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指标体系建构的相关文献可视化分析
时间：2023-02-26 16:45: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徐红，赵慧琴，周永平
（广州华商学院，广东广州 511300）
新时期，追求人民美好生活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发展事业的重要方向，也成为学界高度关注的热点。纵观理论界对美好生活内涵的剖析，发现主要有3个维度的研究与分析。其一，成果最丰富的是哲学层面的思考和研究，尤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为主；
其二，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角度，对美好生活内涵进行剖析；
其三，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美好生活需要，进行提炼和挖掘美好生活内涵与维度的研究。相比理论研究，实证研究要薄弱很多，关于指标的建立难达成共识，大多关于美好生活指标的构建都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的几个维度上或增或减。为了把握美好生活指标体系构建过程标志节点和特征，使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及统计软件SPSS作为研究工具，对于现有美好生活指标体系研究的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结合SPSS统计软件对各级指标进行对比研究，期望为美好生活指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在中国知网用高级检索进行搜索，检索条件设定为主题词“美好生活指标”或含“美好生活水平”“美好生活指数”“美好生活评价”“幸福感”，以及被引文献中含有“美好生活指数”，筛选条件为精确，共获得496篇（2021年6月20日检索）。剔除会议、年鉴、硕博论文及与主题无关的文献，共获得212篇有效文献。
2.2 研究工具
第一种是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由陈超美博士开发，通过直观的知识图谱分析，包括年度发文量分析、核心作者分析、研究机构网格分析、关键词共线聚类分析等，宏观地展示研究机构和脉络，探寻研究的热点及演进趋势。第二种是SPSS19.0，利用其对美好生活各级指标，包括研究维度、研究要素等进行微观上的对比分析。然后基于双重分析结果综合评述美好生活指标体系研究。
3.1 文献发文量分布
文献发文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好生活指标的研究热度和趋势。从212篇有效文献的年度分布来看，2000—2016年，发文量都为个位数，从2017年开始明显增多，在2019年达到最高，为48篇，到2020年有所回落，之后又开始增多，目前仍处于上升趋势。由此可见，美好生活研究仍是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3.2 空间分布图谱
3.2.1 作者分析
打开CiteSpace，将节点类型勾选为“作者”，时间跨度设置为“2000—2021”，时间切片为1年，得到节点数为141、连线数为33、密度为0.003 3的作者共现知识图谱。212篇文献中涉及141位作者，发文量最多达19篇，少则1～2篇。其中，杨伟荣、胡军华、王露璐、王倩每人发文数均达到19篇，位列第一。整个图谱的网络较为零散，几位高产作者合作较少，单独节点的学者较多。
3.2.2 机构分析
将节点类型勾选为“Institution”，其他为默认设置，导出机构共现图谱，参数值显示节点数为136，连线数为48，密度为0.005 2，连线数比较少，可见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不多，跨机构之间的合作发文关系不显著，机构合作仅限于同一研究机构内部之间。从发文机构来看，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文量遥遥领先，还有以专题形式组建的科研团队亦是美好生活研究领域的主力，每所机构发文19篇，均取得了高质量的成果。
4.1 研究热点主题
在CiteSpace软件中，通过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以探求美好生活研究的热点主题。由于文献作者用语习惯的差异，很多关键词虽表述不同，但往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例如，“美好生活”与“美好生活需要”“美好生活需要”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与“习近平总书记”等。所以，对关键词进行手动合并，对关键词查重后再运行CiteSpace，导出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1）。依据陈超美的《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1]，可知图谱左上角的参数值中有两个值是图谱绘制效果的评判依据。一个是模块值(Q值)，取值为0～1，当Q值大于0.3时表明聚类结构是显著的；
另一个是平均轮廓值(S值)，当S值大于0.7时，聚类是高效且可信的，若在0.5以上，聚类是合理的。图1中的图谱参数显示模块值Q值为0.718 6，平均轮廓值 S值为0.908 6，可见聚类效果显著且可信。
图1 关键词聚类图谱
