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学的跨界变迁：脉胳、特点及走向

尹允镇，郑冬梅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韩国文学自古到今在以中国文化为首的东亚文学和西方文学等异国文化的跨界交流、变迁和融合中，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道路。

在这一过程中，韩国文学与时俱进，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发展方向，融入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区域文化新秩序和世界文化新秩序，走过了和这种变化同步发展的历史演变轨迹。

当前，韩国文学为了迎合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又要调整自己的文化方向，要融合到这个世界文化大潮流中，寻找自身文化的发展道路。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世界文化新格局和它的各种演变过程中，韩国文学都顺利地完成历史性的转型，实现了从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的跨界变迁。

韩国文学的几度变迁显示出它鲜明的演变轨迹和特色，也显现出引人注目的未来发展趋势。

到目前为止，韩国文学的跨界演变可谓经历了3 个历史发展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它特定的历史含义和时代内容。

本文围绕韩国文学跨界演变的3 个阶段，重点探讨韩国文学如何迎合当下的世界文学潮流，如何把自己融入到世界文学新秩序和格局中和怎样寻求当今全球化时代未来走向的问题。

相信这对韩国文学以及东亚文学的跨界研究都有重要的帮助。

综观世界文学的发展，每到一定的历史阶段都会出现一个区域性的文化内核，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区域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场（文学场）。

这个文化场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文化版图，不断地吸引周边文学，促成一个自己的文化势力场。

中世纪出现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希腊文化应该说都是这种文化场，由此形成了以中国、印度、阿拉伯、希腊为中心的中世纪世界区域国际文化版图和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文化秩序。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产物。

综观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以血缘维系生产的农耕文化。

这是上古时期形成的古老的生产方式的延续。

有史以来，中国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大无畏的精神，开辟了这片土地，用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东方文明和文化。

辽阔的土地培养了他们的聪明和才智，肥沃的土地培育了他们勤劳勇敢的文化性格。

在这个“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中[1]，他们以家庭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塑造了与之相适应的“农业文明”。

“农业文明”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它的整个过程主要靠经验来维系。

何时耕地、何时种地、何时干什么农活全凭经验，要有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指挥，由此产生了生产中的老者、长者、家长等有经验的人的显赫地位。

换言之，在中国社会，老者和长者以及家长掌管着农业生产的绝对经营权和指挥权。

生产中这样，生活中也如此。

马克思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资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2]。

这就是说，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是社会物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产物。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老者、长者、家长的地位如此重要，那么，以“孝”为中心的礼仪文化的产生也有其历史必然性。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几经变化，但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将群体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按照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来……维系整个社会的生存和活动”[3]（P9）。

天不变，道亦不变。

只要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变，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体系、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伦理规范、道德原则也不会变。

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满足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子孙满堂的农耕小康生活，以之维系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的这种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农耕生产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文化，对同样是有和中国相似或相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国家和民族具有指导意义和强烈的文化吸引力。

由此产生的文化也以它那强烈的文化场吸引了周边的国家和民族，把它们纳入到了以自己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和文化秩序中。

韩国自古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原因就在于它具有和中国大体上相同或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相近的历史进程和文化。

到了中世纪，韩国接收中国文化，不仅充实了自己的文化，而且把它发扬光大，建立了以儒文化和它的伦理观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这对中国来说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伦理道德文化场吸引周边文化的结果；
对韩国来说，这是他们调整自己的文化方向，融入到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国际文化秩序中的过程。

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个文化核心产生，必然吸引不少周边文化纳入到自己的文化体系中；
就周边的文化而言，要生存、要发展，其必须与时俱进，融入到这个文化体系和文化秩序中。

韩国文学之所以在中世纪得到生存和发展就是它迎合这个区域国际文化环境，与时俱进，不断地调整自己文化方向，纳入到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北亚国际文化体系之中的结果。

