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何以可能——基于马克思人学视域下的审视与重构

黄明娣 刘京骅 陈 敏

共同富裕何以可能——基于马克思人学视域下的审视与重构

黄明娣 刘京骅 陈 敏

（赣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意指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社会财富的实然状态，共同占有并不是平均主义式的占有，在初级阶段的国情基础上应实现的是阶段式、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实现高度发展的物质资料生产是共同富裕的坚实物质基础，采取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实现形式，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终极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发展之路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致富形式，否定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假象，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家与苏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积极因素，结合中国实际，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优化分配方式、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中，不断实现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

共同富裕；
美好生活；
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1]自古以来，共同富裕便是全体中华人民矢志不渝的理想生活目标，无论是古代的“大同社会”构想或是近代的“均贫富”理念，都体现了不同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中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惠及的主体不是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少数统治阶级而是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壮举目前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现，而中国则将实现这一历史性的壮举设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式目标，在新征程中朝着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奋力迈进。

共同富裕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美好生活的目标指向，是在作为人、满足人的生存需求基础上对人的发展需求乃至享受需求的进一步实现，以人为生产主体的物质资料生产即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和基础；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摆脱资本逻辑宰制解决生产者贫困的制度保障；
而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终极价值旨归。

（一）以人为主体的物质资料生产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们根据不同需要的目的、利用不同的劳动工具对客观物质世界加以改造以适应人的生存发展需求的活动，生产力则表现为人们为了生存从自然界获取物质和进行物质交换的能力，广义的物质资料生产包括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与人类历史进程以物质资料为前提和基础，人类社会的进程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也正是由于物质资料生产的不断发展使人类摆脱了动物式茹毛饮血的生活，逐渐向着文明社会进发，一旦生产力停止进步甚至倒退，“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
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p538)。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p531)物质资料的生产不仅维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进一步实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更替，纵览人类历史，物质资料的生产为人从动物界中脱离提供了物质准备，为人们摆脱原始状况提供了剩余的劳动产品，更为人们摆脱贫困、实现温饱奠定了物质基础。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生产水平极其丰裕的基础之上，而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所提供的的物质资料，便不可能使全体人民拥有足量的社会产品与发展机会。社会物质生产力的第一次飞跃是资产阶级实现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大，不仅挣脱了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实现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还通过建立世界市场及各国间的贸易往来，打破了以往世界的封闭状态，使各个国家原本独立的民族史开始融合发展，逐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

共同富裕是一种社会财富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的状态，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原因只能实现少数人的富裕而非共同富裕，其内在矛盾会在其发展顶点上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社会主义具备了实现目标的制度性前提，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在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新起点上实现以人为主体的物质资料生产的第二次飞跃。

（二）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同富裕不是单个人或少数人的富裕。”[3](p411)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所有社会形态，除原始社会外，皆是阶级分化、阶级对立的社会。部分人的奢靡生活是建立在剥削和牺牲其他阶级的基础之上的，富裕也只局限在部分阶级的内部。宣称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资本主义社会，营造了部分城市欣欣向荣的幻像，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前提下的，实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富裕，而“民主”“平等”等普世价值口号，也仅是在资产阶级内部遵循的准则，为了获取更多剩余价值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将本阶级的意志虚化为整个国家的意志，从而在政治上将无产阶级的剥削合法化，其宣扬的共同富裕也只是虚无的口号形式。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为少数人占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根除，在大工业生产循环中，还不断积累经济危机的诱发因素，最终形成了生产领域的破坏性力量，不断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以生产资料全民占有为主要分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从制度层面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的两极分化状况，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过程以“资本增殖”为生产的唯一目的，改变了以往生产过程中的单个利益主体导向，真正实现了劳动是为了发展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要求，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劳动生产资料、共享生产和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可能的制度基础。这种公有制“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4](p460)。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共同”的主体，在广义层面来说即社会的所有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不再是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继而剥削其他阶级的私有制，摆脱了以往生产关系中的经济依赖关系，劳动也不再成为一种压迫人的力量，从制度层面消灭了剥削人、压迫人的劳动形式，不同社会成员在生产中处于平等地位，充分提高了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劳动者共同占有物质生产资料，实现共同富裕才成为可能。在消除了影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制度性桎梏后，在生产领域确立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社会的总分配不再是贫富分化严重的按资分配等形式，而是按劳分配的公平分配方式。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的分配方式，有效缓和了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符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规律，是通向共同富裕美好愿景的正确制度基础。

