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识别及实证分析

蒋 雯 桂秉修 张湖源 王 兰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081）

2020年，国务院国资委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发挥国有企业引领作用，打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军工企业是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工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8月，我国十大军工集团共有282家企业完成两化融合贯标评定，是能源行业央企的1.8倍，机械装备制造行业央企的2.6倍，军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走在前列。军工企业全面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提升自身竞争实力，还能为我国制造业树立成功转型标杆，那么，是哪些因素驱动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呢？

国内外学者对制造业、服务业、政府部门等主体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1）认为技术发展能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如Zhu等［1］发现技术应用能推动电子商务融合发展；
金珺等［2］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智能化技术能够推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2）认为企业规模、产权属性等组织层面因素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如张成刚［3］认为企业制度与数字化发展的不适配会导致数字化转型进程缓慢；
刘樑等［4］发现不同产权属性军工企业会选择不同路径开展数字化转型；
（3）认为营商环境、政府支持等不同外部环境因素会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不同影响，如龚新蜀和靳媚［5］的研究表明，政府治理环境、法制环境、政府财政研发支出均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但外商投资环境的优化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现有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所得结论行业特征明显，对军工企业这一特殊制造业实体的参考作用有限。鉴于此，本文拟从我国军工企业实际出发，运用DEMATEL模型识别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驱动因素并开展实证研究，以期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技术-组织-环境”框架（TOE框架）是研究技术应用影响因素的主要方法之一［6］，在信息系统、电子商务、企业系统等领域及许多国家文化背景下都具有适用性［7］。

本文借鉴金珺等［2］、 童雨［8］、 高天鹏和于婷［9］的研究， 在充分考虑我国军工企业产权属性、使命任务、组织结构、管理制度等方面特殊性的基础上，利用TOE框架模型分析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

1.1 技术维度

技术水平。技术轨道理论认为，行业技术积累会影响企业创新水平，进而影响技术应用及数字化转型［4］。军工是典型技术密集型行业，故有必要考虑技术因素对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突出影响。

1.2 组织维度

组织规模。路径依赖理论认为，企业既得利益、适应性、规模结构等因素会促使其在原有发展轨道上持续自我强化。我国多数军工企业历史悠久、规模庞大，不可避免具有一定程度决策依赖，故有必要考虑组织协调成本对其数字化转型决策的影响。

盈利能力。数字化转型需要信息基础设施、专门机构和管理人才等资源配备，对企业资金实力提出了较高要求。作为央属企业，军工企业利润分配使用管理规定有别于民营企业。企业盈利能力如何，是否有足够可支配利润空间，将对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

领导推动力。数字化转型不只是技术问题，也是部门、层级之间的管理关系问题，需要强力推动协调才能成功。在中国央企管理情景下，领导层重视程度严重影响某项业务实际进展［10］。高层领导越早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就会越早做出指示、大力推动。

资本结构。在委托代理关系中，股东更容易接受改革和新技术应用以寻求企业长期发展，而企业管理者会尽可能避免巨大变革对业绩造成冲击［11］，资本结构通过影响股东和管理层决策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作用。我国军工企业改制持续推进，军工企业资本结构日益多元化，资本结构也因此成为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可能因素之一。

续 表

1.3 环境维度

数据安全水平。数据集成和流动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内容，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数据管理主体风险控制力，增加数据泄露和滥用风险。军工企业涉及国家秘密，只有完全确保数据安全，数字化转型才有可能被军工企业接受。

政府支持。我国军工集团受国防科技工业局管理，集团重要领导由中组部、国资委等国家部门任命，企业绝大部分收入来源于财政拨款和军队采购。特殊的管理销售模式使军工企业对上级部门的支持具有高度敏感性。

市场竞争。当处于高市场竞争状态时，企业倾向于积极变革自身薄弱环节以提升经营效率。在军民融合发展背景下，军工企业会承受来自优势民营企业 “参军”的压力，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促使其尽早接纳数字化转型等变革以稳固竞争地位；
另外，部分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先行先试带来的效益提升也会给同行造成竞争压力，驱动更多军工企业加快推进转型。

2.1 模型构建及计算

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法（DEMATEL模型）能够运用专家学者的隐性知识，对系统中各指标的重要性和内在关联进行测量，被广泛应用于企业创新因素分析等研究场景［12，13］。利用该方法对第一节中所述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进行分析，过程如下。

邀请10位来自智库机构等单位且对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熟悉的专家，组成群决策小组对各因素进行影响程度打分。打分标度划分为5个等级，0表示无影响，1表示影响非常弱，2表示影响弱，3表示影响强，4表示影响非常强。以打分平均值取整构建初始影响矩阵X（X＝［xij］n×n）。设归一化处理后的初始影响矩阵为G，综合影响矩阵为T，单位矩阵为I，根据式 （1）、 （2） 计算得综合影响矩阵T。

根据式 （3）～（6） 计算影响度Dj、被影响度Cj、中心度Mj和原因度Fj，得到各因素的综合影响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综合影响关系