换言之，这一跨界变迁过程对韩国文学来说是一个文化生存的需要、文化发展的需要。

在中世纪东亚文化体系中，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是它的基础和基石；
孔孟之道和儒学是它的基本的核心价值观；
汉字是它的媒介和工具，或者说是共同文语①；
文学的共同话语和核心话语是仁义礼智信等伦理和道德忠孝观念。

包括韩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在内的整个东亚古典文学大体上就是围绕着这类文学论题展开的②。

古代东亚汉文化共同体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就韩国文学而言，它从高丽时期开始大量接收中国文化，迎来了一个以汉诗为中心的汉文学的繁荣期，出现了众多汉学家和汉文文学作品。

汉文的传入和儒文化一道改变了韩国的文化发展方向和文字书写方式，使他们的古典文化得到了保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借用汉字的音和意，创造出记录韩国语的“吏读文”，使韩国文学开始走向汉文学和国文文学并存的发展道路。

到了朝鲜王朝时期，韩国人在此基础上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训民正音”，但其中汉字、汉文化仍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文学和文化的主流，汉文文学仍成为他们的主导文学，构成古代东亚汉文化共同体，共同维系着东亚汉文化体系。

韩国著名的汉诗人朴仁老在《船上叹》中吟道“吾东方之物，可比汉唐宋”的时候，不难看出韩国人所具有的这种文化自豪感和文化优越感。

但是到了近代，这种文化自豪感和文化优越感逐渐成为巨大的传统文化包袱，迟缓了近代化的步伐。

西方文化，天人相分。

在西方，“天人相争，即人对自然的控制、征服、对峙、斗争是社会和文化的主题之一”[3]（P320）。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西方文化以它那和东方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强行叩开东方的大门，用各种不平等条约吞食东亚各国。

他们开始搅乱东亚文化已有的文化秩序，改变其文化流向，迫使韩国文化转型，使之融入到西方文化体系之中。

西方文化把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世界观转用到世界，用坚船利炮无情地蹂躏世界各地区的本土文化，再编整个世界的文化秩序。

在韩国，西方“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冲击以儒学礼仪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价值观；
以人权、人本、自由、民主、平等的近代思想文化话语体系替代韩国古代思想文化话语体系。

显然，那个年代西方文化的冲击比传统的东亚国际文化秩序来势更猛、更强；
更为重要的是它以具有时代性的价值比较优位和坚船利炮横扫世界各地区的文化。

由此韩国也不得不再一次调整自己的文化方向，与时俱进，进行一次深刻的文化转型，转而学习西方文化，向西方追求救国救民的武器和未来文化的发展道路。

但韩国的这一过程并非是轻而易举， 一蹴而成。

为接收西方文化，融入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近代西方文化秩序，韩国又一次经历了艰难的文化抉择的心理历程。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谈论近代中国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经历的文化心理过程时，把它分为“从器具上感觉不足”“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等3 个阶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4]。

韩国人经历的历史进程也与之大致相仿。在形形色色、浩如烟海般涌进的西方文化面前，韩国人首先采取的是坚决的抵制，以大院君为首的守旧势力和他们立下的“斥和碑”③充分证明他们对西方文化的鲜明态度。

但是，这种“斥和”客观上和闭关自守、盲目排外连在一起，形成了有史以来任人宰割的最为残酷的近代历史悲剧。

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韩国大门，韩国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得不签订“江华岛条约”。

“江华岛条约”的签订意味着韩国的门户开放，也意味着古代价值体系和文化格局的破产。

从此西方文化大量涌入韩国，改变了韩国的近代文化和文学的走向。

在先进的西方文化面前，韩国先觉者首先感到的是“器具上不如别人”。

在他们看来，西方列强靠的是器之利，那么保家卫国也要器之厉。

由此，一份份上书飞往朝廷，纷纷提出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建议，仅1882 年9 月这方面的上书就有9 份。

在这些建议中，温和派提出以传统文化为主、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的所谓“东道西器论”。

