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旅欧通信”看周恩来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

苗雨茂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1920年11月至1924年7月“旅欧”期间，是周恩来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萌芽的基础上，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先驱的影响，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考察欧洲社会，积极开展革命实践活动，其马克思主义观逐渐形成、发展直至成熟，最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旅欧通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周恩来思想的发展过程，能够体现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对了解、研究周恩来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学界对周恩来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的研究侧重于其发展的脉络，从历史的维度考察其思想发展过程。张志平把周恩来思想发展概括为从旅欧初期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到旅欧中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再到旅欧后期的优秀领导人[1]；
王永祥论述了周恩来确定以“俄式”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改造中国的唯一选择的思想转折过程[2]；
韩同友将周恩来的思想转变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具有封建思想的少年转变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一名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3]。薛晓玲专门研究了周恩来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的轨迹[4]。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周恩来早期思想的发展变化，但从周恩来早期著作的角度，尤其是从“旅欧通信”研究周恩来的思想发展变化则稍显不足。

在五四运动以及与反动势力斗争过程中所遭受的挫折，使已经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社会的彻底改造，实现民族振兴，必须实地考察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西方强国发展概况，寻找救国思想和途径。1920年11月至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旅居欧洲，继续寻求革命真理和救国图存道路。旅欧期间，周恩来为国内的《益世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中共旅欧组织和旅欧共青团合办的期刊《赤光》，以及《少年中国》等撰写了大量通讯报道和期刊文章，共计110篇，约32万字，这些报道被称为“旅欧通信”。其中为天津《益世报》撰写的通讯报道共计57篇,为《觉邮》和其他革命报刊所撰写的报道、文章或起草的文件、报告共53篇。从110篇“通信”撰写的时间可以看出，除个别时间段以外，周恩来几乎每隔3至5天就撰写一篇通讯，向国内报告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旅欧通信”效率高、质量好，主要得益于周恩来对欧洲社会不同层面的细致观察及与日俱进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旅欧通信”内容丰富，所涉范围广泛，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一是“一战”后国际关系与国际工人运动。如英法关系、法德关系、英日关系、西欧列强与美国、苏俄关系，以及国内外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代表文章有《欧战后之欧洲危机》《西欧对俄对德之方略》《伦敦会议再开幕之经过》等，共34篇。二是西欧列强及苏俄社会发展、欧洲国家议会选举制度、社会事业，英、德、法等国政治、经济困局，以及帝国主义包围下艰难发展的苏俄。如《一周间西欧政象之撮要》《近两月间之西欧大事记》《西俄大旱之惨状》等，共16篇。三是“一战”后民族自决与独立解放运动。周恩来以广阔的视野探讨了“一战”后民族自决与独立解放运动的发展及其对世界各地区弱小民族的意义。如《上西里西亚问题之近讯》《民族自决与上西里西亚问题》《继爱尔兰而起者之埃及》《弱小民族的国的主权收回运动》等，共4篇。四是帝国主义国家与国内反动军阀勾结，干涉中国内政、攫取利益。如《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山东问题最危急时之情状》等，共22篇。五是国内外共产主义的发展。周恩来以较大篇幅系统论述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如《劳动世界之新变化》《西欧的“赤”况》《共产主义与中国》等，共18篇。六是关注国内社会思潮发展状况，驳斥反动言论。如《评胡适的“努力”》《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实话的反感》等，共6篇。七是对旅法学生勤工俭学的情况做了较为详尽的报道，共2篇。八是起草的文件、报告、倡议书，撰写的书信、参观感受，以及与友人联络的记录。如《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生别死离》《赠太戈尔相片》等，共8篇。

“旅欧通信”向国内民众、旅法勤工俭学生及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者详细介绍了“一战”后欧洲主要国家的情况、国际关系，分析了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共产主义的发展情况，指出了彼时中国的发展道路，比较直观、全面地反映了周恩来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观”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已经出现在党的先驱的文献中。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相当完整的形态基本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5]。在“旅欧通信”中，周恩来已经能够相对娴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分析他的所见所闻、评论时事政治，间接或直接地回答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问题，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周恩来马克思主义观的萌芽

