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征与亲迎：明代婚姻确立的重要环节

李庆勇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中国古代婚姻的确立，要经过六道程序，即六礼，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是我国古代社会婚礼习俗的典型模式，也是明代婚姻通行的程序。六礼备而成婚姻，六礼不备不合礼。在明代六礼中，纳征与亲迎是两个最重要的环节，是婚姻定立与成立的标志，也即俗称的定婚与成婚。

纳征即下财礼，又称纳成、纳币，《礼记正义》说：“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春秋》则谓之纳币。”[1]1618《仪礼注疏》说：“纳征，使使者纳币以成婚礼。”[2]纳征是婚姻成立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明代纳征有着鲜明的特点。

(一)纳征的礼仪与仪物

品官与庶人纳征的礼仪大体相同，一般为媒氏奉男家函书及礼物至女家，请求女家纳成，女家受书及礼物，复书媒氏，意为应允，标志着两家婚成。具体来看，品官的纳征礼仪为：“纳成礼如纳吉仪。加玄纁、束帛、函书。宾致辞曰：‘某官以伉俪之重，加惠某官，率循典礼。有不腆之币，敢请纳征。’主婚者曰：‘某官贶某以重礼，某敢不拜受。’辞毕，宾即以函书授主婚者，主婚者受书，以授执事者。主婚者之从者，亦以函书进授主婚者，主婚者受，以授宾，宾受书，以授左右，讫主婚者，揖就席，立婚者之执事者，各彻礼物。”[3]736庶人的纳征礼仪为：“纳币之日，婿氏主婚者备书及礼物于庭，媒氏省视讫，遂奉以行至女家。主婚者出迎，媒氏升堂，陈礼物讫，媒氏诣主婚者曰：‘吾子既修好于某某，使某请纳成。’主婚者曰：‘备物有加，敢不重拜。’媒氏以书授主婚者讫，主婚者亦以复书授媒氏。”[3]740-741

品官与庶民纳征的仪物各不相同，品官比庶民繁多而贵重，且品官之间、庶民之内因等级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来看，品官纳征的仪物为：“一品二品，玄纁束帛用青文绮三匹，红文绮二匹，礼服用山松特髻大袖衫霞帔褙子，常服用珠翠漆纱冠缘襈长袄长裙四袭，钏镯皆用金，文绮纱绫罗各八匹，绢三十二匹，绵一百两，大红罗二匹；
三品四品，文绮纱绫罗各四匹，绢十六匹，大红罗二匹，绵六十两，余同二品五品，玄纁束帛青红文绮罗随所用，常服用缘襈长袄长裙二袭，钏镯以银镀金，文绮绫罗随用，共六疋，不用绵，与大红罗余同；
四品六品七品，常服，钏镯以银，文绮绫罗随用，绢四匹，余同；
五品八品九品，不用山松特髻，通用庆云冠，常服缘襈长袄长裙一袭，文绮绫罗随用，绢二匹，钏镯同七品。”[3]1363-1364庶人纳征的仪物为：“上户漆纱庆云冠，首饰用银，桃红绢大袖，衫蓝青素霞帔缘襈，长袄长裙二袭，用绢及细布，钏镯用银，彩绢八匹，纱罗六匹或四匹；
中户，彩绢六匹或四匹，纱罗四匹或二匹，不用钏，余同上户；
下户，彩绢二匹，不用钏镯，纱罗余同中户，亲迎，上户红绢或布一匹，中户下户随所有用之，其牲酒果面之类各有差。”[3]1364

纳征的聘礼一般以金银为主，即“采聘必用宝币”[4]35。李廷机在《家礼》中说：“议合后择吉行聘，即古纳币，计有锭字金牌及银槟榔，大抵雅淡为主，量力而行，或二钗，或银牌里金，或二币。”[5]685

聘礼在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反映出明代婚制中“民间之俗五方不同”[6]的特点。在北京地区，“合婚得吉，相视留物为贽，行小茶大茶礼。”[7]22小茶礼多为羹果，大茶礼则为衣服、金珠、玉石之类，比小茶礼贵重许多。《宛署杂记》记载：“小茶礼，物止羹果，数用四或六，甚至十六，数随家丰俭。大茶，别加衣服，勋戚富贵家金珠、玉石，有费百千者。”[8]192