“东道西器论”与中国的“中体西用论”、日本的“和魂洋才论”是难兄难弟，反映了儒家文化，即东亚文化共同体遭受西方文化冲击时心理反映的共同性。

显然，它比盲目排外、坚决抵制西方文化的大院君向前进了一步，但其还是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

当西方的器具也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韩国人进而想到的是“制度上的不足”。

“金字塔”式的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实现平等、争取民主自由的最大障碍，实现富国强兵必须建立一个立宪政体，或者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中国的“戊戌变法”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就属于这一类。

在韩国，以金玉均为代表的开化派所进行的“甲申政变”及后来的“甲午改革”从本质上来说是他们对具体的体制或制度方面感到不足而发起的一场斗争。

本世纪初出现的“立宪研究会”“大韩自强会”“新民会”等本质上就属于这一类。

但他们仍然是只见物、不见心，未能从文化根本上认识这个问题。

因此，他们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具体制度的改革上，还没有深入到社会文化机制和民族启蒙、民族素质的全面提升上。

1910 年“韩日合并”后，韩国人从文化根本上和更深的文化层面上思考这个问题。

李光洙、崔南善等人立于更深的文化心理层次上痛切地感到传统文化的根本缺陷，在提出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口号的同时，开展新文化运动，由此拓展了民族崛起的宏伟蓝图。

1917 年李光洙就指出：“最近日本成功地接受西方文化，确立了亚洲全体文化导师的地位，他们还将融合东西文化建立一支独特的新文化，准备成为今日的希腊当作日本的理想，并为之开始作努力。

在那里，无论碰到谁，他们都把‘东西文化的融合’当作日本的理想”[5]。

由此他提出朝鲜民族也和大和民族一样在经过民族的近代启蒙后树立新的民族理想、建立一种新型文化的时代要求。

显然，这是要改变已经形成的古代文化体系的一种宣言。

崔南善也说：“今日的世界就是文明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文明的强人才享有生存的权力，只有文明的强人，才能确保尊荣和权威。

同戴仁天，而有祸福之别，同禀灵性，而有文野之分，就是这个缘故”[6]。

从此，李光洙、崔南善等人积极从事新文化的建构事业，吸收西方文化，为民族启蒙和近代民族文学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指出，李光洙、崔南善等人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日益加剧、韩国人民反日情绪日益高涨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这就造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极大困难和阻碍，可以说这也是韩国新文化运动和近代启蒙运动的最大特点。

日本帝国主义对民族启蒙和新文化运动的残酷镇压和韩国民族心理上普遍存在的反日抵抗情绪，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韩国人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接受，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主要是通过日本之故。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反抗心理也必然反映到文化思想领域，表现为韩国人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全面否定和排斥。

在民族对抗情绪极度高涨的条件下，这种心理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这也许就是暴力条件下跨界文化交流与和平环境中的文化交流有所不同的特点。

在韩国，传统的文化思想、道德观念、风俗习惯长期保存下来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这也是韩国近代化过程的一个特殊性。

但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韩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的更新和近代转型，延迟了其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要走民族复兴之路，必须跨界学习西方文化；
要学好西方近代文化，必须更新社会文化机制和民族素质。

这就是当时启蒙运动者和一些进步文化人的共同主张。

他们认为：民族的振兴光靠科技是不够的，近代科学技术必须同近代的文化机制一起，提高民族素质、创出新文化双管齐下，以此促进社会的根本改造。

这是他们在历史的反思中得出的结论。

所有这些就是他们融入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近代西方文化秩序的种种努力。

韩国人经历了几十年艰难的选择和文化心理上的调整，终于在跨界融入西方文化为核心价值的新的世界文化秩序中找到了出路。

对他们来说，这是文化存续的需要，也是文化发展的需要。

其结果是韩国现代文学在以西方价值观为中心的领域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 世纪60-70 年代韩国经济开发和产业化时期的文学和20 世纪80 年代以后与民主化有关的文学就是其代表性的文学成果。

