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搞活：对乡村善治的一种解释——基于渝东北3个明星村的考察与比较

刘 林

微观搞活：对乡村善治的一种解释——基于渝东北3个明星村的考察与比较

刘 林

（重庆市开州区区委党校，重庆 405400）

运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乡村作为一个治理单元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进而深度观察和描述渝东北地区三个明星村的发展历程、治理过程中“人”的因素、集体认同感的生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等内容，进而抽象出明星村治理乃至乡村善治的一般理论解释。研究发现，三个明星村的具体治理方式和行为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指向统与分、确权与赋权两组范畴，其背后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即微观搞活。依据这一理论解释，提出强化监督、调动村民主体性和均衡资源投入的相关建议，期望对实现乡村的整体繁荣、实现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乡村善治有所裨益。

明星村；

乡村治理；

乡村善治；

微观搞活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列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的总要求。其中“治理有效”特别值得关注，因为“治理有效”就是学术话语“善治”的另一种表达。无论是治理与善治的基础理论，还是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都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关文献几乎浩如烟海。毫无疑问，乡村治理是治理理论的一个子集，通过撷取和爬梳乡村治理相关文献，其研究现状基本分为以下几大类型：一是挖掘善治作为一种理念或“理想类型”，其组成要素是什么，这些要素对于乡村治理实践有何指导价值。比如以善治促进农村民主建设[1]；
以善治优化乡村资源的整合和配置方式[2]；
以善治提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3]等等。二是从理论推导中探讨乡村善治的途径或类型。有研究者集中关注乡村治理中的权力，通过有序赋权、合理放权、切实维权实现农村善治[4]；
也有研究者将秩序性、参与性、成本性与稳定性设定为乡村治理的四大要件，从而划分出良好的秩序、基本型善治和改进型善治三种类型[5]。三是从实地研究和经验观察中，寻找乡村生活的某一方面对乡村善治的作用。比如通过实地考察贵州彝族的两个村寨，分析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特别是风俗文化资源对于乡村善治的作用[6]。综观已有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从理论或理念出发，演绎出乡村善治的条件、路径、要素，但是这类研究需要经验的支持与验证；
或者是关注乡村的实际生活，但是只看到文化资源等某一方面对于乡村善治的作用，又缺少综合性的视野。基于此，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从现有的公认的明星村的治理实际而不是已有的理论出发，分析这些村庄在治理竞赛中“胜出”的原因，并从这些原因生成出一个理论解释。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历史、自然条件、交通区位等独特因素，也正因为如此，乡村善治或者有效的治理不必要也不可能被简单量化。与其把乡村善治当成是一个静止的指标体系，不如把善治看成是柏拉图式的“理念”[7]，现实中哪怕是治理得最好的村子也只是较高程度地反映着这个“理念”，而不是乡村善治本身。本研究着重考察渝东北地区3个明星村①崛起过程中的里程碑性事件，以一种过程性、历时性的角度分析这些重大事件对于其“崛起”的影响。这里的明星村是一种形象的说法，顾名思义，“是指超出一般村庄发展水平或具有鲜明特色，能够产生明星效应的典型村落”[8]。无论是根据当地人民群众的口碑，还是在各级官方的考核评价体系中（见表1），这三个明星村都称得上是治理有效的样板村。如果把乡村治理看作是一场竞赛，这三个村子无疑都是名列前茅的优秀选手。它们之所以能在竞赛中脱颖而出，一定是有深层次的原因，运用治理与善治的基本理论对它们“崛起”背后的要素进行挖掘整理，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表1 三个明星村获得的各级荣誉称号不完全统计表

