺战后世界秩序主导权的斗争；
其二是研究英国对历史上最终成型的战后世界秩序的贡献，侧重于考察英美之间在战后世界秩序议题上的妥协与合作。相关研究的代表作有：David Reynol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Henry Butterfield Ry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John Darw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Julian Lewis..London: Routledge，2008；
Martin McCauley..New York NY:Routledge，2015；
Randall Bennett Woods..Chapel Hill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0；
Robert M.Hathaway..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目前，国外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是，英国所希望构建的战后世界秩序仍以殖民主义为核心，但由于美国的干扰和主动斗争，英国的目标大部分落空，然而，通过英美之间的妥协与合作，英国的部分利益诉求仍得以实现，成为历史上最终成型的战后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本文以二战期间英国政府档案和学术界已有成果为基础，试图进一步研究分析英国战后世界秩序构想的缘起、发展及其结局，探究英国战后世界秩序主张形成的动因。

1941年至1942年初，由于前线战况危如累卵，首相丘吉尔要求其内阁优先关注眼下战事，不要在战后世界秩序规划的工作上“浪费时间”。因此，相较于美国，英国的战后秩序规划工作起步较晚。直到大西洋会议之前，英国外交部内部围绕英国战后目标的讨论都仍只涉及一些非常基础的原则性问题。有意见认为，英国经济高度依赖进出口贸易，因此英国需要在战后重点关注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组。也有意见认为英国需要在战后对德国施加最严厉的惩罚措施，以宣示英国保卫其霸权地位以及在其控制下的欧洲秩序的决心。

对于美国可能在大西洋会议上提出的战后诉求，英国政府自认有着充分的应对准备。在战争中，自身工业产能不足以应对多线战争消耗的英国从美国那里获得了巨量的物资支援。英国在战争中甚至战后对美国在某种程度上的依赖已经成为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外交部当中的某些官员因此提出，鉴于美国对战争的贡献，可以考虑以允许美国参与欧洲秩序重建作为回报。他们认为可以将英美关系打造成“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关系”，让美国帮助英国维持欧洲大陆的和平。二战的欧洲战事已经证明，英国在国联时代的利用工具法国无力在像德国这样的秩序挑战者面前维持可控的欧陆政治局势，而法国已经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法国的失败证明欧洲已经无法实现秩序的自我维护，因此英国认为必须引入域外国家的帮助，而比起彼时的苏联来说，美国是一个更加理想的合作对象。

大西洋会议结束后，英国外交部、内阁以及驻美大使馆三方自1941 年8 月开始对会议成果进行了数轮联合评估。以上部门均感受到巨大压力，因为英国在美国所构思的战后世界秩序中不会再保持它原本的地位。尤其是美国所提出的废除帝国特惠制度的要求让英国官员们非常紧张，他们相信华盛顿的最终目标就是毁灭英国的殖民地体系。

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外交部和内阁也对苏联的战后地位进行了粗略评估，而其结果同样让英国感到不安：法国已经被纳粹德国所击垮，在未来的数十年内可能都无法恢复其战前的世界地位；
而一旦纳粹德国也随着战争垮台，整个欧洲大陆就不存在能够制衡苏联的力量了。

面对这一情况，暂时还没有一套系统化的战后世界秩序规划方案的英国内阁提出了一条权宜之计。认为在战后英国必须帮助美国在欧洲建立一定程度的军事存在，以帮助美国参与欧洲事务为诱饵，消减其对英国殖民地体系的敌意，并使其进一步助力英国制衡苏联。英国内阁认为，在英美两国之间建立并发展紧密的合作关系对于未来构建一个稳定且对英国有利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
但在这样一个国际秩序下，英国绝不能成为美国的下属，两国至少要在原则上拥有平等地位，而在实际操作中英国需要比美国更有话语权。