1917年6月，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为探求救国道路，决定东渡，学习自“明治维新”以来实现富强的日本。在日本期间，周恩来细心观察日本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思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以为中国太弱了，‘军国’这种主张未必不是救中国的一种办法”到“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6]1918年夏，日本发生的“米骚动”使周恩来看到了日本存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另有《改造》《解放》等杂志介绍了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新村主义，周恩来是以上刊物的读者[7]。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及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等日本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书籍也进入了周恩来的视野。“周恩来在日本虽是初步地但也是相对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8]对日本社会的日益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接触使周恩来认识到，在日本寻求救国道路行不通，便决定“返国图他兴”。

回国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积极投身其中，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建“觉悟社”、创办《觉悟》杂志，领导学生与反动政府进行了艰苦斗争。在遭到直隶公署警察厅逮捕并移送地方检察厅后，周恩来没有屈服，而是以演讲的方式为一同被捕的斗争代表介绍马克思学说。周恩来共演讲了五次，分别是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

1919年10月，周恩来赴欧洲求学。赴欧之前，周恩来同天津《益世报》商定，抵达欧洲以后做他们的旅欧通讯员，为报纸撰写通讯，获得稿费补贴旅欧费用。这在客观上为周恩来通过“旅欧通信”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创造了条件。

(二)周恩来马克思主义观的初步形成

旅欧之前，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初步的理解；
到巴黎之后，他大量阅读了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9]32。经过对西欧社会的长期观察与思考，并结合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周恩来马克思主义观初步形成，在“旅欧通信”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国际关系和国际工人运动。“旅欧通信”真实报道了“一战”后的国际关系，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析了资本主义弊端、阶级斗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体现了其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1921年5月6日，周恩来在《伦敦会议再开幕之经过》的开篇就指出，“伦敦会议也，西欧外交之中心，野心家争权攘利之场，亦世界祸乱之策源地也”，明确认识到为了争夺利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一战”后，英法两国对于如何惩罚德国存在分歧，“英法意见悬而未决者，即法主严厉，英主缓和，两方相持不下”，英法两国“尚无最后之办法宣示于德，是授德人以隙，而暴露协约国不协之状于外”。[10]1051921年7月12日，周恩来在《英帝国会议之内幕(一)》中分析了英日同盟存续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利用、瓜分世界。“日人拜日英同盟之赐也久矣，胜强俄，并朝鲜，占南满，攻青岛，掠山东，莫不恃英人为之后援。今后之野心又方兴未艾，东拒美，西侵吾国，北略东俄，因皆需英人之助”，而日本对英国而言，“则日人向能保护英国东方之商业，于战中尤著显功”。[10]148

国际工人运动在发展中常常处于复杂的内部情况和外部环境当中，随情况的变化需要在战略和策略上做出调整[11]。周恩来对“一战”后国际工人运动的新发展和新变化作了详尽的报道和分析。在《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1921年4月13日)中，他认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要争取自身的权利，“得反制资本家之死命”，就必须把“劳动界之组织起”。俄国工农将这种组织力应用在政治上，因此取得了“劳农专政”，变成了苏维埃制度；
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将这种组织力应用在经济上，则产生了同盟罢工，并在与资本家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周恩来还把欧洲工人罢工同1920年5月至1921年5月的中国唐山矿工罢工作了详细比较，认为其“所得之结果，与今日英国矿工所要求之事实相较，直不可同日而语”；
英国罢工的结果是资本家“斟酌其情形，满其希冀”，中国工人罢工“只争得日增铜元一二枚”。[10]68