关键词聚类图谱中呈现了“美好生活”“乡村振兴”“习近平”“社会主要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梦”共6种聚类，反映了美好生活指标体系建构研究中的热点主题。
4.2 研究前沿演进
运用CiteSpace通过突现关键词来洞察和跟踪前沿问题。考虑到2002年和2004年发文量为零，在时间切片选择时直接从2005年始，到2021年止。运行CiteSpace，共得到12个关键词高突现词 （见图2），根据关键词突现的起止时间，可以识别美好生活评价标准的发展历程。
图2 关键词突现图
由图2可以看出，美好生活评价标准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济指标向幸福指标过渡阶段，2005—2011年的突现词有 “gdp”“和谐社会”“国民幸福总值”“科学发展观”4个；
第二阶段是幸福指标占据主导地位阶段，2012—2016年，开始出现“居民幸福指数”“幸福感”“民生”“幸福指数”“影响因素”“生活质量”6个突现词；
第三阶段是由幸福指数向美好生活指数过渡阶段，2017年后，围绕各类群体，尤其是老年人群体的美好生活评价成为研究热点。
由图2还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学者对美好生活的标准有不同的认识。GDP曾经一度成为公认的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志性指标，随着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发展，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反思，这种效用论是否有考虑到个体差异？所有的商品、价值，甚至我们所珍视的尊严、自由、安全、生命是否可以用一个统一的价值来衡量？经济指标遭到了各界越来越多的批评，有关生活质量的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文献表明，生活质量指标通常考虑更多维度，如社会、经济、环境、个人满意度等，这些维度恰恰是政府需要更多关注和改进的领域。2008年开始，在国家层面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围绕“民生”“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公众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成果开始增多，“民生”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面临的新主要矛盾，随后“美好生活”“社会主要矛盾”“习近平”“乡村振兴”“中国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关键词迅速突现，进一步丰富了美好生活的内涵和特征，之后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到构建衡量美好生活的指标体系上，形成了关于美好生活指数的研究。2018年3月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发布了2017年和2018年的“中国美好生活指数”，内容包含3个一级指标（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等），38个二级指标（工作强度、晋升空间、住房条件等）。
通过梳理美好生活的理论与实践，发现美好生活不同于生活质量，后者在社区、地方和社会层面上使用得比较多，主要用来指社会性条件，这一概念来自社会学。美好生活也不同于幸福感，幸福感这个词更多地运用在个人层面上，主要指实际经历和感受，来自心理学。美好生活更多的是结合了二者，其内涵不仅包括为实现个体幸福所需要的各种社会性条件，也包括个体的幸福感受。通过美好生活指标体系研究热点主题和研究趋势的分析，能较客观地展现研究的历程，但对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分析是不够的，仍需在知识图谱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美好生活指标进行内容分析。
从212篇有效文献中进一步筛选，选取发表于2018—2021年含有美好生活指标构建、评价和测量的文献，共31篇，利用SPSS对31篇文献围绕美好生活指标构建时最常使用的指标和方法进行编码和赋值，对所获文献的内容与指标进行对比，从研究维度、研究要素等方面对文献进行分析，统计分析结果如下（在对各类指标进行赋值分类时，受表述差异和主观判断的影响，对少数文献指标的归类可能存在分歧，因此在数据上可能存在一定偏差，但不影响最终结论）。
5.1 研究维度
5.1.1 宏观与微观
目前学界有关美好生活指标的研究维度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从政府、城市、行业、群体等宏观维度进行研究；
另一类是从个人实践和公民参与等微观层次进行研究，这类研究相对宏观维度要少得多。从已有的研究维度来看，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的研究，都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宏观层面的研究维度，大多是借鉴了国外的研究维度，有些是直接照搬，关于宁波、广东等区域的研究和农户、老年人等群体的研究，其研究维度都是大同小异，并没有结合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特征来进行维度论证和选取。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不同发展时期，也应该因时因人调整考核标准。而微观层次的研究也仅从个人层面论证，抛开了国家和社会层面，视野相对狭窄。
