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走向世界的历程*

毛昌祥

（广西农业科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虽然已是九十岁高龄，但至今仍在为他的两个梦想而努力奋斗。一个梦想是“禾下乘凉”——继续培育超高产杂交水稻；
另一个梦想是“让杂交稻覆盖全球”，也就是他提出的“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为了这两个梦想，他和千千万万的同行们一直在努力着。我作为袁隆平的助手之一，也一直在践行着他的这两个梦想。

在杂交玉米研发成功之后，另一个关于粮食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在水稻上也随之开始。20世纪20-60年代，包括美国、日本、印度、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中国起步最晚，始于1964年。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开展，由袁隆平带领的团队终于在1970年有了突破，找到并培育出了雄性不育水稻，才使得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成为可能。

1973年，杂交水稻所需的三系，即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配套成功。中国通过大协作的方式并且举全国之力在随后的3年内，使杂交水稻由多点小面积试种到1976年正式在全国推广开来。这件事很快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美国中央情报局都介入其中。

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谈杂交水稻成功的意义。中国刚刚从20世纪60年代初粮食极度短缺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环境中恢复，国际形势复杂。中国的杂交水稻在这个阶段得到成功，也就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色彩。

杂交水稻技术走向世界，最开始也是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的。首先，是要向最亲密的老朋友提供帮助。当时的柬埔寨，他们解决粮食问题也是极为紧迫的一项任务。1976年8月，中国政府应柬埔寨国家领导人的请求，决定由杂交水稻起源地湖南计划组建中国国家农业专家组，以援助柬埔寨推广杂交水稻。

当时在衡阳地区挑选了政治上可靠、业务上从1975年就开始参加和领导衡阳地区杂交水稻南繁制种且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经验丰富的彭仁阶，经由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亲自点将，提名彭仁阶为中国援柬埔寨农业专家组组长。经过长时间的筹备，1977年4月1日，中国国家农业专家组到达农林部（今农业农村部），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及其他中央领导的接见[1]。

到了柬埔寨后，他们按照国内推广杂交水稻的模式，选了40亩连片示范田，层层培训，第一季就得到了亩产810斤的成绩，比当地亩产200多斤高出好几倍。当地农民惊叹道：“奇迹、奇迹，中国人了不起！”但是由于后来的战火影响，杂交水稻在柬埔寨的推广也就中止了。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中苏交恶的背景下，美国开始主动拉拢中国，许多具有战略眼光的美国政治人物和企业家，通过他们情报机构敏锐的嗅觉，悉知中国的杂交水稻将会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前景。当时，中国也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局面，需要美国先进技术的支持。美国的“红色石油大亨”哈默博士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会面，谈到了转让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给美国，而哈默博士的西方石油公司则为中国提供先进的石油和煤炭开采技术，两人一拍即合。

1979年5月，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下属的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首次访华，中国农业部（今农业农村部，下同）将1.5 kg（三个组合）杂交水稻种子赠送给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在美国试种了一季，产量比当地品种高出许多。威尔其于1979年12月再抵北京，与农业部所属的中国种子公司签署意向协议。1980年1月，他第三次来到中国，签署正式合同。合同规定：中方将杂交水稻技术传授给美方，在美国制种，制出的种子在美国、巴西、埃及、西班牙等国销售，圆环种子公司每年从销售总收入中抽取6%付给中方作为报酬，合同期为20年。后来，这件事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根据这个技术转让合同，需要中方派人到美国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国家对此非常重视，也特别慎重，一定要主帅袁隆平亲自出马。袁隆平挑选了两个助手，一个是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陈一吾，另一个是从下面县里来的具有丰富制种和栽培管理实践经验的杜慎余。1980年5月9日，三人乘飞机到达美国。在美国期间，他们受到了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博士的高规格接待。美国当地报纸、杂志和电视台还同时报道了中国杂交水稻的成就和袁隆平他们来美国传授杂交水稻技术的消息，这也是美国人民首次知道中国也有新技术转让给了美国。1980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对这件事也首次做了报导，这是中国向国外转让的第一项农业科技成果。

