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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旅游背景下“三生”对传统村落保护开发的影响路径分析——基于江西省21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的调查

    时间:2023-03-04 12:45: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罗有辉, 赵丽红, 陈 立

    (江西农业大学 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 南昌 330045)

    传统村落是延续中华文明的鲜活载体,保护传统村落对传承与弘扬其民族传统特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兼顾保护地开发利用传统村落资源,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传统村落保护工程是“十四五”期间重点项目规划,着重以旅游助力传统村落活态传承,推动传统村落焕发新时代风采。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从研究视角来看,傅毅等的旅游文化视角[1]、范盈格的治理视角[2]和陈晓艳等的主客体视角[3]等,研究视角广泛;
    从研究尺度来看,张军等以云南哈尼族古村落阿者科为例[4],时少华等以北京市爨底下村为例[5],卢松等以徽州地域截至2016年底公布的119个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6],研究尺度集中在单个村落或区域古村;
    从研究内容来看,陈倩婷等对江西省343个传统村落的时空格局演化规律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7],王淑佳等研究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宏观视角下的保护水平及影响因素[8],吴吉林等构建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对传统村落乡村旅游适应性进行分析[9],研究内容包括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演变、影响因素与适宜性评价等。

    “三生”的发展变化与传统村落旅游的保护与开发逐渐成为学者探索的热点。“三生”的发展程度是评价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10],“三生”的发展水平对传统村落保护开发与健康持续发展具有深刻影响。目前,江西省传统村落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历史渊源、分布特征及形成原因,基于“三生”视角的传统村落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村落[11],基于“三生”视角的全域性传统村落保护开发路径研究较少。因此,在乡村旅游的背景下,通过对江西省21个传统村落的实地调查,从“三生”视角出发,采用SEM模型分析“三生”对传统村落的影响路径,为传统村落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实际参考借鉴。

    1.1 研究区域概况

    江西省地理位置为113°34′~118°28′E,24°29′~30°04′N,辖11个地级市,全境以山地、丘陵为主,省域面积 16.69万 km2。江西省历史上优良的“江南西道”地理区位,使其成为一座汇聚多元文化的“文化场”[12],在历史洪流中也形成了众多历史底蕴深厚、文化纷繁多彩的传统村落。截至2019年,住建部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单,江西省有343个村落入选。

    江西省343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分布呈现赣东北、赣中和赣南三大聚集区的空间格局。遵循科学选点、合理调研的原则,从三大聚集区各选取7个共计21个传统村落进行实地调查(图1)。

    图1 江西省国家级传统村落调研村落分布

    1.2 数据来源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调研方法,在选定的21个江西省国家级传统村落中进行入户走访调查。问卷基于乡村旅游的发展背景,设立了5个维度内容:一是基本信息,包括调研地点、受访者年龄与家庭情况等;
    二是生产方面,包括旅游开发与就业情况等;
    三是生活方面,包括旅游收入与宗亲观念情况等;
    四是生态方面,包括环境状况与环保参与情况等;
    五是发展程度,包括传统村落的年旅游人数与恩格尔系数等。由于大量古村年轻居民外流和为了便于了解村庄整体状况,调研对象主要为村内中老年村民以及村干部。调查问卷是分析“三生”对传统村落影响路径的主要资料来源,将为SEM模型指标的选取提供现实参考依据。调研共发放500份问卷,回收问卷483份,其中有效问卷451份,问卷有效率为93.37%。

    2.1 SEM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是因子分析与路径分析在社会与行为科学上的统计技术的结合体,能够同时处理潜变量及其指标,并提供处理自变量误差的方法,采用多个指标反映潜变量,让模型内因子间关系较传统回归方法更为准确合理。SEM模型包括显变量和潜变量,显变量分为外生显变量和内生显变量,潜变量分为外生潜变量和内生潜变量。测量模型描述潜变量与指标之间的关系,显示显变量对潜变量的影响程度;
    结构模型描述潜变量间的结构关系,显示外生潜变量对若干内生和外生潜变量的线性项的影响程度。SEM模型由以下两个矩阵方程组成。

    测量模型:

    yi=Λωi+εi,i=1,2,…,n

    (1)

    式中:yi表示p×1的观测向量;
    Λ为观测向量对应的p×q的因子矩阵;
    ωi为p×1的因子得分向量;
    εi是与ωi为独立的误差项。

    结构模型:

    ηi=Πηi+Γξi+δi,i=1,2,…,n

    (2)

    式中:ηi和ξi分别是q1×1和q2×1的潜变量;
    Π和Γ表示未知的相关参数矩阵;
    δi为误差项。

    传统村落因资源禀赋性,其发展状况的影响因素可分为生产、生活、生态3个主要因素层,通过“三生”的可测因素构建SEM模型探究传统村落发展程度的影响路径。SEM 模型的估计方法可分为基于协方差矩阵的估计方法(CB-SEM)和基于方差的偏最小二乘法(PLS-SEM)。CB-SEM适用于样本量较大且数据服从正态分布情形,PLS-SEM适用于样本量较小和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形[13]。研究内容样本量较大,且经Kolmogorov-Smirnov和Jarque-Bera正态性检验可知,研究的12个显变量都符合正态分布,故采用CB-SEM作为模型的估计方法。

