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子晚年定论》看阳明学和朱子学的历史联系

张茂泽 王林枫

朱熹和王阳明可谓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座高峰，关于他们思想关系的讨论一直是学界热点。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一出即成为学者讨论的焦点，罗钦顺、顾炎武都曾明确表态，不以为然。近年来据《朱子晚年定论》讨论朱子和阳明学术关系的学者日渐增多。论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此书所涉材料的年代考证；
二是阳明编订此书的意图；
三是阳明编订此书的意义。在评价上，学者之间分歧明显。陈来、束景南等从材料考证、理论合理性、编订目的等方面对《朱子晚年定论》进行了批评①；
而陈荣捷、丁为祥等认为《朱子晚年定论》确实展现了阳明对朱子为学路径的纠正，并给予了相应肯定②；
也有学者致力于《朱子晚年定论》思想的发掘③。关于朱、王学术关系，一些学者把《朱子晚年定论》看作王阳明参与南宋“朱陆之辩”的产物，特别关注了两者的对立。也有学者认为，王阳明思想和朱子学之间是传承关系，如唐君毅、陈荣捷、蒙培元、李纪祥等。

仅从南宋“朱陆之辩”的角度评析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潜在预设了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对立，或将轻视阳明继承和发展朱子学的一面，掩盖阳明学的历史源泉，甚或使我们忽略朱、王思想的一致性，轻视其作为正宗理学的共性，导致对理学的认识和定位出现偏差。其实，朱子学和阳明学皆为人学，都站在性与天道统一的高度，理性研究和抽象解决做人成人、成为理想的人的问题；
朱子和阳明分别以“天理”论和“良知”论为仁义道德做论证，形而上地传承弘扬了孔孟之道。我们或可搁置预设，站在朱子学史的角度，就王阳明学习研究朱子学的历程和收获，观察其编撰《朱子晚年定论》的意图与意义，关注和明晰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历史联系。

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王阳明批评当时的朱子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1］140。这些学者还以此为准，围攻领悟“朱子之心”的王阳明。据阳明描述，他们吵吵嚷嚷，“以乱正学”，致使“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世”［1］140。可见，“朱子之心”概念是阳明提出的研究朱子学的核心范畴，也是阳明编著《朱子晚年定论》的核心理念，更是我们今天观察和理解朱子学和阳明学历史联系的关键。

本心或良知是阳明学的核心范畴，“朱子之心”则是本心或良知在阳明心学上的具体表现，也是阳明发现的朱子本心在朱子学及其发展上的表现。经过阳明提炼，“朱子之心”横跨朱子学和阳明学，是两大学问有机统一的枢纽和桥梁，值得我们充分重视，进行专门分析。

明朝正德元年（1506 年），宦官“刘瑾掌司礼监，放逐大臣刘健、谢迁、韩文等。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合六科十三道，公疏请黜奸，回留硕辅，以安社稷”［1］2061。谏臣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20 余人下狱，35 岁的阳明“抗章”救之。疏入，刘瑾怒，廷杖四十，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三年（1508 年），抵龙场。正德四年（1509 年），提学御史席书聘请阳明主持贵阳书院，阳明率诸生问学，开始“论知行合一”［1］1235。次年，刘瑾伏诛，阳明任庐陵（今江西吉安）知县，开导人心，不事威刑。升刑部主事，转兵部主事、吏部主事、员外郎等，屡迁考工郎中，擢南京太仆少卿。“从学者日众，始教人静坐，间天理、人欲之分”。正德九年（1514 年），迁南京鸿胪卿，“始揭致良知之教”［1］2064。阳明自 述：“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1］140正德十年（1515 年）冬，作《朱子晚年定论序》。正德十三年（1518 年），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修复濂溪书院，刊刻古本《大学》及《朱子晚年定论》，《传习录》（即今《传习录》上卷）由门人薛侃刊行。次年，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引来阉党嫉恨，身陷谗嫉。在各种磨难体验中，益信良知威力，遂于正德十六年（1521 年）在南昌提出“致良知”说，阳明心学走向成熟。因此，《朱子晚年定论》一书和阳明心学可谓相伴而生。

