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因素对政府补贴的影响——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蔡庆丰, 林海涵, 陈武元

(1.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所谓“亲”就是亲近,“清”就是清白。政治关联,是研究政商关系“亲”的重要视角,很多民营企业家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聘任前政府官员、国企领导来建立政治关联,“亲”近政府, 以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和资源倾斜[1-3]。

中国有句古语“远亲不如近邻”, 地理邻近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互动, 加强信息交流,提升情谊, 从而衍生出一种“弱的社会关系”[4-6]。

自从克鲁格曼提出地理经济学以来,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将地理距离纳入资本市场、公司金融领域的研究, 探究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

现有文献主要涵盖了企业与一般市场主体(如股东、债权人等)、监管机构间地理距离的研究, 比如股东与企业的地理邻近, 会帮助投资者获得更多的信息优势和更低的交易监督成本并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7]。

企业与银行间地理距离越近, 企业越可能获得银行贷款[8]。此外,企业与税务局之间的距离越近, 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9]。

然而,目前的研究都忽视对企业与政府间的地理距离的考察。类似通过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方式建立显性、直接的政治关联(这是一种“强的社会关系”), 民营企业家也可以凭借地理邻近形成的“弱社会关系”建立隐性、间接的政治关联, 以获取政府资源的倾斜。

因此,本文使用企业与政府间的地理距离来衡量这种政商之间“弱社会关系”, 研究政商距离与企业政府补贴的关系, 从而揭示地理因素对政商关系产生的深刻影响。

在我国,影响资源配置的不仅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有政府和官员这只“有形的手”,与各级政府和官员建立“政治关联”往往能带来更多的资源和便利[10]。既有的研究也发现,企业寻租是影响政府审核和发放补助金中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3]。从地理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地理邻近不但降低了政企之间互动往来的交易成本,而且降低企业实施寻租活动和维系寻租链条的交通、时间等成本,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企业寻租谋利的动机。民营企业家与政府官员互动和交往过程中,很有可能利用地理邻近带来的信息优势和寻租便利,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倾斜和政府补贴。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从企业与政府基于地理邻近形成的“弱社会关系”这一独特视角,探究其对政府资源分配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各经济主体间的地理距离反映了双方之间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地理距离越近,信息传递、人员走动等交易成本越小,双方的业务往来和日常交集也就越频繁,进而影响两者的行为决策。在公司金融领域,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与一般市场主体间地理距离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包括债权人、机构投资者和中介机构等[8,11-14]。

此外,也有少数学者关注企业与监管机构间地理距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监管机构作为特殊的经济主体,企业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地理邻近,既可能便利企业通过寻租来获取监管套利,也可能便利监管机构通过获取更多企业信息,强化日常监管效果。现有文献主要分析了税务局和证监局两类监管机构,研究发现企业与税务局之间的距离越近,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这表明寻租成本随距离衰减起主导作用[9,12]。而企业与证监局的地理邻近,则会降低会计错报概率、提高盈余质量,表明监管成本随距离衰减起主导作用[13]。

与监管机构类似,政府部门掌握大量经济资源(如政府补贴)的分配,政商距离也会对政府补贴的分配产生影响。陈兴等在研究寻租活动对政府补助的促进作用时,发现随着企业与省政府距离的增加,寻租活动对获得政府补助的促进作用减弱,然而,企业与中央政府距离的大小并没有显著影响寻租活动的影响效果[14]。该现象表明我国政府资源的分配存在“围绕省级地方政府权力寻租”的现象,这也与Campante等的研究相符,即政府资源的分配会受到地理分布的影响[15]。此外,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产权和政治关联两个角度分析政府补贴的影响因素,即地方政府补贴会向国有或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倾斜[3,16]。

进一步讲,地理邻近增加经济主体间的业务往来和日常交集,并促进双方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地理邻近-社会关系网络”这一逻辑关系,现主要运用于企业协同创新的研究分析中[17]。地理邻近使得当地的企业家们有更多机会进行交流和讨论,有助于企业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加快了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基于地理因素所衍生的“弱社会关系”,也将帮助个体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2. 理论假设

