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养传统的守正与创新：一项“开笔礼”仪式的教育人类学研究*

王喜斌 田养邑

(宁夏大学教育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仪式指“举行典礼的程序、形式”[1]。现代“开笔礼”仪式由古代蒙养教育传统发展而来，预示着儿童规范的、具体的学习生涯正式开始。任何教育形式都是时空交织中师生共同获致人生完满的实践，这种实践通向儿童面向未来的个体与社会相连的生活建构。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中指出：“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明天，我们要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培育美好心灵，让少年儿童成长得更好。”[2]近年来，“开笔礼”仪式成为小学教育场域中一项重要的教育文化活动，为少年儿童的“成人成才”系好了人生第一粒“纽扣”。

作为一种教育仪式，“开笔礼”仪式彰显的是文化属性上的教育生活，它以启承创新的探寻性实践，通过典型的仪式活动，将历史时空中蒙养知识与传统置于当下儿童明确的价值判断与行为达成之中，借此弘扬和延续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匡正儿童行为规范、模塑儿童人格，夯筑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根基。然而，“现代性”中的蒙养传统，为了适应“新”的教育生态，契合“新”的教育情境，其内涵与外延势必会发生一定的创新与转化。因此，“开笔礼”仪式是守正与创新并存的文化再生产活动，对其进行考察，不仅要深入“开笔礼”仪式的活动情境之中，努力贴近仪式的内涵表达，还要揭示蕴含其中的育人文化网络，理解古今交汇的蒙养传统的外延，阐释新时代背景下“开笔礼”在蒙养传统方面有哪些守持、出于何种文化动因以及发生了怎样的创新？

如何介入上述问题，关系到能在何种程度上作出解答。教育人类学将生活价值作为自身的首要价值，它通过描述日常教育生活的基本状态，提供理想的教育生活信念和标准，为人类观察、解释和改造教育生活提供了一定的视角和平台，对教育的研究是一种现象解释与意义再构的过程[3]，能够有效阐释教育场域中的诸多现实问题。有论者认为教育人类学的使命在于四种洞察：“一是通过洞察人的生命发展样态来洞察人性；
二是洞察人生命发展的文化背景，包括文化差异、文化变迁、文化冲突与融合等；
三是洞察促进生命发展的教育实践活动；
四是洞察人的生命发展、文化与教育的内在联系。”[4]82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在教育人类学的视角下，结合笔者对宁夏银川市一所小学“开笔礼”仪式的田野考察，从符号“能指”和“所指”理论关系出发，深描和解释“开笔礼”仪式的符号表征、话语表达、操演程式，探讨现代蒙养传统守正与创新的文化逻辑，这不仅契合发扬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精神的现实需求，而且对构建与创新礼仪育人体系大有裨益。

(一)教“做人底样子”

透析朱熹所辑《小学》一书，可知小学蒙养之教是教“做人底样子”。清代儒学家张伯行在《小学集解·原序》中如是解释“做人底样子”：“小学书分内外二篇，合三百八十五章，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纲，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心术、威仪、衣服、饮食为目，使夫入大学者，必先由是而学焉，所谓做人底样子是也。”[5]换言之，“做人底样子”既是生而为“人”的理论观照，又是学而为“人”的实践指引。告别以游戏生活为主的幼儿阶段，儿童开始涉猎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知识与观念，开始学做“人”的方法与路径，逐步懂得做“有用之人”的价值与意义。朱熹把儿童看成是“圣贤坯璞”，小学蒙养阶段教“做人底样子”即是“打坯铸模”的工作，就是雕琢“圣贤坯璞”，为国家培养人才而打基础。

(二)教之以事

朱熹《小学》记载：“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悌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悌者。”“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6]124可见，小学之所以被称之为小学，不仅仅是学生年龄较小，更主要的是与这种较小年龄相适应，所教的都是一些洒扫、应对、进退以及事亲、敬长之类的生活中具体、细微的事情。朱熹说：“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
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6]124如果不顾蒙童多记性、少悟性的特点，教授一些超越于具体事情之上的理，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即使是讲授一些义理，也只能是说其大概，不必细讲深究，而且要和蒙童们在日常生活中易闻易见的事情联系起来解说。总而言之，朱熹认为，由于蒙童的认识、辨别以及接受能力较弱，所以，对他们的教育只说个义理大概或洒扫、应对之类的内容就可以了。

