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场观众自律的概念维度建构与实证检验：基于三角互证研究策略
时间：2023-03-01 23:50: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周 浩，石 岩
职业体育赛事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观众的参与，文明观众是体育比赛的理想主体，文明行为是文明素养的外显，但赛场观众的不文明行为却困扰着职业体育比赛的管理部门，也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赛场观众不文明行为受到广泛关注，如《体育总局 公安部关于加强体育赛场行为规范管理的若干意见》（体规字〔2021〕2号）的印发，对文明观赛提出了具体要求，突出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道德需要依靠自律，而法律作为他律的主要形式发挥着强制性作用。在实践中，赛前和赛中安保人员会制止一些观众的暴力行为，而观众乱丢垃圾、不对号入座、随意使用闪光灯等不文明行为则处于相对监管不足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破窗效应。他律虽具备强制性，但其作用范围相对较小，赛场观众不文明行为的特点在于不违反法律，但却违背社会道德规范，需更加强调自律的作用。赛场观众自律是文明赛场建设的基础，也是赛场观众他律的重要补充。
国内外关于赛场观众自律的研究较少，虽然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在国内外体育社会学、体育社会心理学等领域备受关注，但其主张的他律向自律转变的观点却未在赛场观众研究中加以重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探讨赛场观众暴力的形成机制以及法律规制问题，而赛场观众自律问题则仅在研究中间接提及，如赛场秩序和文明是以社会秩序和文明为基础，并非孤立发展（周继明，1996），要引导观众从主观上自律管理，培育合理的价值认同观念（石岩 等，2007）。赛场观众自律理应是体育道德研究中会涉及的问题，但体育道德研究多关注运动员和裁判员，而鲜见对于赛场观众的道德问题，如道德认知、道德情绪、道德能力等方面的研究（Smith et al.，2018；
Spaaij，2014）。而近几年国外研究开始出现对赛场观众道德情绪的探讨，如Archer等（2019）和Partridge等（2020）分别探讨了赛场观众的集体性羞耻（collective shame）和替代性羞耻（vicarious shame）问题。因此，探讨赛场观众自律无论是在赛场观众研究中，还是在体育道德研究中均是一种较新的探索。
赛场观众自律研究需要始于基础的概念探讨，本研究旨在建构赛场观众自律的概念维度，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黄希庭（2017）在探讨新概念解构时，提及采用假设-演绎的量化研究范式会使研究陷入困境，建议研究者先采用质性研究，归纳概念维度，然后以此为基础编制测量工具，用量化数据对质性研究结果进行验证。石岩等（2020）提出了三角互证研究策略，认为在探索概念维度问题时，三角互证研究策略能够整合质性和量化研究的各自优势，质性研究能够扎根赛场观众主体建构自律的概念维度，量化研究则能够进一步拓展和验证质性研究结果的稳定性，适用于对赛场观众自律的探索。因此，本研究选取三角互证研究策略为指导，采用质性研究建构赛场观众自律的概念维度，以此为基础编制赛场观众自律量表，对质性研究结果进行检验（图1），最终完成对赛场观众自律的准确诠释。
图1 赛场观众自律的概念维度建构与实证检验三角互证设计Figure 1. Dimension of Field Spectator Self-discipline and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riangulation
1.1 赛场观众自律的概念性诠释
界定赛场观众自律涉及概念性定义和操作性定义（或操作化），二者各有利弊，可以互补。概念性定义是理论层面的定义，是抽象的、理念的，操作性定义是操作层面的定义，是具体、更接近现实的。2种定义在研究中往往联结使用，概念性定义是操作性定义的前提和依据，操作性定义是概念性定义的延续和发展（李方，2009）。若想对赛场观众自律进行较为准确的操作，应从概念性定义切入。从词义上看，自律（self-discipline）强调对情绪、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但未限定范围，仅表达了主体与客体的内在统一性。因此，只有将自律放置在具体对象上，其内涵才能得以丰富，如行业自律等。赛场观众自律则是将自律限定在赛场观众群体上，置于赛场这一特定场域。黄希庭（2017）在谈及人格研究中国化时，倡议要勇于从实践观察中提出概念，并进行理论分析，而观察的主要对象就是行为结果，通过个体的行为结果去溯源、追问“是什么”的问题。在赛场中，暴力言语和行为具有偶发性特征，很多观众在赛场中表现出行为得体、规范观赛、不从众、不辱骂运动员和裁判员等，根据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社会控制理论及弗洛姆的自律理论对个体行为的描述（陈会昌，2004；