第一,民营企业在主观意愿上谋求与政府间的政治关联。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往往有较强的动机与当地政府建立某种关联,从而获取政府资源的倾斜。一方面,地方政府掌握当地大量关键性资源,如财政资金、行政审批、信贷和税收等,同时在分配资源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3],所以,政府和官员这只“有形之手”会显著影响当地企业的生存环境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地方政府在干预经济时往往倾向于引导资源流向域内的国有企业,最终导致民营经济存在融资约束紧、税收负担大等发展瓶颈[2]。在市场经济正式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家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聘任前政府官员、国企领导建立政治关联,以寻求政府资源的倾斜[18]。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民营企业与政府机关的地理距离对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民营企业与当地政府的地理距离越近,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

第二,政商距离在客观条件上赋予了民营企业与政府互动过程中的沟通便利、合作便利与寻租便利,有助于企业依靠地理邻近形成的“弱社会关系”构建“隐性政治关联”。地理距离影响经济主体间日常往来的交通、时间等交易成本,包括业务往来中的交易成本[8,11]、监管审查的交易成本[13]、企业寻租的交易成本等[9,12]。双方间的地理距离越近,交易成本越小,日常互动和信息交流也就越频繁,越有可能建立起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影响两者各自的经济决策[5-6]。此外,地理邻近不但降低了政企之间互动往来的交易成本,而且降低企业实施寻租活动和维系寻租链条的交通、时间等成本,客观上强化了企业寻租谋利的动机。因此,民营企业家可以凭借地理邻近形成的“弱社会关系”,增加信息交流、人员互访,并夹杂着难以察觉的寻租行为,以建立隐性、间接的政治关联。也有大量文献表明,企业有意愿通过寻租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以增加自身的政府补贴[3,14]。

从主客观上分析, 政企间基于地理邻近形成的“弱社会关系”促进了双方日常中的沟通交流、 人员互访、 项目合作,进而增加了企业实施寻租活动的便利性和可能性, 有助于民营企业建立隐性政治关联、 获取政府补助。

由于当地政府所掌握的财政资金是有限的, 所以与政府交好的民营企业很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2: 随着企业与当地政府的地理距离越近, 寻租活动对获得政府补贴的促进作用增加。

第三,政商距离临近对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效应在不同企业规模、融资约束程度的企业中可能存在差异。规模歧视是我国商业银行配置信贷资源时存在的突出现象[8,19]。由于大型企业资产规模大,可用于抵押的资产更多,并且经营风险小,出现现金流断裂、无法偿付贷款的可能性低,因而国有商业银行更有意愿向大企业发放贷款。这导致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严峻考验。此外,这些中小型或者融资约束程度高的民营企业不仅在信贷资源上受约束,而且在项目竞标和行政审批等方面也难以与大型或者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相竞争。所以,中小型和融资约束程度高的民营企业会更有意愿依靠地理邻近形成的“弱社会关系”,通过各种官方的、公开的渠道(政府座谈会、决策咨询)以及非官方的、私下的方式(寻租),与政府建立一种“隐性政治关联”,以政府庇护和政府资源的倾斜来缓解企业面临的发展难题。显然,作为构建政商关系的主要发起者,企业相应的行为决策会影响这种关系的强弱,进而影响政府资源的分配。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3:与大型和融资约束程度低的民营企业相比,政商距离临近提高中小型和融资约束程度高的民营企业政府补贴的效应更强。

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2016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为原始样本,在剔除了金融行业、财务数据缺失及实际控制人无法确认的公司后,我们得到9 626个公司年度样本。本文所使用的公司地址数据、财务数据和政治关联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省政府地址数据通过政府官方网站搜集获得,省政府地址搬迁信息来源于民政部官网。各省市场化指数来源于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由于该报告只计算了我国2008—2014年的市场化指数,所以2015—2016年的数据是使用MATLAB指数拟合得来。最后,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

2. 模型及变量设定

为了检验假设H1政商距离和政府补贴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待检验的回归模型设定为

Subsidy为被解释变量,即企业当年获得的政府补贴。为了使不同公司规模间的政府补贴可比,本文将政府补贴除以期末总资产来消除公司规模的影响。此外,为了报告回归结果的便利性,实证研究中将Subsidy数值乘以100进行回归。

Distance_Measure是核心解释变量,衡量了政商距离的远近,使用地理距离(Distance)和地理邻近(Adjacent)的滞后值来表示。Distance表示企业办公地与当地省政府之间的地理距离[14]。Adjacent为虚拟变量,当企业的地理距离小于当年同地区地理距离的中位数时,取值为1,否则为0,使用变量的滞后一期值是因为,企业依赖地理邻近建立的政治关联未必能在当年增加企业的政府补贴。地理距离的计算依据企业办公地和政府所在地的经纬度及相关公式得来。