第二，关于民族自决与独立解放运动。周恩来在“旅欧通信”中着重讨论了“上西里西亚”民族自决问题与爱尔兰、埃及、印度在民族自决问题上的艰苦抗争及取得的成果，并对比了处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中国民族自决的状况。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反对外部势力用暴力或非正义手段影响民族自决，提出“社会民主党将永远反对任何用暴力或任何非正义手段从外部影响民族自决的企图”[12]。周恩来指出，英法两国在“一战”后为了削弱德国，在民族自决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干涉民族自决。“上西里西亚本德地也，以其有波兰民众，乃适用民族自决主义，使居民投票公决，冀有以削其要帮。奥国分裂，剩余之纯德意志同族，欲适用民族自决主义请附于德，而诸强则惧增厚德势，从中阻挠，是同一主义也，取舍之间，已有别矣。”[13]467

“一战”后，在持续不断的抗争之下，殖民地国家相继收回部分主权，土耳其收回了教育主权，埃及收回了卢克索神庙主权。对于中国，周恩来痛心地指出：“我们中国，不但关税主权收回运动的声援极其微小，便是外国人在中国土地打了中国人一掌的小小惩罚权，也都无日收回，而且逐日逐月的还继续将未失的主权逐件失掉。”[14]429-4301924年2月15日，周恩来在《革命救国论》中指出了列强勾结军阀“共管”中国、奴役国民的步骤，“他们挟其工业先进国的机械力，奴隶了我们农业国的散乱民众，掠夺我们的原料，强销他们的货物，以金钱诱惑中国的军阀官僚，于是借款约成，继海关共管、邮政代管后，有盐税共管、铁路共管、江河共管，驯至全部财政共管，乃便要完全实现共管中国了”[14]410。

第三，关于帝国主义国家与国内反动军阀的勾结。周恩来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攫取不当利益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1921年7月30日，周恩来在《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中揭露了军阀政府以中国印花税、验收税和滇黔铁路修筑权为代价向法借款5亿法郎，以维持即将破产的中法实业银行，并用借款购买军火的阴谋。周恩来认为：“此项借款，确与中国存亡有关。应知借款成功之日，即国内战祸再起之时，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者此借款也。”[13]660周恩来和赵世炎、陈毅、王若飞等人还成立了反对借款组织，并联合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等六个旅法团体起草了反对借款通告，在法国报纸上刊登，领导300多名学生举行了抗议集会，迫使法国政府做出暂缓借款的决定[9]37-38。

(三)周恩来马克思主义观体现其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

“旅欧通信”提出了当时中国的发展道路，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路径选择。在比较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德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后，周恩来认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14]3161922年8月16日，周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14]322周恩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阐述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指出如采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其结果是压迫贫民阶级以致他们“困苦颠连”“历劫难复”；
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的方法则是自欺欺人，背后仍是资产阶级在操纵，最终任何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无政府主义除了利用中国人的惰性和容忍，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
法国工团主义和英国行会社会主义则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而且具有妥协软弱的一面，更难承担起中国发展的重任。在比较了众多救国方法之后，周恩来认为中国只有走共产主义的道路才能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他所以为中国之利的，在其为彻底的改造良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14]327-3281922年12月15日，周恩来在《评胡适的“努力”》中驳斥了胡适妄想通过与军阀、买办、资本家妥协的方式建立民主政权、“好政府”的言论。周恩来认为，“现今的中国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已夷为半殖民地，一举一动都受到列强干涉”[14]359，“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15]63，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实现”[14]361。对于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周恩来用阶级斗争的理论作了分析，认为需要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派别来壮大革命力量，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反动军阀的胜利，具体来说就是要联合海外华侨、国内劳动阶级、中国知识界、新兴工商业家，以及庞大的农民阶级，“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14]412。

在“旅欧通信”中，周恩来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方案。不唯如此，周恩来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升到了理论认识的高度，主要表现在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两个基本问题。

