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研究——基于DID,方法的实证分析

潘剑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2488）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自2014 年“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迅猛，在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位列世界第二，流量达到1456.7 亿美元。202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继续扩大，流量超过1537.1 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已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部分，影响力逐年扩大，连续4 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占比超过10%。但是，相比欧美国家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晚，无论在存量规模还是在结构组成上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截至2020 年底，中国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别占全球的6.6%和20.8%，占GDP 比率分别为17.5%和38.9%，中国还未能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一带一路”建设给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其促进了商品流通和资金融通，整合了沿线的对外直接投资资源，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金融资源整合的同时，也给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中国一直提倡强化贸易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因此自倡议提出以来，从中央到沿线省域地方政府积极制定实施科学合理的贸易合作方案，改善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方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域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机会增加，区域间资源流动速度进一步加快，为沿线省域的经济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都注入了新的活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布局，成为“走出去”战略深入推进的必然路径选择。

纵观现有文献，虽有文献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但多集中于微观企业层面，而立足于省域层面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少，实证检验则更少。文章则试图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来量化“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省市对外直接投资的带动作用。亟需探讨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是否存在对沿线省域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实际促进效应，如果存在，是否存在异质性的促进效果，以及其内在影响机制，从而有助于厘清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政策效果，掌握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为实现从对外投资大国到对外投资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1.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分析

以往文献从制度政策、经济环境等因素就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张为付(2008)就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撑力、引力和张力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根据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建立了7 大假设，通过建立相关计量模型得到：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受到政府支持、汇率水平、民营资本比例、出口规模、经济总量等因素的正面影响。程惠芳、阮翔(2004)讨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运用引力模型研究发现双边贸易总量、人均收入与经济总规模将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两国之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相似程度呈现正向关系。李梅、柳士昌(2012)指出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作用，受到母国自身吸收能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特征。金融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差异、经济发展、研发强度、人力资本等都会影响技术溢出的程度。除此之外，相关学者也提出政府干预、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等其他影响因素（赵云辉等，2020；
古柳、宋婕，2020）。

2. “一带一路”倡议对OFDI 影响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学者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对OFDI 的相关研究可以根据作用对象分为国内层面和国外层面两个方面。国内层面，杨英、刘彩霞(2015)的研究运用VAR 模型对中国加入WTO 以来对“一带一路”沿线64 个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并不会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相反中国之所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是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李惠茹、蒋俊(2019)关注中国出口贸易，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提振中国沿线地区的出口贸易，其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评价，发现其促进作用不具有稳定而持续的动态效应且存在区域差异性；
张建清、董洁明(2019)认为对外贸易会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国外层面，学者们倾向从“一带一路”的贸易效应展开研究，Trakoun(2017)对“一带一路”倡议保持良好的支持态度，认为其对亚太地区的经济与商业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Kaczmarski(2019)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是一个旨在促进中国、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国际贸易以及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安全体系的协定，并考察了欧亚经济联盟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的潜力。陈敏、陈淑梅(2019)从出口和进口两个维度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借助沿线国家的贸易畅通的水平量数据，实证探究“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贸易效率的影响，发现贸易效率还需进一步提升。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以往文献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及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发展前景，从视角门槛、区域创新以及投资国区别等方面对OFDI 进行研究，未能直接从“一带一路”倡议出发，分析政策对沿线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效果。基于此，文章以全国2011—2020 年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将该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DID 模型进行因果识别。边际贡献有：第一，现有文献以定性研究为主，量化“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直接投资两者关系的相关研究较少，即使有部分研究对该问题进行了量化研究，也未对其中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进行系统讨论。相比之下，文章通过构建DID 模型进行因果识别，为解析“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和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第二，从区域差异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地区差异，通过模型扩展验证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内外开放程度下的政策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该结论对“一带一路”倡议具体行动方案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三，文章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作用机理进行了详细梳理，并深入探讨了中间的影响机制，使得结论更加丰富可靠，同时也为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效果提供了理论基础。