控制变量包括杠杆率(Leverage)、企业规模(Size)、企业价值(Tobinq)、现金流情况(Cash)、盈利能力(ROA)、市场化程度(Market)和亏损情况(Loss)。最后,模型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并对企业层面标准误进行聚类调整。

探究假设H2政府补贴与政商距离背后的寻租机制时,在主实证回归模型(1)中加入政商距离与寻租费用的交互项:

为检验假设H2的模型,参考杜兴强等的做法使用超额管理费用作为企业寻租费用(Seek)的代理变量[20]。式(2)相比式(1)增加了Distance_Measure和Seek的交互项,其他模型设定保持不变。各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1. 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由表2可知: 第一, Subsidy的平均值为0.566, 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4.055, 各民营企业之间政府补贴差距较大。

第二, Distancet-1的均值为7.954, 最小值为0.046,最大值为27.760。

将全样本按地理距离分组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后, 发现地理距离较近组政府补贴的平均值(0.599)显著高于距离较远组(0.523), 并且该差异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初步证明了地理距离与政府补贴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第三,Seek的平均值大于零, 表明大部分企业都可能存在向政府寻租的行为。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2. 核心模型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核心模型的回归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地理距离(Distance)与政府补贴(Subsidy)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地理邻近(Adjacent)和政府补贴(Subsidy)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与当地政府的地理距离越近,政府补贴越高。

表3 核心模型回归结果

具体来看,表3第(1)列中,Distance系数为-0.034 8,并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第(3)列进一步控制年度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后,系数绝对值提高至0.051 1,显著性进一步提高。第(2)和(4)列中,Adjacent系数分别为0.065 8和0.093 2,结果均显著。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与现有文献的结果基本一致,如杠杆率(Leverage)、企业价值(Tobinq)、盈利能力(ROA)和政府补贴呈现正向显著关系。

本部分的实证结果证实了研究假设H1,即企业与当地政府的地理距离越近,政府补贴越高。后续将对这背后的机制进行检验,分析政府补贴的增加是否来源于企业通过日常频繁往来构建的隐性政治关联。

3. 机制检验

前文的分析已经证明了政府补贴与地理距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本部分将进一步研究这一现象背后存在的寻租机制。基于地理经济学理论,民营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地理距离的接近,不但降低了政企之间互动往来的交易成本,而且降低了企业实施寻租活动和维系寻租链条的交通、时间等成本,客观上强化了企业寻租谋利的动机。类似通过参政、慈善捐赠等方式建立与政府的关系,企业很可能借助地理邻近形成的“弱社会关系”,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夹杂一定的寻租行为,建立和巩固隐形政治关联,以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

回归结果见表4,在第(1)列中,Distance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但是Distance和Seek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地理距离既定的情况下,寻租费用增加,会增加企业的政府补贴。同样,在第(2)列中,Adjacent 的系数显著为正,交互项的系数也显著为正。以上结果证实研究假设H2,即地理邻近帮助企业利用寻租行为建立隐性政治关联,从而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

表4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4. 异质性分析

表5 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

表5的第(1)列和第(2)列为按企业规模分组的回归结果。从结果来看,小规模企业Distance的系数绝对值高于大规模企业,但由于两者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差异不显著。同时,组间系数差异t检验的p值为0.688 8,这表明统计意义上不同规模间的影响效应并不存在差异。对此,我们认为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尽管中小企业有更强的动机通过频繁的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与政府建立紧密关联,但是生产经营规模小的企业相对难以得到政府官员的重视和关照。省政府更有可能青睐省内规模较大、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进而促进它们发挥拉动就业、创造税收的作用。因此,企业规模差异不会显著影响“地理邻近—日常来往频繁(寻租)—形成隐性政治关联”这种效应的强弱。

表5的第(3)列和第(4)列展示了按融资约束程度分组的回归结果。

不论从经济意义还是统计意义上看, 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Distance的系数值和显著性水平均显著高于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

此外, 组间系数差异t检验的p值为0.032 7, 不同融资约束程度间的影响效应在统计意义上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 地理邻近提高融资约束程度高的民营企业政府补贴的效应更强。