在南方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很多地方都以槟榔为礼，如：福建泉州府，“重婚姻丧祭，槟榔为礼，里闾朋友吉凶庆吊，皆以槟榔为礼，方与胜览。谓槟榔消瘴，今宾客相见，必设此为重。俗之婚聘，亦籍此以贽焉”[9]40；
广东肇庆府，“婚聘之礼，多用槟榔”[10]331；
惠州府，“聘定用槟榔”[11]；
广西桂林府，“婚姻吊祭，以槟榔为礼”[12]225；
浔州府，“婚用槟榔，以当委禽。”[12]227贵州一些地方，还有以牛马为礼的，如：铜仁府，“婚姻论贫富，以牛马财礼”[13]83；
石阡府，“婚配论牛之多寡。”[13]83

纳征之后，男女身故，不追财礼。《大明会典》说：“若已定婚，未及成亲，而男女或有身故者，不追财礼。”[14]

纳征的礼仪与仪物标志着婚姻的定立，显示出纳征在婚姻成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聘礼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婚姻的祝贺，更在于对婚姻双方形成约束，避免悔婚的行为。纳征为下一步婚姻的进行做好了铺垫，也为婚姻的完成做好了保障。

(二)纳征的书面凭证

纳征标志着男女双方定亲已成，婚姻已定，没有意外情况，不许反悔，只等亲迎。为避免反悔，须订立婚书。《大明律》规定：“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疾残、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15]婚书在一些地方又称为定婚帖，《明史》说：“汴俗聘女，以金书生年月日畀男家，号定婚帖。”[16]7701它作为婚姻照验之物，是明确双方婚姻关系的书面约定。

婚书的内容一般包括：立婚书人姓名，女方年岁、许聘与否，男方籍贯、身份，见证人。此可从《拍案惊奇》中的两则婚书得以见证。

《初刻拍案惊奇》中有一则韩子文与金朝霞的婚书。正德年间，浙江韩子文贫困未娶，恰逢朝廷点绣，开典当的金生为免女儿被点上，急于将女儿聘人，主动找到韩子文，许以为妻。韩子文为免金生反悔，即央求金生写立婚书。“子文道：‘设誓倒也不必，只是口说无凭，请朝奉先回，小生即刻去约两个敝友，同到宝铺来。先请令爱一见，就求朝奉写一纸婚约，待敝友们都押了花字，一同做个证见。纳聘之后，或是令爱的衣裳，或是头发，或是指甲，告求一件藏在小生处，才不怕后来变卦。’那朝奉只要成事，满担应承道：‘何消如此多疑！使得，使得。一唯尊命，只求快些。’”[17]102韩子文找来好友张四维、李俊卿作见证人，与金生订了婚书。婚书内容如下：“立婚约金声，系徽州人。生女朝霞，年十六岁，自幼未曾许聘何人。今有台州府天台县儒生韩子文礼聘为妻，实出两愿。自受聘之后，更无他说。张、李二公，与闻斯言。嘉靖元年月日。立婚约金声。同议友人张安国、李文才。”[17]103

《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则白留哥与徐丹桂的婚书。苏州太学监生徐方留寓京师，有女丹桂，其妻白氏不愿女儿嫁给外方亲戚，私下与兄结亲，将女儿许给侄儿留哥，并写下婚书。婚书内容如下：“大时雍坊住人徐门白氏，有女徐丹桂，年方二岁。有兄白大，子曰留哥，亦系同年生。缘氏夫徐方，原藉苏州，恐他年隔别无凭，有紫金钿盒各分一半，执此相寻为照。”[18]33