1. 模型设定

（1） 双重差分法

双重差分法能够解决模型构建的内生性问题，能够有效对外生事件冲击的因果效应进行识别，常被用于政策效果的分析和识别中。文章选取中国30 个省份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并用变量du 来表示。如果该省份属于“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则取值为1，否则为0。排除由于无法获得完整数据的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后，共有17 个省份为实验组，13 个省份为对照组。由于“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 年底提出，文章根据王桂军、卢潇潇(2019)的研究做法，设定时间虚拟变量dt，2014 年及以前取值为0，2014 年后取值为1。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下标i 和t 分别代表第i 个省份和第t 年，OFDI 表示各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外直接投资取对数得到。X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及阐释如下表1。ε 为随机扰动项，文章重点关注du×dt 前的系数，该系数大小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果，该系数为正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省域OFDI 发展具有正向的影响，该系数为负，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省域OFDI 发展具有负向影响。

表1 变量定义表

（2） 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法使用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政策实施的时间是随机的；
二是政策实施地区发展的共同趋势假定，即若没有“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与非沿线省份的OFDI 发展趋势随着时间推移不会出现系统性差异。但现实情况复杂多变，第二个条件往往无法得到完全满足，因此采用PSM（倾向得分匹配） 方法来缓解选择性偏差问题。PSM-DID方法即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再次进行双重差分模型回归，以期减缓样本偏差问题，使估计结果更加稳健。

2. 数据说明

文章以2011—2020 年全国30 个省份（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 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分析沿线省域对外直接投资受到“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影响的效果大小。所有数据均通过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对外投资统计公报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到，数据所涉及的美元汇率均以当年的平均汇率换算，对有价值的数据以2011 年为基期进行价值平减。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由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du 的平均值为0.567，说明大概有56.7%的省份为“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并且由于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布较为均匀，也为后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提供了支撑。此外，不同省份之间lnrjGDP、urban、human 等变量之间变化差异较大，说明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情况

可以从表3 中看出各个省份对外直接投资对数(lnOFDI)与人均GDP 对数(lnrjGDP)、产业结构(structure)、城市化水平(urban)、对外开放水平(open)、人力资本因素(human)、科技发展水平(technology)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均成正相关且相关性在50%左右，与GDP 增长率(GDPgrow)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收入比(exin)成负相关且相关性分别是35%和60%。说明文章所选取的控制变量确实会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产生一定影响，因此这些重要的控制变量应当在双重差分的考虑范围之内。

表3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2. 平行趋势检验

接下来就前文回归结果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只有当“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省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才能够排除政策实施并不是由地区事前特征内生所决定，保证事件冲击的外生条件。为了直观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域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大小，文章拟通过绘制实验组和控制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时间趋势对照图，观察两组省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变化趋势，如图1 所示。

由图1 不难看出，以2014 年为时间节点，在2014 年之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对外直接投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2014 年之后，实验组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对照组，两者之间的差异逐渐扩大，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确实会对沿线省域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影响，而且满足平行趋势。

图1 时间趋势图

为了进一步直观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域进口贸易发展是否存在影响，借鉴Cornaggia 等(2015)的研究方法，文章将2014 年设定为政策发生年，政策发生前一年为基期，取2011 年、2012 年、2014 年和2015 年分别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省份作交乘得did2011、did2012、did2014 和did2015，结果如表4 所示。2014 年前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说明政策发生前处理组和控制组OFDI 不存在明显差异，满足政策发生前处理组和控制组拥有同趋势假设。

表4 平行趋势检验回归结果

3. DID 分析

根据表5，模型(1)～(4)是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文章du×dt 的回归系数，因为其反映了受“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省份和未受政策影响的省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交互作用。总体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份对外直接投资的净效应系数(du×dt)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初步说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提高沿线省份的OFDI 水平。在加入控制变量后，虽然回归系数的大小有所改变，但du×dt 系数显著性水平保持不变，回归系数大小为0.683，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省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非“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省份平均OFDI 上升68.3%，符合前文的理论分析。

表5 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控制变量方面，人均GDP、产业结构、开放水平、人力资本因素、科技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均能对当地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GDP 增长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和支出收入比、城市化水平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文章在异质性检验机制研究中对控制变量进一步讨论。

4. PSM-DID 稳健性检验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和各项控制变量指标均与非沿线省份差异较大，导致“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可能是由自身特征所决定，存在较为严重的自选择问题。为了剔除沿线省份和非沿线省份的系统性差异，文章使用PSM-DID方法对前文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文章选择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1 对1 最近邻匹配，对匹配后的样本再一次进行双重差分分析，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经过PSM 方法后，文章排除了68 个样本并用筛选后的回归样本进行PSM-DID 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未加入控制变量时，“一带一路”倡议对OFDI 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加入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为0.548，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份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54.8%，且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表6 PSM- DID 回归结果