孔文清，2010；
Popenoe，2007），将其归结为赛场观众自律，但可观察到的行为结果仅是赛场观众自律的外显部分，不能完全概括其概念内涵。国内外体育领域还未直接涉及该问题的探讨，因此还需要在自律的相关研究中寻找线索。
自律在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领域均有研究，虽提出的概念性定义侧重点不同，但却存在共性。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强调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内化和认同外在规范，如自律就是道德主体借助对自然和社会规范的认识，自愿认同社会道德规范，把外部的道德要求变为自己内在的道德良心（宋希仁，2005），自律反映了个体对社会价值观和态度的内化（Grusec et al.，1994）；
2）强调自律的实现方法或外显特征，即控制、抑制和约束本能冲动，如自律凸显了抑制优势反应的能力（Duckworth et al.，2006），集中、抑制原始冲动和延迟满足是自律的重要特征（Taylor et al.，2002）；
3）对自律的基本属性有共识，即自律是一种个体相对稳定的能力，如自律是一种自控能力（Moffitt et al.，2013），自律是个体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消极结果的不健康事物的能力（Gorbunovs et al.，2016），自律最重要的心理条件在于主体拥有良心、一定的道德认知能力和相应的意志品格（徐萍萍，2018）。
根据已有研究结论，采用逻辑学属加种差定义法推导赛场观众自律的概念性定义。首先确定赛场观众自律所属的类别，通过已有研究可以确定，赛场观众自律属于能力范围，可以认为赛场观众自律是一种能力。其次，描述它和同属的事物或概念的区别：1）赛场观众自律突出了赛场观众这一特定群体的自律能力；
2）赛场观众自律将自律限定在赛场这一特定情境下；
3）相较于一般性自律，赛场观众自律更加凸显对赛场文明行为规范的内化和认同。因此，本研究认为，赛场观众自律是观众在内化赛场文明行为规范为自己认同的基础上，在赛场中主动抑制负面行为以符合规范要求的一种能力。
在赛场观众自律概念性定义基础上，需要对其进行操作化，赛场观众自律的操作化是连接概念与现实之间的桥梁。既往研究在探讨自律的操作化主要有2种取向：一种是探讨一般自律，另一种则更重视具体对象和情境下的自律。Duckworth等（2005）认为，自律由自我控制和延迟满足2个维度构成。Agung等（2017）将自律操作化为自我调节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和守时能力。大五人格量表（NEO-PI-R）中有10个题项用于测量自律（Hagger et al.，2019）。这些对自律一般性的诠释为探讨具体对象和情境中的自律提供了基础。Jung等（2017）提出了学术自律概念，认为学术自律包括努力和坚持2个维度。Damrongpanit（2019）构建了公民自律的测量模型，包括“责任感”“诚信”“遵纪守法”“坚韧、决心和意图”4个维度。在党政干部自律研究中，赵国祥等（2006）认为，党政干部自律包括“自我规范性”“自我调节性”“自我促进性”“自我容忍性”“自我实现性”5个维度；
而陈谢平（2013）则归纳出“慎情”“慎欲”“慎思”“慎微”4个维度。从一般到具体，自律在不同对象和情境下的内涵和维度均有一定差异，将自律放置在具体对象上探讨其操作化问题也是一种趋势，也能实现对自律更加准确的理解。赛场观众自律同样也应遵循这种研究逻辑，只有将自律的操作化与赛场观众联系起来、与赛场特定情境联系起来，才能准确地对赛场观众自律进行解构，继而实现测量。
1.2 赛场观众自律的操作性诠释
1.2.1 研究方法
1.2.1.1 焦点小组访谈
在正式对观众进行访谈前，组织了2次由专业人员进行的焦点小组访谈。共邀请课题组研究团队11名研究生和2位校外专家于2019年10月4日、10月6日进行了2场专题讨论。
1）由研究者根据前期文献梳理，设定5个讨论议题：什么是赛场观众自律；
自律的观众其行为表现为何；
赛场观众自律的具体表现方面；
观众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自律；
观众自律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在进行专题讨论时，主要围绕核心问题进行讨论和拓展。2）组织第一场焦点小组访谈，由研究者主持，提出问题后，小组成员分别进行观点的陈述，主持人总结发言，提出核心问题，进入自由讨论阶段。整个讨论时间为40 min，全程录音，在访谈完成后立即将音频转录为文本格式，并进行初步的编码处理，形成编码表，作为第二次焦点小组访谈的主要内容。3）组织第二场焦点小组访谈，访谈前将设定的5个讨论议题形成开放式问卷，要求成员填写，进一步收集其对赛场观众自律的看法。此外，将编制好的编码表提前发送给各成员。专题讨论主要围绕编码表的逻辑关系、是否需要补充等问题进行。4）将开放式问卷的内容补充进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处理，结合各成员的意见对编码表进行修正。