内阁同时提出，为了尽可能稳住苏联，英国还要与其形成一个能够在战后正常运转的政治合作机制，以协调和管控两国关系。在英国政府看来，战后的英美关系在《大西洋宪章》的保证下已经顺理成章，而与苏联关系的要点在于尽早培植英苏之间的政治互信。于是，在1942 年5 月，英国同苏联签订了《英苏互助同盟条约》（Twenty-Year Mutual Assistance Agreement），承诺战争结束后二十年之内在两国间维持全方位的经济互助关系。

在确立了最基本的路线方针、走出战后秩序规划的第一步之后，接下来需要的就是设定长期战略目标。英国政府内部的多名要员纷纷表示，鉴于当时的情况，有必要在政府内部开展统一的战后政治与经济政策规划工作，并给出一个细致全面的大政方针。外交部响应了这一号召，并于1942年6月初由其主导设立了经济与重建部（Economic and Reconstruction Department，以下简称“ERC”），这个部门在之后的战争期间承担了外交部所有政治与经济方向的战后规划任务，并成为英国方面对联合国的成立作出最主要贡献的部门。

差不多与此同时，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也在其下设立了一个专门用于思考国防与安全等战略问题的战后规划部门，其被称为军事分委员会（Military Sub-Committee，以下简称“MSC”），这个部门自1942年8月开始正式启动了规划工作，并在1942—1947 年逐步演变为英国战后战略防卫政策构思的源头机构。

由于客观原因，此时的英国政府并不存在对战后秩序规划的顶层设计。首相丘吉尔对于战后秩序的设想非常不成熟，难以作为开展相关工作的指导思想。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丘吉尔并未参与战后秩序的规划工作，其围绕这一问题的数次相关表态亦未产生建设性成果。有关战后秩序规划的可行方案，基本上是ERC 和MSC 的中层官僚团队在内部讨论中形成的，而这些方案在内阁审议中逐步递进迭代，最终上升为英国政府有关战后秩序的实际行动方针。故此，英国的战后世界秩序设计，呈现出明显的“由下至上”和“走一步看一步”的特点，并非顶层统筹决策的结果。

ERC设立后，其官员们立刻投入到战后政治秩序的构思和规划之中。此时摆在ERC 官员们面前的，正是美国国务院在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的主导下所提出的，由中美英苏四大国通过普遍性国际政治组织中的核心机构即执行委员会进行全球合作维和的构想。在1942年年中，这个构想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完成度，并且英国通过签署《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家宣言》，也认可了美国所提出的国际秩序大方针。因此ERC 也必须要以此构想为基础启动战后政治秩序的构思规划工作。

对于英国外交部和其所设立的ERC来说，美国方面所提出的方案对于英国先前所设想的将美国引入欧陆秩序的维护工作之中是有帮助的，因此总体上可以接受。不过，ERC的官员并不打算全盘接受美国政府的观点，因为这等同于直接放弃英国在国际上的外交影响力。至少在欧洲问题上，美国必须“靠边站”，让更具备处理欧洲事务经验的英国来制定政治秩序。

自1942 年8 月起，ERC 开始对美国所提出的“联合国”设想进行重新设计，以使其符合英国利益。为保障英美苏三国之间的影响力平衡，同时也为保障英国对欧陆事务的优先话语权，ERC 提出，英国应当和其他大国一样共同承担对全球的管理责任，但同时英国也应当在西欧建立绝对的领导地位。在对大国的关系上，英国也应不偏向美苏任何一方，它要时刻准备通过加强同其中一方的外交关系来打压另一方的“过分要求”，像天平的砝码一样在美苏之间维持均势平衡。

在对美关系问题上，ERC承袭了外交部一直以来的观点，认为为了防止战后西欧出现一致反对英国的局面，英国需要引入美国的帮助来维持对西欧的稳定领导。这需要英国方面在部分利益上妥协让步来换取美国国会的支持，但是与此同时，英国也不能让美国在协助处理欧洲事务时获得不必要的政治影响力，这又要求英国保持对美国拓展势力范围行为的压制能力。