5. 异质性分析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表现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因此，受资源条件、经济基础、区位特征等影响，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省份的差异，文章接下来分“一带”（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与“一路”两个区域讨论“一带一路”倡议效应的异质性。

表7 根据各省份所处位置将总样本划分为“一带”和“一路”两个子样本。结果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份对外直接投资的带动作用在“一带”和“一路”地区都显著存在，但从系数大小来看，“一带”地区回归系数为0.588，“一路”地区回归系数为0.516，且通过了似无相关检验存在明显差异。说明政策的促进作用在“一带”地区中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一带”地区主要集中在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内陆地区，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途径和能力。因此在政策的推动下，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面向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开放的大门，其中内陆地区发挥了枢纽和中心作用，使得沿线各省份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政策效果立竿见影。相比之下，“一路”沿线省份本身对外开放程度更高，开放方式更加多元，因此对政策的响应也不强烈。此外，表中结果还表明在“一带”地区内部，“一带一路”倡议对于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果较东部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验证了上文的推理。

表7 地区分组回归结果

6. 机制研究

借鉴黎文靖等(2014)的检验方法，采用交叉项回归法，对其中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其中，GDP 增长率(GDPgrow)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收入比(exin)，文章主要考虑了地区发展水平、地方财政状况、外商投资额三个因素在中间发挥的机制作用，具体结果如表8 所示。其中，列(1)和列(2)分别是GDP 增长率(GDPgrow)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收入比(exin)的机制分析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两者与“一带一路”倡议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其结果一定程度上对该省域对外直接投资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这主要是因为，GDP 增长率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参与对外投资的意愿越低，考虑到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地区可以通过自驱的方式来通过内部需求带动发展，而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收入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因资源分配的多样性导致干预了沿线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同时，越是自然资源富足的地区越能自给自足，参与区际资源贸易的意愿越低。

表8 机制研究回归结果

列(3)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机制分析结果，与前面两个机制不同，解释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交叉项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这种机制的相互作用最终达到提升中国沿线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较高的地区，与其他国家资源流动的速度也进一步加快，从而带动了对外直接投资明显的增长，为沿线省域的经济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都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章基于2011—2020 年全国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影响，在厘清文章的基本思路后，运用双重差分法、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等方法检验了其影响。研究发现，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果对沿线省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为68.3%，在PSM-DID 稳健性检验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实施对沿线省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为54.8%，作用十分显著，“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有效提升了中国沿线省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从分片区来看，无论是“一带”地区还是“一路”地区，“一带一路”倡议都会显著促进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一带”地区的效果更为明显。“一带”地区西部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显著高于东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GDP 增长速度越快、政府财政预算支出收入比越高对当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抑制作用越强烈，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会显著提升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研究结论，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大力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省份的人均GDP，优化产业结构，重视“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省份经济协同发展。地方政府应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在社会保障上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消费，进一步加快区域间资源流动的速度。

第二，进一步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探索全球资源配置新途径。“一带一路”倡议为国内沿线省份和国外沿线国家提供了良好发展的平台，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要素的整合能力，完善国内外在经济利益要素和资源要素有机串联，加强对外投资建设，搭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享式发展的新平台，深化与沿线国家贸易往来与合作，打造出立足于世界的民族品牌。

第三，更加重视“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区域发展战略的有机衔接。重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沿线城市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因地制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性城市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平台和枢纽作用，打造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猜你喜欢 省域省份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重庆与世界(2022年5期)2022-05-29浙江向全行业发起廉洁自律倡议中国注册会计师(2021年9期)2021-11-23Happy Afternoon Tea阅读（快乐英语高年级）(2019年5期)2019-09-10江西省初步建成教育省域网骨干网江苏科技报·E教中国(2019年11期)2019-09-1016省份上半年GDP超万亿元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31期)2018-08-14A Dialogue about Innovation in Global Economy Governance in Chongqing重庆与世界(2017年11期)2017-12-0522个省决策探索(2017年11期)2017-06-23省域流通产业竞争力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商业经济研究(2016年14期)2016-09-14中国省域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分解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1期)2016-01-13 相关热词搜索：实证，沿线，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