1.2.1.2 深度访谈
访谈对象主要选取经常现场观赛的观众，初步遴选10名访谈对象。访谈对象纳入标准为：1）经常现场观赛的观众；
2）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能够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
3）同意接受访谈并允许利用访谈资料进行学术研究。采用资料收集和分析并行的方式进行研究，至理论饱和状态共收集了5名观众的访谈资料。
访谈程序如下：1）编制访谈提纲。根据焦点小组访谈结果，围绕“何为自律”这一核心问题编制半结构式访谈提纲，如“您知道在赛场中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允许的吗？”“您认为观众观赛时是否能很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果可以的话，您能否详细描述一下这种状态”等。2）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后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3）告知访谈对象本次谈话内容将全程录音，资料全部用于学术研究，并承诺为匿名方式。以半结构式访谈提纲为指导，切入话题。访谈过程中根据访谈对象的回答进行灵活调整，尽可能多地让访谈对象表达其对赛场观众自律的观点，描述其在赛场中的真实体验、言语和行为。4）访谈结束后立即对录音进行文本转录，通过访谈和分析并行，达到理论饱和时，共转录相关文本2.3万余字。与访谈对象核对文本，将其不愿意呈现的内容或与其表达内容不相符的内容予以剔除。
1.2.1.3 扎根理论要素分析
参照刘电芝等（2019）提出的扎根理论要素分析法对资料进行逐级编码，通过编码与原始资料的持续比较，逐渐梳理编码之间的逻辑关系。在选择性编码阶段，采用研究者三角互证策略进行效度把控。请3位具有质性研究经验的博士研究生对选择性编码、主轴编码和开放式编码之间的逻辑性和概括性进行检验，最终形成具有统领其他范畴的核心编码。
1.2.2 赛场观众自律的概念维度分析
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同步进行的方式对访谈资料进行逐级编码，遵循理论饱和原则，共归纳出52个概念和句子，对其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共归纳出9个范畴：规范内容认知、规范价值判断、身份责任认同、赛场环境责任认同、赛场秩序责任认同、自我行为监督、自我行为调控、情绪抑制和行为抑制（表1）。
表1 赛场观众自律访谈资料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及典型性原始访谈语句Table 1 Open Coding， Spindle Coding and Typical Original Interview Statements of Self-discipline Interview Data of Field Spectator
续表1
选择性编码阶段，将所编码的概念和归纳的范畴进行持续比较，以逻辑线的形式进行串联，对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进行描述（表2）。根据分析结果，提出“赛场观众自律的概念与维度”核心范畴。
表2 主范畴典型关系结构Table 2 Typical Relational Structure of Main Category
根据所提炼出的核心范畴，将研究逻辑线概括为：赛场观众自律由规范认知、责任认同、自我调节和冲动抑制4个维度构成。规范认知是赛场观众自律的基础和依据；
责任认同是观众将外部规范内化的过程，是对规范认知的深化，是观众对自身责任的一种高度接受并赋予主体意义的状态；
自我调节和冲动抑制是赛场观众自律2种相对具象的表征，突出了自律的理性特征。
1.3 讨论
1.3.1 规范认知
自律的观众对规范有较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度。在赛场观众自律的概念性定义中，内化、认同是突出的特征之一，但通过质性研究发现，认同是一个过程，其基础是观众对规范形成较强的认知，并能基于自身对规范的认知，进行价值判断。规范认知是赛场观众自律的基础和依据，如果没有形成较强的规范认知，赛场观众也不会表现出文明行为。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归纳，本研究提取了规范认知这一核心维度，包括规范内容认知和规范价值判断2个范畴。规范内容认知主要指赛场观众对已有规范的知晓程度，而规范价值判断主要是赛场观众对自身和他人行为是否与自己认知达到一致的评价，也代表规范是否应该得到遵守的一种态度倾向。