经过试种，中国的杂交水稻在美国的增产效果十分明显，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对中国杂交水稻愈加感兴趣，决定加强宣传力度。倒也不是专门为了宣扬中国，而是考虑到今后扩大他们的全球市场的需求。西方石油公司于1981年7月派人到中国拍摄了一部以杂交水稻为中心内容的纪录片，片名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园里——中国杂交水稻的故事》。该片除了在美国放映外，日本电视台也于1983年7月在全国播放，引起了轰动。日本出版的《神秘的水稻威胁着日本》一书中称：“杂交水稻这一海外传奇给日本带来了风暴”。

1981年6月，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又以同样的方式转让给美国另一家跨国公司——卡捷尔种子公司。这样一来，中国的杂交水稻很快通过这两家种子公司先后传播到美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埃及、日本、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十多个国家。中国也派出一些专家到国外指导杂交水稻技术[2]。

中国杂交水稻的成功，当然也引起了全球水稻科技界的重视。作为全球水稻研究的最权威机构，相当于水稻科研的“联合国”，其总部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他们对中国杂交水稻的成功研制也是感到非常振奋。因为该研究所也一直在从事杂交水稻的探索研究。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成功，于1972年就被解散了。

1979年4月，袁隆平应国际水稻研究所邀请和中国政府派遣，第一次到访国际水稻研究所，在那里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中国杂交水稻育种》。这是第一次在国际论坛上，将中国研究杂交水稻的成功经验公开报道给国际社会。这个报告引起了在席的各国科学家的极大关注，大家公认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和推广应用，已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此后，袁隆平去国际水稻研究所合作研究和讲学达30多次。1982年秋，袁隆平再次来到国际水稻研究所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水稻大会时，时任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庄重地引领袁隆平走上主席台，大屏幕上映着袁隆平的头像，头像下方有一排醒目的英文字幕——“Yuan Longping,the Father of Hybrid Rice”（杂交水稻之父）[3]。

斯瓦米纳森说：“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在这里介绍杰出的中国科学家袁隆平先生——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会场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第二天，菲律宾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以“杂交水稻之父”为标题的报道，并配有照片。

1979年秋，国际水稻研究所理事会成员们，特意在晚稻收割前来到湖南，看到大面积丰收在望的杂交水稻后，当即提出要与中国共同举办杂交水稻技术国际培训班。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资助下，中国农业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委托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先后于1980年秋季和1981年秋季，在长沙举办了两期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来自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十多个亚洲水稻主产国的20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其实大多是这些国家从事水稻研究的高层次人员，年龄都比较大。而中国方面的教学人员，除袁隆平等少数年岁较大的专家外，其余都是年轻人。我当时只有三十多岁，由于英语还可以，也在1981年的第二期培训班上授课并充当翻译。

这种在实地举办的国际培训班，效果非常好，没过多久，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的杂交水稻研究也随之起步，并在短短的几年内取得了很大进展。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国家层面和各省市也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国家层面有农业部、科技部、商务部，其中商务部举办的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是委托隆平高科培训学院组织实施的。直到2019年，每年都要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举办这类培训班，所有费用都由中方负担。直到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才停办。国际水稻研究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举办了多次杂交水稻技术培训班，国内一些专家应邀去讲课，我也多次被邀请去国际水稻研究所讲课。

一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亚洲发展银行（ADB）也在他们的杂交水稻或粮食发展计划项目里，组织了各类国际培训。一些对杂交水稻发展积极性高的国家，也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举办杂交水稻培训班，邀请其他国家的专家讲课。也有这类培训班组织学员到中国参观和进行繁殖制种等关键技术的实习，包括一些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如先锋、拜耳、先正达、卡捷尔等在较早的时候也派人到中国来参观实习或培训。我在2019年10月还被国际水稻研究所邀请去印度，为当地举办的一期杂交水稻制种国际培训班讲课。

当杂交水稻在中国取得成功之后，联合国有关机构开始重视杂交水稻在全球粮食安全、解除贫困等方面的潜在作用，纷纷投入经费并设立项目，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推广杂交水稻技术。有了项目和资金，还得要有技术支撑。这方面，在开始阶段，只有中国能够提供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是最直接的一个机构，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在一些水稻主产国（或地区）设立杂交水稻研究项目。

