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陇东政权的建立与民众动员研究

赵赫依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陇东根据地地处陕甘宁三省区的交会地带，沟深山大且交通闭塞，因此远离陕甘宁三省省会城市，是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抗战时期由西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重要通道和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极其特殊的战略地位。目前学界对陇东革命根据地的研究，一般从党群关系、民间文化、医疗卫生事业及社会教育等主题来展开。有关陇东根据地的民众动员问题，有学者进行研究①相关代表性研究参见：黄正林《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06 年第2 期；
张孝芳《陕甘宁边区的民间启蒙和政治动员——由〈日用杂字〉说开去》，《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 年第3 期，以上研究利用多元视角，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动员作了深入研究，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但均以宏观视野下陕甘宁边区政治动员的研究为主，对区域性研究如陇东根据地在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问题关注还不够。青年学者王飞发表的陇东根据地系列论文分别从民间小戏、社会教育等方面对陇东根据地的社会动员作了详实研究，如王飞《政治·民间小戏·乡村社会——论抗战时期陇东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改造》《贵州文史丛刊》2013 年第2 期；
王飞《陇东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2 期；
中共以陇东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为主题研究有：王飞《抗战时期陇东根据地的文化宣传与政治动员》，《军事历史研究》2013 年第2 期，该文认为中共在陇东地区的政治动员与民间文化的宣传，不仅实现了对民众和乡村政权的控制而且在陇东地区树立了绝对权威，文章观点鲜明、论证严谨，对中共在陇东地区的民众动员作了系统考察，但对红军驻防期间的成立救国会等为主的民众动员并未涉及。，但对以红军驻防期间成立救国会等为主的民众动员并未涉及。对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陇东政权的建立以及红军驻防陇东期间抗日救国会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结合已有研究，以抗战时期中共陇东政权的建立及红军驻防陇东期间的抗日救亡活动为主线，探讨和论述红军驻防陇东期间陇东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革命历程。

陇东地区，包含甘肃东部六盘山山脉、陇山山脉以东，子午岭山脉以西之间的黄土高原腹地，在行政区划上位于今甘肃省庆阳市、平凉市以及固原市部分地区。本文所涉及的陇东革命根据地包括今庆阳市庆城、环县、华池、合水全境，以及镇原、正宁、宁县、西峰的部分地区，面积约25391平方公里［1］（不包括关中分区的新正、新宁②文中区县名以抗日根据地时期使用的县名为准。）。

1936 年5 月，中共中央将原陕甘省委撤销后成立陕甘宁省，管辖保安（今志丹）、三边、庆北、华池各县，省政府设在吴起县［2］。28 日，中共中央提出要建立以洪德城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还要在洪德城附近进行“赤化工作”［3］545，并强调“庆阳、洪德城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是镇原以北人口、经济条件较好地带，应以一军团一个师及军团政治部一半及陕甘宁红军主力全力担负，亦限七月半完成初步赤化”［4］441，进一步巩固陕甘宁根据地。11 日，彭德怀指出，“于十二日开始西进，以六日行程到洪德地区工作”［4］451。根据该项指示，西征军司令部转移至洪德城。7 月，中共中央决定陕甘省委增扩为陕甘宁省委，由李富春担任书记，“以加强省委的领导”［5］，将陕甘宁省委、省政府迁到陇东环县的河连湾［6］。据马锡五回忆，“从吴起刘家渠子经过七天辗转达到河连湾”［7］172，河连湾成为这一时期甘肃、宁夏新苏区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心。

陕甘宁省成立后，地方干部随西征军西进，军队与地方组织互相配合，每解放一处就建立起新的政权组织。1936 年6 月，红军率先解放了环县，建立了环县、曲子、固北县委3 个县的苏维埃政权［8］2。8 月，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党的组织上几个问题》的指示，要通过吸收群众发展党团员、缩小基层行政组织范围、转变工作方式和开办干部训练班等方式巩固根据地［9］399-402。同月，中共陕甘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在河连湾召开联席会议作出指示：一是集中宣传抗日主张；
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二是扩大红军影响、摧毁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
三是做好迎接红二、四方面军进驻苏区的物资准备工作［9］54。