(三)修身第一

朱熹《童蒙须知》有序：“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字，及有杂细事宜……若其修身、治心、事亲、接物，与夫穷理尽性之要。”[7]4-5一方面，朱熹将修身看作蒙学第一要务，而修身必先始自衣服冠履。“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7]4-5这可看作是修外在可见之身。另一方面，朱熹认为，儿童从年幼之时，逐步懂得了“爱亲、敬长、隆师友”之道，就能为成人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打下基础。也即是说只有在智力增长的同时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才能按照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去行动，“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唯此，才能避免成人后“扌干格不胜之患”[8]。这可看作是修内在不可见之身。

“开笔礼”仪式是具体教育情境中的“文本”，它将儿童个体带入高远的教育实践，意味着开启“新人”的文化礼遇，进而通过仪式的陶冶，引导儿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显然，“开笔礼”仪式具有鲜明的时代表征，其意义解释需要将其符号表征、话语设计与操演程式进行结构性的串联，这是有意义的人类学的深描和阐释，最终是为了探寻教育仪式中的育人逻辑和意义的建构。

(一)“开笔礼”仪式的符号表征

仪式由物体、行动、事件、体态和空间单位等一系列象征符号构成。“象征符号是仪式中保留着仪式行为独特属性的最小单元，也是仪式语境中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9]23舞台、道具和服装作为“开笔礼”仪式的主要象征符号，表征教育的指向性意义。

1.舞台：“神圣”区域的呈现

“神圣性”是所有仪式的共同特征之一，即便是作为教育文化活动的“开笔礼”仪式，也不能脱离教育场域的神圣性实践。“开笔礼”仪式的神圣性借由“舞台”的区域中心而得以呈现。首先，舞台的场景布置(悬挂“开笔启智，人生始立”主题的红色条幅、铺设红色地毯、摆放印有孔子圣像的背景图及装饰花篮)相较于其他仪式场景显得更加庄重。其次，领导、嘉宾等作为“授礼者”依次就坐台上，“席签”明确表达了一种确认无误的等级身份，他们是儿童启性明智的见证人。最后，儿童“代表”经由舞台走演，接受领导和嘉宾等授礼者的共同祝贺而完成仪式。围绕舞台展开的教育仪式，是儿童经验生活世界延展的区域，意味着他们走向人生的舞台已被搭建。

2.道具：“支配性”象征符号

仪式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实践，是一种人为安排的程序。特纳认为：“仪式的支配性象征符号指向仪式目的，不仅仅被当做实现某个特定仪式所指向目标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着价值，而这些价值本身又被认为是仪式的目的，支配性象征符号代表着仪式自显的价值。”[9]25“开笔礼”仪式中，系列道具承载着儿童身心整全的价值取向，意味着学校、家庭和社会予以期望的向着儿童未来可能生活世界所敞开的教育信念，直达个体成人。如此，笔墨、纸砚、汉服、小鼓、仿古桌椅、朱砂等道具作为支配性象征符号集中展现了仪式所指代的教育目的，“推物及人”背后所蕴涵的蒙养文化知识、价值体系与行为准则，将儿童带向即将展开的人生际遇。正是因为运用了支配性象征符号，其他蕴含着教育意义的象征符号得以被激活，使整个仪式过程的价值指向更加明晰。当然，工具性象征符号作为实现仪式的手段，既有象征的文化意蕴，也有教育功利主义的层面。笔者曾作为熟悉的“他者”，发现现代化的道具增加了电子屏幕、彩色旗帜、音乐等符号元素，衬托出仪式活动的庄严感，赋予教育生活世界一种本然的仪式感。