外交部基本上对ERC所修订的方案表示认可，这一方案随后被命名为“四大国计划”（Four Power Plan），它是战争时期英国外交部产出的第一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问题的重大提案。在本质上，它同当时美国所提出的“四警察”体制高度趋同，它的实现在实际上要依赖于美国占据绝对优势的海空军力量，英国的海空军力量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则会屈居第二，而陆上的核心力量则无疑要仰赖苏军。

1942年底，ERC提出的“四大国计划”进入了内阁审议阶段。在此阶段，参谋长委员会下属的MSC，在正式审议中指出了战后英苏关系恶化的可能性。MSC 提出，苏联对东南欧、中东和太平洋这些英国也同样有着重要利益的地区存在着战略级别的关注，战后这些地区的势力范围划分问题可能成为导致英苏合作关系出现裂痕的关键因素。不过，MSC 同时也提出，两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重合同样也有可能意味着英国的战略利益能够得到来自两国的双重保护。立足于这两面的分析，MSC提出，应当大体上保持英美苏三国合作的框架，同时尽可能制衡苏联对这些地区的“野心”。

在内阁的讨论中，参会的军政高层最终确定了一个被认为是大致可行的世界各地区势力范围划分方案。在大西洋地区，英国将会主要依赖同美国的合作；
而在西欧以及北欧，英国将会与地区内的主要国家构建起政治合作同盟，这些同盟必须以英国为主导。讨论同时也明确，在东西地中海地区，英国不允许除它以外的任何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英国必须要在与东西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合作中处于领导地位。在中东以及东南欧地区，英国允许苏联参与当地事务，并接受与其进行相当程度的政治与军事合作，但是以上两地与地中海接壤的部分不容苏联插手。而印度洋与太平洋地区将被划分为四大管区，分交美苏英中四大国以及在东南亚有着殖民利益的法国和荷兰共六国共同合作管辖。

战时内阁对英国在东西地中海继续保持绝对主导地位的重要性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和分析，与会军政高层提出，控制地中海，一是为了保护中东地区；
二是为了阻止可能的敌对势力——例如苏联——自巴尔干半岛南向突破、切断地中海通道以及英国借助此通道所建立的与印度洋亚太地区联系的尝试；
三是为了保障地中海商路的通畅，确保地中海地区能够切实服务于英国的战后经济振兴；
四是为了形成向南欧以及土耳其投射政治影响力的根据地。

而为了确保地中海地区的安全，英国必须完全掌控埃及，并在希腊的数个关键战略节点设立海外基地。同时，为了保证巴勒斯坦的安全，英国需要将法国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殖民地建设为缓冲区；
而在西侧，英国也要尽可能控制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两片法属殖民地，协助直布罗陀锁死地中海的西翼。以上这些对法属殖民地的动作要在尽量保证与战后法国政权维持政治协作关系的前提下进行。与会各方一致认为，一旦战后法国不同意建立与英国的政治合作关系，那么英国就要“采取坚决行动”占领以上四片法属殖民地。

在意大利问题上，与会各方的态度同样十分坚决，意大利必须被完全解除武装，彻底断绝任何能够使其对地中海“英国治下和平”（Pax Britannica）的地区秩序造成威胁的可能性。意大利在北非及东非的所有殖民地都必须脱离意大利的控制，交由英国托管。

1943年年中，鉴于战局变化对战后规划产生了新的影响，参谋长委员会将MSC改组为一个专精负责处理敌国领土占领、划分以及处置方案设计的分委员会，即战后规划分委员会（Post-Hostilities Planning Sub-Committee，以下简称“PHP”）。PHP 的任务同MSC有着些许不同，它主要思考的不是长期的战后国家战略，而是短期的敌国占领区以及解放区的处置问题。不过，PHP 在完成这一工作的过程中，也开始深入分析苏联在战后可能对达达尼尔海峡采取的态度。