陕甘宁省委、省政府根据会议指示开展以下工作：

第一，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吸收积极分子，壮大革命力量。如在曲子县给群众说“我们是穷人的队伍，天下穷人是一家；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到这里来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10］。宣传干部利用剧团演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建立苏区的决心，“他们在曲子一带演了几次剧，甚得群众欢迎”［11］。在八珠、木钵区“各打3 户土豪，没收木钵乡地富的川地90 亩、原地138 亩，外乡地富川地120 亩，原地40 亩，分给37 户贫农”［9］421。7 月20 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环县、曲子根据指示采取“地主自报，平衡土地”［12］12的办法，将已分配过的土地清算登记，并适当安置已被改造过的土豪［13］。群众在“经过一两次斗争之后，胆子也就大了”［14］320，积极配合地方工作。群众分到土地后认识到共产党和红军部队言行一致，是真正解决穷人实际困难、诚信开展抗日救国的政党和军队，因此踊跃入党并加入革命队伍，壮大了革命力量。

第二，积极发展党组织，建立县、区、乡基层苏维埃政权。1936 年6 月，红军在曲子县成立苏维埃政府，在八珠原建立了区委、区政府。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区委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在14 日成立了“该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由李凤存任书记”［9］54。曲子县陆续成立了6 个区党委和28 个乡一级党支部。6 月3 日，成立中共环县县委，县委书记习仲勋到任后，积极在洪德和环城周围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相继成立6 个区党委和39 个乡支部［15］。至1936 年底，全县已建立15 个农村支部和23 个乡政府，共发展党员209名［9］55。1937 年2 月，红十五军团在驿马关建立中心区委；
3 月，将环县山城、耿湾两区划出，与定边县姬原和罗儿崾岘两区组成定环县。中共在环县、定环县、固北县先后建立15 个区委，31 个乡党支部（有的区未建立支部），党员299 人（不包括定环县）。截至5 月，陕甘宁省发展党员2960人［9］269。5 月，在驿马关成立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下辖6 个区委，发展有近百人党员［16］。环县相继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包括6 个区政府和27 个乡政府。

第三，贯彻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争取哥老会。红军西征时为争取哥老会，给过他们一些武器，当地哥老会为迎合抗日形势提出了组织“江湖抗日游击队”［17］173。1936 年7 月15 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对哥老会的宣言》，向哥老会阐明了中共和红军“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号召在当前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下，应与哥老会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18］50-51，强调了“争取哥老会的问题”［18］53-56。8 月8 日召开哥老会大会，到会的哥老会成员有9 名参与讨论抗日救国工作，并决定成立抗日救国会［19］。陕甘边一带哥老会极多，团结改造哥老会成为中共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12］416。26日，陕甘宁省委在河连湾召开哥老会大会，集中讨论“十大问题”，包括：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发扬革命精神，坚定抗日决心；
铲除贪官污吏，打倒汉奸和卖国贼；
团结英雄好汉，实行打富济贫；
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抽丁派粮；
收集流散枪支作为抗日武装，没收汉奸财产作为抗日经费；
等等［20］。会议得到陇东各地哥老会的支持，会后在华池县荔园堡召开了全县哥老会会议，由郑德明（华池县哥老会抗日救国会副主任）等4位代表传达会议精神，讨论华池县哥老会今后抗日救国等工作［12］442。

第四，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保证军队后勤给养。1936 年9 月10 日，陕甘宁省委、省政府颁布《关于筹集粮食的指示信》，分给庆阳3200石、环县2700 石的筹粮任务［9］404；
指示各区县成立“动员委员会”，负责粮食保管、运输和供给。省委组织工作团筹集粮食，由朱开铨率团在豫旺、下马关发动群众。据朱开铨回忆，陇东一些大地主会把粮食藏在地窖里，而且隐蔽得很好、不容易被发现，如果找到一个就有万把斤的粮食，有时甚至还更多［17］146。通过没收土豪、地主的藏粮，在小地主和富农中进行募捐，以及向群众买粮换粮等方式，陕甘宁省委、省政府按时完成了筹粮任务［7］180。