在社会学研究中，规范一般分为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描述性规范指出了特定情境中的规范是什么，而指令性规范则指出在特定情境中人们必须去这么做，以及如何做是被允许或不被允许的。描述性规范本身不具有评价属性，但人们会赋予其评价属性，从而催生描述性规范向指令性规范的转化（陈维扬 等，2018）。在本研究中，规范内容认知更多的是观众在赛场中意识到的描述性规范，包括2种类型，一种是相关行政部门和俱乐部规定的，如不辱骂运动员、不携带危险物品进赛场、不在场内吸烟等，这种外部的规定在各赛区基本相同。同时，在CBA联赛开赛之前，一些俱乐部会发布《球迷文明观赛公约》《文明观赛倡议书》等文件，主要通过网站、自媒体等向观众传播。在访谈中，有受访者提及“俱乐部文明观赛的宣传（力度）较好，门票上都有一些文明（观赛）宣传，观赛秩序的要求”。另一种规范则是没有部门或管理者进行强制性要求，依靠观众在赛场中的共同信念而形成，如有序排队、对号入座、观众间互相尊重等。这些规范不需要以特定文件或文字的形式进行严格规定，而是依赖于每位观众的文明礼仪道德观的约束。这种依靠共同信念维系的规范可能比强制性的规范对观众的约束效力更强，由于是从观众主体性出发，观众对其认知度更高。个体在面对道德事件到实施道德行为这一过程中，规范内容认知能够为个体解读情境线索及增强道德敏感性提供支持（Bear，2016）。
规范价值判断是规范认知的价值成分，往往伴随着对自身和他人行为的评价。如果规范内容认知体现的是赛场观众对规范“是什么”的认识，规范价值判断则更多体现了赛场观众对“应该是什么”的认识，如“有人冲到赛场里，肯定会影响比赛秩序，而且对主场的影响也不好”。根据道德心理学关于道德判断的研究，规范价值判断包含了推理的过程。经典的道德推理理性模型认为，个体在道德情境中会搜集相关证据，并对其进行权衡整理，最后判断自身或他人的行为是否得当（徐平 等，2007）。也就是说，观众对某种行为的价值判断过程需要意识参与。然而，在本研究访谈中也发现，对一些较为常见的不文明行为，观众进行得当或不得当的判断很直接。这与道德判断的直觉模型描述一致，即在一些情境中，道德判断是由快速的道德直觉产生，而不包括任何有意识地搜寻、权衡证据（徐平 等，2007），换言之，观众看到一些行为会立即感到赞成或反对。综上，赛场观众的规范价值判断主要有推理和直觉2种模式。
从社会网络角度看，赛场观众规范认知的形成实质上是在社会网络中不断学习的过程。陈维扬等（2018）认为，当个体长期处于某个社群时，会对该群体的信息编码，编码后的信息会被储存在记忆系统中，形成对规范的认知，在一定的诱发条件下，这些规范会被激活和提取。规范认知形成往往是经验性的（Kashima et al.，2013），观众只有走进赛场，才能不断了解赛场中的文明行为规范，如个体到现场观赛，观察到其他观众的行为，并了解到赛场中不能乱扔垃圾，这就涉及对描述性规范的体验性学习。赛场观众规范认知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与文化因素相关，尤其是规范价值判断，与文化存在较高的关联性。观众在评价自身或他人行为时多是朝着集体利益或他人利益方向，如不能影响赛场秩序、不能影响他人等。能够基于规范内容认知进行合理的规范价值判断，是赛场观众自律的体现。
1.3.2 责任认同
在赛场观众自律概念性定义中，“内化赛场文明行为规范为自己的认同”是核心特征之一，通过质性研究发现，这种认同的状态主要是观众对责任的认同，是对赛场观众自律概念性定义的延续和拓展。无论是在焦点小组访谈中还是对观众的深度访谈中，“责任”出现的频次均非常高，而所归纳的责任认同维度也能更好地体现赛场观众自律的特征。在伦理学领域，道德责任研究在近些年备受关注，道德责任是德性的必然显现（章建敏，2010），责任认同更多的是对道德责任的认同。责任认同主要指观众对自身应承担的责任的高度接受状态。责任相较于规范更能体现观众的主体性特征，呈现一种主动性和接受性，是一种高度抽象化的道德动机，是道德中自觉性的飞跃。个体处于社会中，会在复杂的社会信息中进行选择、接受或拒绝，当个体对一些社会信息处于高度接受和赞同状态时，这些信息对于个体而言就会形成“我应该这么做”的固化思维模式。责任认同是观众自律能力的体现，在自律的相关理论中（如道德接受理论、道德发展理论等）存在他律向自律转化的共识，强调了接受、内化等机制，外在的强制性约束会经过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最终演变为个体的认同，将这种状态称为自律可能有些狭隘，但其却是自律能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归纳出责任认同这一维度与中国文化也存在较高的关联性，在道德文化心理探讨中，已有研究表明，儒家文化更加侧重基于责任的道德（duty-based morality），看重个体对角色期望的满足和角色责任的履行（胡晓檬 等，2018）。责任认同能够表征赛场观众自律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认同本身的特点，即一旦形成稳定的责任认同，来自他人反馈和个人内在认同不一致的话，就会产生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认同具有自动控制作用，具有降低不协调的机制，由此人们可以修正自身行为，达到与其内在认同标准一致的目的（周晓虹，2008）。