婚书订立后，还须双方画押，如：韩子文与金生订立婚书后，“三人多用了花押”[17]103；
白留哥与徐丹桂的婚书，“下面着个押字”[18]33。

婚书订立后，可由男方或女方保管，也有写立多张、由男女双方各执一张的。韩子文与金朝霞的婚书即由男方韩子文保管。韩子文与金生订立婚书后，“付子文藏了。”[17]103白留哥与徐丹桂的婚书，先是在白留哥手中，后流转到权次卿手中。权次卿也因此冒充白留哥，与徐丹桂成亲。《二刻拍案惊奇》中易大郎与朱工部之女的婚书就在朱工部手中，文中写道：“易大郎请问长者姓名，长者道：‘老夫与易郎葭莩不薄，老夫教易郎看一件信物。’随叫书童在里头取出一个匣子来，送与大郎开看。大郎看时，内有罗衫一角，文书一纸，合缝押字半边，上写道：‘朱易两姓，情既断金，家皆种玉。得雄者为婿，必谐百年。背盟者天厌之，天厌之！隆庆某年月日朱某、易某书，坐客某某为证。’大郎仔细一看，认得是父亲万户亲笔，不觉泪下交颐。”[18]361

《警世通言》中周廷章与王娇鸾的婚书则有四张。天顺初年，河南南阳司教之子周廷章所在学官与指挥之女王娇鸾所在卫署相邻，二人两情相悦，以诗传情。周廷章买通王娇鸾之姑曹姨和丫环明霞，前往偷情。曹姨即央求周廷章写立婚书四张，文中写道：“廷章遂央姨为媒，誓谐伉俪，口中咒愿如流而出。曹姨道：‘二位贤甥，既要我为媒，可写合同婚书四纸。将一纸焚于天地，以告鬼神；
一纸留于吾手，以为媒证；
你二人各执一纸，为他日合卺之验。女若负男，疾雷震死；
男若负女，乱箭亡身。再受阴府之愆，永堕酆都之狱。’生与鸾听曹姨说得痛切，各各欢喜。遂依曹姨所说，写成婚书誓约。先拜天地，后谢曹姨。”[19]

婚书是纳征的书面凭证，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婚配双方的约定，将双方的意愿转化为白纸黑字，成为约束婚配双方的一个要件，以保证婚配双方日后能够践行此约定。

(三)纳征后女子的身份

纳征之后，双方不得悔婚，男家不得改聘，女家不能另许，定婚女已有所属，不受外力干涉，外界因素难以中止婚姻关系。宣德时期，姜通为子聘周忠之女，因遇平阳王选妃而不得成婚，明宣宗就以周女已受姜聘，令平阳王别选妃。《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元年夏四月甲戌)安东中屯卫指挥佥事姜通奏，为其子裕聘朔州卫指挥使周忠女为配，今已二年，近为平阳王选妃不得成婚。上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婚姻，人道之始，风教所关。昔唐太宗聘郑仁基女为充华，闻其已许陆氏，遂罢之，亦是重礼教。今忠女仍归姜氏，令平阳王别选妃。’”[20]

下定聘礼，订立婚书，虽未成婚，亦未成妇，但男女双方的夫妻关系却在此时得以明确，夫妇之名也得到初步确认。明代一部分人认为，纳征之后，女子即与男家联系在一起，成为男家的一员，将男家视为夫家，并为未婚夫守节尽孝。福建侯官林贞女聘与陈长源，纳征后长源卒，林贞女以陈妇自居，赴丧不成绝食而死。《明史》记载：“林贞女，侯官人。父舜道，官参政。女幼许长乐副都御史陈省子长源，既纳币，长源卒。女蓬首削脂泽，称疾卧床，哭无声而神伤。或谓未成妇，何自苦。答曰：‘予名氏，岁月饰而椟之以归陈，忍自昧哉。’固请于父，欲赴陈丧，父为达其意。陈父答曰：‘以凶归，所不忍，以好归，畴与主之？姑俟丧除。’女大悲咤曰：‘是欲缓之，觊夺吾志也。’遂不食，积七日，呕血死。”[16]7739

湖广辰州府溆浦县丁美音也是如此，聘后未嫁，未婚夫死，即独居守节，赡养未婚夫父母。《明史》记载：“丁美音，溆浦丁正明女。幼受夏学程聘，年十八将嫁，学程死，美音誓不再嫁。父母曰：‘未嫁守节，非礼也。何自苦如此？’美音啮指滴血，吁天自矢。当道交旌之，赍以银币约百金，乃构室独居，鬻田自赡，事舅姑，养父母。乡人名其田为贞女田。”[16]7706