3.服装：主体“身份”的表征

教育仪式中，儿童作为主体，自我确证自身未来即将经历的行动，因而脱离不了服装内嵌于其中的理想表达。服装是情境中主体身份彰显的产物，“如果脱离一定场合，衣着用品就毫无‘意义’……但是，一旦按一定组合制成套服，它们就会在特定的社会场合中成为特定社会角色的鲜明标志”[10]。可见，服装作为“身份”象征，既表明他是什么人，也表明他不是什么人，甚至也确定了未来时空个体成人的归属。“开笔礼”仪式中，作为受礼者的儿童服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高度标准化和容易识别的校服，它区分了儿童的年级、班级等客观归属以及性别差异；
另一类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汉服，它区分了受礼者身份的“二分”结构，即将“普通的受礼者”和“作为‘代表’的受礼者”用带有古今之义标签的服饰区分开来。授礼者(领导、教师)没有统一的着装，但他们将儿童成人成才从蒙养传统的古典路径中打开一条现代的实践方式。在此，服装暗示儿童既要继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又要创新性地完成个体生命整全的现代路径。

(二)“开笔礼”仪式的话语设计

“话语”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特定社会情境中普遍采用的讲话方式，即“社会交换的习惯性场合中的言语”[11]。特定的话语场合会有特定的话语风格、话语事件和话语行动。“开笔礼”仪式的话语设计由“领导致辞”“主持串词”“儿童口号”构成，展现出儿童未来至纯至善的教育图像。

1.领导致辞：知识与期盼的表达

“开笔礼”仪式中，校长的讲话被称为“致辞”，其中包含着两类基本的话语事件。一是向儿童传递“开笔礼”的基本知识，例如：“‘开笔礼’是我国古代就有的一种启蒙学习仪式，是人生四大礼之一，是孩子们启智、开学的重要标志。正如孔子所说‘不学礼，无以立’。”二是表达对儿童生命成长的殷殷期盼，如：“愿今天的‘开笔礼’能变成同学们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更愿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开笔礼’仪式迈开学习的第一步，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诸如此类的领导致辞，以话语的形式传递今后儿童个体成人的目标或标准，通过习礼而内化为儿童未来成长的行动线索，即由致辞之“礼”引发教育原点向儿童未来生活世界的延展。

2.主持串词：动作引导与启迪未来

主持串词增进了儿童在“开笔礼”仪式中的在场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开笔礼”仪式中，主持人串词有两种表达功能。一是引导儿童顺利走进仪式，用动作支配儿童彰显个体生命成长的活力。如：“礼请学童肃立，跟随‘协礼’所展示的正确姿势正衣冠……”；
“我们怎么端正衣冠呢……跟着我们的口令一起整理自己的衣冠”。二是渲染仪式氛围，增强教育仪式对儿童心灵的陶冶。在“朱砂启智”环节中，主持人引导儿童：“朱砂开蒙，点亮智慧；
开启学涯，牢记师恩；
耳目聪慧，勤奋学习；
励志成才，报效祖国。”儿童是国家的未来，语言期许和动作引导的共同呼应，敞亮了儿童成人成才的目标。主持串词拉近了儿童身心与未来自我形象的距离，儿童在时间流淌的情境化仪式中不断确定未来“我”的身份。

3.儿童口号：呼应与宣誓的联结

儿童是“开笔礼”仪式的“主角”，但他们的话语表达是“被动性”的，是在主持人的引领下所“呼应”的一种有意的“口号”。一是反复练习的“回应”。如在“击鼓明志”环节中，主持人说“一击鼓”，儿童齐声回应“孝敬父母”；
主持人说“二击鼓”，儿童齐声回应“热爱学习”；
主持人说“三击鼓”，儿童齐声回应“为校争光”。由于经过练习，这一“口号”喊得响亮整齐。二是事先准备的“宣誓”，如在写“人”描红环节中，主持人示意儿童们跟随他“宣誓”——“堂堂正正立身，顶天立地做事”。郑重的誓言直通未来，开启了儿童的人生旅程，确定了自我的行动价值。“宣誓”既反映了“开笔礼”对儿童生命成长的重要意义，又表明了儿童“立志成人”的决心与勇气。

(三)“开笔礼”仪式的操演程式

程式是仪式运作与开展的过程序列，也是仪式的核心组成，具有严格的规定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仪式的权力性和权威性来自于程式性。”[12]“正衣冠”“拜师礼”等操演程式展现了“开笔礼”仪式的过程序列及其内蕴着的教育画面。笔者在宁厦银川市一所小学目睹了“开笔礼”仪式的具体程式。