5.1.2 主观与客观
细读文献发现学者关于美好生活的衡量方法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全部由规范的社会指标来衡量，即全部为客观性指标。这类指标体系的构建更大程度上是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这种衡量方法占45.1%。例如，余剑等构建的中国美好生活指数，对美好生活指数进行纵向的时间序列分析[2]；
马成文运用TOPSIS熵权法等得到美好生活的综合评估值，前者还进行了空间相关性检验[3]。第二种是全部基于主观感受的衡量，即全部为主观性指标。这类指标是从个体出发测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类占12.8%。例如，杨延圣遵循本土化、关键性、实用性三个原则设计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衡量指标体系[4]，设计思路是对比相关满意度和相关预期值，全部都是主观性指标。第三种是使用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的方式来衡量美好生活，占42.1%。例如，潘建成[5]、吴维海[6]、方巍[7]、马成文、张广海[8]、李鸿阶[9]等人都尝试从主客观维度建立衡量美好生活指标，期望能全面地反映美好生活内涵。
细读文献还发现各研究方向下指标类型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治理、国际与公共事务等研究方向以主观性指标为主；
而经济统计、区域经济、公共管理等方向在构建指标时主客观指标相结合，里面的数据统计关于主观性指标方面都选择了忽略，仍然是基于统计年鉴对客观性指标进行测算。此外，旅游经济、管理学等研究方向首选客观性指标，这类学者更大程度上是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5.2 研究要素
关于美好生活指数的要素研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角度。通过对所获文献的研究要素及各级指标进行频次分析，并结合文献的深入阅读，可以勾勒出目前学界对于美好生活指数研究的整体样貌。发现学者对一级二级指标界定有一定的差异。有些学者将一级指标定为美好生活指数，二级指标为美好生活指数下所涉的几个研究层次，如张广海、杨延圣等；
而有些学者是直接将一级指标定为美好生活指数下所涉的几个方面，如马成文、潘建成、余剑、郑方辉[10]、程中培[11]等。
5.2.1 一级指标
在一级指标方面，学者们大多遵循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美好生活的几个维度来进行设计，表述各异，平均数量为5个左右，最多有8个，最少的有2个。通过对比发现，学者对指标的描述用语不尽相同，对同一类型的指标，往往采用不同的名称表述。例如，一级指标“生活”，有着17项不同的名称和描述，而且研究重点也有差异，有的学者侧重于物质生活条件方面的评估，而有的学者则把考察重点放在了生活品质方面。几乎所有的一级指标都有若干个不同的命名方式。
5.2.2 二级指标
在二级指标方面，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设计，不同的学者将同类别的指标放在不同的等级上。例如，生活类指标，李鸿阶将其归为一级指标，而阳义南、杜妍冬[12]、潘建成、张广海等则将其设计到了二级指标中。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社会类指标、经济类指标等指标设计中。二级指标层级内，学者张广海设计2个相对简单的二级指标，即生活条件与生活品质。学者方巍的二级指标最有中国特色，加入了人伦关系诉求，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人际关系、政民关系4个角度去衡量，促进个体、社会及其相互协调发展。OECD国家建立的“美好生活指数”二级指标体系设定宽泛，在共同聚焦的一些因素之外，还纳入了一些不容易考虑到的指标，如工作安全性、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职业成就等。
6.1 宏观测量较多，微观研究较少
美好生活的创造离不开全体人民、各行各业群体的共同努力与实践，如何帮助不同行业、不同群体找寻美好生活的目标与实现路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6.2 客观性指标多，主观性指标少
美好生活的量化研究中，美好生活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客观性指标为主，主观性指标较少，物质层面多而精神层面少。统计主要围绕客观事物的统计开展，较少关注人的尊严、自由及主观感受。而美好生活需要国家与个人的共频共振，需要整体与个别的有机统一，需要个人的体悟与政府的努力，实现国家与个人的连接与互动。
6.3 静态监测多，动态监测少
当前学界习惯于把美好生活看成固定的、整齐划一的居民收入标准、GDP数据等。而美好生活的衡量方法总是处在变化之中，应随着外界环境、消费水平、风俗习惯和个人受教育程度等因素适时调整。
6.4 统计指标忽视区域特色
有些指标具有全国匹配性，可以统一核算，有些指标却需考虑到地方特色，各指标之间的权重应因地而异。
从学界目前针对美好生活设计的指标体系来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指标的权重处理比较随意，缺乏依据，如何给每一个指标赋值仍然是个难题；
二是这些指标经常会忽视个体心理预期，主观指标往往围绕满意度进行设计，忽略预期谈满意度，得到的美好生活指数会较笼统，改进措施也会没有针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