早在1943年1月，参谋长委员会就在考虑苏联战后可能提出的拥有并无限制使用不冻港的要求，并清楚认识到苏联可能会在战争结束之前要求实现对黑海-地中海海上通道的事实控制。参谋长委员会，以及英国的其他政府部门对这一问题的态度都非常明确。除了一战时的短期例外，英国绝对不允许任何俄罗斯政权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也不允许任何俄罗斯政权“无限制”进出这一海上通道，苏联自然也在这一范围之内。一旦苏联获得上述权利，那么希腊、埃及、巴勒斯坦甚至是波斯湾都有可能面临苏联的直接“威胁”，对英国百害而无一利。

英国战后秩序设计者们在1943 年所做的势力范围划分，是基于英国在盟军内部仍然居于领导地位的现实出发的，然而这一情况很快发生了转变。在1943年初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方团队形成对美方的全面压制，会议结果实现了英方所希望达成的所有目标，美方期望则几乎完全落空。会后，美国决定统一国家战略方向，加强对盟军领导地位的争夺，参与乃至主导势力范围划分工作。在这一目标指引下，美方开始单方面推动在欧陆和太平洋战场的进攻，抢夺战略主动权，并且在敏锐判断出地中海地区对英国的重要性后，加大了对地中海战场的投入，力争破坏英方规划。

美方的战略决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由于综合国力上的优势，英国在地中海战场的投入很快就被美国赶超，美国于是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取代英国，成为地中海战场多个重大作战行动的主导者，继而通过军事手段掌握了对法属北非、法国本土以及意大利等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主导权。美国在盟军内部地位的变化引起了苏联的注意，在苏联看来，较之于长期注重于封锁俄苏政权的英国，美国更适合成为战后势力范围划分的合作对象，于是美苏两国在德黑兰会议上达成了由美国主导地中海政治秩序重建以及盟军后续战略进攻方向的共识。

英国力推开辟地中海战线，其本质出发点是为了在沿线夺取原本属于法国和意大利的殖民地，并在战后的环地中海地区建立绝对影响力，此外，英国还希望能够进入东地中海执行其数百年来所坚持的对俄苏政权的出海口封堵政策，通过这一系列的战略目标，可以看出英国主推开辟地中海战线背后所潜藏的野心，便是维持和扩张其殖民帝国，并在战后继续保持其世界霸权地位。但是随着地中海地区战争的进行以及大国关系的变化，地中海战场最大的获益者反而变成了美国，英国在地中海地区所期望达成的战略目标几乎完全落空了。

战略竞争的失败使得英国原先对环地中海地区的设想成为泡影，原有的“四大国计划”也因为英国势力范围规划的破产而不再可行。面对这一挫折，英国方面迫切需要对战后规划进行重新设计，军事安全方面议题的转型成为当务之急。1944年3月，在英国政府的运作下，PHP 再一次改组为战后规划参谋部（Post-Hostilities Planning Staff，以下简称“PHPS”），由于英美地位的倒转和英美苏关系格局的转变，其前身所关注的战后占领区处置规划，即势力范围的划分已经不再有继续推进的必要。因此，PHPS 开始重点关注战后军事政策的构思以及制定。

PHPS的第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关注此时随着盟军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已经逐渐成为热点战场的亚太地区。PHPS提出，在亚太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英国在战后需要尽力促成一个由英、美、法、葡、荷五国组成的利益共同体。PHPS还提出了这个利益共同体所需要警惕的三个主要潜在对手，第一个就是日本，而后两个潜在对手则分别是苏联和中国，在PHPS 看来，苏联未来会在亚太地区成为不亚于日本的重大威胁，而中国虽然国力尚且较弱，但在PHPS 看来，一旦中国落入苏联或者日本的影响之下，同样也会成为对英国利益的威胁。

从对手和盟友的选择上，不难看出PHPS 此时提出组建的共同体，与其说是维和利益共同体，倒不如说是殖民利益共同体。英国官僚们根本不屑于同亚洲的本土政权开展关于战后秩序设置的平等合作对话，除了已经建立了全球存在的美国之外，PHPS 在亚太和东南亚选择的合作对象无一不是在当地有殖民利益的欧洲国家。