这种聘而未嫁就以妇自居的行为遭到当时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未嫁之女，聘而未迎，则婚姻不成立，故没有夫妻名分，如果夫亡，女子独身不再嫁或自缢从夫而去，是没有伦理依据的。净宁州曹氏聘而未娶，未婚夫死后自缢，中丞赵时春对此提出批评。《枣林杂俎》记载：“净宁州曹氏，聘于王守仁，未嫁而守仁死，曹氏闻之，恸哭不食，遂缢死。赵中丞时春驳曰：‘在家从父，女与未婚之夫胡死哉？自经沟渎耳。’作《贞女节妇解》：‘未娶曰士，未嫁曰女。士纳采，女家受之，氏名通焉曰聘，未有夫妇也。士奠雁，女家受之，父命之东阶，母命之帷。庶母及门内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姆奉登车。士御轮焉，先归而待诸里门，至则揖之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成婚礼焉。故曰夫妇，始易士女之名也。婚，昏也。阴阳交际之时，人道生焉，是同生死，故妇从一而终曰节也。聘而未嫁，非婚也，女非妇也。待母而行，行不逾国，以顺父母，故曰贞。贞者，顺正而固也，女德也。故婚姻之礼不备，则贞女不行，行则非贞矣。士未迎，父母未命，姻弗待也，而奔以哭士而事其亲，于律无服而强持服。闻哀生于情，情生于礼。此之何礼，而于士何情也？不备礼而行谓之奔，褒奔妇则逆义，违亲命则伤孝，是宜为国大禁。今取之而与节妇同论，甚非礼也。故曰大不可。’”[21]

归有光也借孔子之口，告诫时人，只聘未娶，不必为未婚夫死，不必为未婚夫守，相反女未嫁人，未婚夫死而自尽，或终身不嫁，则有违礼道。他说：“余昔尝着论，以为女未嫁人，为其夫死，或终身不改适者，非先王之礼也。曾子问曰：‘婚礼，既纳币，有吉日，婿之父母死，则如之何？’孔子曰：‘婿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弗敢嫁也。婿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婿弗取而后嫁之，礼也。’言婿免丧而弗取，则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庙见而死，则如之何？’孔子曰：‘不迁于祖，不祔于皇姑，不杖不菲不次，归葬于女子氏之党，示未成妇也。’未成妇，则犹不系于夫也。先王为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许人矣，免丧而弗取，则嫁。未庙见而死，则归于女子氏之党。其不言婿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问也。”[22]

纳征后，婚配双方开始具备夫妇的名分，即未婚夫、未婚妻的名分得到确立，女子初步完成了从母家之女到夫家之妇的身份转变，不少女子还以夫家之妇自居，尽妇之义务，但聘而未嫁，此时还未真正成为夫家一员，未婚守节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亲迎，即男子亲自迎娶新妇，是婚姻的成立环节。亲迎之后，男女双方的夫妻关系才最终确定。在亲迎过程中，明代习俗较多，并且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

(一)明代亲迎习俗的多彩

亲迎前日，有铺房、催妆和迎妆的习俗。铺房，即女家到男家布置新房。《明史》说：“亲迎前一日，女氏使人陈设于婿之寝室，俗谓之铺房。”[16]1403铺房的目的是提前为婚礼做准备，省临时劳忧。《李文节先生家礼》说：“婚期前一日，女家将妆奁、被帐等物送至婿家铺设，省临时劳忧。”[5]686催妆即男家前往女家催促新妇梳妆打扮以便迎娶，《宛署杂记》记载：“娶前一日，婿家以席一雄鸡二，并杂物往女家，号曰催妆。”[8]192迎妆，即女家提前一日将嫁妆送到男家。《崇祯松江府志》记载：“婚前一日，送奁于男家。今为迎妆，以奁饰帷帐、卧具、枕席。”[23]