（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

共同富裕不仅指向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丰裕状况，还包括了人们精神生活各项需求的满足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p519)，动物是作为一个类的总体之中而存在的，并没有产生自我意识，而人不仅仅是类存在物，还是摆脱了动物“种的特性”、超越了单纯物的类本质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生命存在，是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的个体存在，从人发现自身的那一刻开始，人就真正从动物界中脱离而出，开启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将全面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马克思考察了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形态，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三种社会形态，分别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依赖关系阶段；
资本主义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
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个性阶段。在前两个发展形态中，人们都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发展，唯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充裕的可支配时间相关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是作为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而存在的，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身生存。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科技的革新，劳动者在资本投入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受到的压迫和剥削越来越严重，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标准也无法得到满足，且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后备军——相对剩余人口，迫使无产阶级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工人被迫不断延长劳动时间以获得微薄的收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会给无产阶级带来更多的剥削和压迫而不是自由和解放。社会主义作为超越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制度，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物质资料的基础之上，其发展的目的便是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4](pp563-564)。社会主义社会改变了剥削、压迫劳动者的生产状况，人们不再仅为了谋生而进行生产劳动，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更新，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人们可以利用自由时间进行非生产性的活动，不断提高自身素养，为个体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契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实现人本质力量的复归，也正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在共产主义发展阶段，每个人都将具有充足的自由时间，物质资料的高度发展将阻碍人实现全面发展的各种异己力量清除，人们可以根据发展需要自由从事不同的职业，“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p537)。社会分工不再固化，随着自由时间的增多，人们的精神境界也不断提高，也正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的各项属性都得到全面发展，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当代中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征程中所包含的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既是对资本主义“虚幻富裕”假象的批判，也是对以往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与实践的超越。立足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共同富裕呈现出阶段性与相对性发展特征，也正是在汲取以往共同富裕的探索发展道路的经验基础上，才能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真正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一）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异质性

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曾起着从封建社会中解放生产力的作用，创造了任何历史世代都无法比拟的巨大生产力，并通过资本发展的需要不断推动原本封闭的世界走向一体化，“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
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3](pp862-863)。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也无法掩盖资本物化关系中无产阶级被剥削和压迫的事实，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资本扩张成了唯一目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被贬低为物，丧失了作为人的存在，在劳动过程中得到的不是发展而是压迫，理应成为发展人的生产关系沦为动物式的生产，而人们唯有离开劳动生产领域才能真正享受到个体的存在，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颠倒，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得劳动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劳动者抛开生存的需要，就会像逃避瘟疫一般逃离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已发展成为消解人本质的异化力量，人们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而是否定自身，生产领域内的异化通过决定性的关系，不断渗透至社会的其他领域，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异化与价值分离。

资本主义世界的异化主要体现为生产过程的异化，将价值的源泉异化为物的形式，掩盖了创造价值的真正源泉。劳动者的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资本家通过工资形式将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变为全部预付资本的回收过程，掩盖了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客观事实，劳动者的价值随着生产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不断降低，“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5](p47)。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技术的不断改进，劳动力的构成要素在资本有机构成中的比例越来越小，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反而不断减少，工人为了维持生活的必需，被迫延长劳动时间以换取足额的生活资料，“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6](p232)。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无产阶级不仅与资本家竞争，还出于产业压力在无产阶级内部进行竞争，由于潜在新领域生产力发展需求与应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需要，资本主义造就了一大批相对过剩人口，进一步造成了无产阶级的大规模贫困。“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劳动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7](pp707-708)，贫困的根源在于私有制而非劳动者自身，要改变贫富差距的现状则必须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共同富裕的普遍特征不仅在于实现社会生产力巨大提升的应然要求，更在于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财富享有、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改善的实然状况。资本主义社会虽实现了生产力的普遍进步，但并没有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改善，社会贫富差距反而不断加大，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写照。资产阶级的辩护者并不将贫富差距视作市场经济的产物，反而归因于穷人的先天禀赋与后天习得的劣性，不仅掩盖了两极分化的制度性根源所在，还通过命定论让劳动者安于现状，以不断维护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统治。资本主义各项济贫法与部分福利国家的建立，虽旨在通过分配领域来调整财富分布的不合理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无法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源，因为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本质没有改变，以“物”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也没得到改变，仅从分配领域无法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反而会导致高福利难以为继，造成更为严重的制度性危机。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现实抽象性