为了限制日本未来可能的侵略野心，PHPS 提出要使用经济、军事双重手段将日本牢牢锁死在四岛领土之内。为了达成这一目的，PHPS 认为未来的联合国需要在华北以及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获得基地，英国或者美国则需要在这些基地驻留一支或数支具备相当实力的舰队以及战术空军。日本南向的扩张通道也必须被锁死，英美将在马歇尔群岛、卡罗林群岛、菲律宾至中国台湾地区一线建立强大的海空封锁线；
此外，在美国配合下，这一条封锁线只需要稍加东向延伸，便能同样起到封锁苏联或者中国在太平洋海上行动的目的。

与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而希望将战后的日本打造成亚洲经济龙头以及其国内资本进军亚洲桥头堡的美国不同，英国丝毫不关心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是否繁荣。对于英国而言，一个经济繁荣的东亚反而更有可能对它所希望维持的世界秩序产生冲击。在东亚地区，英国最首要的任务是保证彻底消除所有潜在的秩序挑战者。因此PHPS在统合了英国政府其他部门的意见后，在对日乃至对东亚问题上果断选择了上述军事色彩颇为浓厚的策略。

PHPS对战后亚太地区战略防卫策略的讨论随后由于苏联的存在而自然延伸到中东地区。PHPS认为，在战后，英国在波斯和伊拉克的石油供给由于苏联的存在而非常难以保证安全。与其孱弱的海军不同，苏联拥有的陆军力量令人生畏，而直接与苏联陆地接壤的波斯和伊拉克地区比起亚太海域，在苏联面前更加易受“侵犯”。PHPS提出，英国在战后很可能无力在中东这样遥远的地区长期单独维持一支足够抵御苏联陆军的军事力量，因此必须要把美国引入中东地区的防务之中。PHPS 建议，在战后可以给予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有英军基地的无限制使用权。而在中东，美国的存在将依赖于英国在当地长期经营的设施与后勤网络，这样英国将仍然可以在中东拥有话语主导权。

而在欧洲地区，面对应对苏联同样占据绝对优势的陆军力量以及限制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德国发动第三次对外侵略的双重需求，英国继续选择依靠法国在欧洲大陆上提供支持。即使被法国在二战初期的表现重挫了信心，即使美国已经建立起了对法国的政治影响力，英国也毫无选择余地。PHPS 提出，必须不遗余力地帮助法国进行战后重建，毫无保留地将其再度建设成一个地区性乃至世界性的决定性力量。出于这一目的，PHPS 建议英国帮助法国尽快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重建其在东南亚的殖民秩序，甚至帮助法国重建实力强劲的海陆空武装部队。

在这一时期，PHPS 的战后军事政策构想已经脱离了将英国视为世界秩序领导者的基调，转而寻求在新的大国关系格局下为英国尽可能谋取最有利的地位。在太平洋战场的结局于1944 年基本尘埃落定后，英国重返亚太，并希望通过参加最后阶段的对日作战来获得对亚太地区秩序构建的话语权。但是，由于在之前的对日战争中，英方的贡献乏善可陈，无法形成有效的对美谈判筹码，因而其在政治上的试探遭到了美方断然拒绝。最终，在亚太地区，英国只能依附于美国主导建立的地区秩序和海权体系，再无可能以其自身意志塑造亚太地缘政治格局。而在中东和欧陆地区，英国企图将美国卷入英苏对抗的努力也未能在罗斯福执政时期获得成功。主导并促成美苏战略合作的罗斯福并不支持英方对抗苏联的诉求，他坚持认为苏联应当参与一切重要国际问题的讨论，并对英方数次煽动挑拨美苏关系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英国在军事战略方面的战后秩序规划似乎已走向彻底破产。

另一方面，从二战中后期开始，外交部下属的ERC 接受了国际关系格局已发生根本转变和由美苏主导联合国体系的现实，并开始寻求在联合国框架下尽可能为己方谋取利益，保证英国在联合国内至少在形式上能同美苏享有平等地位。ERC 的设想是从欧洲入手，确保英国在联合国框架下拥有对欧洲大陆的超然影响力。