城乡二元结构是决定着中国政治发展走势的重大问题之一。一般而言，乡村不同于城镇社区的特点包括以下方面：其一，在城镇社区，人们的居住和生产通常是分开的，城镇居民基本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与此相对，村民不但居住在乡村，而且生产活动和精神生活也深深地扎根于这片土地之上，乡村成员之间的同质化和稳定程度远高于城镇社区，虽然这种情况已经随城镇化的浪潮而逐渐发生变化。其二，城镇社区居民之间通常是邻里关系、朋友关系，也可能是“熟悉的陌生人”；
但是乡村具有十分复杂多样的社会联系，除了是邻里，还可能是同姓同族，甚至可以根据世代相传的族谱来“排辈分”、“认亲戚”，亲疏远近分外明显，更加清晰地呈现出“差序格局”[9]。其三，作为一个治理单元，无论是发展产业还是整治人居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等其他具体治理行为，村民们既是直接受益人，又是最重要的行动主体，大量的治理行为都必须由村民自己完成。然而城镇社区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来完成某些治理任务，比如城市社区可以聘请物业公司。乡村不同于城市社区的一般性特征，这也决定了乡村作为一个治理单元，是一个封闭性与开放性、乡土人情与国家制度、注重顶层设计与尊重村民主体地位并存的复杂系统。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差异巨大，即使把乡村看成是一个治理单元，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乡村差别很大，但在同一小范围地域时空中的乡村却呈现许多共同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本研究中的3个明星村就有着一些共同之处：其一，由于地理上多山路阻隔，很少见渝东北地区有同宗同姓聚族而居的情况，至少在本研究中3个明星村都是张、熊、李等几大姓氏混合在一起。其二，本研究的3个明星村中全部都没有祠堂，也没有专门祭祀祖先的节日和仪式，但是有着庆祝柑橘开园采摘的庆典仪式。其三，渝东北地区多山地而少水田，农业劳作主要形式之一是柑橘种植——这一点非常重要，其特性类似于费孝通先生笔下开弦弓村的蚕丝业一样[10]，这是一种受市场价格影响大、需要一定的技术且劳动强度相对于水稻种植要小很多的生产类型。因此，尽管渝东北乡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去到城市里谋生，但总是会有一部分人留下来从事柑橘种植。

乡村作为一个治理单元，和社区治理、政府治理、社会组织治理的一样，遵循着某些共同的基本规律和目标，比如都需要获取和拓展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资源，都必须争取本单元内成员的认可、支持和参与，都必须不断提高本单元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等等。但是乡村之间又有着非常值得注意的特殊性，比如由于地理、气候、文化传统、农业生产等方面的不同，乡村治理具有无限的可能和特点。就本研究选取的3个明星村而言，都地处渝东北，大的自然禀赋差异很小，但是由于交通区位、面积大小等因素的影响，在微观的治理环节有着众多耐人寻味的差异，也有着不可复制的故事。

（一）崛起之路：它们是如何成为明星村的

要准确地还原出三个明星村的崛起之路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乡村治理的领域几乎是一望无垠，我们必须像素描一样，勾勒出其主体结构和神韵，运用三角测定法[11]，综合多个不同角度的代表性观点来得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事实。以崛起最早的C村为例，其崛起之路主要有以下“版本”。

版本一：2004年，现在的C村从原来两个邻近的500人口以上的大村子合并而成。柑橘种植一直是C村的主要产业，C村的崛起也始于柑橘种植。2006年前后，前任村书记认为村里东边种点蔬菜，西边种点柑橘不好看，呼吁大家集中连片地种植柑橘。也许是老书记德高望重，大家真的连片种植柑橘，看起来非常整齐，赏心悦目。这在当时当地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其他村种植柑橘还是随处乱种，杂乱无章。C村的这种做法后来被镇里、县里注意到了，再后来重庆市领导下来考察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就这样一步步崛起了。（乡镇干部WH的访谈记录，20201203）

版本二：2005年到2010年这六年间柑子的价格较高，一般的是一块钱一斤，好的品种可以卖到三四块钱。亲戚往来都是“宁愿给鸡蛋不愿意给柑子”。C村的前任老书记看到各家各户都是在自己门口种一点，就动员大家把镇里过境路到村口这二三公里的荒地都种上柑子，销路又不愁，那些年靠柑橘赚钱容易。再后来就是修路、通自来水、通天然气等各种好事都来。（C村村民、C村电商点工作人员ZL的访谈记录，20210112）

版本三：C村是2004年是由两个建制村合并而成，重新推选了班子成员，06年抓住新农村建设的东风才起步走上坡路。我的前任老书记和我原来都是搞乡镇企业出身，我原来是镇包装厂厂长，老书记也是镇砖厂的厂长。06年新农村建设，我们都回到村里做事，他任书记，我是文书。07年3月，我接任书记。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我们研究后认为可以动员村民加入合作社，把荒地盘活，连片种上柑橘，逐步把路修通，让大车能进村运货。后来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形成了规模效益，碰上市场行情好，“柑子比鸡蛋贵”，原来只能补贴家用的柑橘变成了经济的顶梁柱；
二是形成了非常好看的桔林景观。这个小小的创举让村被镇里、县里注意到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和市长先后来村里考察，都给出了较好的评价，原话我至今都记得，“进了村子，眼前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并勉励我们继续好好干。从06年一个不经意的探索到今天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大约15年奋斗的结果（C村支部书记ZSH的访谈记录，20210112）