责任认同主要包括3个范畴，身份责任认同、赛场环境责任认同和赛场秩序责任认同。身份责任认同主要指观众对“观众”这一身份应承担责任的一致性认识。周晓虹（2008）认为，认同的核心在于角色或身份，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的身份不同决定了人们自我概念的不同。“观众”作为一种暂时性的身份，并不像“教师”“员工”等身份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因此在教育学和组织行为学领域才有了教师身份认同、员工角色认同等概念。在社会生活中，个体除了拥有相对稳定的身份标识，更多的则是一种暂时性的身份，如在不同情境下会被赋予不同的身份（在电影院观影时是电影观众，在旅游时是游客等），对于这种暂时性身份，很难谈及认同问题，但个体会对这种暂时性身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形成一种认可和接受的状态，如“游客不应该在景区乱丢垃圾”“观众在观看比赛时不应该辱骂裁判员”等。本研究将这种现象诠释为身份责任认同，这种认同虽然是源于主体，但却并不是对自己身份的确认，而是更强调接受和赞同某一暂时性身份的责任。在焦点小组访谈中，成员谈及自律的表现时表示“讲文明，有素质，强烈的责任感，知而行和知而不行，知道做什么是对的，应该做什么，而自觉地做应该做的事”。其实无论是观众自身还是公众对“观众”身份责任均有一种认知，但从认知到认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受个体道德素养发展和社会环境影响较大。
赛场环境责任认同和赛场秩序责任认同则是责任认同中2种相对具体的表现形式。赛场环境责任认同是观众对应尽到的维护赛场环境责任的一致性认识，赛场秩序责任认同是观众对赛场规范认知不断深化后形成的一致性认识。群体组织规范的外部参照、经验的内部参照体系以及同化和内化的机理都会影响态度的形成（沙莲香，2006）。赛场环境责任认同是观众责任认同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访谈中，观众提及的自律行为表现形式主要包含环境卫生和秩序2类，在涉及这些内容时，观众除了表达了对规范的认知外，还提及了较多认同层面的内容。如“有的人比较守规矩，有的则不，要做到守规矩一方面离不开一些规章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还要强调个人的责任意识，这可能也跟个人平时生活习惯有关”。观众对赛场环境和秩序责任的认同与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规范体系也有一定关联。
赛场观众的责任认同实质上是对应承担何种责任的一种共同的、一致性的认识。质性研究归纳出责任认同属于个体视角，但赛场观众责任认同形成的解读还要考虑人际视角。责任认同的形成以观众个体为基础，以观众对规范的认知和理解为前提。在社会认同的研究中，社会认同的形成往往使用自我-内群体重叠解释，即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出现自我和内群体信息表征的重叠现象，重叠程度越高，相应的社会认同水平就越高（向洲等，2020），认同是一种重叠共识（卢建军，2014）。从这一角度审视，观众观赛体验的增多会使其在赛场中形成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随着对规范的不断认识和理解，观众之间对赛场中出现的文明或不文明行为的认识会形成交集，并经过反复实践后形成一种集体共识。
1.3.3 自我调节
已有的自律操作化研究中，自我调节经常被视为自律的一个重要维度。在赛场观众自律概念性定义中，虽然未将自我调节纳入其中，但通过质性研究发现，自我调节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观众的自律能力，可以将其理解为是观众否定某种行为并允许另一种行为发生的过程。赛场观众的自我调节主要是将行为约束在规范内，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变行为方向，使观众的行为符合规范标准。自我调节主要集中于2个范畴，即自我行为监督和自我行为调控，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多提及行为的调节，而情绪的内容则更多体现在抑制层面，涉及操作层面时，受访者多是提及对已经发生的行为进行调控，而不是对不文明行为的抑制。调节总是涉及在某种标准下对自己行为进行的主动调整。