印度是全球水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由于单位面积产量低，他的水稻总产量却比种植面积第二的中国少很多。于是，联合国就把印度选为推广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第一个国家。既然联合国出面，中国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并且是负责任的大国，当然很重视这件事，也就同意派主帅袁隆平亲自出马。1990年11月，袁隆平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顾问到印度进行为期两周的杂交水稻研究咨询。他在11月14日写信给我：“关于杂交水稻，印度有一个五年研究发展计划，预算经费高达430万美元，其中联合国提供300万美元。”“估计在三四年内，杂交水稻可能在生产上会推广应用。”

接下来，袁隆平带领我和另外一个助手，于1992年和1993年两次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顾问，到印度指导杂交水稻技术。当时的项目代号是IND/91/008,时间每次都是3个月左右。但是，当时中国的杂交水稻研发正处于一个新的战略发展期，即由三系杂交稻向两系杂交稻、品种间向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转变，主帅袁隆平哪里可以离开那么久。他这两次都是只在印度待了十多天，为印度制定了全面的研究方案之后就回国了，剩下的许多具体技术性指导、培训等工作就是由我和另外一名同事邓小林完成的，包括写总结报告递交给联合国粮农组织。

20世纪90年代，中国派出多名专家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杂交水稻技术顾问到许多国家和地区指导杂交水稻研发工作，其中越南、印度尼西亚、巴西、孟加拉国、缅甸都是优先考虑的国家。我和袁隆平于1997年和1998年再度一起到缅甸指导工作。当然，他还是只是短暂地进行关键性指导之后就回国了，我则一直工作到项目结束。此外，我还作为粮农组织顾问到了巴西、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指导他们的杂交水稻研发工作。

并不是有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立项和经费支持，以及中国派了技术专家进行了指导，杂交水稻就一定能在某个国家取得成功。事实上，凡是一个国家的政府足够重视，加强了组织管理，又具有较强的研发队伍，这样成功的机会就越多，如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而缅甸、斯里兰卡、巴西这样的国家，最后一直没有得到大的发展，有的至今还处在初级阶段。

杂交水稻虽说是首先在中国取得成功，但是我们在技术规范、专利、知识产权这些方面的工作都是十分欠缺的。如要咨询专家，他们都能把杂交水稻技术讲给你听；
如要技术指导，也都可以在田间示范给你看。但是要问有什么参考资料、教程、理论著作等，刚开始基本拿不出手，即使有可供参考的资料也是支离破碎的。那杂交水稻要走向世界，人家可是要这些规范了的东西。记得在1981年第二期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举办时，我们用的教材是临时编写的，英译本也是中式英语，很憋足，许多专业术语也不统一。

国际水稻研究所多次催促中方编写有关教材，并且答应由他们出版。袁隆平只好组织我们加班加点，先编写中文版，再由中文翻译成英文。但是，我们坚持这本原始教材必须由中方出版。后来我们编写完成了《杂交水稻简明教程（中英对照）》，并在1985年9月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世界上第一本杂交水稻专著，全书共计12万字，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后来，在国内外出版发行的有关杂交水稻方面的技术教材，都离不开这本“圣经”的精髓。

另外，袁隆平也带领团队加紧编写杂交水稻的书籍，如1988年4月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就是一本经典教材。后来又陆陆续续出版了《袁隆平论文集》《杂交水稻学》等著作。我也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了相关文章和专著，如1988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出版的Rice Seed Health一书中，就有笔者所作的Hybrid Rice Seed Produc⁃tion in China(《中国杂交水稻种子生产》)一文，这是第一篇在国际上介绍中国杂交水稻种子生产的英文文章[4]。1988年，农业出版社还出版了我撰写的《杂交稻生产技术》一书。

20世纪80-9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水稻研究所也组织编写并出版了一些关于杂交水稻的书籍在全球发行。袁隆平主编的有Technology of Hy⁃brid Rice Production，我参与编写的有Hybrid Rice in China——A Success Story（《中国的杂交水稻——一个成功的故事》）、Tw o-line Hybrid Rice Breed⁃ing Manual、Hybrid Rice for Food Security,Poverty Alleviation,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等。这些初始的杂交水稻技术书籍，成了杂交水稻走向世界的主要载体之一。

在杂交水稻走向世界的过程中，1986年在中国召开的“首届杂交水稻国际会议”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相当于吹响了“杂交水稻全球化的集结号”。1984年6月15日，在杂交水稻的发源地——湖南，成立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关于杂交水稻的专门研究机构。我也是在那年稍迟点的时间，从国际水稻研究所硕士毕业后被袁隆平要到了他手下，分管科研和外事工作。