    2.2 模型设定与假设

    根据实地问卷调查的反馈和SEM模型基本原理,结合王淑佳等[14]、窦银娣等[15]、周栋良[16]、谢贤君等[17]的研究(表1),设定生产水平、生活状况、生态质量与发展程度4个指标为潜变量,发展程度为内生潜变量,“三生”3个指标为外生潜变量。表1中T1~T12为12个可观测的显变量,其中T1~T9为“三生”的外生显变量指标,间接影响传统村落的发展程度,T10~T12为内生显变量,直接影响传统村落的发展程度。综合文献分析和实地调查,提出如下假设。

    表1 基于“三生”的传统村落调查结构方程要素

    H0:生产水平对传统村落发展程度有显著正影响。

    H1:生活状况中旅游收入占比对传统村落发展程度有显著正影响,宗亲观念强烈程度和家庭老年人口数对传统村落发展程度有显著负影响。

    H2:生态质量对传统村落发展程度有显著正影响。

    3.1 模型构建

    为保证样本合理有效,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前需对样本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对生产水平、生活状况、生态质量和发展程度4个潜变量和T1~T1212个显变量进行Cronbach′α系数分析,结果见表2,α系数均大于0.8,总体样本α系数为0.907,说明样本数据可靠性高。通过KMO和Bartlett检验对样本数据进行效度分析,结果见表3。KMO值为0.731,表明样本效度较好,调研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SEM模型参数估计通常采用最大似然法(Maxi-Likeliheod,ML)和广义最小二乘法(Least-Squares, LS)。运用AMOS22.0的最大似然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变量与显变量的标准化载荷系数结果都在合理控制区间,且都具有显著性,路径设置较为合理。

    表2 信度检验

    表3 KMO和 Bartlett 检验

    表4 模型指标参数估计结果

    利用AMOS22.0对SEM模型中的4个潜变量和12个显变量的从属关系进行拟合效果评价,选取显著性水平(P)、卡方自由度比(χ2/df)、拟合优度指数(GFI)、近似误差的均方根(RMSEA)、均方根残差(RMR)、比较拟合指数(CFI)、正规拟合指数(NFI)和递增拟合指数(IFI)8个拟合指标值进行评价,结果见表5,模型数据现出0.01水平的显著性,相关关系明显,CFI指标接近标准,其余指标均在合理范围内,模型适配度较高,拟合效果良好,无须进行修正。

    表5 模型拟合指标

    在参数估计中“三生”之间也显示了协方差关系,在实际情况中“三生”也存在相互影响的情形,但本文重在探究“三生”对传统村落发展程度的影响关系,故在模型构建时不考虑“三生”之间的关系,最终构建的SEM模型如图2所示。

    3.2 结果分析

    由表4和图2可知,生产水平与发展程度的标准化载荷系数为0.283,P值为0.00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生产水平与发展程度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生产水平的显变量中其标准化载荷系数由大到小分别是旅游开发程度0.912,就业机会程度0.813和利益分配满意度0.734,说明生产水平的观测变量测量关系最明显的是旅游开发程度,其次是就业机会程度,最后是利益分配满意度,故假设H0成立。

    生活状况与发展程度的标准化载荷系数为0.292,P值为0.003,生活状况的显变量参数分别是旅游收入占比0.896,宗亲观念强烈程度-0.539和家庭老年人口数-0.553,说明旅游收入占比与传统村落发展程度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宗亲观念强烈程度、家庭老年人口数与发展程度之间具有明显负相关关系,故假设H1成立。

    图2 “三生”与传统村落开发保护SEM模型

    生态质量与发展程度的标准化载荷系数为0.358,P值为0.002,在“三生”路径中的参数值最大,生态质量的显变量参数中最大的是环境满意度0.861,其次是环保参与度0.835,最后是新旧景观接受度0.617,说明生态质量与发展程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在“三生”中生态质量对传统村落发展程度影响最大,故假设H2成立。

    发展程度的直接影响因素中标准化载荷系数为年旅游人数0.782,恩格尔系数-0.562,遗产传承与保护度0.739,说明年旅游人数与遗产传承与保护度和发展程度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恩格尔系数与发展程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

    从生产水平对传统村落开发影响路径可知,江西省旅游开发程度对村落生产水平影响程度最大。国家级传统村落有国家级传统村落专项资金和当地政府的支持,其村落基础设施建设较完善,但仍存在着“千村一面”的现象。在古村旅游开发上多为“浅”开发,未深度挖掘村落精神文化价值,粗放式的大众化旅游吸引力不足。企业与政府是目前古村旅游开发主体,村民未成为古村旅游开发的核心受益者,导致利益分配不均,村民获利少。旅游开发深度的不足也使得村内就业机会缺乏,大量劳动力流失。