资本主义摧毁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桎梏，却并没有实现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改善，众多劳动者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充满了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压迫，在批判资本主义罪恶的过程中，从理论层面设想了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世界。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了当时制度的不合理性，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和罪恶的根源，“私有财产或私有制，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受的无数灾祸的原因”[8](p279)，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才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分化和不平等的现象，社会财富才能得到公正合理的分配进而实现社会普遍的富裕与平等，才能形成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

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了一个物质充裕、实行公有制、人人平等的社会，在“乌托邦”中公民没有私产，实行集体劳动，除劳动外的六个小时人们都应当进行其他领域的活动，以此来实现全面发展，而财富的高度发达使人们没有任何世俗的欲望，整个社会都处于相对静止的、封闭的状态中。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同样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按需分配的社会，主张反对私有，实行公有制，而对私有财产的放弃使得每个人既是穷人，也是富人。傅立叶对通往理想社会的生产方式进行构想，主张以人们联合劳动的形式构建“和谐社会”，与莫尔不同的是，他强调利用人们的“欲望”来提高劳动积极性，并认为私有制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素，可以保留部分私有并加以有计划和有组织的生产劳动，为实现共同富裕作好物质准备。欧文在批判私有造成思想局限和社会关系恶化的基础上，提出废除私有制，建立以“合作公社”为基本单位的理想社会，公社成员实行无特定目的的集体劳动，产品分配以公社成员的高度自觉为基础实行按需分配。

“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9](p299)空想社会主义者尽管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和不平等的社会弊病，但只停留在理论批判和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之中，只是出于“公平正义”的原则而不是基于对生产过程的科学分析，难以寻找到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由于时代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尚未到达顶峰，资本主义制度尚能容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的发展也尚未成熟，空想社会主义者只对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报以同情，但对无产阶级状况的改善和社会生活的改变，只寄希望于富人们的道德与怜悯，并没有察觉到无产阶级中所包含的革命性因素，也没有发现通向共同富裕道路的现实路径。

（三）苏俄社会主义的实践片面性

1917年11月，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接踵而来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问题，但在此前并无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列宁带领苏俄人民对共同富裕之路进行了艰难的初步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首先，列宁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制度性前提，“人人都能在决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情况下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10](p470)。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在生产领域通过掠夺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造成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而资本的掠夺性质也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通过消灭私有制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证了社会成员平等的经济地位以及同等的社会产品分配，也就从制度层面保证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其次，面对当时苏俄落后的社会发展现状，列宁提出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是能够释放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多的生产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所在，若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共同富裕就会成为遥不可及的发展目标。在实现途径上，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只有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11](p249)。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实现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但当时的苏俄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取得充分发展的社会形态后成立的，社会生产力较为落后，和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列宁基于此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是长期的过程，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是漫长的，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需要通过较长时间的发展才能真正显现。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续探索苏俄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重要性。斯大林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先解决苏俄的贫困状况，而消除贫困也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与列宁强调经济发展的重心不同的是，斯大林认为要快速解决贫困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工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为社会的各方面快速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使全体社会成员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12](p337)。在强调大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斯大林进一步划清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将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对等，只有通过集中统一计划与完全的公有，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斯大林在工业领域实行高度统一的计划与命令，在农业生产领域实行集体化生产与社会主义公社，进行统一的劳动与生产管理，认为只有集体化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实现脱贫致富。

列宁根据苏俄的发展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的正确举措，但并未得到长期的坚持与贯彻，斯大林提出的农业工业集体化发展，在苏联社会发展的早期短时间内实现了国力的迅速增强。但长期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不仅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还造成了苏联社会农业轻工业长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符合苏联的长期发展，导致苏联社会并没有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甚至在社会发展后期，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最终宣告苏俄共同富裕探索之路的失败。

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价值异质决定了其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而空想社会主义家们由于历史和实践的局限性无法提出行之有效的共同富裕之策，苏联发展模式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适合本国发展的、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在探索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找到了符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发展之路，将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不断改进收入分配方式，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全面发展的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