亲迎当日，主婚者要告于祠堂。《明太祖实录》记载：“其日，婿父公服，告于祢庙质明。”[3]736告于祠堂时，还有婚嫁告文。以万衣《婚嫁告文》为例，告文内容一般开列男女姓名、亲迎时日，并以此告慰祖先，祈求神灵保佑。《万子迂谈》记载：“曰某之男某，聘某之女某为妇，女某，聘与某之男某为室，择某月某日某时良吉行亲迎礼，行出嫁礼，某不敢擅。敬此申，告伏愿，烈祖居歆，明神黯佑。从兹一醮之后，永谐百岁之欢，庶蘋藻，承馨奉。神灵之有统，而麒麟接武绵。宗祠于无疆，某不胜恳祷祈望之，至尚养。以上事理，恐有未尽，斟酌损益而行。”[24]

亲迎的仪物，较为简便，品官多用绮、绫、绢，并依据官品分为两个等次。《明太祖实录》记载：“亲迎，一品至四品，红文绮二匹，五品至九品，文绮绫绢随用一匹。”[3]1364庶人多用绢、布，并主要在上户行之，下户则较为随便。《明太祖实录》记载：“亲迎，上户红绢或布一匹，中户下户随所有用之，其牲酒果面之类各有差。”[3]1363-1364

亲迎时，男称新郎，女称新妇。《少室山房笔丛》说：“今俗以新娶男称新郎，女称新妇。”[25]女子出门时，父母还须谆谆告诫。《文雅社约》规定：“女子出门而父母训诫之，乃第一义。”[26]婿迎妇，婿多乘马，妇多乘轿。《明集礼》记载：“婚礼，婿乘马，妇乘轿子。婿公服乘马行亲迎之礼。媒氏导率婿出，乘马前行至女家。”[27]583-588

亲迎时，品官可穿朝服，品官之子与庶民可穿假朝服。《明集礼》记载：“品官婚礼，各用本职朝服，妇服花钗翟衣，各随夫之本品服。其三品以上子婚，假五品服，五品以上子，假七品服，六品以下子，假八品服。女服同。”[27]582“庶人婚娶，婿服常服，或假九品服，妇服花钗大袖。”[27]593

亲迎习俗很多，各地不一。在北京，“嫁娶之时，男家为新妇上髻，女家为新婿冠巾，先期备礼送女家”[7]22，“新妇及门，初出舆时，婿以马鞍置地，令妇跨过其上，号曰平安。妇进房令阴阳家一人，高唱催妆诗，以五谷及诸果遍撒，号曰撒帐。”[8]192在上海，“婚礼则有坐架、跨鞍、踏稳、传席之属，又有合啼鸡、鸳鸯肉、轿前鹅之类，颇为烦琐”[28]，“婚姻之家，集里中童子数人，与宾赞答拦门诗，互相酬和。”[29]在浙江萧山，“拜花烛、牵红、缠席、坐床、合卺、撒帐、挑兜，皆习俗也。女行时，母属皆哭而送之。”[4]35并存在抢妇的陋俗，“相传旧多山魈，每遇娶妇，群聚夺去，故用红罗大袖以厌之，今相沿成俗。”[30]

亲迎当夜，各地还有闹房的习俗。闹房又称吵房，俗称闹洞房，因为闹的对象以新妇为主，所以也称戏妇。成婚当晚，男女老幼向新婚夫妇嬉闹取乐，以致谑态百出，侮行不断。《丹铅续录》记载：“娶妇之家，亲婿避匿，群男子竞作戏调，以弄新妇，为之‘谑亲’。或褰裳而针其肤，或脱履而观其足。”[31]在安徽，亲朋好友还以炒新郎为乐。《二刻拍案惊奇》中说：“娶去时节，徽人风俗，专要闹房炒新郎。凡亲威朋友相识的，在住处所在，闻知娶亲，就携了酒馔前来称庆。说话之间，名为祝颂，实半带笑耍，把新郎灌得烂醉，方以为乐。”[18]200太湖流域，闹房者还于洞房外唱曲助兴。《吴兴掌故集》记载：“湖俗，初婚之夕，有相者于洞房外，或花筵唱曲，此大不佳，士人家或无此，而率化其习，亦士人事。”[32]

(二)明代亲迎习俗的变通

亲迎，一般来说需要婿亲自往女家迎娶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并非如此。有的地方婿亲自迎娶，如：山东青州府安丘县，“里井重本，婚婿亲迎”[33]；
江西赣州府，“婚而亲迎，士大夫家间一行之。”[34]