这三个版本之间既有差别又有共同之处，很显然是事实和个人观点的混合。必须如拼图一般，剪去三者重叠的部分，推理出三者都未覆盖的空白部分，从而才能获得较为完整的事实图景。运用三角测定法，对于C村的崛起之路可以得出这些结论：

其一，自身求变和上层赋能的联动效应。无论是C村崛起之路的哪个版本，都是首先承认其“连片种柑橘”的创举，后来才成功吸引到了县市的注意力。虽然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但这一政策是覆盖全国农村的。C村并不是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崛起，也不是乡镇、县市、国家单向的赋能，而是先有自身求变的动机和行为，再到上层赋能的联动效应的产物。当然，我们也可以说C村崛起是自身求变与政策引导的合成，但必须说明的是，自身求变是主要的，上层赋能只是辅助和催化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其二，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推进。柑橘的种植和销售是这个产业的两端，特别是在种植规模较大的情况下，柑橘种出来要想方设法尽快卖到市场，如果出现严重滞销，这对种植户来说是灾难性后果。不管是前期依靠自身力量修路，还是后面国家政策加持下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同时升级，都是在统筹推进产业和基础设施。

其三，资源整合与制度创新的叠加。C村在崛起之初成立的柑橘专业合作社不能狭隘地理解成是一个利益联合体或技术联合体，而是村民凭个人土地数量入股的股份合作组织。正如温铁军等学者所言，农村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扩大小农经济内部规模和村社经济外部规模的一整套积累、管理和分配制度（即致力于解决市场化改革后农村‘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以及相应的结构合理的组织载体，诸如满足农民经济或社会综合需求的专业或综合的合作组织”[12]。专业合作社的成立既整合了土地资源用于种植柑橘，也是入股联合接入市场的制度安排。

其四，乡村政策机遇和市场机遇的合力作用。C村——大到整个渝东北地区——都有种柑橘的传统，但卖和种一样重要。如果说村民们自身的奋斗和国家政策主要是解决种的问题，那么销路和价格则由市场决定。C村的崛起恰逢市场较好的一段时期，C村也把握住这个可遇不可求的机遇。最近受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柑橘的销路不如前几年好，C村又将面临新一轮的机遇与挑战。

Q村地理位置与C村接近，分别位于同一个镇的一南一北，D村则在另一个乡镇，三个村子距离城区都在20至30公里这个范围内。经过调查发现，虽然在面积、人口、地势、产业布局、崛起早晚等多个方面都不尽相同，但是Q村和D村崛起的经历并没有超出和颠覆在C村得出的结论，反而提供了更多的事实强化和丰富了这些结论。限于篇幅所限，仅仅列举Q村和D村产业发展的例子。比如在Q村调研时经常听到干部、村民使用“海拔”一词，这个词在C村和D村几乎没听到过，这是因为Q村是一个海拔接近1200米的山村，柑橘一般只适合在海拔600米以下种植，Q村在600米以上则另外布局了猕猴桃、中药种植，避暑康养等产业形态。Q村在发展这些产业的之前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修通了路。D村有一项产业是Q村和C村都没有的，就是小龙虾、大闸蟹等水产的养殖，D在发展水产养殖之前整治修缮了久已荒废的沟渠和堰塘。C村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经验在Q村和D村同样成立，至于是修路还是修堰塘、是种猕猴桃还是养小龙虾，这些都属于能够证明上述结论的“类事实”。

（二）传统能人与新型人才：谁在治理明星村

仅从一种历时性的角度来考察明星村的治理“故事”而不关注这些“故事”中的人，就会缺失明星村治理的很多内容。人是这些故事的主角，故事不过人生命活动的展开，因此必须回到“人”，回到“谁在治理明星村”这个基本问题上来。

众多乡村研究者都观察到乡村治理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农村经济能人被吸纳到村级领导班子，成为乡村治理运作的主导者，由此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能人治村现象”[13]。C、Q、D三个明星村的现任村支书的个人经历也能印证这个观点（见表2）。和大多数在土地上讨生活和外出务工的村民相比，这三位村支书不管是经济财富还是见识、能力都远远胜出。