陕甘宁省委领导苏区不断扩大，并积极开展地方工作。除支援红军外，还在新苏区各县，即曲子县、环县、豫旺县、定环县、豫海县、赤安县、固北县和安边县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中共的各级领导机构［9］52-53，为陇东革命根据地中共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6 年12 月12 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团结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7 日，中共与张学良商定，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线接防［3］625。而后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以及红二方面军之一部、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开驻庆阳、西峰一带驻防［21］。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主力在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栒邑地区休整待命［4］48。1937 年2 月，红一军团到正宁、宁县一带驻防，同军团部驻宁县宫河街北头，军团政治部驻王录村［9］187。部队驻防后积极开展民运工作，部队民运科还在宫河纪纲发展了7 名党员并组建了党支部［9］189。随后红十五军团奉命驻守庆阳驿马关一带［9］140，红一军团驻防期间，宣传抗日救亡主张，还在练兵休养之余扩大红军队伍，帮助地方发展党组织和建立抗日救国会。

1937 年2 月，红西路军①1936 年红第一、二及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军委根据当时战局状况，调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西渡黄河攻打宁夏，随后又令第五、九军继续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但由于胡宗南部队阻断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致使计划落空，中央军委将河西部队命名为“西路军”。在甘肃河西遭到马家军“追剿”，处境危急。26 日，毛泽东指示，立即准备增援［3］656。27 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援西军”，援西军下辖第四、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军和红十五军团骑兵3 团。3 月中旬，援西军抵达甘肃镇原、固原地区，由于此时西路军已经失败，援西军再无西进之必要，刘伯承奉命屯兵镇原和尽力收容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22］94。部队驻防后，司令部驻镇原县城，其余各部分驻屯字镇、开边、平泉及马渠一带［9］22。同时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如做驻地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的统战工作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22］94。

援西军驻防镇原期间，一是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援西军在县城及附近城镇建立秘密接待站，政治部还在公路上书写和张贴通告，“写明红军驻地，欢迎他们归来”［23］。1937 年5 月，国民党军队欲将关押在兰州的1300 多名被俘西路军人员押送至西安［24］。援西军营救人员先与被押战士取得联系，被俘人员按照侦察员通知的“在四十里铺分散逃奔镇原”［25］信息，互相传递消息得到营救的官兵约三四百人。之后总共救援、收容西路军指战员约有千余人［26］。西路军归来战士经甄别审查后都被安排妥当，“有的到随营学校和延安学习，有的则就地编入了援西军”［9］145。

二是整顿军纪。首先，对官兵进行思想整训。1937 年4 月，在镇原召开了援西军“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任弼时在会议上以“大会作报告与分组讨论、个别谈心相结合”的方式传达会议精神，动员部队学习《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总结张国焘错误的教训，让与会干部更加了解张国焘造成的不良后果［27］。学习结束后，“广大官兵很快与张国焘路线划清了界限”［9］24，提高了部队的政治思想水平。此外，7 月份各部队都进行了军事演习，练习行军动作，以及紧急集合、夜间行军等军事素质训练。其次，注意加强卫生工作。由于“部队还是农村那一套，不懂讲卫生”［9］103，所以要求广大官兵注意卫生，以便随时准备抗战。最后，开展和巩固地方工作。由于陕甘宁省委缺乏干部，因此由援西军和十五军团的工作队在镇原开展地方工作［28］34。此间与国民党镇原县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如镇原县县长经过统战工作后积极与援西军合作，不仅支持抗日，还“为我军筹集粮食”［29］；
镇原县城召开五卅惨案纪念大会，与国民党县政府举行了军事体育竞赛。在此基础上广泛开展民运工作，宣传动员广大群众［30］，部队帮助群众收麦、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国会，发展了大批党员，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在平泉、中原、新城等地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9］24，为中共镇原县委及镇原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打开了新局面。