由于在国际水稻研究所三年多的学习经历，有了国际视野，知道国际会议的重要性。我就建议尽快组织首届杂交水稻国际会议，袁隆平很支持，马上与湖南省外事办沟通，得到了湖南省政府和湖南省外事办的大力支持，给予经费安排，并派专人负责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我作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的具体组织者，湖南省外事办主任黄春荣亲自抓此项工作。大家都知道此事的重要性，但是当时对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甚至是湖南省，都没有过组织召开国际会议的经验。会议的规模、程序、邀请哪些人参加，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记得当时讨论哪些国家和地区不邀请时，就提出了以色列、南朝鲜（今韩国），还有中国台湾地区。

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想着由中国独自举办，后来考虑到我们当时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号召力不足，不仅缺乏国际会议经验，而且缺少经费，尤其是要提供外国参会人员的往返机票，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为什么要放在9月中旬呢？就是考虑让参会者可以在田间看到即将成熟的大面积杂交水稻。会议筹备工作艰难地进行着，原定于1986年9月15-19日在湖南长沙召开的日期越来越近，但是直到1985年底，进展仍十分缓慢。这时袁隆平就提出要和国际水稻研究所联合举办，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分管国际合作的副院长任志就写信给国际水稻所，提出了这个要求。

国际水稻研究所可能有些想法，反应不是很积极。这时离原定的会议日期不足8个月了。1986年1月14日，袁隆平亲自给国际水稻研究所专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所长级别的乌马里博士写了封信，乌马里博士对中国非常友好。袁隆平在信中写道：“我希望您已经收阅了任志关于杂交水稻国际会议的信，现在已经确定这个国际会议将于今年9月15-19日在湖南长沙举行。迄今为止，已有9个国家的二十多名外国科学家报名参加这个会议。为了使这次国际会议更为成功，我们诚恳希望国际水稻研究所能和我们一起共同举办这次国际会议，这是因为：（1）国际水稻所能帮助我们邀请更多中国之外的、我们还不熟悉的科学家参加这次会议；
（2）国际水稻研究所能够为第三世界的参会科学家提供旅费支持，我们仅能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在中国的交通费用；
（3）国际水稻研究所有高效的印刷设备来出版所遴选的会议文章——论文集。”

原本只是邀请国际水稻研究所人员参会，因种种原因，就变成了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共同举办。加上又是由这位被国际水稻研究所时任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亲自写信，提出要求，国际水稻研究所马上作出了积极回应，答应共同举办。会议日期推到了1986年10月16日开幕，因为每年的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参会人员不再受“政治影响”，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都可以参会，包括那时还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如以色列、南朝鲜（今韩国）等国家。最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首届杂交水稻国际会议成功召开，国外、境外代表近200人，国内有100多人，是名副其实的国际会议。

由于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杂交水稻国际会议”在首届大会上就被确定为一个要连续召开的杂交水稻国际会议。国际水稻研究所本来就有一个专门的“国际水稻大会”，也是全球连续性的，规模很大，门类齐全。但是从1986年起，就增加了一个单列且平行于原有的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Confer⁃ence(IRRC)的会议，即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ybrid Rice（杂交水稻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后，每届均在不同地方召开，第二届是在国际水稻研究所（1992）、第三届在印度（1996）、第四届是在越南（2002）、第 五 届 在 中 国（2008）、第 六 届 在 印 度（2012）、第七届在印度尼西亚（2018）。我从第一届到第五届都有参加，而且都作为重点发言者，尤其是第五届，还作为中国“Country Report”的报告者。杂交水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连续多次召开，使得杂交水稻在世界水稻研发上占据了非常重要和突出的地位。即使是从事常规水稻育种和其他研究的力量，也将很大一部分调整到了杂交水稻有关的研究上来了。

除了这七次大型国际会议，还有许多不同规模、不同侧重的杂交水稻方面的国际会议，多年来在中国及其他国家或地区陆续召开，也起到了宣传杂交水稻技术和提高杂交水稻技术的作用。现在全球数以万计的农业科技人员加入到杂交水稻的研发领域，各种国际合作也进行得比较好，有了这样的基础，杂交水稻的可持续发展是没有问题的。