如前文所述，渝东北地区宗族文化并不兴盛，没有衍生出宗族掌控乡村治理权力的局面，而当地乡村社会对个人的评价集中在财富和社会活动能力两个方面。其中社会活动能力主要由说话做事、处理人际关系、影响力等因素组成，很难被量化，但是可以在具体实践中被感知和体认。村支部书记毫无疑问是能人，他们自身的成就和明星村的发展之间呈现出正相关的联系，在村子的向前发展的同时他们也收获了很多官方授予的荣誉或身份，这是单靠积累财富无法获得的自我满足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能人们放弃高收入的生意而回来当一个村干部具有复合型的动机：一是在取得经济成就之后决定在新的领域实现自我价值。二是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谋发展的情怀。

表2 三位村支部书记的基本情况

我原来开过饭店，包过工程，开过矿。2010年的时候，重庆的房子我买十套不费力，现在重庆的房子要咬牙才买得起一套。但是04年回来当书记不为个人，看到乡村们日子过好了我更高兴。（Q村书记XSB的访谈记录，20210118）

以我自己为例，17年我检查出肝硬化要住院，那段时间果园建设和“三变”改革正在紧要处，我都是硬做完这些工作才年底去住院治疗。举这个例子不是说自己多崇高，是要说明做好农村工作真有一点精神才得行。（D村支部书记XBK的访谈记录，20210114）

与宗族长老、乡村教师等“旧”能人相比，这三位村支书当然属于新型能人。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乡村治理的变迁，这三个村子涌现出更多的人才代表，村支书们和这些新时代乡村人才一比较，又显得“传统”了。当前这些乡村新型人才包括而不限于：

第一，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系统教育的技术人才。“我村的肉牛养殖就是本村一位学畜牧的大学生回来搞的。现在我们的水产养殖技术还要浙江那边的人来教，我们还需要学管理、学农业、学水产的大学生来加入。”（D村支部书记XBK的访谈记录，20210114）

第二，熟悉新媒体销售和网络直播的本土人才。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通过网络平台、直播带货等销售农产品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方式。这些活动对于村民来说是个“新鲜事”，效益产出的速度远超传统方式，需要的技能要求又并不高，但又并不是人人都做得来。用村民自己的话来说是“要打得开场面”，三个村子都有原本在城市务工的、眼界更开阔的年轻人来承担这项工作。

第三，驻村干部。如果说当前三个村子的村支书都是凭借个人的见识、魄力和经验等个人素质来带领村民们开创了一番事业，那么驻村干部就代表着国家权力对乡村的制度化引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驻村干部是“通过国家力量带来的体制和资源优势，有效解决村内驱动力不足的难题”[14]。驻村干部在这三个村子驻村的过程中或会引进新的项目，或运用各种渠道——包括对政策的熟悉和丰富的信息资源——来帮助村子搞好既有项目的落地落实。

那么，究竟是谁在治理明星村呢？像三位村支书传统能人也好，像大学生、网络带货主播、驻村干部等新型人才也好，都是许许多多乡村治理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其作用虽然突出，但绝非承担了全部的乡村治理事务。经过对这三个明星村中“人”的因素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认：

其一，三个明星村中的人才构成比较合理。从年龄结构来看，他们都是老——中——青搭配，没有出现断层；
从村庄事务的属性来看，既有能沟通协调、聚合人心的组织型人才，比如村干部，又有能解决产业发展的专业技术人才，既有本土人才又有引进人才。

其二，实现人与事的良性互动。从前述明星村的发展历程看，能人们回归村庄，或是推动引入新的产业类型，或是从事直播带货等技术类服务，或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说是能人与村庄成就了彼此，而这种成就背后的中介因素就是“事”。换言之，能人在做事业的过程中把村子变成了明星村。

其三，在人的基础上实现了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有研究者认为当上了村干部的能人们具有实践权力——“实践权力可能是不成文的、没有明确边界的，甚至缺乏具体规则的支持，但是它却是生动的、活生生的，能够发挥具体影响力的，它统摄了村庄的地方性知识、社会关系和在地化的政治权威”[15]，推动着国家政策和基层政府“政治发包”任务的落地转化。在这三个明星村中，新型人才们则具备技术权力，掌握着乡村社会中急需的科学知识、技术技能和信息资源，影响和实施某一个方面的具体事务。作为一个整体的村民享有基础性权力，全体村民的认可是实践权力和技术权力存在与再生产的土壤，是村庄集体行动的合法性来源。当村民集体行动时，他们的许多行为无法被观察和记录，但却是实实在地发挥着作用，全体村民是当之无愧的乡村治理主体。