1.正衣冠

正衣冠展现了中国少年儿童的正气。主持人引语：“古人云：天地为人，先要身体端正，自纶巾、衣服、鞋袜皆需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礼请学童肃立，跟随‘协礼’所展示的正确姿势‘正衣冠’。”接着，一位身着枣色汉服的“协礼”老师迈着典雅的步伐缓缓走来，站在舞台中央。在主持人的示意下，“协礼”老师分别示范演示了“正冠”“正结”“拂袖”等一系列动作，随后主持人示意学童按照“协礼”展演的姿势“扶冠正容”“扶领正心”“整衣正身”，台上着“汉服”的儿童“代表”一一做示范，台下的儿童在家长和班主任的指导下共同模仿完成正衣冠的程式。在此，教育古典场景与现代场景的融合使儿童的身心共存于仪式现场。

2.行拜师礼

拜师学艺是古代教化的开端。“开笔礼”仪式中，主持人先示意班主任站到各班队列前面，并深情面向学生。在“协礼”老师的示范动作下，主持人说：“一拜，感恩师者传道之恩”“再拜，感恩师者解惑之情”“三拜，感恩师者授业之精”。在家长的指导下，台下的儿童面向班主任，依次模仿完成以上“三拜”动作。“拜”不仅仅是一个动作，它还诠释了教育的意蕴，启示儿童在师道传承中继其志，立志于学，开拓丰盈的人生境遇。当然，个别儿童并未能完整地跟上老师的示范动作，虽然显露出不知所以然但又努力成为仪式中“拜师”的一员。“拜礼”应当是左手在前、右手在后，站在队列后排的儿童因看不到台上“协礼”老师的示范，动作虽稍显凌乱但仍不失仪式感。

3.朱砂启智

主持人串词：“在古代，学童入学之前都会有启蒙之师用朱砂在学子们的额头正中点上红痣，称为开天眼，寓意孩子们从此眼明心亮，一点就通，好读书，读好书。”紧接着，六位儿童“代表”走上舞台，校长半膝跪地，一一在他们的额头正中点上朱砂。与此同时，班主任也为台下的儿童点上朱砂红痣。个体成人既需要知识的点化，还需要学会智慧地应对生活。从现场观察来看，儿童们不清楚“朱砂启智”的用意，只是觉得额头的小红点很有意思。然而，朱砂启智让儿童在红痣的显性标记中明确了有志于学、开明智慧的人生意义。在儿童的世界里，红点是可以言说的竞争性“游戏”，他们互相指着对方的额头说“你的红点没有我的大”，由此，在他们眼里，红点的大小代表心智的灵敏性。换言之，红点意味着儿童需要努力超越自我而获致灵性与智慧。

4.写“人”描红

主持人示意校领导和班主任走到台前，指导儿童代表用毛笔书写“人”字，台下的其他儿童原地坐下，端正坐姿，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马克笔和印有“人”字样的画纸，描摹“人”字。儿童认真描写“人”字时，主持人向儿童解释“人”字的文化意蕴：“人与人之间也像这个人字，需要互相扶持，我们要学做人，做好人，做社会有用的人。”“人”字书写完毕，主持人示意儿童将书写好的“人”字高举过头顶，让老师和同学欣赏。这样，他们人生中学会的“第一个字”就展现在了老师和同学的面前，意味着他们需要以“人”的姿态面对教育和生活，学习之涯也便从此开启。

5.击鼓明志

主持人串词：“古代读书人到学宫学习，他们进入学宫的时候，往往通过击鼓的方式，表达他们上进的愿望。鼓击的声音越响，声音传得越远，说明志向就越远大，目标就越明确。”在主持人的示意下，一位儿童“代表”走上舞台，主持人询问了他的志向与理想，夸赞他人“小”志气“大”，随后示意他上前击鼓。随着第一声鼓声响起，主持人道：“一击鼓。”儿童齐声回应：“孝敬父母。”随着第二声鼓声响起，主持人道：“二击鼓。”儿童齐声回应：“热爱学习。”随着第三声鼓声响起，主持人说：“三击鼓。”儿童齐声回应：“为校争光。”击鼓的仪式操演使儿童在鼓声中抱持攀登向上的志向，激发他们从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奋力攀登人生高峰。