1943 年夏，ERC 提出，在即将形成的联合国组织架构下，挂靠一个名为“欧洲委员会”的机构，而英国将在美苏两国支持下对该机构握有事实领导权，从而通过联合国合法掌控战后欧洲秩序。但是美国总统以及国务院却对英国ERC 所提出的这一方案嗤之以鼻，彼时他们仍然认为，美国参加任何域外的地区性事务都必须通过多边的国际合作机制进行，绝不能与单独某一方结成军事同盟，否则美国政府便会陷入来自国际社会和国内孤立主义者的双重质疑与指责，而ERC设想的联合国欧洲委员会在他们眼中正是一个非常强调英美军事同盟的机制。

即使遭到了美国在关键议题上的反对，ERC仍然没有放弃构建一个相对独立的、由英国所领导的欧洲地区政治秩序架构的努力，继续设法推动联合国欧洲委员会的建立工作。同时，出于确保大国之间互相制衡原则的需要，ERC 也提出，除了联合国欧洲委员会，英国还必须在西欧构建一个由其所领导的军事同盟，这不仅是对集体安全体系的必要补充，也是为了共同防止可能的德国复仇以及来自苏联的威胁。在最坏的情况下，美国一旦重返孤立主义、抛弃集体安全体系，英国就需要凭借这一套西欧的政治以及军事同盟来保证自身利益以及国防安全。

而从更国际化的视角来看，一个以英国为主导的西欧同盟也是必要的。ERC指出，如果想要在战后的集体安全体系下保留更多的话语权，英国就必须具备足以制衡美苏的影响力和地位。国际上以英国为宗主国的诸多英属殖民地与自治领虽然能对英国给予有力支持，但是仍然不足以帮助英国形成有效的三方均势，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同盟对英国而言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殖民地以及西欧同盟双方的支持下，英国就有底气与美苏在战后集体安全体系下展开对等博弈。

于是，英国战后规划的三大支柱形成了，第一便是取代国联的联合国，第二便是联合国框架下的欧洲委员会，第三便是西欧军事同盟。这三大支柱对于实现英国的战后利益缺一不可，并被纳入英国外交部此后正式的欧洲乃至世界政策中。

在自1944 年底开始的一连串有关联合国组织创制的国际会议中，英国与美苏之间经历了多轮沟通与博弈，三方的政策和诉求不断因应形势而变化。最终形成的联合国创设方案融合了三方的构想，其中自然也包括英国的相当一部分诉求。

但是英国战后规划三大支柱的另外两个却都未能成功。以第二个支柱即所谓的联合国欧洲委员会为例，虽然英国最终得以在联合国框架下成立了一个名为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机构，但是这个机构的宗旨和任务同ERC 以及丘吉尔等人所设想的促进战后欧洲政治一体化的目标相去甚远。而英国所发起设立的另一个不直接处于联合国组织机构框架下的欧洲委员会最终也并未成为推动西欧一体化的决定性力量。后来随着局势发展，西欧国家以法、德、意等国牵头自发组建了未来欧洲共同体的雏形，英国在这个体系下也没有抢占到唯一主导者的地位。而西欧军事同盟的发展也颇有些类似，虽然一个泛西欧的政治军事组织即北约的确得以创设，但是英国最终却未能在北约中获得唯一领导者的地位，这个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被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所把持。而英国虽然在战后十多年的时间里都能够在北约内部保持着仅次于美国的重要地位，但是这一地位却仍然同ERC原先的设想相去甚远。于是，英国战后规划的三大支柱中，实际上真正实现了英国原定目标的只有第一个支柱即联合国而已，这当然不足以支撑英国以欧洲为基本盘获取同美苏平等地位的野心。