该部分的结果对研究假设H3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更有意愿与政府官员进行频繁的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以地理距离为纽带与政府建立紧密的政商关系,该类型民营企业地理距离和政府补贴之间负相关关系更强。然而,企业规模差异不会显著影响地理邻近提高政府补贴这种效应的强弱。

5. 稳健性检验

(1) 倾向得分匹配法

为解决样本选择偏误问题,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重新回归。首先选择地理邻近的企业样本作为实验组,另外选择与当地政府非地理邻近,但其他特征与实验组类似的企业样本作对照组,开展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第(1)列所示。结果显示,Distance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并且系数绝对值0.079 1大于主实证中的结果0.051 1,表明在控制企业多方面的特征差别后,前文分析所得的结论依然成立。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2) 剔除具有政治关联的样本

因为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3],这与本文的“地理邻近—日常来往频繁(寻租)—形成隐性政治关联”的机制形成了一种替代关系。因此,为进一步确保结果的稳健,本文剔除具有政治关联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政治关联(PC)的定义参考余明桂等[3]的做法,对于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回归结果见表6的第(2)列,Distance的系数依然显著,并且系数绝对值0.069 0高于主实证的结果0.051 1。这一方面证明了结果的稳健,另一方面说明不具备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有可能依赖地理邻近这种优势建立政商关系,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关于这一替代效应,本文将在第四部分进一步检验。

在脱粒系统中设有三级分选装置，收集后的籽盘进入脱粒机构，由脱粒辊将向日葵籽粒进行剥离，使籽粒、葵叶、叶根全部分离，不会破坏籽粒表皮。

(3) 检验政企地址迁移是否影响政府补贴

政府和企业办公地的变更,同时也改变了政企之间的地理距离。在本文核心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政企地理距离的变化很有可能会影响企业未来的政府补贴,因此,本文通过检验地理距离改变对政府补贴的影响,进一步确保文章结论的稳健性。

我们构建地理距离减小(Dis_dec)来衡量政企地理距离的变化,当企业当年的地理距离小于上一年时取值为1,否则为0。同理可得变量地理距离增大(Dis_inc)。在本文的样本中,共有506个样本地理距离减小,493个样本地理距离增大。此外,本文还构建政府补贴减少(Sub_dec)来衡量政府补贴的变化,当企业当年的政府补贴小于上一年时取值为1,否则为0。同理可得变量政府补贴增加(Sub_inc)。在本文的样本中,共有3 707个样本政府补贴减少,3 564个样本政府补贴增加。最后,将主实证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Sub_dec(Sub_inc),关键解释变量替换为Dis_inc和Dis_dec滞后一期的数值,控制变量保持不变,采用Logit模型,回归结果见表6的第(3)和(4)列。

从表6第(3)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Dis_inc系数为负但不显著,Dis_dec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地理距离减小将显著增加政府补贴增长的可能性。从第(4)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Dis_inc系数显著为正,Dis_dec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地理距离增大将显著增加政府补贴减少的可能性,进一步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

1. 地理距离是否影响寻租费用

前文的分析已经证明了政府补贴与地理距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验证了寻租机制的可靠性。进一步,本文将通过模型(3)检验地理距离与企业寻租费用是否存在负相关关系:

其中,Seek为寻租费用,Distance使用当期值进行回归。与式(1)相比,控制变量增加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两职兼任情况(Dual)、独立董事比例(Ind)和前三大高管平均薪酬(Comp)。

回归结果见表7的第(1)列,Distance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近,在寻租活动上的支出费用越高,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寻租机制——民营企业会利用地理邻近带来的寻租优势,与政府建立和强化隐性政治关联。

表7 拓展研究的回归结果

2. 不同政商关系间的比较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政商关系在政府资源的配置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已有文献表明,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和社会捐赠是与政府建立政治关系的有效途径[3,22]。一方面,民营企业家通过参政建立政治关联,是一种比较直接、显性、强的政商关系;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协助政府达成政治目标,也是一种建立政治关系的途径,这与政商距离所形成的政商关系类似,是一种间接、隐形、弱的政治关系。本部分将政商距离、政治关联和社会捐赠这三种企业建立政商关系的途径结合起来,探讨其对政府资源分配的影响。