6.赠送礼物

主持人示意后，少先队“小礼仪”手捧着学校事先为儿童准备好的礼物(“智慧笔”)走上舞台，他们面向主持人站成一排。紧接着，儿童“代表”走上舞台，面向“小礼仪”站成一排。学校校长从“小礼仪”手中接过礼物，一一赠予儿童“代表”。“小礼仪”离场后，儿童“代表”向校长行礼感谢。这时，主持人宣布“开笔礼”仪式至此“圆满结束”，意味着“开笔礼”仪式完成了情境化的蒙养教育实践。

作为现代性教育活动，“开笔礼”仪式以历史蒙养传统为“实践蓝本”和“精神原型”，并以“致知”“持敬”“养正”为价值要素守正古典蒙养传统，穿越古今之变，为匡正儿童行为、模塑儿童人格、提升儿童价值认同上好了“第一堂课”。

(一)致知：知“何以为人”

朱熹认为人之学习先从“致知”开始。“开笔礼”仪式是对“何以为人”的“致知”教育，而这种知识在品性、对象、产生等方面与现代学校的知识教育不同，有其独特的结构和功能。

1.知识品性上，“开笔礼”仪式坚持关于人的“生命发展与提升”的知识。“人类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13]对于儿童而言，“人”的知识是一种“历史先验”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既不具有外在绝对的偶然性，也不具备内在形式的必然性，而是有着一定的规律性。”[14]正是这种“规律性”的存在，“开笔礼”仪式讲求个体成人以及教育启蒙对“人”的知识增进的重要性：“朱砂启智”隐喻打开儿童接受知识的智慧心性，再借由“写‘人’描红”等象征性的活动为他们真正认识“人是什么”搭建场景，并通过主持人言语渲染、反复说教，儿童回应、宣誓等仪式将那些关于“人”的知识进行综合转化，进一步回答“人何以为人”“成人应当怎样”等关于人的生命发展与提升的实践路径。

2.知识传授对象上，“开笔礼”仪式守持的是一种真正具有生命过渡性的知识。“昨日有关人生命发展的知识，来自于昨日之生命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不能替代今日的生命发展，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发展过程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4]69具体知识在具体时间、具体环境中介入真实的人的发展，才能解决人当下发展中的问题。涂尔干将童年期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儿童在家庭或者保育学校阶段，第二阶段指儿童进入小学阶段，并认为小学阶段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使“儿童的感性变得更加精致，并为其赋予一些理智的内容”[15]。“开笔礼”仪式面对的教育对象是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的儿童，在此时此地介入关于“人的生成”的知识，正是向他们“感性情感”中注入“理智内容”的开始，这有助于解决他们因身心发展和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所带来的观念困惑、认知冲突等生命过渡阶段中所遭遇的难题。

3.知识产生上，“开笔礼”仪式守持的是生命本体性知识。朱熹强调小学之教，若“不先就切身处理会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礼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6]125“开笔礼”仪式关于“人的生成”的知识不是在课堂和书本里完成的，而是在可见、可闻、可感的教育田野中产生的，成为儿童切身体会“何以为人”的来源，以此激发他们走向有意义的生命养成。这里，“开笔礼”仪式搭建了“知识介入实践”与“实践创生知识”的双向影响机制，儿童和老师、家长真正参与到知识产生的过程之中，是人之生成知识的共同创造者、分享者和传播者。因而，“开笔礼”仪式在具体的时空范畴之下向儿童们搭建了一个可以亲身操作、借以领悟“人”以及人的“生命发展与提升”的知识场域，促进儿童生命和谐有序地发展。

(二)持敬：敬“包得小学”

关于“敬当不得小学的”问题，朱熹的回答是：“小学却未当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学。”[6]126朱熹把“敬”和“小学”看作包容性的关系。从仪式的整体运行、礼拜“师长”环节设计及其长远的教育功能看，“开笔礼”仪式是对“敬包得小学”蒙养传统的一种守持。