有人才有乡村，2021年4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总则第四条第二款明确“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6]。明星村相比其他村子的最大优势就是“人”的因素。无论从村干部的干事创业的热情、个人党性修养的层面，还是从村子内部的人才资源结构、权力运行结构层面，明星村都比其他村子要好很多。

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一个乡村、每一位村民的共同愿望，关键是共同的愿望如何转化为共同的行动。明星村村支两委的权威、村民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宿感明显要强于普通村，探寻明星村治理的精神内核是破题“缘何会这般做”的关键所在。

第一，党建推动乡村治理。2019年8月19日起施行《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明确提出“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不动摇，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全面领导乡镇、村的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前文提到了C、Q、D三个村子都是在2004年几个不同姓氏的自然村合并而成，作为新村子，既没有密切的宗族联系，又没有共同的集体记忆，那么它们是如何实现成员的统合和思想的统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本存在于各个不同的村子的党组织和党员作为重要的“政治遗产”被新的村子所继承，发挥黏合与催化的作用。这在Q村“党小组跟着产业走”策略中可见一斑。

按照“产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的服务就跟踪到哪里”的思路，我们做了两件事。一是采取“党小组+合作组织+农户”的模式，成立猕猴桃、柑桔、乡村旅游3个产业党小组。村猕猴桃合作社在支部和小组带领下发展快速健康、深得民心、成效明显，被评为“全国示范专业合作社”。二是大力实施“双培双带”工程，近5年来，共将19名党员培养成为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农村产业经纪人，将14名专业合作社带头人、产业经纪人发展成为党员。（Q村支部书记XSB的访谈记录，20210118）

第二，强化集体认同感。罗伯特·帕特南曾在比较意大利南北部的民主制度运行和绩效差异时得出了一个重要发现——其根源在于意大利南北部社会资本的差异，“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7]。帕特南只是说明了社会资本对于制度绩效的重要性，但是没说明一个新集体如何生产出新的社会资本。通过对三个明星村的观察，可以发现它们都是通过强化集体认同感的方式来生产社会资本的，主要包括三点：其一，通过仪式庆典来强化共同记忆。三个村子都有相关的仪式庆典。比如Q村在夏季为前来避暑游玩的游客们举办盛大欢迎仪式，D村则在年底清塘捕鱼，而三个村子都有庆祝柑橘丰收的“坝坝宴”。其二，通过村规民约来孕育良好的家风民风村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18]，这里“人”的现代化无疑是人的思想观念、知识技能、生活方式的全面现代化。三个村子共同的做法是发掘乡村“尚孝”“尚勤”“尚俭”等传统价值观念，将其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在一起制定出村规民约，并将其作为孕育良好家风村风民风的重要依据和抓手。其三，通过思想教育来提升集体荣誉感。C村崛起最早，时间也最长，村支书对于抓村民思想建设很重视。

抓村民的思想建设，不但是集体荣誉感，还有自主管理意识建设、思想道德建设等等。我常常对村民们说，村子好了不容易，要是有人掉队坏了村子的名声，那他就对不起前人和后人。（C村支部书记ZSH的访谈记录，20210112）

无论是C村的老书记无意间说服村民们成片种植柑橘，还是Q村的能人书记回村带领乡亲们干事创业，还是D村的“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三变”改革，都是在不触动乡村基本政治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前提下自发性探索。每一个乡村都是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小天地”，在这片“小天地”中，村民们为了改善自身生活的一切奋斗都是具体的，所有这些具体行为都没有完全和国家宏观政策相脱节，相反，常常需要村民们发挥自主性来变革这处“小天地”的微观环境来承接国家大政策的落地生效。无论本文中的3个明星村做的事情多么纷繁琐屑，他们的绝大多数治理行为都没有超出两组范畴。其一，统与分。要实现农民从温饱向富裕的跨越就必须把“小农”接入“大市场”，就必须在“统”的层面有新举措。可以说，这三个明星村从一家一户到合作经营，从能人治村到党建统领，其背后秉持的思路都是“统分结合”。其二，确权与赋权，确权是基础，赋权是动力。权属是农民群众关心的重点，弄清乡村各种潜在资源的法律归属权是乡村治理的前提条件；
赋予村民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其直接参与项目的制定、执行、监测和评估，就可以让农民从被动的受益者真正转变成为积极的建设者。综上，可以抽象出“微观搞活”达致乡村善治这样一种理论解释，即乡村自身在土地、人才、资金、技术等微观层面作出改变，盘活各种资源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达到有效治理的目标。