(1) 政商距离和政治关联间是否存在替代作用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知道这两种方式本质上都是一种企业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或者向政府官员寻租的行为,但因为企业自身的资源是有限的,用以人际交往、寻租活动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都受到约束,不可能面面俱到。对于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更可能巩固和发展已有的政治关系网络,而不是发展新的政府关联;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则更有可能依靠地理邻近带来交际成本的减少,和当地政府建立社会关系,从而谋取更多的财政补贴,即政商距离与政治关联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替代作用。基于此,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式(4)的设定参考潘越等[23]对社会资本与政治关系在公司投资决策中是否存在替代作用的研究,在式(1)的基础上,将地理距离与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进行交乘。如果交互项Distance×PC的系数β1显著小于交互项Distance×(1-PC)的系数β2,则说明具备政治关联的公司,其政府补贴对地理距离的依赖程度要显著低于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即地理距离与政治关联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

表7的第(3)列展示了式(4)的回归结果,交互项Distance×PC的系数为-0.040 9,Distance×(1-PC)的系数为-0.059 4,后者系数的绝对值比前者系数高了45.23%,并且显著性也大于前者。这表明,对于具备政治关联的公司,因为本身已拥有较强的政府关系网络,其政府补贴对政商距离的依赖程度较低,而对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地理邻近对政府补贴的影响十分显著。这证明政商距离和政治关联存在替代作用。

(2) 政商距离和政治关联间是否存在互补作用

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民营企业家可以与政府官员构建政治关系。社会捐赠和政商距离所形成的政商关系同样是一种隐形、非直接的政治关系,均有助于政府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了解企业,提升企业透明度,所以这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一种互补作用,即对于社会捐赠多的企业,地理邻近增加政府补贴的效果会得到加强。基于此,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式(5)在主实证式(1)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企业捐赠(Donate)以及地理距离(Distance)和企业捐赠(Donate)的交互项,用以探究地理距离和社会捐赠之间的互补作用。企业捐赠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经总资产标准化并扩大1 000倍,以匹配主要变量的数量级。此外,实证回归中使用了企业捐赠滞后一期的数值。

表7的第(4)列展示了模型(5)的回归结果。Donate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确实通过社会捐赠建立政治关系进而争取到政府资源的倾斜。在增加社会捐赠这个影响政府补贴的新因素之后,Distance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证明政商距离影响政府补贴这一结论的稳健性。Distance×Donate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更多的企业捐赠将强化“地理邻近—日常来往频繁—形成隐性政治关联”这种机制,增加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即政商距离和社会捐赠间存在一种互补作用。

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中,注重人脉关系和讲究圈子文化已经成为民营企业家经营企业不可或缺的理念,特别是政商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对于中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地理经济学和“弱社会关系”相关理论,从基于地理邻近形成的“弱社会关系”这一视角对政府资源分配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商距离与政府补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上,我们发现这种隐性的政治关联与企业寻租行为有着直接关联——政商距离较近的企业会花费更多的寻租费用,借助寻租行为建立和维护这种隐性政治关联,谋取更多的政府补贴和资源倾斜。可见,这种政商关系是“亲”的,但在“清”上有待改善。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现象在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中更明显,但与企业规模无显著关联。此外,本文还发现政商距离和政治关联在影响企业政府补贴上存在替代作用,而政商距离和企业捐赠在影响企业政府补贴上存在互补作用。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首次从民营企业和当地政府由于地理邻近形成“弱社会关系”的角度对政商距离影响政府补贴的问题进行研究,借助地理经济学的视角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学术探讨,也丰富拓展了政治关联领域的研究;第二,对政治关联的替代效应进行研究,从政府补贴的视角探讨了政商距离(隐性的政治关联)与政治关联(显性的)之间存在的替代作用,以及政商距离和社会捐赠(其他政治关联形式)间存在的互补作用;第三,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市场竞争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而且对如何加强反腐倡廉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两点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政府应减少不合理的行政干预,保障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政府补贴的作用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但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这些财政资金往往更多地分配到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上,导致整个社会稀缺资源配置的扭曲。为了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更好地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必须约束和引导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即推进政府补贴审核及认定流程的透明化和公开化,对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严格监督。二是对如何反腐倡廉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亲”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在与民营企业家交往过程中政府官员必须保持适度距离、坚持两袖清风。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发布“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对遏制政商关系间不“清”的灰色交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长远来看,必须进一步加强官员监督和考核等制度建设,铲除官商勾结灰色交易的腐败温床,形成良性健康的政商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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