1.“开笔礼”仪式守持的是“恭敬”的蒙养传统。朱熹认为：“恭主容，敬主事。有事着心做，不易其心而为之，是敬。恭形于外，敬主于中。”[6]122-123“恭，发于外者”，即是言行端正，在外在行为上遵守仪式秩序；
“敬，主于中者”，则是诚心实意，用心感悟仪式的文化力量。行恭心敬、内外一致，这是仪式参与者对仪式本身的敬重，也是保障仪式得以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儿童在仪式进程中能够“收敛身心”“意诚行正”，但也有部分儿童“意乱行偏”，不知所以然。在访谈中，一位班主任说道：“我一再强调仪式中的秩序问题，告诉他们没有良好的秩序就不可能真心实意投入到仪式氛围之中。”的确，只有言行与内心统合于仪式的现场之中，生发“恭敬”之心，才能使儿童领会到仪式所散发出的人文魅力。

2.“开笔礼”仪式守持的是“尊师敬长”的蒙养传统。朱熹有言，“小学只是教之以事”，这里的“事”，除传统“六艺”之外，还包括“孝亲、尊师”等传统伦理。因此，礼拜师长是“教之以事”的要旨之一，继而以“尊敬”为核心贯穿于“拜礼”始终。一是对老师的尊敬，感恩老师传道、授业、解惑；
二是对父母的尊敬，感恩父母养育之恩。尊敬师长的动作和流程庄重有序，儿童们对他们的尊敬之心内蕴其中。“礼仪关键是用来表达感情(人情)，人们因为爱对方，采用礼仪来尊敬对方。”[16]“尊”是“敬”的表现，“敬”是“尊”的根本。“开笔礼"仪式将儿童成人做事的起点锁定在尊师敬长，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同时开启了中国少年充满德性修养的丰盈生活。可以说，“开笔礼”仪式是古代蒙养传统在当下教育境遇中的展演。

3.“开笔礼”仪式守持的是“虔敬”蒙养传统。心存敬畏，满怀虔诚，这是儒家传统教育始终秉持的观念。在这一问题上，不能因为蒙童的“蒙昧无知”而有所折扣，恰恰相反，要在他们内心纯净、“尚无所主”之时进行及时教育，蒙养其心性，使其常怀虔敬之心。“敬是辙上辙下功夫。虽做得圣人田地，也只放下这敬不得。”[6]126可见，“敬”应当贯穿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始终，而小学之敬尤为重要。在朱熹看来，敬的缺失，从根本上动摇了小学的基础，彻底戕害了小学的本质和核心，最终导致“小学不传”[17]41。所谓“小学不传”，并不是指其组织形式和教育水平的降低，而是指其教育精神的迷失，即没有养成蒙童的虔敬之心。“开笔礼”仪式作为当下儿童接受正式教育的“第一课”，其长远的教育意味就是要奠定儿童做人的底色，为他们一生的发展铸模奠基。

(三)养正：正养得“圣贤坯璞”

《易经·蒙卦》有言：“蒙以养正，圣功也。”蒙昧之时，若养教正当，便能为日后“成圣成贤”奠定基础。“开笔礼”仪式继承“模铸圣贤坯璞”的教育价值观，“正衣冠”、写“人”描红、“击鼓明志”等以养正为教育原点，使儿童围绕正身、正行和正心探寻成人成才的基本功底。

1.正身。正身是儿童养正的基础。主持人在“开笔礼”仪式中将传统文化所弘扬的“正人君子”的形象向儿童详细描述，帮助他们从正衣冠中领悟个体立于天地的高大形象，身体端正意味着儿童不仅衣着打扮要洁净整齐，还要积极面向社会，立志体悟做人做事的根本事理。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正身”。所谓“古人小学教之以事，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渐更历通达事务，将无所不能”[6]125。儿童虽然知识量少、心智不全，但在日常教育以及生活规范中能够日与性成、习与渐长，逐步涵养成熟，奠定成人成才的基础。成人成才不是自然生成的，所以，儿童教育要教导孩子遵守基本的礼仪与生活规范。一个孩子仪容整洁、端正妥帖、落落大方，实则是日常教育的用心与有方。因此，正身就是培养具有良好精神面貌的中国少年。