可以适当延伸微观搞活这一理论解释的逻辑链条，对明星村这种相对特殊的乡村的未来发展给出几点建议：

一是继续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全国范围内明星村由于负责人的个人魅力而乱上项目，致使村集体利益损失的报道在各类新闻媒体上屡见不鲜。为了防止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领导之上，就必须通过细化制度设计——包括加强乡镇党委对村级党组织的监督——来加强基层党组织在集体财务、项目可行性、党风廉政等各环节的监督作用，防止“一言堂”的出现。

二是继续探索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发挥全体村民主体作用。渝东北的三个明星村之所以治理有效，就在于前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发挥了全体村民的主体作用。但是乡村的改革一旦进入“深水区”，以往动员方式的效用就会递减。为了继续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就必须在调动全体村民主体性、实现乡村治理全过程民主的具体设计上花心思。

三是地方政府要更加均衡地为乡村配套各类资源。明星村长期在各类官方评价体系中占据领先位置，这可能会产生挤占地方发展资源的消极后果，形成“马太效应”。“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为了实现区域内乡村的整体繁荣，地方政府应该更为均衡合理地配置发展资源。

①根据访谈对象的要求，本研究涉及村名、人名作技术化处理，三个村名根据首字母依次称为C村、Q村和D村，人名一律为姓名首字母的大写。

②重庆市于1997年6月18日成为直辖市，行政级别与省、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相同。市区级荣誉因资料散佚而无法完全列出。

③川渝地区将房屋前后平坦的空地称之为“坝坝”。

[1]陈一收．信息公平：新农村民主建设的“善治”考量——一种博弈论的分析视角[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4）：17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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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欧世平．基于善治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探析[J]．江淮论坛，2013（3）：44-48．

[4] 李增元、程又中．赋权、放权与维权：转型期的农村基层善治及其实现路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7-16．

[5] 邓大才．走向善治之路：自治、法治与德治的选择与组合——以乡村治理体系为研究对象[J]．社会科学研究，2018（4）：32-38．

[6] 梅军、李宁阳．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整合重构与乡村善治——基于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考察[J]．地方治理研究，2020（3）：4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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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5：21-28．

[10] 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23．

[11] 罗杰·皮尔斯．政治学研究方法：实践指南[M]．张睿壮，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73．

[12]温铁军，王平，石嫣．农村改革中的财产制度变迁——30年3个村庄的案例介绍[J]．中国农村经济，2008（10）：6．

[13] 卢福营．乡村精英治理的传承与创新[J]．浙江社会科学，2009（2）：35．

[14] 袁立超，王三秀．非科层化运作:“干部驻村”制度的实践逻辑——基于闽东南C村的案例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36．

[15] 王雨磊．村干部与实践权力[J]．公共行政评论，2017（3）：33．

[16] 人民网．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EB/OL].[2021-05-20].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520/c1001-32108134.html

[17]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王列，赖海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97．

[1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58．

Micro-enlivening: An Explanation of Rural Good Governance: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ison of Three Star Villages in Northeast Chongqing

LIU Lin

( Party School of Kaizhou District Committee, Chongqing, Chongqing 405400, China )

By using positivist research method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villages as a governance unit, and then deeply observes and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ree star villages in northeast Chongqing, the “people” factor 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the genera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etc., and then abstracts the general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star village governance and even rural good governance.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specific governance methods and behaviors of the three star villages are different, they all point to two groups of categories: unification and separation, confirmation and empowerment.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substance behind them are the same, that is, micro-enlivening. According to this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strengthen supervision, mobilize villagers’ subjectivity, cultivate civic awareness and balance resource input, which are expected to be beneficial to the overall prosperity of rural area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higher-level and wider-range rural good governance.

star village, rural governance, good rural governance, micro-economic flexibility

D67

A

1673-9639 (2021) 06-0082-08

2021-09-11

2020年度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校（院）级课题一般项目“微观搞活：对乡村善治的一种解释 ”（CQDX2020B-113）。

刘 林（1989-），男，湖北大冶人，中共重庆市开州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地方治理。

（责任编辑 薛 娇）（责任校对 车越川）（英文编辑 田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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