至此，英国的战后规划在地缘战略和政治架构两个大方向都走向了破产，实际上已经接近全盘失败，然而罗斯福的突然离世大大改变了局势。新上任的总统杜鲁门之前长期辅助罗斯福处理美国内政，相较于对世界秩序擘画酝酿已久的罗斯福，杜鲁门在对外关系领域的认识和经验几乎是一片空白，他对联合国体系并没有寄托任何特殊感情，也并不认可由罗斯福代表美国乃至盟军方面和斯大林所商议的东西势力范围划分。英国政府敏锐觉察到美国总统变更背后潜藏的天赐良机。从1945 年年中至1947 年初，英国政府借助已经高度趋同的英美战略利益，不断将原本是英国与苏联之间在波兰、希腊和伊朗的地缘冲突置换为西方与苏联之间的地缘冲突，再进一步置换为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地缘冲突。杜鲁门政权同苏联之间的关系随着英国的不断煽动挑拨而愈发脆弱，终于在1947年初，随着美国介入对希腊的军事干涉和杜鲁门主义的出台，美国接过了英国在亚欧大陆封堵俄苏政权的大旗，成为英国坚持了数百年的地缘战略实质上的继承者，在欧洲、地中海、中东以及亚太全线与苏联展开对峙，亦使冷战格局最终成型。

综上所述，虽然英国在一部分战略目标破灭后丧失了获得许多重大的战略收益的机会，但是最核心的战略利益，即遏制苏联向世界岛之外的“渗透”，却在新的世界一极美国的带领下得以继续保持。罗斯福原本所设想的大国密切合作维和的世界格局反而被破坏了，从这个角度而言，战后实际产生的世界秩序实际上和英美两国的设想都有着不小的差别。英国固然因为在二战中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而在硬实力上出现了相对于美苏的大劣势，并导致了它的战后世界秩序规划绝大部分破产。但是美国凭借硬实力在西方阵营内部所取得的巨大优势却没有让罗斯福的设想得以贯彻，继任的杜鲁门缺乏外交经验与历练，因而在面对英国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最终没有能够守护住罗斯福在外交和世界政治领域最关键的遗产——美苏的友好合作关系，致使战后世界格局反而朝着对英国而非对美国最有利的冷战格局发展。

二战中，英国规划战后世界秩序的进程并不十分顺利，相关设想在盟国的战后秩序规划竞争中也天然处于不利位置。大西洋会议中，英国由于拿不出能和美国一方的理论成果相对抗的方案设计，而不得不对美方的理念表示基本认可与接受，从而让美国提出的大方向也成了英国未来所必须要纳入考虑和予以实施的目标。但是先手的不利并没有让英国的决策者们失去信心，他们在美国所提出的战略框架下，设法创设有利于保障英国战略利益的内容，并最终取得了一定成绩，影响了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发展走向。

英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同美国所设想的战后世界秩序的性质有着极大关系。美国所设想的战后世界秩序，并非一战后英法所寻求的“赢家通吃”、排除其他所有参与国的模式，而是在保障己方战略利益的前提下，同其他同盟国家构建出一个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和支持、让大多数国家能够受益的世界秩序。这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相比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最显著的不同点之一，也是其最主要的进步性所在。

而在另一方面，英国希望达成的战后目标，同其在一战后主导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作为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在全球治理和大国博弈的方法论上存在着严重的落后性和路径依赖，习惯于走殖民掠夺、强权政治和帝国主义外交的老路。二战中的英国实际上并未认可美国所提出的民族自决和自由贸易理念，只不过面临着必须对美妥协的需要，不得不在表面上接受美方的主张。但是在美方主张的框架下，英国所期望的依然是在殖民扩张和列强协商的基础上构建本国霸权，并以这一霸权为基础主导或者影响新的世界秩序。英国战后规划部门所提出的在中东和北非攫取新殖民地，以及构建以英国为主导的欧洲政治军事共同体，并借此抗衡美苏的构想，无一不是这种逆时代潮流思维的体现。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时代大背景下，我们应当深入考察上一轮世界秩序更迭过程中作为守旧者的英国，在落后的全球治理和大国博弈方法论的指导下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充分学习和借鉴相关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以坚决的态度和有力的行动反制国际上守旧落后的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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