自律能力强的观众在赛场中往往会对自身行为进行较好地调节，包括监控自己的行为。观众在赛场中会依据外在和内在道德标准监督自己的行为是否合适，这是自我调节的重要表现。元认知监控理论提示，个体在进行行为决策时，会主动调节自己的认知过程，对意识进行不断的监控和调节。自我监督/监控（self-monitoring）是指个体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认知、表情、行为等，使他人对自己有良好的印象，而这种印象也是自己所期望形成的。对观众而言，虽然也会感受到自己的行为是否与他人一致，但多数情况下，具有较强自律能力的观众会对外在规范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在赛场中的言语和行为更为理性。自我行为监督也是观众根据相关规范管理自我认知的方式。研究表明，高自我监督的个体会更多关注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当下情境和社会规范，并将感知到的信息作为自我监督的主要线索（肖崇好，2014）。自我行为监督能力越强的观众，对规范认知和接受的程度越高，内在道德标准也越具体，这种标准可以作为监督自我行为的准则。
如果没有将自己从当前状态转移到目标状态的能力，再全面的监控也是不够的（江红艳，2017）。自我行为调控作为自我调节操作层面的内容，在赛场中最容易被观察到。在做出违反赛场规范的行为后，自律能力强的观众会对其行为进行调控，使其符合规范要求。Epstein（1994）研究表明，人的行为产生主要存在2种运作系统，一种是理性系统，该系统依靠意识运行，使用逻辑规则，相对缓慢；
另一种是经验系统，依赖情境中的重要信息运行，并以快速的方式运行。上述运作系统均始终处于工作状态，个体执行什么行为取决于当前哪个系统处于主导地位。观众的自我行为调控同样遵循着这2种运作系统，但更多的是通过理性系统对行为进行调整。观众对自己行为的调控需要理性的支撑，且受环境影响较多，如观众提及的情绪感染因素。自我损耗理论提示，观众进行行为调控需要对抗本能和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一过程消耗自我能量，而能量往往是有限的，继而导致新的自我行为调控失败（袁冬华 等，2009）。
1.3.4 冲动抑制
抑制主要是个体有选择性地排除或压抑特定信息和行为，以降低其对个体信息加工过程产生的影响。个体对冲动性的控制是测量自律的重要指标（Duckworth et al.，2005；
Zimmerman et al.，2014）。既往研究在测量自律时，多使用Eysenck等（1984）编制的《冲动性问卷》评价个体的冲动抑制能力。本研究归纳出“冲动抑制”这一核心维度，指代观众在赛场中对自己冲动情绪和行为的压制能力。冲动抑制是观众有意识全部或部分压制情绪和行为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完全消除或防止愤怒情绪和违规行为的产生，而是减慢情绪和行为的速度，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赛场观众的冲动抑制主要包括2个范畴：情绪抑制和行为抑制。情绪抑制的内容在访谈过程中被提及较多，例如，“我感觉作为观众除了要了解一些规范，还需要对自己的情绪有控制能力，情绪控制能力太重要了”。这是观众对情绪抑制的典型看法，也表明在自律能力中，情绪抑制能力较为重要。观众对情绪的抑制一般体现在比赛中的一些关键判罚或运动员失误较大时，自律能力较强的观众能有意识地控制自身情绪。冲动抑制能力强的观众能更理性地看待比赛结果。在焦点小组访谈中，“理性思维”“能够控制情绪”的出现频次也较高。Duckworth等（2006）的研究将控制自己的愤怒不发脾气作为评价自律的指标。
在认知心理学中，行为抑制是许多行为的关键机制（宋永宁，2016）。行为抑制这一范畴的归纳主要是基于焦点小组访谈，在深度访谈中观众提及更多的是对情绪的抑制，而行为层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行为调控方面。行为抑制与自我行为调控均是自律能力的具体表现，但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对不文明行为倾向的压制，后者是观众对已发生行为的调整。在其他领域关于自律的概念性探讨中，抑制本能冲动是自律的核心表现之一。情绪抑制和行为抑制虽然是冲动抑制的2个方面，但二者却相互联系。在焦点小组访谈中，“情绪是赛场观众行为的诱发因素”是受访者的共识，观众如何在情绪的影响下抑制自己的行为对于表现出自律行为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情绪抑制也能为观众的行为抑制节省更多的资源。此外，个体如果能够掌握更多的规范信息，会在行为抑制方面更为高效（宋永宁，2016）。Botvinick等（1999）提出了冲突监控理论（conflict monitoring theory）解释个体行为抑制的心理机制，认为行为抑制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个体感知到情境中的冲突因素，并通过脑结构中的特定区域对冲突进行检测和传递，大脑传递冲突信号影响个体的信息加工策略，继而防止冲突的发生。对赛场观众而言，行为抑制主要表现为“我知道我应该这样做，我确实也这样做了”，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是观众自己内在的道德价值标准和社会认知、情绪、情境等因素之间的冲突，这些因素均会影响行为的冲动性（Nucci，2001）。观众内在道德价值被其他因素所取代的情况也较常发生。