（一）以人民共建共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社会面貌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3](p11)在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我国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重心应从提高规模总量转移至提升核心竞争力上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必须不断加快转变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与效益，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对不同领域重点难点问题的突破，变革生产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因素，不断营造全民创新的社会氛围，以创新持续推动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对产品供应质量的要求，有效解决新时代我国“供给两侧”结构不平衡的发展状况；
形成有效的市场运行与政府调控长效机制，促进不同企业间的良性竞争，立足于人民的实际需要，不断扩大国内生产需求规模，创造平稳运行的国内循环以促进我国经济良性循环，以国内需求为主要增长点，不断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途径，“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4]，以人民共建共享为发展旨归的高质量发展，是保证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尊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主体、历史主体地位，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推进全民共建共享的进程，首先以科技创新为主要推动力，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其次必须不断加强对市场规范的监管力度，防止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乱象，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又要加大对资本的规制力度，防止出现“唯利润”的生产导向，造成资本无序扩张与行业垄断现象的形成，影响市场正常有效运作；
最后应坚持共建共享的发展导向，不断注重发展是为了改善民生，将发展的重心转移至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上来，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二）持续推进公平正义的分配方式变革

改革开放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城乡、地区以及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愈发明显，贫富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大难题，部分人的富裕绝不是共同富裕，“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15]，为此需要不断优化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

初次分配是以市场竞争为准则的分配方式，能够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能够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化，但由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弊端，也会造成资本无序扩张的市场乱象与分配不公的现象。为此初次分配应在注重效率的基础上兼顾公平，建立起合理的初次分配机制，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障工资性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合理比例；
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与数量，构建起合理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拓宽要素性分配收入渠道，健全土地使用权的租赁与转让制度，保障居民的住宅性收入，不断增加农民的增收途径，实现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不断增加。

再分配是以政府调节为主的分配方式，在初次分配中由于个体的禀赋与条件的不同，易产生较大的贫富差距，为了不断缩小初次分配带来的贫富差距，以政府为主体的再分配在分配原则上更强调公平性。首先，对初次分配的财富征收所得税，不断调整初次分配领域中的比例，降低过高收入、提高过低收入以调整收入差距；
其次，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事业，完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制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保障水平；
最后，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推进教育体系的优化，保障平等的受教育权与发展机会，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住房政策改革，不断健全医疗卫生事业体系，保障全体人民的健康安全。

第三次分配是以个人或社会组织为主体，以自愿原则进行的财富捐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第三次分配是作为一种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形式，是针对初次分配不公及再分配过程中不足之处的一种弥补方式。完善第三次分配需要加强中华美德的建设与培养，形成自觉践行社会公德的社会氛围，鼓励和弘扬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社会行为，予以精神奖励，使分配主体能有精神上的获得感，还需要加强对慈善捐赠事业和相关机构的监管，确保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坚持人民中心导向以实现自由全面发展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基本特性，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发展道路是立足于全体人民、以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的价值追求。一定时期个体的生存发展状况取决于同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并呈现出渐进性和阶段性的发展特征，“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3](p739)。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首先通过可支配的自由时间来决定，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越高，人们可支配的自由时间便越多，其中对自由劳动时间影响最大的是劳动生产率因素，劳动生产率越高，人们在单位时间内所生产出的产品便越多。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人们的必要劳动时间，人们因此便有更多可支配的自由时间用于实现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其次，自由全面发展不仅表现为个体的物质需求满足，还体现在个体的精神满足程度上。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发生了重大转变，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物质生活需要，还迫切要求实现更高品质的精神生活需要，而共同富裕是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协调的发展目标，是否满足人民不同程度的需要，成为了检验一切工作的试金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们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要将人们从繁重的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为此需要在文化生产领域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实现生产工具的变革，提高文化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降低必要劳动时间，为自由全面发展奠定文化基础；
同时应用创新理念实现思想观念领域的变革，清除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改变不利于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陈规旧念，实现观念领域“质”的飞跃。其次，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先进的精神指引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通过树立崇高的榜样为人们形成追求真善美的精神激励，形成自觉向模范人物学习的文化氛围，将崇高理想信念的涵养与培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在发展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为人民提供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不断加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全体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共同富裕目标。

共同富裕作为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发展目标，以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局限性的基础上，总结和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家、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足之处与可行经验，坚定不移地走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发展之路，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历史与现实证明了中国特色共同富裕发展之路是真正造福全体人民、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01).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8] 罗伯特·欧文. 欧文选集: 第2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0] 列宁全集: 第3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11] 列宁全集: 第3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2] 斯大林选集: 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5]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J]. 当代党员, 2021(10): 3-9.

F124.7

A

1008-4479（2022）05-0023-09

2022-05-27

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生活观与新时代美好生活实现研究”（YC2021-S745）

黄明娣（1963-），女，江西赣州人，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刘京骅（1998-），男，江西吉安人，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陈 敏（1997-），女，江西彭泽人，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责任编辑 杜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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