阳明编辑《朱子晚年定论》，还有学术上的原因。朱子学是当时朝廷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标准。据阳明自述，他发明“良知”，宣讲心学，批评朱子格物说为骛外，世人以为和朱子说“相抵牾”，于是“闻者竞相非议，目以为立异好奇”［1］256。阳明为此“恒疚于心”，内心总感不安。在南京细读朱子书，发现“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1］256。原来自己心学发明本心，和“朱子之心”根本一致，并无违碍。阳明既“喜己学与晦翁同”，遂选取朱子34 封书信，手录《朱子晚年定论》一卷。据阳明自述，最初，此书并未正式刊行，只是“私以示夫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1］256。

朱子著述宏富，学问博大精深，后学难窥堂奥。阳明创造性提出的“朱子之心”才是朱子学的根本所在。《朱子晚年定论》由表达“朱子之心”的信件搜录编辑而成，其中34 封书信，皆可谓朱子学偏向强调心性修养实践的明证。

其一，《答黄直卿书》提出“为学直是先要立本”。其二，《答吕子约》提出“熹亦近日方实见得向日支离之病……忘己逐物，贪外虚内之失，则一而已”。其三，《答何叔京》自省“日前自诳诳人之罪，盖不可胜赎也”。其四，《答潘叔昌》提出“闲中静坐，收敛身心，颇觉得力”。其五，《答潘叔度》言“冥目静坐，却得收拾放心，觉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颇恨盲废之不少也”。其六，《与吕子约》提出“孟子言‘学问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里’。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
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邪”。其七，《与周叔谨》要学者“公天下之心以观天下之理”，“熹今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大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其八，《答陆象山》直言“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其九，《答符复仲》强调“就此持守，自见功效”。其十，《答吕子约》言“向来诚是太涉支离。盖无本以自立，则事事皆病耳”。其十一，《与吴茂实》言“近来自觉向时工夫，止是讲论文义，以为积集义理，久当自有得力处，却于日用工夫全少检点”。其十二，《答张敬夫》言慎独、诚意“正是最切近处，最分明处”。其十三，《答吕伯恭》反省自己“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气质躁妄之偏，不曾涵养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其十四，《答周纯仁》强调反省收敛，“宁静闲退”。其十五，《答窦文卿》明言“为学之要，只在着实操存，密切体认，自己身心上理会”。其十六，《答吕子约》自言“年来觉得日前为学不得要领，自做身主不起，反为文字夺却精神，不是小病”。自批“如此支离，漫无绝纪”。其十七，《答林择之》自言“日用之间，痛自敛饬，乃知敬字之功亲切要妙乃如此”。其十八，《答林择之又》言“因思日前讲论，只是口说，不曾实体于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与朋友说日用之间，常切点检气习偏处、意欲萌处，与平日所讲相似与不似”。其十九，《答梁文叔》“近看孟子见人即道性善、称尧舜，此是第一义。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便无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其二十，《答潘叔恭》“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明言自己过去误人，而今悔悟。其二十一，《答林充之》直言“当于日用之间为人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于此者为佳”。其二十二，《答何叔景》言李侗教人重心性，朱子未加重视，后悟，“愧汗沾衣”。其二十三，《答何叔景又》反省自己“日前偷堕苟简，无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论说，皆出入口耳之余，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觉悟，欲勇革旧习”。其二十四，《答何叔景又》“所喻多识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自来所见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个安稳处，却始知此未免支离”。其二十五，《答林择之》“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穷索之语，是真实不诳语”。其二十六，《答杨子直》“学者堕在语言，心实无得，固为大病……大抵孟子所论求其放心，是要诀尔”。其二十七，《与田侍郎子真》自叹“吾辈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里存心穷理，外人无交涉”，以此“安身立命”。其二十八，《答陈才卿》言“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则参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其二十九，《与刘子澄》言“近觉向来为学，实有向外浮泛之弊；
不惟自误，而误人亦不少。方别寻得一头绪，似差简约端的，始知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处”。其三十，《与林择之》反思自己，“初学得些静中工夫”。其三十一，《答吕子约》提出为学要“要见一大头脑分明，便于操舍之间有用力处”。其三十二，《答吴德夫》言“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择其一二切于吾身者，笃志而力行之，于动静语默间，勿令间断，则久久自当知味矣”。其三十三，《答或人》言李先生论中和。其三十四，《答刘子澄》直言“日前为学，缓于反己追思，凡多百可悔者。所论注文字，亦坐此病，多无着实处”④。