有的地方婿不亲迎，如：福建建宁州，“婚娶不亲迎”[9]413；
广东南雄府，“婚不亲迎，男女总角即为婚配”[10]330；
浙江严州府，“娶之日，不亲迎”[35]；
杭州府余杭县，“婚定于纳采，鲜行亲迎之礼。”[36]

可见，亲不亲迎，并不具有强制性，亲迎与否，有很大的变通性。《明集礼》说媒氏可以代替婿亲迎，“庶人婚娶，婿盛服亲迎。有故，许令媒氏请迎。”[27]594《文公家礼仪节》则根据亲迎的远近决定婿是迎于家还是迎于馆，“亲迎，近则迎于其家，远则迎于其馆。”[37]

亲迎是否举乐，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古礼婚不举乐，《礼记正义》说：“婚礼不贺。人之序也。”[1]815不举乐的原因在于思嗣亲，《礼记正义》说：“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1]583

明代一部分人主张遵循古礼，不能用乐。《明集礼》说：“品官婚娶，不用乐。”[27]583徐三重在《家则》中亦说：“婚姻之礼，其仪式俱在文公《家礼》，亲迎奠雁，俱不可废，一应俗节繁费，以古礼裁之，不享宾，不用乐。”[38]曹端甚至主张重罚用乐者，其《家规辑略》规定：“娶妇须以嗣亲为重，不得享宾，不得用乐，违者，罚之。”[39]实际上，一些人婚娶时是不用乐的。如永乐五年，陈循娶妻，众人主张用乐，被其阻止。《芳洲先生年谱》记载：“众欲举乐，公曰：‘礼三日不举乐，况不孝不幸，居永感可娶妇举乐乎？’为止，卒不忍用。”[40]

然而在明代世风奢侈、婚礼隆厚的风气下，禁乐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谢肇淛就认为婚庆喜乐之事，父母在不应该禁乐，其在《五杂俎》中说：“婚礼以不举乐，思嗣亲也，此或为长子之当户者言耳。若父母在堂，而为子娶妇，即举乐何伤？且摄盛之礼既已极其隆矣，而独禁音乐，无乃不情乎？”[41]

一些地方，婚娶用乐，司空见惯。如浙江绍兴府，“亲迎用乐。”[42]不少地方排场很大，盛张鼓乐，鼓吹炫耀，如：浙江严州府，“娶之日，盛张鼓乐”[35]287；
嘉兴府嘉兴县，“亲迎不论士流，必骑而鼓吹导从，戚属咸助之，笼灯照耀通衙”[43]；
福建泉州府，“乡俗鼓吹炫耀。”[5]686

亲迎是六礼中最为隆重的环节，礼仪之丰，程度之繁，张罗之大，习俗之多，皆非其它礼可比，彰显出亲迎礼在婚姻成立中的重要地位。亲迎习俗表现多样，不拘一格，对传统习俗加以变通，根据实际情况加以选择，体现出婚姻礼俗的灵活性。

综上可见，纳征是婚姻成立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使婚姻关系得以初步确定，其程序比较复杂，习俗也很多。亲迎是六礼中最为隆重的环节，使婚姻关系得以最终确定，其礼俗丰富多彩，因地域不同而表现各异。经过纳征与亲迎，男女结为一对夫妇，双方的身份、角色都发生了变化。女子离开娘家进入夫家，成为夫家一员，开始为妇的生涯，具有了妻的身份；
男子娶妇入门，成为有家之人，具有了夫的身份。经此，男女二人结为夫妇，婚姻关系得以确立，婚姻生活亦由此开始。

明代婚姻的确立，过程繁琐，习俗杂多，由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婚俗文化。这些婚俗文化异彩纷呈，既有全国的统一性，又有地方的差异性，体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同时，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俗具有一体性，而婚俗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更为明显，使婚礼更为生动、丰富、具体。通过纳征与亲迎二礼，可以看到明人对婚姻大事、家庭成立的重视，表达了他们对婚姻的美好愿望。纳征与亲迎既是婚姻确立的程序与步骤，也是婚姻维持的见证与保障，因而成为明代婚礼中重要的二礼，在明代婚姻、家庭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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