但到现在韩国文学也遇到了不少问题，西方文化所固有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凸显，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尖锐，达到了几乎不可调和的地步。

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崛起以及史无前例的“一带一路”的设想，全球正在徐徐拉开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时代序幕，呼唤着多级、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

多级、多元文化时代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以近代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固有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和格局，预示着新的文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也越来越得到世界的关注，加上韩国、日本原有的东亚经济实力和他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东亚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也逐渐上升，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极和文化场。

不仅如此，这些文化逐渐向世界各地辐射，预示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更大规模的交流融合以及多元并存的新时代的到来。

世界的文化版图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世界开始进入多级文化时代， 它就是多种文化融合和多元并存的时代，即全球化的历史时代。

当今的世界作为世界化、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时代，这个时代也需要文化的多元。

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绿色、共存、发展、幸福就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共存就是这个时代的共同话语；
以英语为中心，包括汉语、西班牙语等等的世界各种语言都可成为媒介，共同述说着和平、绿色、共存、发展、幸福等全球化时代的主题。

其中最可喜可贺的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乃至以它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在其中有一席之地，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也有一席之地。

随着中国的腾飞，与之相适应的中国文化以及以它为中心的东亚文化的繁荣和崛起也成为了全球化时代文化界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以及以它为中心的东亚文化有其独特的特征和内涵。基于“亚细亚式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东亚文化，从它的产生到发展都有别于其他文化圈的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也具有和其他文化圈不同的文化内容。

尤其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冲击中艰难完成的近代历史转型，乃至近年来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呈现出来的独特的文化内涵，使它具备了更为强烈的文化包容性和吸引力。

众所周知，当今的世界包括它的观念体系、价值体系基本上是以西方为主的，目前为止的世界就是西方的所有观念一统天下的世界。

人们讨论什么问题都以西方为标准，以它的标准衡量曲直是非。世界发展到今天，这种价值观、人生观、宇宙观、世界观、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对人类和社会的发展的确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以人性、人道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体系成为引领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的引擎，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历史促进作用。

尤其是从19 世纪后半期开始，它以这种理念征服了世界、统治了世界、改变了世界。

但是，世界发展到今天，这种观念遇到了不少问题，人们看到了一直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很多近代理性观念开始显现出不少问题，一直被认为是正确的核心观念和价值体系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

当今的世界出现了战争、恐怖主义、贫富的差异、相对的贫困、生态问题、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还有种族歧视、道德的沦丧、精神的空虚、人性的扭曲等现代社会需面临的诸多问题， 其症结在哪里？还有一个值得引起人们重视的是西方文化不是解决这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

因此，人们不能不提出问题，不能不对到目前为止引领世界的西方文化提出质疑，同时寻求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拯救现代人类精神问题的另一个最佳途径。作为它的一种方案我们可以重视以人伦、和谐、“天人合一”、“和为贵”以及以此为核心价值观的吾东方、东亚文化。

当然，世界上不会有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在某种意义上，吾东方文化也不是万能，也许只能解决部分的、很有限的一些问题。

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这远比一个文化的独断专行好得多，至少也多了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东方文化的出现和崛起符合需要多元文化的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新的现代层次上的新民族文学的时代。

在多元化的新民族文学时代，韩国的文学也在转型，其再度跨界变换发展方向融入多元化时代中，在多元化时代中寻求自己的文化和文学生存、发展乃至弘扬的机遇。

以上就是韩国文学走过的3 个历史发展阶段，具体内容如下（详见表1）。

表1 韩国文学跨界交流3 个阶段及对应内容

近年来韩国文学呈现出鲜明的向内回归自己化的趋势，但这不是与外界文化完全隔绝的自我封闭和闭关自守的文化，它和与世隔绝的闭关自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其实，这是全球化时代由于频繁的跨界文化交流而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解决全球化时代面临的许多问题的一种自我调整。