2.2 DEMATEL模型结果分析

中心度。由表1可知，技术水平、组织规模、盈利能力、数据安全水平、政府支持、市场竞争中心度值基本相当，且明显高于领导推动力和资本结构因素，是促进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其中，数据安全是军工企业首要考虑因素，体现了军工企业对安全保密的高要求。行业竞争对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随着军品市场日益开放，军工企业越来越重视自身能力效率提升，促使其积极采取数字化转型等措施提升市场竞争力。此外，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技术、资金、政策和组织内部支持，这反映在技术水平、组织规模、盈利能力和政府支持等因素上。

原因度。表1中的技术水平、组织规模、资本结构、政府支持原因度为正值，表明其为致因型驱动因素，其中，政府支持对其他因素的影响力最大。盈利能力、领导推动力、数据安全水平、市场竞争原因度为负值，表明其为结果型驱动因素，其中，行业竞争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大。

3.1 研究假设和样本选取

为深入阐释关键因素对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依据DEMATEL模型中心度测算结果，剔除领导推动力和资本结构2个非关键因素，对剩余6个关键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根据第一节分析提出如下假设：假设H1：军工企业技术水平对其数字化转型有促进作用。假设H2：军工企业组织规模对其数字化转型有抑制作用。假设H3：军工企业盈利能力对其数字化转型有促进作用。假设H4：数据安全水平对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促进作用。假设H5：政府支持对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促进作用。假设H6：市场竞争对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促进作用。

选取隶属核工业、航天科技、航天科工、航空工业、航空发动机、中国船舶、兵器工业、兵器装备、电子科技、电子信息十大集团，2016～2020年在A股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剔除主营业务为地产、金融、百货等与武器装备制造关联度不高的企业，最终获得77家上市公司5年观测值共385个。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2016～2019年）数据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2020年）数据进行比较，并未发现明显趋势性变化，因此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未对本文数据造成显著影响。

3.2 模型构建和变量分析

构建模型如式 （7）：

其中，因变量为数字化转型（DT），自变量包括技术水平（Tech）、组织规模（Size）、盈利能力（Profit）、 数据安全水平（Dts）、 政府支持（Govs）、市场竞争（HHI），ε为随机干扰项。

数字化转型（DT）。企业数字化转型量化方法主要有两种：（1）“虚拟变量法”，即采用 “当年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 进行 “0～1” 标度［14］；
（2）“词频法”，即提取企业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文本内容，加总词频数得到数字化转型指标测量值［5］。由于 “虚拟变量法”无法展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故本文采用 “词频法”度量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鉴于军工企业年度报告往往对发展战略等自愿性信息披露不够完整［15］，因此除年度报告外，本文还广泛利用公司官网、新闻报道、科工局网站等渠道归集 “数字化转型”文本提取源。“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如表2所示）从两个维度确定：（1）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时需要采用的数字技术，如 “云平台”、“大数据”等；

（2）数字化转型后形成的数字业态和模式应用，如 “物联网”、“电子商务”等。

表2 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

技术水平（Tech）。研发投入、创新绩效 （研发投入与新产品销售额比值）、专利数等指标均可衡量企业技术水平［16-18］。考虑到军工企业新产品销售额在公开资料中难以获取，而专利应用只占企业技术活动的一小部分，因此本文拟采用研发投入刻画技术水平变量。最终核算时采用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以避免数量型指标极端值影响，数据来源于企业年报披露信息。

组织规模（Size）。现有研究主要用营业收入、员工人数、企业总资产等指标衡量企业组织规模［4，8，19］。

考虑到组织因素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主要反映在组织协调适应性上，组织协调性则受组织层级和人员规模的影响，层级越多、规模越大的组织灵活性越差［20］。因此，本文采用组织层级数与企业总人数乘积衡量组织规模，数据来源于企业年报及官网披露信息。

盈利能力（Profit）。利润率是衡量盈利能力的常用指标，也是上市公司年报中非自愿披露信息，数据可得性较强，因此本文采用该指标衡量军工企业盈利能力，数据来源于企业年报。

数据安全水平（Dts）。技术密集度高的行业，其发展水平与从业人数密切相关，如地区执业律师数量可一定程度反映当地法制建设环境［5］。数据安全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地区相关从业人数越多，表明当地数据安全服务可及性越强。因此本文采用地区数据安全产业从业人数衡量数据安全水平，数据来源于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历年发布的 《网络安全产业人才发展报告》。

政府支持（Govs）。现有研究中衡量政府支持的指标主要有3种，（1）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之比［5］；

（2） 政府财税补贴［21］；
（3）用 “0～1”虚拟值标度企业是否受到政策支持［22］。军工企业所获支持主要来源于中央部委和军队部门，地区普遍性科技支出和财税补贴占其获得支持的比重较小，鉴于此，本文通过全面统计各地方政府、军队部门和中央部委，尤其是国防科技工业部门涉及数字化转型的规划、意见、方案等文件数量，以刻画政府支持力度。

市场竞争（HHI）。产业市场集中度指数HHI是最常用的衡量市场竞争方法，在行业垄断、竞争效应等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3，24］。本文通过计算军工各行业HHI指数衡量市场竞争程度，数据来自各地区统计年鉴和相关机构发布的行业白皮书，计算公式为：