(一)周恩来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任务三个方面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首先，周恩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于它是解放无产阶级、拯救劳苦大众的济世良方，能够为“未来社会造出自由发展的人群”[14]321。此外，周恩来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于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中，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自要占极重要的部分。我们本着他的见地，深知社会上的经济制度多是随着生产力发达情况而变迁的……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14]326-327在对待具体革命问题时，周恩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将“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阶级争斗两说打成一片来看”[14]345。

其次，周恩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是具有科学性和唯一性。周恩来在早期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经彷徨犹豫，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其他党派主义思想都曾有过接触，但是经过比较，他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最科学、最适合指导中国革命发展的。“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14]3161922年9月，周恩来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中比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宗教迷信，认为宗教“‘牺牲弱者庇护强者’，长人依赖性，诱人容忍，‘锢蔽思想’”[16]280，而“马克思正因为立论准乎‘实际’，研究出来的改革办法必须‘实验’，所以才主张实行革命的共产主义”[14]332。此外，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和分析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过程之后，周恩来深刻意识到，要坚持党的唯一领导。俄国革命胜利“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14]346。

再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周恩来在“旅欧通信”中有过多次阐述。他认为，在经济方面，负有变革经济制度、变革生产关系的任务，即“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14]327；
在阶级层面，需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发展共产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实现共同劳动、共同富裕的目标，即“共产党人指导劳动阶级驱逐有产阶级和附属他的军阀官僚，更使之由有产化为无产来尽人人劳动的义务”[14]334-335。

(二)周恩来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方面回答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自身革命实践而来，他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比较了其他救国救民方案，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最具有科学性和实际指导意义，能够挽救民族危亡。从他写给觉悟社社员李锡锦、郑季清的信即可看出他的信仰从那时起就没有再改变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4]317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规定，入团需“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
绝对不信奉宗教，不属于任何宗教性质之团体”[14]370。周恩来还坚信：“全世界凡经资本主义铁蹄所践踏的地方，概都形成了同样的两大阶级：一是压迫阶级，一便是被压迫阶级。”[14]408压迫阶级指的是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及其在落后国的代理人封建军阀，而被压迫阶级则是各国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只要弱小民族的国民力量胜过一时的侵略者，无产阶级的团结力胜过当时的统治者，则一个革命的爆发，也成了自然之势。”[14]409通过对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周恩来更加坚信未来革命的可能，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周恩来在革命实践中得出结论：要解决世界经济乱象，消除阶级对抗和文化发展的颓势，必须传播马克思主义。周恩来说，应使“凡有人心的人都应能感觉出共产革命的切要”[14]321，他热情呼唤无产阶级解决知识储备不足和宣传力度不够的问题，担负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任。周恩来还通过论战的方式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他无情揭露了胡适“改良”的本质，严厉指出其缺乏革命精神，继而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斗争的革命手段才能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的通信中，他从经济发展、阶级斗争、生产建设等方面反驳了“俄国共产主义失败”的谬论，向广大读者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周恩来从具体实际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指导和领导中国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表现。周恩来对比了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救国方案后，认为中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行共产主义才能“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14]327，而并非使用一切抑止、缓和修正的办法。对于中国革命，周恩来认为其有特殊的地方，需要用发展的眼光、运用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解决问题。他在《革命救国论》中说：“至我们中国呢，凡是稍明事理稍识事实的人，大都能承认中国已夷为列强的半殖民地，非革命不足以图存了。且就世界的情势、国际的地位来说，弱小的民族若不从国民运动企图国民革命入手，而右倾于振兴实业图谋救国，或竟左倾于毁坏一切自由行动，则结果转不过为国内无可发展的列强资本主义延长其遁在尾闾的生命而已。”[14]409-410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探究真理、追求进步，投身革命洪流，在五四运动中比较了不同的解救中国的方案，切身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能在反帝反封建、民族觉醒与复兴、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1920年以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爱国青年来到欧洲，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真理，“旅欧通信”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理论成果，它有周恩来对“一战”后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更有他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未来发展道路的成熟思考和探索。这种判断、思考和探索是当时已初步具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爱国青年寻求挽救民族危亡方法的集中表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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