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文化（文学）的回归现象”。

所谓的“文化（文学）的回归现象”是指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一种文化，不是融入或者倾倒在主体文化中，而是厌烦其主体文化，甚至在排斥和否定它的同时，反过来转向自己的传统文化，从中寻求解决当今各种社会问题的方式的现象。

显然，这是异质文化间的密切接触，甚至是密切交流和共存而来的相斥、相背的一种现象，是跨界文化交流中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

比如，日本近代夏目漱石是比较典型的代表。

他早年在英国学习，可谓是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东方人，但在这留学期间他受尽了宗族歧视在内的各种歧视，看到了西方文化所具有的各种问题。

从此，他重新认识西方文化，开始讨厌西方文化，并转而更加憧憬东方文化。

英国的留学生活对夏目漱石来说是一个重新审视自己传统文化的绝佳机会，加上他自幼修得的深厚的汉文修养，他开始更加憧憬自己的文化传统，厌恶西方文化，批判西方文化，最终在吾东方的“则天去私”中找到了解决近代人性问题的路子。

他的这种思想不一定解决了近代日本社会遇到的各种问题，但是在接触异质文化中重新发现自己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而爱护自己的文化，更加倾向于自己的文化，这种从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行为应该得到历史的积极评价。

其实，在鲁迅的身上我们也感受到这种倾向。鲁迅早年接收西方文化，但他从来不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北大期间，他讲授的课程就是《中国小说史略》。

在韩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中转向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及在弘扬西方文化的同时，在民族文化中寻求民族出路的是崔南善。

众所周知，崔南善是韩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1908 年他创办韩国第一个近代杂志《少年》，开始介绍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宣扬自由、民主、平等的近代文化思想，同时开展近代新诗即自由诗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近代启蒙运动[7]（P419-426）。

但是，“3.1 运动”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他开始转向自己的传统文化，研究自己的历史，掀起“时调”复兴运动，完全埋头在自己传统文化的挖掘和诠释上。

尽管他后来显现出了一些亲日倾向[7]（P278-295），但在前期他表现出来的这种“文化（文学）的回归”现象应该得到历史的积极评价。

近年来，韩国文学中这种文化回归和反思现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很多作家开始反思近代以来高度的产业化和经济开发，以及进入全球化以来全盘“西化”而来的各种社会现象，对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提出了质疑。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贫富的差异、相对的贫困、人性的堕落、道德的沦丧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环境、资源、污染等自然问题，很多人对社会发展而来的过去从未有过的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表示担忧。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韩国文学以及近期获奥斯卡奖、轰动一时的电影《寄生虫》就是其典型的例子。

人们开始怀疑一切，人们开始什么都不信，虚无主义充斥社会每个角落，人们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感、无力感，总觉得干什么都没有意思。

产生这种精神空虚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文化的跨界交流带来的对西方文化的无节制的接收，即“全盘西化”而来的恶果。

因此，人们开始对西方文化提出质疑，寻找解决这种现实问题的方案。

这种反思和反省往往和跨界交流的高低、强弱成正比。

外界文化的影响越深，其反弹力也越大，回归的愿望也越强。

目前这已经成为韩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并反映在各种文学作品中；
加上网络文学及其的发展而来的作家的淡化、作家权威的丧失等等步入全球化时代而出现的文学的一般走向，这种倾向愈演愈烈，文学的转型力度越来越强，越来越快。

在这里，近代文学中的那种人物情节结构也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出现扭曲的人物性格、碎片化的小说情节、多样化的叙事视角、随时任意变形的小说结构，显现出文学的一种未来鲜明的发展趋势。

但其中有一点值得引起人们重视的是贯穿在这些跨界融合交流和各种演变中呈现出来的鲜明的向内转、自己化趋势。

向内转、自己化，回到自己，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在其基础上寻求走向跨界文化融合和交流的最佳途径，这是近些年韩国文学显示出来的鲜明的东方化倾向，也许这就是决定韩国文学的未来走向的一个内驱力。

