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精神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

姜红明 杨 娟

始建于公元前7世纪、被誉为世界十大奇迹之一的中国长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作为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军事工程，长城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战争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如今的长城，虽然其军事作用不再突出，但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却更加重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孙中山先生曾指出，“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之治水等”①。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嘉峪关长城考察时指出：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②。发掘长城精神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强化文化自信，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有助于我们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长城精神源于万里长城的修筑历史与军事价值的体现。长城最早自西周时期开始建造，延续不断修筑了2000 多年，是全世界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军事防御工程。据考证，公元前7世纪左右，楚国率先将其国土北方的城堡、烽火台用城墙串连起来，形成总长约500 千米的军事防御体系，史称“方城”。《汉书·地理志》记载：“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方城。”公元前5—6世纪，齐国又修筑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墙。随后，秦、燕、韩、赵、魏等国也相继在本国边防线上修筑了长达数百千米的城墙，作为军事防御工事。公元前409年，秦国沿洛水筑长城，称之为“堑”，后来也有称长城为“长堑”“城堑”“墙堑”；
汉代则将长城称为“塞”“塞垣”“塞围”，如《后汉书·乌桓传》曾记载：“秦筑长城，汉起塞垣。”还有的将长城称为“长城塞”“长城亭障”“长城障塞”“壕堑”“界壕”“边墙”“边垣”等等。因此，长城形成的早期，各诸候国对长城的称呼是不一致的，但其修筑目的完全相同，就是用于军事防御。自秦至清，凡统治了中原地区的朝代，都会兴修长城。历史上各诸侯国及各朝代建筑的长城总长度超过5 万千米。先秦时期的长城还分为北长城和南长城，北长城指的是秦、赵、燕三国为防抵御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而在三国北部修建的长城，南长城则指楚、齐、魏、韩、中山等国为抵御其他诸侯国而建造的长城。公元前221年，秦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了维护秦帝国安全，秦始皇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公元前215年，秦国大将蒙恬率30 万大军击退匈奴，占取河南地，随后“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③，长城开始被人称为“万里长城”。秦代长城的修建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由蒙恬将军率沿线军民，维修和连接秦、赵、燕等国长城，新修不多，工程量也不很大。第二阶段，“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④原来各诸侯国之间用以“互防”的南长城大量被拆毁，而北长城则举全国之力修建，动用劳动力近百万之众，长城规模空前扩展。秦亡后，汉代北疆被匈奴南侵，汉武帝平定匈奴后决定在阴山以北修建一条外长城，东段称“光禄塞”，西段称“居延塞”。内外长城之间，平时屯田、养马，战时则作为进攻的基地。隋朝为对付漠北突厥人的南下袭扰和掠夺，先后7 次征召近200 万劳动力修缮长城。唐宋时期也曾有修建长城，但工程量不大。明代初期，蒙古鞑靼、瓦剌诸部不断南下骚扰抢掠，明代中期则是女真族在东北地区兴起。为防北方游牧民族侵袭，明朝200 多年间，长城的修筑几乎没有停止过，最终形成了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巨大军事防御工程。清代，康熙皇帝曾发布“不修边墙”令，但实际上仍然在大力修缮，黄河以北地区的长城修筑尤为密集。不过，清朝后期，由于长城以北蒙古及关外地区均属清王朝领土，修筑长城已无必要，因而长城的修筑未再进行。民国时期虽曾以长城为据抵御外侮，但没有对长城进行过修缮。新中国成立后曾对部分长城进行过修缮，但修缮长城的目的与历史上修建长城的目的已完全不同，其军事意义已经转变为对历史遗迹的保护、对长城文化的发掘和对长城精神的传承。

在西周以后2500 多年历史中，中华民族的先辈们长期修筑长城，使得长城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为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对保护中国历史上诸王朝的安全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修筑过程也渐渐演化出中华民族特有的长城精神，并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就长城精神的内涵而言，它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团结统一、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