2.正行。正身和正行是相互牵连的关乎儿童成人的实践。在“写‘人’描红”仪式中，主持人说“人字一撇一捺，两笔划间相互支撑，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行”，这是在教导儿童初步明确个体人与社会人的依存关系。校长与老师寄语“在与他人的合作中明白集体的力量是更强大的”；
儿童宣誓“堂堂正正立身，顶天立地做事”。这些话语表达告诫儿童为人行事的道理。“古人于小学存养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学，只就上面点化出些精彩。”[6]125这说明儿童在小学得到扎实的为人处事的良好教化，自然能为日后的成人成才打好基础，大学只要在业已形成的行为习惯坯璞上稍加添彩就能完满。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发端于儿童正行的启蒙，意味着“启蒙教育不仅对一个人一生的成长，具有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的意义，而且完成了传统社会理想人格的塑造”[17]45。

3.正心。“开笔礼”仪式不仅是一种知识文化、技术文化，更是一种抽象层次较高的观念文化，它把儿童尚未熟知的学校场域转换为仪式现场，将传统蒙养的文化形态制度化约为儿童入学的“第一课”，从而促进他们迈开“修养其心”的人生步伐。为实现这一目标，“开笔礼”仪式以象征性符号的隐喻功能作为技术性手段来匡正儿童的心性。如“击鼓明志”就是通过鼓的“轰鸣”象征来取证儿童立志的信心，树立“一心向上”“一心向前”的决心与志向。人是符号性动物，符号把生活经验组织成有意义的认识，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此种象征化的作用，但人们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符号化处理是不系统的、杂乱的。在仪式活动中，象征符号被“进一步规范化和条理化、仪式化，并且赋予某些事物以本质的属性，使人们产生敬畏、信仰与崇拜，从而取得认识上的一致和认同”[18]。

随着现代性教育理念的不断渗透，蒙学传统中的某些部分已经被淘汰或者被替代，但是蒙童入学的传统作为传统历史文化却始终没有“断流”，而是附着于“开笔礼”仪式这一教育活动而被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这里的创新指的是我们使用不同于诠释前人世界的基本模式探讨新时代教育的育人功能，特别是在跨越时空的时代情境中，“开笔礼”仪式中的蒙养传统不仅仅是文化自身的进化和再生产，更是当下人们对教育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回应与期许。

(一)过程操演：从“传统”到“发明的传统”

霍布斯鲍姆认为：“无法运用或调整旧传统的状况导致了‘新’传统”的产生。对于旧用途的调整发生于新的环境中，并且是为了新的目的而使用旧的模式。”[19]“开笔礼”仪式的各项操演程式伴随着传统蒙养历史文化以及经验脉络形成，在新的教育生态之下发生变革与创新。

(二)体化实践：从“转喻”到“隐喻”

所谓的体化，是指仪式中的蒙养传统历经教育场域的展演，进而转化为儿童身心具在的行动导引。换言之，“开笔礼”仪式最终是儿童心灵塑造的体化实践，充满了行动的象征，它以时空为媒介，实现了从“转喻”到“隐喻”的迁移。概括来讲，“转喻”指用一个词指代它在字面上并不指称但却与之紧密联系的对象，是以接近或者实在作为基础，本质上是一种“是”的关系。“隐喻”以相似性或者类比性作为基础，本质上是一种“象征”的关系。转喻是“真实”，隐喻是“联想”。

传统蒙养仪式的体化实践充满了现实，是一种“转喻”，笔墨纸砚是学习必备，缺一不可，汉服长袍是生活必须，鼓作为鞭策之物，时时“孙其业也”，孝亲人伦是修习之要，不可废弃。而现代“开笔礼”仪式充满了象征，是一种“隐喻”。仪式之后，作为象征符号的“笔墨纸砚”“汉服长袍”可以束之高阁、学习之时也再无鼓声入耳。它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替换而不必然要进行，但传统蒙养则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前者经过了反复的准备与练习，属于“事在人为”，而后者则是生活常态，属于“自然表达”。