2.1 研究方法
2.1.1 题项编制
量表题项编制主要以质性研究结果归纳的4个维度为核心依据，以访谈内容为题项的主要来源，形成合适的题项，具体编制程序如下：1）将访谈内容与维度对应，对访谈内容进行转化，形成与维度相对应的题项，建立包含73个题项的量表题库；
2）针对量表题库中的题项进行讨论，删除和修改表述不恰当、意思重复、含糊不清的题项，最终保留63个题项；
3）征询3位专家意见（运动心理学专业），考虑到量表为现场发放，有一定调研难度，经与专家商讨后量表最终保留34个题项；
4）将题项顺序打乱，避免出现顺序效应。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1～5分别代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赛场观众自律能力越强。
2.1.2 量表施测
预测：选取CBA 2019—2020赛季太原赛区第2个主场（2019年11月12日）进行量表施测。组织8名CBA志愿者在观众入场后（开赛前40 min左右）进行量表的现场发放。共计发放赛场观众自律预测量表200份，回收量表200份，剔除填答有规律和填答不全的无效量表42份，最终获得有效量表158份，有效回收率为79%。
正式施测：选取CBA 2019—2020赛季7个主场（2019年11月16日—12月10日）进行量表施测。由研究团队（6人）分成2组进行现场发放（开赛前约40 min和中场10 min期间），对不同区域的观众进行施测。共计发放赛场观众自律量表800份，回收量表800份，剔除填答有规律和填答不全的无效量表73份，最终获得有效量表727份，有效回收率为90.9%①量表预测和正式施测数据及相关统计过程参见Open Science：https：//osf.io/profile/。。
2.1.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5.0对量表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及信度检验，使用Mplus对量表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构建测量模型。
2.2 结果与分析
2.2.1 赛场观众自律量表的预测结果
对赛场观众自律量表预测数据的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经典测量理论和项目反应理论为指导，通过严格的统计学程序对题项进行筛选和剔除，得到赛场观众自律量表预测统计结果（表3），最终删除16个题项，保留18个题项。
表3 赛场观众自律量表预测统计结果Table 3 Predicted Test Statistics of Field Spectator Self-discipline Scale
2.2.2 赛场观众自律量表正式施测结果
2.2.2.1 项目分析
以27和73分位数为标准，将样本分为低分组和高分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01，结果显示，本研究题项全部达到了所设定的统计显著水平（P=0.01），表明18个题项具有较好的鉴别度。对量表进行题总相关和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78，各题项删除后的Cronbach’s α系数均低于 0.878。题项Q11题总相关低于0.40，故删除。
2.2.2.2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剩余的17个题项进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MO=0.902，χ2=4 994.131，df=136，P=0.00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素提取，从赛场观众自律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可见，共提取4个因素，特征值均大于1，4个因素共解释潜变量62.654%的信息（表4）。所有题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4，无跨项载荷因子，因子共同度在0.510～0.713。
表4 赛场观众自律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Table 4 Exploratory Factors of Field Spectator Self-discipline Scale