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其基本功能是保家卫国，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承载。秦王实现四海一统后，意识到“亡秦者胡”，将原来韩、赵、魏等国长城连接起来，以统一的战斗姿态来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而在长城之内，则追求国家统一，形成统一的民族意志和力量。特别是汉代，北方的军事格局由被动化为主动，长城以内大一统的思想基础更加稳固。历史上每一次长城的大修筑活动，都是集中了百万以上民众之力，除秦初曾因统治者过于残暴而引起陈胜吴广起义外，再未有因修筑长城而暴发武装斗争。这说明，先民们对于修筑长城、保家卫国的政治意义与军事价值是普遍认同的。在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下，中华民族一代代长城修筑者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共抗外敌，形成了众志成城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需要说明的是，长城是军事防御工程，主要依险要地势修建，因此，长城从来就不是国家边界所在。在汉代，中原地区军事与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以后，大一统的民族精神逐渐固化，并对周边少数民族产生强大凝聚力和同化作用，而后在历史合力的驱使下，长城以北的一些少数民族也逐渐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族中来，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爱国主义则是各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支柱。

（二）自强不息、持之以恒的拼搏精神

长城的修筑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最早出现在西周时代。西周为了抵御北方民族猃狁部落的袭击，修筑了连续排列的城堡作防御之用。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其烽火台应该是长城最早的雏形。公元前656年楚国所修“方城”，是目前考古界发现的最早的长城遗迹。从那时起到清代同治八年（1869）“以贼复南窜，补筑沿河石垒”长城修筑的历史长达2525年（也有学者认为长城修筑下限为同治十二年，则长城修筑历史长达2529年）。一项军事工程，能历经2500 多年不断修建，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接续奋斗、不懈拼搏的艰难历程，彰显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愚公移山的拼搏精神。特别是长城主要分布在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人迹罕至的山区、戈壁、草原等区域，没有坚韧毅力和拼搏精神，根本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人间奇迹。自强不息、奋斗不止，正是中华民族的这一拼搏精神特质，维系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延续，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赓续不断的文明形态。

（三）抗击外侮、守望和平的斗争精神

长城从产生起就是为抵抗外来侵略、维护边境和平服务的。在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长城在捍卫边关安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提供了可靠的安全屏障。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因拥有数量巨大的战马，骑兵的速度、力量、冲击力对中原农耕地区军队作战有着绝对优势，长城的修筑，使得游牧民族作战优势被大大抵消。只要能守住长城一线，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侵就会较为艰难。唐人写下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充分显示了长城在抗击外侮中的作用。西汉抗击匈奴、宋代对付辽金、明代抵抗瓦剌和鞑靼，长城都起到了重要的堡垒作用。在两千多年农牧民族的博弈历史中，总体看中原农耕民族的实力略胜一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长城的修筑。历史上，长城沿线的战争不可胜数，仅山西雁门关就曾发生过1700 多次大小战事。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长城在抵御日军侵华中仍发挥着较大作用，中国军队在近3个月的长城抗战中给骄横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伤亡超过5000。八路军利用平型关长城附近的有利地势对日军发动袭击，取得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外，大同会战、天镇战斗、雁门关伏击战、朔县保卫战、原平保卫战、忻口会战、娘子关战斗等，都是依据长城的地理特点进行的。长城更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象征，修筑防御工事，就是为了避免战争，维护和平。但这种对和平的向往，并非是屈辱的退让，而是以斗争求和平，依靠长城抗击外来侵略而赢得和平，这是中华民族斗争精神的真谛所在。

（四）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开放精神

长城的建筑，尽管在农牧民族之间形成了一道军事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隔断了中原地区与北方民族之间的交往。然而，长城并没有让中原民族固步自封、坐井观天，也没有阻止草原民族学习中原文化的步伐。长城沿线设立的200 多个关口，为南北交流也留下了重要通道，封闭保证了安全，但并未阻断内外文化交流。“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充分显示中原民族学习优秀军事文化的豁达胸怀。昭君出塞，同样为草原民族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文化。汉匈边关贸易、张骞“凿空”交流等都昭示着长城两侧的文化碰撞和交融。东汉晚期的鲜卑南迁汉化，隋唐时期突厥、回鹘等族尊崇中原礼法，宋元时期的佛学融汇、道教北传及尊孔重儒，明清时期各民族文明的交流融合，展现出农耕与游牧走向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长城南北也由此形成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交融而成、景象特异的“长城地带”。“长城地带”的存在，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具有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开放精神，正是这种开放精神，让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实现了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观形成。