英国社会学家邓肯·米切尔认为仪式的意义在于通过转喻和隐喻来陈述心灵体验[20]135。对于儿童而言，他们存在着“隐喻”和“转喻"的心理置换问题，即对自身身份和角色的转化与认同。儿童从幼儿园到小学，必然经历一段角色缺失的“空无"状态和阈限期，但通过“开笔礼”仪式完成了心理过渡，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状态，开始获得一种新的角色与身份、重新找到并确定了自我。可以说，“隐喻”和“转喻”的心理置换，是我们理解和揭示“开笔礼”仪式象征意义的积极角度。

(三)功能指向：从“教之以事”到“教之以适”

“教之以事”是《小学》反复强调的思想，要重视儿童知识技能、行为规范，也构筑起了君—臣、师—生、父—子、兄—弟等各种社会关系。现代意义上，这种社会关系被转化为家—校、师—生、父(母)—子(女)以及同侪关系。“开笔礼”仪式不管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的确有“教之以事”的意味。然而，当用现代性的思维或眼光去审视，其教育功能远不止于此，它还是教育文化体系为满足儿童发展需求，进而促进其社会文化适应而创生的一种校园文化。

步入小学，儿童面对的是校纪班规、规范的课程制度、细化的作息时间……而这些与他们在幼儿园的“游戏”生活明显不同；
班长—同学、队长—队员、组长—组员等一系列二元身份结构更是重构了他们的角色秩序，从而将同伴关系复杂化。此外，随着儿童“正式”学习生涯的开启，家长对他们的成长期许也随之增多，儿童的社会文化适应在家庭中再次遭遇重构。因此，“开笔礼”仪式试图回应儿童身心发展以及教育经历变化所产生的诸多适应性难题，并借助于其所承担的涵养心性、人格模塑、行为强化等功能，力图解决“不适”之下的诸多教育问题。

在本质意义上，促进儿童社会文化适应就是要实现其生命阶段的有序过渡，即“通过仪式”，实现儿童与“周遭世界”及其“共同世界”的融合与适应。特纳指出，过渡仪式的意义就在于保障“通过”，即保护受礼者顺利地从一种生命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生命状态，使其有序、稳定地发展。在“开笔礼”仪式进程中，现实文化体系建构的社会价值追求，被传达给受礼者而成为了他们自身现实生活的叙述。正如一位学生家长所言：“在浮躁的社会中，这种仪式活动确实对孩子有一种洗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角色转换和认同，这对于我们家庭教育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当代少年儿童是中华民族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和见证者，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任何教育形式，都应为促进他们健康成长作出努力。“开笔礼”仪式作为蒙养传统的守正与创新并存的教育手段，基于“致知”“持敬”与“养正”的文化传统，又在过程操演、体化实践和功能指向等层面变革的基础上实现匡正儿童行为规范、模塑人格信念、提升文化价值认同。“仪式指按一定的文化传统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集中起来的安排或者程序。”[20]135可以说，在“新”的育人生态中，“开笔礼”创造了“新传统”，这些改变既体现了文化对教育的适应与调整，也反映出儿童在复杂变化的环境下对与教育和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追求。

值得肯定的是，无论什么时候，“好教育的核心不仅是能够传递好知识，而且是师生‘心灵和精神’的交往，在超越知识学习之后帮助学生形成一种健全人格和生命格局”[21]14。“开笔礼”仪式所传递的“礼”“正”“敬”“拜”是传统教育思想的重要内涵与实践表现。“教育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和塑造人的工作，任何教育都有内在的价值观引领的作用。”[22]借助于“开笔礼”这一现代性教育仪式活动，中国传统道德理想及其教育实践有了得以实现的现实路径。教师、家长以及儿童得以感受正统文化的教化力、感染力以及渗透力，成为人们追寻并坚守传统大道的一股教育之力。

“开笔礼”仪式对蒙养传统的守正与创新指涉未来中国少年儿童的画像，让他们真正融入传统教育之中，用心感悟传统教育的力量。“自然状态下的儿童，任何行为都来自其感性冲动。”[23]4中国儿童的精神气象深深扎根于“开笔礼”仪式，并从蒙养传统的精神力量生发，唤醒儿童至善至美的人生憧憬和追求，激发他们在永不衰竭的个体行动中创造祖国的未来。这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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