对赛场观众自律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赛场观众自律量表剩余17个题项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且统计指标较好，无删除题项。根据最大方差法旋转矩阵、因子共同度及质性研究结果对因素进行命名。将因素1命名为规范认知，因素2命名为自我调节，因素3命名为责任认同，因素4命名为冲动抑制。
2.2.2.3 验证性因素分析
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使用Mplus软件对赛场观众自律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使用“MODINDICES”命令要求Mplus报告修正指数，构建赛场观众自律一阶四因子测量模型。通过输出标准化解可知，模型拟合为：χ2=525.801，df=113，P=0.000，TLI=0.899，CFI=0.916，AIC=33 655.165，BIC=33 916.734，RMSEA=0.071。根据拟合指数评价标准，赛场观众自律测量模型拟合指数在临界值附近，非规范拟合指数（TLI）未达到0.90的可接受标准，RMSEA未达到0.05的标准。因此，参考修正指数对模型进行修正。
模型修正主要有2种选择：1）跨因子载荷修正；
2）在题项误差之间划相关线。题项Q7出现了跨因子载荷问题，Q7为因子f3的测量题项，但分别在因子f1、f2和f4上出现载荷，在f2的因子载荷修正指数为146.300，提示如果将Q7置于f2因子下，可减少146.300个卡方单位，在f1因子下可减少42.966个卡方单位。同时，题项误差修正也提示，如果考虑将Q7和Q4的误差设定为自由估计可以减少89.940个卡方单位。根据修正提示，本研究尝试以下3种方案对模型进行修正：1）将题项Q7调整到f2因子下（f2 by Q7）；
2）删除题项Q7；
3）允许Q7和Q4之间的误差相关（Q7 with Q4）。运行相关命令，得到模型拟合结果（表5）。采用3种修正方案对模型进行修正，拟合指标均较为理想，但删除题项Q7后模型拟合更好。通过Mplus软件绘制测量模型图（图2），得到相关载荷结果。
表5 赛场观众自律量表测量模型修正前后拟合指标对比Table 5 Fitting Indexes Comparison of Measurement Model of Field Spectator Self-discipline
图2 赛场观众自律一阶四因子测量模型Figure 2. First-Order Four-Factor Measurement Model of Field Spectator Self-discipline
2.2.2.4 信度检验
对赛场观众自律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1，规范认知维度为0.880，自我调节维度为0.786，责任认同维度为0.782，冲动抑制维度为0.711。
2.3 讨论
本研究采用先质性后量化的三角互证策略，验证了赛场观众自律概念模型的稳定性，依据质性研究结果编制的赛场观众自律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构建赛场观众自律量表的一阶四因子测量模型，由于测量模型出现了拟合状况不佳的情况，根据模型修正指数的提示对模型进行了调试。修正后的赛场观众自律量表测量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标准，且模型修正未影响赛场观众自律的整体结构。根据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项拟合指标可知，赛场观众自律量表具备较好的结构效度。综合而言，质性研究结果能够被量化研究验证，所编制的赛场观众自律量表与已有自律量表有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1）赛场观众自律的维度和测量指标均源于质性研究，而不是自上而下依靠宏观理论进行逻辑推导，更加符合赛场观众群体的特点；
2）测量题项均基于访谈原始语句，更加体现了赛场情境的特殊性。
赛场观众自律是观众在内化赛场文明行为规范为自己认同的基础上，在赛场中主动抑制负面行为以符合规范要求的一种能力，包括规范认知、责任认同、自我调节和冲动抑制4个维度。规范认知是赛场观众自律的基础和依据；
责任认同是观众将外部规范内化的过程，是对规范认知的深化，是观众对自身责任的一种高度接受并赋予主体意义的状态；
自我调节和冲动抑制是赛场观众自律2种相对具象的表征，突出了自律的理性特征。在三角互证研究策略的指导下，以质性研究结果为基础，采用标准的心理测量范式编制了赛场观众自律量表，经预测和正式施测后的项目分析和因素分析，形成了包含4个维度16个题项的量表，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作为评价赛场观众自律的测量工具。通过三角互证研究策略，证实赛场观众自律的概念模型与赛场观众自律一阶四因子测量模型保持一致，量化研究验证了质性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研究效度得到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