在向内转、自己化的情况下，近年来韩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鲜明的民族化倾向。

进入全球化文化时代以来，韩国自身的民族文化和传统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跨界文化融合和交流带来的问题。

崇洋媚外，总是跟着人家跑，这会丧失民族主体性；
但固步自封，盲目排外，民族文化则得不到发展。

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保持离不开与外来文化的跨界交流。一个优秀的健康的民族文化应该建立在积极吸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

尤其是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之间的跨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如何吸收他文化的优秀传统，同时如何传承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

在这里，任何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文化沙文主义都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元化要求相背离，不能融入到文化多元的全球化文化时代。

因此，全球化时代如何处理文化全球化和民族化的关系成为当代韩国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其次，迎合时代重新解读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诠释。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韩国文学开始回到自己的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和评价传统文化的价值。

但这不是照搬传统文化，而是更高层次上的重新诠释和解读，力图从中寻求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学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世界发展到现代传统的、民族的东西也要与时俱进，也要创新，主张自己的、传统的东西不太符合全球化时代。

传统的、民族性的东西也要与时俱进，符合时代要求的时代转型才能成为世界的。

在这一点上韩国文学今后也要做不懈的创新和努力。

它不同于大院君的那种“闭关自守”，其实这是更高层次上的文化审视，因此和那种固守自己、固守传统文化的“唯我主义”完全不同，而且有本质上的区别；
也和盲目、盲信外来文化的“崇洋媚外”有本质上的区别。

再次，现代的各种转型成为文学的主流。

目前韩国文学小说结构和书写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文化产业化发展和许多现代化的表现手段联系在一起，预示着未来重大的变迁和发展。

比如，文学和网络、AI 技术的结合很可能就是未来文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文学和其他新兴信息技术的结合也可能产生文学流通和交流渠道的巨大改变。

文学的专业界限和特点越来越淡化，现代的各种转型将成为文学的主流。

比如，韩国的古典作品《春香传》不仅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舞剧、歌剧等多种形式，而且各种文化仪式和活动也以此为命名。

它成为代表韩国文化的一种品牌，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创造出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除此之外，文学和文化的产业化也成为今后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

近年来，韩国的影视作品、K-POP 等都得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很明显，这些都是韩国文学基于民族古典现代转型的结果。

以上我们对韩国文学的跨界变迁历史轨迹与演变特点及未来走向做了简要的分析。

综观韩国文学的发展史，可以说它是迎合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化方向，融入主体发展方向的过程。

但是进入到全球化时代，它为了维系自己的文化，转而回归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寻求解决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的路子，显现出明显的向内转、自己化的道路。

近年来韩国文学的跨界研究也呈现出鲜明的自己化的趋势。

韩国近年来的比较文学跨界研究从20 世纪后半期西方文学和韩国文学的比较、日本近代文学和韩国近代文学的比较逐渐向中韩文学的比较转型，其中中国文化中有关跨界交流的研究越来越起到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近年来以韩国的燕行使、燕行录为中心的韩国使者中的中国人形象、韩国燕行使者的中国和中国意识、中国古典文论和韩国古典文论的比较研究、中国小说对韩国叙事文学的影响、韩国古典文人眼中的中国、韩国古典文学中的中国、韩国古典诗歌中的中国历史人物、中国典故、中国诗语等研究，包括与燕行使者的行迹有关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等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业已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

这说明中韩文学比较研究到现在仍有很大的市场， 有巨大的研究空间。

韩国文学的这种当代转型会给东亚文化的跨界研究带来一种未来变化，这一点我们将在今后继续探讨。

注：

①韩国的赵东一认为：汉字是中世纪东亚文学的共同文语，认为这种观点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参见赵东一：《共同文语文学和民族语言文学》，首尔：知识产业社，1999.43-49.

②这里还有一个萨满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但这不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不在这里赘述。

③朝鲜高宗时期，为抵制西方的侵略，大院君在全国各地竖立的花岗石碑。石碑上刻有“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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