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特别是蒙古并入满清王朝疆域之后，长城作为防御性军事工程的意义初步丧失，所以清帝多次倡议“不修边墙”。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多地修缮长城，显然不是为了军事目的。长城因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实现沟通和融合的重要“枢纽”，更逐渐凝固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长城工程之浩大、作用之显赫，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人类遗迹都无法比拟的。在冷兵器时代，长城曾为中原民族提供稳定军事环境和心理安全感。但时至今日，长城更多是历史的见证、文化的符号和精神的象征。

（一）长城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演变的历史浓缩，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符号

长城精神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中华民族历经2500 多年历史所创造的精神符号，是中华民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复合体。长城在历史上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重要屏障，但在2500 多年历史长河中，北方民族曾多次逾越这条“边墙”南下，与中原农耕文明直接碰撞和融合。汉唐时期，中原帝国的军事力量也同样跨过这条边界征服北方游牧民族，一些游牧民族钦羡中原地区物产丰富、文化繁华，多次主动示好，学习汉民族的典章制度，汉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原地区的农业作物、文化风俗、先进技术乃至思想观念，不断传入北地，而北方游牧民族的优良物种、音乐舞蹈、宗教礼仪也同样渗透到中原地带。唐代皇帝还运用大批游牧民族王公贵族担任军事将领和地方行政首脑，促使中原民族与草原民族大交流、大融合，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尽管中原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战争曾造成众多历史恩怨，但战争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北方草原民族越过长城入主中原时期，更多地学习中原民族的先进文化，并出现较大范围的通婚现象，民族同化往往因此进入高潮，最终形成了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格局。长城因战争而诞生，也因战争成为民族融合标志。特别是经长城200 多个关口形成的、以“茶马互市”为代表的经济文化交流，清代“走西口”“闯关东”等民众迁徙移居活动，形成了长城南北两侧特有的“长城地带”现象。作为中原民族与草原民族联系的重要枢纽，长城最终演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地理脐带和精神标识。在2500 多年长城修筑过程中形成的团结一致、命运与共、拼搏奋斗、开放自信精神，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特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只要看到长城，就会自觉地与中华民族联系起来，与中华文化联系起来。这一标志，是2000 多年中国历史文化的浓缩，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更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旗帜。

（二）长城精神揭示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源流，是今天增强我们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长城精神凝结于万里高墙之中，同时也游离于长城的巍峨建筑之外。长城的修筑，不仅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测绘选址、建筑技术、军事思想、组织艺术等智慧才能，也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不懈拼搏、接续奋斗的勇气毅力，更包含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文化特点。中华民族在长达2500 多年的历史中，在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人迹罕至的山区、戈壁、草原等地建成如此浩大的军事工程，创造了空前绝后的人间奇迹。长城的设计之精妙、质量之坚固，体现了中国先民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与创造才能。长城遗址上的匾额楹联、砖雕石刻等，更体现了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2500 多年的长城修筑，汇聚了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科技艺术和创造智慧，更承载了中华民族坚韧自强的精神追求、求统重防的安全愿景、天人合一的哲理思维。2500 多年持续不断的修建，使得中华文明成为全球唯一没有中断、一脉至今的古文明。在历史兴替中，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碰撞交流、不断融合，最终演化为生机勃勃又绚烂多姿的中华文明。而且，长城与丝绸之路相得益彰，彼此包容合作，开辟了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坦途。所有这些，凸显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发育高度，是今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底气所在。长城是世界文化领域的璀璨明珠，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文明的独特名片，更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

（三）长城精神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血性脊梁与和平守望，是新时代捍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精神源泉