1935 年12 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根据“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3］497，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陇东各县积极动员民众，提出扩大群众组织范围、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团结各族各界等主张。在群众和爱国人士的支持拥护下，各县区乡分别建立抗日救国团体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为顺利组建抗日救国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陇东各界各族抗日救国总会（下文简称“总会”）的成立。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表达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决心与诚意，分别与西北地区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进行谈判，争取把东北军变为友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3］554。经过谈判与协商同他们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议［4］58。为团结驻守在陇东的东北军，中共中央东北军委员会派窦志安等工作人员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在以东北军的名义发动当地民众组成抗日救国团体的基础上，于1936 年11 月底在西峰镇成立“总会”［14］22。“总会”由窦志安任主任，副主任分别由国民党西峰专员戒继五、东北军八六三团团长赵治宗担任。下设武装部、组织部、宣传部等机构，号召“各党各派联合起来进行抗日”［12］438。同时还创办了通俗刊物《大众日刊》［14］240，向各界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旨在让各党各派明确国内战争的是非界限，扭转对立的思想情绪，接受中共倡导的抗日民主思想。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为支持“总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对“蒋介石派来阻碍抗日救亡的工作人员采取措施”。“总会”的建立及其组织的活动，在东北军六十七军与其他友邻部队中的反响很好，六十七军军部“特来电表扬、嘉奖”［12］436-438，有力地推动了陇东各县群众抗日救国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不仅在集镇、街道建立有基层抗日组织，陇东各地各县也相继成立了救国分会，掀起了陇东地区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其次，庆阳各界群众成立抗日救国会。在庆阳城驻防的东北军一〇九师南下撤往西安后，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师及陕甘宁省委工作团立即进驻庆阳县城，相互配合开展群众抗日爱国运动。教导师在深入调查民情后成立问事处，负责接待、解答群众的疑惑与问题［9］15，张贴布告宣传抗日救国道理。1937 年1 月，成立庆阳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经过宣传与动员、吸收组织群众积极分子后，成立了庆阳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14］235，下设贫民、工人、青年、妇女、商民等各界分会。新成立了庆阳县民教馆，以出板报、办夜校和办识字班等宣传方式帮助青年群众学文化。4 月，红军教导师与省委工作团领导群众发动了反对庆阳首富及其家族剥削群众的“反冯斗争”。“反冯斗争”的胜利，打击了庆阳地区的封建势力，解放了群众的思想，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群众“大小事情都不找国民党县、区政府组织，主动要求救国会帮助解决”［12］453。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都踊跃入党，巩固了党在庆阳的群众基础［14］233。抗日救国会在民众中的威信很高，比如群众看不惯胡作非为的保甲长、抓坏人、打官司、禁赌博等都要找抗日救国会和自卫军处理协调，在民间的国民党各区区长、联保主任和保甲长地位形同虚设，职权也因受到限制而徒有其名［28］32。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救亡团体起到了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的作用，进一步巩固了庆阳地区的群众组织。

第三，红军驻防陇东期间各县抗日救国会的成立。1937 年2 月，红一军团总部驻宁县宫河镇期间，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开展群众运动，在宫河地区组织建立了抗日救国会［9］189。红一师驻正宁罗川期间，协助新正县与正宁县在罗川成立抗日救国会。救国会以“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发动群众建立救亡组织、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等”［9］197为主要任务，又建立了县、联保抗日救国会。红二师进驻宁县中村后，于3 月间组织成立中村抗日救国会，救国会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宣传抗日和组织团结教育群众，以及“给部队动员粮草，组织生活供给”［14］243。在与中村同保的平定村成立的抗日救国会，除宣传抗日外，还处理民间纠纷、教育群众戒烟，“当时村民行政事务都得通过救国会”［14］245，救国会开始成为在基层民众中拥有一定职权的政权组织。

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从1936 年5 月中央红军西征，解放了陇东地区的曲子、环县，到陕甘宁交界的部分区域成立了陕甘宁省，红军长征主力在三军大会师后进行了山城堡战斗，红军长征结束：进一步巩固了陇东革命根据地，直至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在全国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下，陇东革命根据地的民众动员也初见成效，群众抗日救国组织日益增多。以陇东各县民众运动的发展为基础，各县的基层政权也初具规模。至1937 年9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正式撤销陕甘宁省，领导各县加快进行区划调整、党的建设、政权转变等工作。10 月，撤销固北、定环两县，将所辖区划归环县与定边。以环县为例，改革后的环县政府辖环城、洪德、虎洞、耿湾、毛井、车道、甜水等7 个区公署，45 个乡政府［8］74，1938 年1月在环县共建立7 个区党委，30 余个党支部，共计618 名党员［31］。红军在驻防陇东期间对中共抗日救亡主张的宣传与民众动员，是陇东革命过程中的历史转折点，使陇东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救国会等爱国团体迅速壮大，由民间组织转变为有一定权威，具有发动群众、普及教育和调解纠纷等职能的政权机构，在形式上是民众团体，实际上则是人民政权的雏形，使陇东革命政权由苏维埃政权逐渐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开启了陇东革命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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