杂交水稻在中国取得成功与中国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同时杂交水稻走向世界与部分国家的政要也是有很大的关系。一些国家为了发展杂交水稻，还特地邀请袁隆平到他们国家访问指导。有的国家元首、政要亲自来中国，到长沙登门拜访袁隆平，如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咖瓦蒂。此外，袁隆平还应邀去了委内瑞拉。如果各个国家元首和政要们能调动全国的力量来搞杂交水稻，事情就容易许多。即使遇到一些纠纷和矛盾，政要们出面斡旋，解决起来也就快些。

我就参与了一个重要事件的解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杂交水稻技术转让给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是一个战略决策。美方当时只出30万美元，就一次性买下了全部的“杂交水稻技术”，当时也不懂什么叫技术转让，30万美元在那时也很多，农业部主管部门的人很满意。可是接下来的麻烦就出现了。当中方提出与国际水稻所合作研究杂交水稻时，美方提出，这是违反知识产权保护的。

同时，由于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使得中国不能与除美国之外的国家共享杂交水稻技术，国际舆论上也出现了对中国不利的指责。

图1是1990年2月20日，英文版《马尼拉通讯》上面的一篇文章，指责中国不愿（无偿）分享杂交水稻技术，而只对两个美国私人公司转让了该技术。

另一篇文章（图2)一开始，就挖苦中国“在扮演第三世界社会主义老大的同时与资本主义勾结，欺骗其他处在饥荒中的国家，（对他们）则保密这世界上最高产的水稻（指杂交水稻）。”最后一段，则指出“在中国，袁（隆平）正在研究和即将在1993年推广的亚种间杂交稻会更高产，他不应该包括在（与美国签署的）协议中，所以他能够和其国家自由分享，除非是北京硬要满足美国的公司”。

图1 1990年2月20日《马尼拉通讯》的文章

图2 1990年5月22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一篇文章

这成了中国杂交水稻走出国门的一件“左右为难”的事，也是个必须要解开的套。否则，袁隆平提出“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会大受损害。1990年7月13日下午，我（当时在IRRI读博士，但同时还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参加一个接待工作，只知道是接待中国来的邓女士（Madam N.Deng）。

我来到所长办公室，有点紧张，因为以我的身份是很难到所长办公室的。没过多久，在中国驻菲使馆人员的陪同下，一位中年女士带着一位年轻女翻译来了。女翻译小声告诉我，她是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楠。整个会谈中，大家开始都比较严肃，后来缓和了些。邓楠一直在认真听。很快，所长朗皮博士（Dr.K.Lampe）就直接谈到了由于中国已经将整个“杂交水稻技术”转让给了美国，IRRI与中国进行杂交水稻技术合作，受到了限制，尤其是互相进行育种材料的交换问题。朗皮所长还直言不讳，要邓楠传话给邓小平，撤销与西方石油公司的杂交水稻技术转让协议。

当问到我时，我也是仗着胆子指出：“也许是我们不懂技术转让的操作规程，使得美国把‘杂交水稻技术’全部包括在了技术转让的协议条款里，限制了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分享，甚至以后仍会限制我们自己的手脚。所以，我主张对协议进行修改，只能限制到具体的组合和相关的亲本材料，而不是整个杂交水稻技术。”

后来，中国放宽了与世界各国无偿分享杂交水稻技术和育种材料的条件，使得杂交水稻走向世界成为可能。我认为自己的作用是很大的,因为在这次会谈中，我是唯一懂杂交水稻技术的，又是中方人员，我谈到的问题也都比较客观。但是，关键所在可能还是邓楠回国后向中央领导转达了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希望和要求。

事实也如此，等到中国后来研究出两系杂交水稻时，美方就提出，这也是包括在技术转让协议里的，要中方无偿提供两系材料时，我们才意识到笼统的转让“杂交水稻技术”的失策和代价。现在美方每年要付四五百万美元的技术转让费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和其他国家分享技术和育种材料。最关键的是，我们捍卫了杂交水稻技术知识产权，也维护了国家的声誉。

因为杂交水稻技术研发的成功，给以水稻为主量的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了保障和希望，所以水稻主产国家的政要们，将它的利用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举措，当然是非常重视。从国家最高层面来布局，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杂交水稻，很快在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菲律宾等国取得了突破和成功。相比之下，那些没有得到政要太多重视的国家，如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就差了很远，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杂交水稻，而且这方面的人才也少，哪怕同样得到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项目支持。