长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浩大、最杰出的军事防御工程，是中原农耕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地区和平的重要手段。长城是防御性而不是进攻性的军事工程，但防御并不是胆怯和懦弱。当年，秦国大将蒙恬屯守长城，“令胡人不敢南下牧马”；
汉代卫青、霍去病逾越长城，横扫入侵之敌，使得“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唐代军神李靖、苏定方率军出长城分别击灭东突厥、西突厥，建立不朽功业；
明朝开国大将徐达与副将军常遇春一起挥师北伐，不仅推翻元朝，还越过长城，追歼元朝残余；
抗倭名将戚继光，不仅在东南沿海扫平为虐沿海的倭患，还在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南犯十余年，保卫明朝北部疆域的安全。更有抗战时期在长城一带抗日的英雄，如何柱国、赵登禹、刘汝明、贺炳炎等，他们无疑都是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性支柱。今天，世界仍然很不太平，国家安全仍然面临众多威胁，一旦我们丧失血性，就会遭受清末那样的国耻。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面对民族分裂势力和暴恐分子，我们必须保持有我无敌的血性气慨，筑起我们新的血肉长城，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长城精神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和平，只有和平才能确保人民生活幸福，我们要始终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努力维护和平，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环境不被改变。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为了保卫和平，我们必须学会斗争，不断强化血性意识，增强斗争本领，以斗争求和平，同时广结善缘，多交朋友，与世界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才能让人民真正过上和平安宁、美好幸福的生活。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文明的重要军事遗产，在世界文化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重要象征。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长城的文化发掘和精神研究不尽人意。各地开发长城，虽然也把长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培育的重要基地，但更多地是把长城当作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国内长城研究机构大多成立较晚、数量不多。1984年邓小平、习仲勋发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召后，1987年才成立中国长城学会，长城学也由此成为一门显学。在中国知网的资源库中，包含“长城文化”和“长城精神”这两个关键词的研究论文只有229 篇，而以“长城精神”或“长城文化”为专题研究对象的书籍迹尽于无，有关长城主题的图书中，幼儿图书、科普图书和画册占了较大比例，关于长城的历史与建筑研究又占了很大一部分。据北京印刷学院2010 届硕士研究生徐丽丽的研究，1949—1978年仅出版了18 种与长城相关的图书，1978—1999年出版了173 种与长城相关的图书，2000—2010年又出版了171 种与长城相关的图书。据我们通过网络搜索的不完全统计，2011—2021年又出版了150 多种与长城相关的图书。其中2017年出版的10 卷本《中国长城志》，是300 余位学者精心创作的研究巨著。专门研究长城文化或长城精神的论著也开始出现，201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长城文化带丛书《长城踞北》算是比较专业的理论研究著作。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专门研究长城精神的理论著作。当然，文化与精神是一体两面，文化蕴含精神，精神反映文化。但长城文化和长城精神的研究不够深入全面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应强化长城精神的研究，深化长城文化的发掘，在弘扬长城精神中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一）长城的价值不仅在旅游，更在文化与精神

长城是我国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世界文化遗产，是最早向游客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最受游客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2018年全国接待游客的长城景区达162 处，接待国内外游客3000 多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超过200 亿元。仅八达岭长城，2018年接待的游客就超过1000 万人次。作为中国名片，长城的确是国内最热门的旅游景区，但过度的旅游开发和不合理修缮，给长城造成了众多破坏和损害。《光明日报》2009年4月20日曾专门报道过5 处长城景观的损害问题。2013年《今日美国》挑选出最值得关注的“十大正在消失的世界遗产”，就有中国长城上榜。不可持续的旅游开发，一度造成长城这一世界著名遗产处于危险境地。因此，我们在开发长城的旅游价值时，应当加大保护力度，更多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开发非接触式长城旅游路径。更重要的是，要加大长城文化与长城精神的研究，重视利用文学、艺术手段，重现长城历史的辉煌，用小说、戏剧、影视、游戏、摄影等形式，发掘长城文化，凝炼长城精神，并借助虚拟仿真、人工智能、现代声像技术把长城精神突出出来，实现数字赋能，深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培育活动，让广大青少年从小熟悉长城历史，掌握长城文化，培树长城精神，从而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二）弘扬长城精神，筑起新时代新的长城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无数次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而是愈挫愈勇，从磨难中奋起，在磨难中成长，经历磨难中走向胜利。“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是对长城精神的最好诠释。长城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已经深刻烙印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今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虽然已经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与较为和谐的国内环境，而且“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⑤。但我们仍然面临着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面临着改革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面临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各种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仍在累积，国家统一大业仍未完成，我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霸权主义大国在军事、经济和科技领域对我仍然有着巨大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能在敲锣打鼓中轻轻松松地实现，还需要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应大力弘扬长城精神，筑起新时代中华民族新的长城，继续发挥爱国精神、拼搏精神、斗争精神、开放精神，汇聚14 亿人民的磅礴力量，万众一心，团结奋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以新时代的长城精神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注释：

①孙中山：《建国方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 页。

②习近平：《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团结一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人民日报》2019年8月23日。

③《史记·蒙恬列传》。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⑤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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