    从生活状况对传统村落开发影响路径可知,旅游收入占比对村民的生活状况影响最大。村民主体兼业化行为明显,众多年轻人外出务工,村民因旅游获得的收入仍处在较低水平。在调研对象中,有60%为老年人,众多年轻人迁往城镇,老人独守古宅的现象普遍存在,传统村落发展的人力后备资源严重不足。江西省是全国祠堂最多的省,在传统村落中大都有宗祠,宗亲观念十分强烈,强烈的宗族文化使得村民对外来文化的传入存有芥蒂,对宅基地的使用相对保守,对古村发展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从生态质量对传统村落开发影响路径可知,生态质量对传统村落发展程度影响作用最强,体现了“生态优先”的科学性。近年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整治传统村落环境,古村整体环境质量较高,村民对村庄环境较为满意。但在环境建设活动中,以政府引导为主,村民未成为主体,使得村民环保参与度不高,不利于古村环境的维护。村里存在着乱耕乱建的现象,在传统建筑连片区也建有农民自建房,破坏了古村的原生态景观格局,古村布局需有专业性规划,保证传统村落的生态景观的完整性。

    从发展程度上看,在调研的传统村落中年游客人数均值在2万~3万,旅游人数较少,说明传统村落对游客的影响力与吸引力不足。传统村落的恩格尔系数都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与古村旅游开发关联性较低,村民主要收入为务工或务农,从事古村旅游相关工作的村民仍在少数。在遗产传承与保护上,传统古建筑有政府资金的支持,保存和修缮工作较好,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上显得后劲不足,古村文化价值难以延续。

    综上,根据构建的SME模型,参考生产水平、生活状况、生态质量与传统村落发展程度的影响路径,因地制宜地探索旅游开发模式下的传统村落发展模式与策略。

    1)生产上:构建深度的“古村旅游+”模式,因地制宜发展古村特色化产业道路。打造精品传统村落旅游路线,为游客提供更具品质的旅游生活。如景德镇市的高岭村发展“古村旅游+制瓷体验”模式,让游客在欣赏缤纷古村同时体验“非遗”传统技艺手工制瓷的过程。又如赣州市的关西村发展“古村旅游+特色民宿”模式,新建或修缮闲置房屋为民宿,传承赣南客家围屋营造的传统技艺。同时,构建政府主导、村民主体和社会资本引入“多位一体”的发展态势。在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要加强政府的主导力度和统筹力度,使村民成为主力军,尊重村民主体意见,让村民投资并获利。提升村民的本村就业率,激励村民留在本村,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经营管理,发挥各界力量,增添传统村落发展的动力。

    2)生活上:构建以“乡愁”带动传统村落“古村养老+分时度假”模式。调查结果显示,60%的老人不愿在城市养老。以传统村落为中心构建乡村养老服务平台,打造区域养老中心,建立“养老-度假”互动发展机制,“筑巢引凤”吸引人才回流古村[18]。在如今数字信息发展的大趋势下,古村需搭上时代快车,推动传统村落文化活态传承与创新。通过举办多样化的民俗文化活动,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兼容并蓄,使传统村落成为一个具有区域特色、多元融合的文化大舞台。

    3)生态上:以旅从农,坚持乡村旅游本质,发展生态农业体验项目。传统村落旅游要注重生态价值,构建市场导向的机制,丰富旅游产品。在古村环境治理上实行“轻治理”的方式,在保护村庄古建筑、传承古村自然气息和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对传统村落进行低干预,采用“轻量化”工程建设,不动用大型工程措施,循序渐进地对古村进行建设,注重生态保护和景观维护[19]。规划布局方面,在尊重村民意见,村民参与的基础上,多采用仿古建筑,房屋布局和景观建造上要保护传统村落的原有视野的完整性,使新兴建筑与传统古建筑和谐统一,形成新旧景观“一体和谐化”的传统村落生态景观格局。

    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对江西省21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实地调研,选取了生产水平、生活状况、生态质量与发展程度4个指标为潜变量,并在4个潜变量的基础上选取12个显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三生”对传统村落保护开发的影响路径。综合研究结果可知:在显变量因子中,旅游开发程度对传统村落发展程度影响最大,在“三生”路径中,生态质量对传统村落的影响程度最大。

    目前江西省内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仍处在初级阶段,仍需探索深度的旅游开发模式,使传统村落承古风、焕新颜。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三生”对传统村落的影响路径,在指标设定中,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其对传统村落的影响具有局限性。且在“三生”路径分析中,从单个方面分析其对传统村落的影响,未综合分析“三生”相互影响以及综合协调对传统村落影响的情形。把握传统村落的未来发展规律、选取最合适的开发保护路径、推动传统村落“三生”协调高效发展是今后探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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