在杂交水稻的研究过程中，科研人员以及研究机构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是在走向市场、走向大规模生产的时候，种子生产和栽培推广变得尤为重要。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一个能集育种、种子生产、栽培管理推广，甚至终端产品——稻米的生产为一体的机构，不管是国营还是私营，在杂交水稻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市场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企业慢慢成了主角。

刚开始从中国转让杂交水稻技术的西方石油公司，包括他的下属圆环公司、卡捷尔公司，后来有美国的水稻技术公司（RiceTech，Inc.），后来许多国家的杂交水稻公司也加入其中，如菲律宾的SL公司，印度的Mahyco,Indu-America,印度尼西亚的BISI公司，泰国的正大公司，中国的隆平高科等。

泰国正大集团，早在40多年前，它就开始投资中国，非常成功。其掌舵人谢国民先生，华人巨商，泰国首富。我2001年到印度尼西亚执行联合国粮农组织杂交水稻技术项目时，他特意找到了我。他有家种子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叫BISI，也开始搞杂交水稻。我与他素昧平生，但是聊起来，一见如故。他非常细心，对杂交水稻的方方面面打破砂锅问到底。最后，他更加坚定了进入杂交水稻领域的决心。

2007年初，美国先锋公司（Pioneer hi-bred In⁃ternational）的副总裁（Dennis Byron），邀我去他们在艾奥瓦州的总部去做一次杂交水稻的学术报告，他们为我安排好了往返机票。2月5日那天到达时，遇上大雪天，副总亲自开车到机场接我。之后，在那里做了一个相关的学术报告。他为了拉近感情，特意把在那里工作的几位中国人叫来陪我一起吃饭，当然是公司很简单的接待餐。显然，他们公司请我去，根本目的不是要请我吃饭，而是想了解杂交水稻新进展。同年，我还到访了位于美国休斯敦、与我们科研团队签了合作协议的美国RiceTec.（水稻技术公司）。在那里，最开眼界的是，他们一个不足百人的水稻公司，居然收集有世界各地的，各种类型的水稻种子资源和育种材料。杂交水稻各种类型的不育系，他们几乎都有，保存得很好。可以说比我们一个省级农科院（水稻所）收集保存的稻种资源还要多，数据保存在电脑里，随时可以查阅。我在公司会议室，给这个小小的“联合国”的成员们，介绍了中国杂交水稻近况，解答了他们提出的许多技术问题。

2004年5月，我有幸陪同袁隆平去了一趟以色列，与以色列一家叫作“FERTI SEEDS Ltd”种子公司签订了杂交水稻技术合作协议。最初是FERTI SEEDS的CEO——Vered Yesodi博士和她的助手，首先到中国来，了解杂交水稻的情况。我尽了地主之谊，带她们到南宁附近看了杂交稻育种、制种和大面积生产的情况。为什么她们要搞杂交水稻研究呢？她们以色列没有水稻，连水都很珍贵。但是她们告诉我，他们以色列的发展是没有国界的，他们只要掌握了杂交水稻这个技术，他们就可以在世界各地生产和销售杂交水稻种子的。

还有一家新加坡的公司，叫作Golden Sunland Co.Ltd，他们在非洲、亚洲很多国家从事杂交水稻产业。我作为该公司的顾问，去过文莱两次，专门见过文莱王室成员和该国农业部长。他们一个不到40万人口的国家，靠石油收入富得流油，根本用不着种水稻，进口稻米就能很好地过日子的国度，为什么要搞杂交水稻呢？他们也是考虑到用杂交水稻技术，特别是种子生产技术在其他国家赚钱。

2019年11月，我去缅甸进行杂交水稻培训。在缅甸，目前有隆平高科的人员推广杂交水稻。同时，新加坡的Golden Sunland公司也在缅甸从事杂交水稻研发，已经30多年了。他们在缅甸有育种团队，几乎都是中国请来的育种专家，有大面积的种子生产基地和种子加工设备，还建了一个很大的大米加工厂。他们把公司培育的杂交水稻品种在当地组织农民生产，稻谷全部由公司收购，加工之后，稻米出口新加坡、文莱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他们培育的能降血糖的杂交水稻新品种，很受市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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