其中，X是总市场规模，i是企业规模，n是行业内企业数量。

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3.1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为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为2.504，高于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19］。组织规模标准差高达103029，说明军工上市企业组织规模差别巨大。市场竞争强度均值为0.397，高于全行业上市公司（金融行业除外）测量值0.2049［5］和制造业上市公司测量值 0.101［19］， 说明军工行业竞争程度相对较低。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3.3.2 基准回归结果

为控制奇异值对回归精度的影响，首先对数据进行首尾1%的Winsorize处理，然后将非比值型变量取对数。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看，技术水平对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正向作用，假设H1得到支持，这与传统制造企业的研究结果一致［2，8］，说明军工企业与普通制造企业有着相似发展规律。组织规模的影响不显著（表4列 （2）），假设H2未得到支持，可能原因为：A股军工上市企业都隶属军工集团，其组织协调变革很大程度由上级公司决定，自身在人员规模和组织层级上的自主权较弱，因而难以对其数字化转型产生明显作用。盈利能力对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正向影响（表4列 （3）），假设H3得到支持。数据安全水平对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有较强促进作用（表4列 （4）），假设H4得到支持，说明安全保密是军工企业转型的重要关切因素。政府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表4列 （5）），假设H5未得到支持，可能原因是：国家层面政策普遍适用于本文研究对象，无法在本文研究中呈现显著差异，而地方政策的有限支持相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巨大花费，也难以呈现明显作用，所以从回归结果来看，政府政策与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性并不明显。但从个案来看，军工企业对国家数字化转型政策的响应十分积极，如早在 《中国制造2025》提出 “智能制造”当年，兵器装备、航天科技等集团就迅速制定了专项规划， 积极实施两化融合贯标试点示范［25，26］；

到2020年，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中军工企业占比高达15%［27］。列 （6） 将所有变量纳入模型，发现市场竞争对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假设H6得到支持。

3.3.3 稳健性检验

针对不同变量特点采用适当方法开展稳健性检验。对于技术水平因素，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技术水平发展相互促进［19，28］，因变量与自变量间存在内生性问题，因而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已对因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以降低反向因果关系的影响。对于组织维度各因素，本文借鉴龚新署、杨水利等学者［5，19］做法，用总资产替换组织层级数与企业总人数乘积、用总资产收益率替换利润率进行稳健性检验。对于环境维度，考虑到各因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因而进行更换样本区间处理，向前增加3期数据进行考察。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因变量系数显著水平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其中，数据安全水平在扩大样本区间后显著性有所上升，说明该因素对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具有长期效应。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3.3.4 异质性分析

对核工业、航空、航天、兵器、电子、船舶六大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差异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6。

表6 各军工行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回归结果

行业竞争因素的异质性最明显，且对航天、电子行业的影响尤其显著。近年来，商业航天、电子信息等产业借助军民融合战略东风发展迅速，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面对来自民营企业的激烈竞争，航天和电子军工企业更有可能寻求数字化转型以获得或保持竞争优势。

数据安全水平因素对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影响基本相当，但对电子行业影响却不显著。可能原因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旗下的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本身具有较高数据安全技术水平，对同集团企业有较强服务带动能力，使得电子军工企业获得数据安全服务更为便利，因而数字化转型不易受区域数据安全水平影响。

盈利能力因素对船舶、兵器行业影响较大，可能是因为这些行业上市公司多为大型生产制造集团，具有长链条、重资产、需求多样等特点，数字化转型投入大，对可支配资金需求最为迫切。相反，电子军工企业多为技术密集型轻资产企业，本身数字化转型程度高，转型的资金需求少，因此盈利能力对其影响也相对较小。

对于核工业行业，政府支持外的所有因素对其影响都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该行业上市企业多从事电力运营和工程建设，较少涉及生产制造，对数字化转型需求相对较低。

4.1 结论

本文采用DEMATEL模型筛选出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促进因素，以军工集团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开展实证研究，结论如下：技术水平、盈利能力、数据安全水平、行业竞争因素对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但组织规模和政府支持因素的影响不显著。行业竞争、数据安全水平、盈利能力因素具有行业异质性，行业竞争对航天、电子行业影响较大；
数据安全水平对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影响基本相当，但对电子行业影响不显著；
盈利能力对船舶、兵器行业影响程度较大；
除政府支持外，其他因素对核工业企业影响都不显著。

4.2 启示建议

发挥军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带动作用。军工企业往往是产业链 “链主”，具有较强行业带动能力。以军工企业为核心，构建多方参与的一体化数字生态圈，加快军工产业链上下游融通共享，可以推动更多产业链相关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开展专项支持。数字化转型需要长期且大量的投入，即便是实力雄厚的军工企业，资金问题也是其数字化转型的重点考量。针对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设立专项资金，对其数字化转型进行专门支持，将能进一步激励企业应用数字技术深挖发展潜力，促进各行业高质量发展。

加大军工行业开放力度。军工行业军民深度融合，不仅能加快军工企业自身数字化转型，还能促进行业竞争，辐射带动配套企业成长。军工行业应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建立有效的行业竞争机制，吸引更多优势优质企业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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