朱熹学问转向心性论，在这些书信中有明白展示。他六言自己学问有“支离”之病；
多次言及自己悔悟，甚至说自己“凡百悔悟”；
至于强调反省、收敛、存心、明理、践行等，几乎每封信都有提及。关于朱熹学问转向的原因，这些书信里也有所透露。其中有环境因素，“事事做不得”，不能向外用力，实现人生价值只能向内用功等，促使朱熹学术向内转化；
有身体原因，年老体衰，无力读书考索；
还有他人影响，众多好友如张栻、陆九渊等皆重视心性，多劝勉反省；
此外年老之后有更多时间静坐，深入思考学问中的主体条件；
等等。这些都是阳明所谓“朱子之心”的表现。

由上可见，朱熹确实强调本原修养，而此本原即是远大理想和人至善本性的觉悟，以安顿“自家一个身心”；
朱熹确实自言支离之病，而有悔悟情绪。或以为其中有非晚年书信者，这即使为真，也不足以动摇阳明所谓晚年悔悟的“朱子之心”论。因为这34 封书信，即使不是“晚年”，但谓为朱子学“定论”，总没有疑问。至于悔悟，只要真实，有一封书信即可，原不需要34 封。

在《朱子晚年定论》中，“朱子之心”并不抽象，它是朱子学的主要内容，以及朱子学的进一步发展。阳明所谓朱子晚年学术定论，当是“朱子之心”在朱子学术思想发展上的表现。而朱子本人的圣贤之志、天理之知、仁爱之情等，乃是“朱子之心”的核心内容。整理和表彰周、程、张诸贤学统，发掘“性即理也”“理一分殊”等儒学新知，批评汉武唐宗假仁假义，以致修养上改过迁善、学术上对自己修养论的悔悟纠偏等，无不是“朱子之心”的学术表现。

既然“朱子之心”可谓朱子学的主要内容，则不符合“朱子之心”的朱子著述，便令人生疑，恐不能被称为朱子“定论”。阳明大胆提出，《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乃“中年未定之说”，尚未来得及订正；
而《朱子语类》，乃门人记录，难免“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不能作为朱子学“定论”。阳明此推论恐伤于太快。盖《四书章句集注》《朱子语类》中也有众多强调立本、反思、实践的言论。阳明否定它们，或许是为了否定《四书大全》的合法性，给当时“举朱子旗”的俗学来个釜底抽薪。因为明廷编《四书大全》，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标准，时人则以《四书大全》为朱子学，而学习研究之，或为误读；
世人以此认识、评价朱子学，当是误解。实际上，“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1］140，“徒守”如教条，不许人越雷池一步，这正是明廷乐见的自言自语，无关学术创新。

同时，阳明裒辑朱子书信，展示朱熹学问变化，发现“朱子之心”和自己心学之心并无不同，而且更发现朱子“定论”和阳明心学强调先立大本、反省实践的主张很接近；
这就彰显了阳明学和朱子学相同之处，增强了阳明心学作为“正学”的自信心。正如阳明弟子钱德洪所说，书出，世人看阳明学，“为朱子论异同者寡矣”［1］139。

根据阳明“朱子之心”，朱子学的主要目的，应是发明本心，先立大本；
朱子学发展的历史方向，应是走向以发明本心为主的心学。《朱子晚年定论》以“朱子之心”的显露理解朱熹学术转变的实质，将新生的阳明心学视为与朱子学血脉相连、精神融贯的学问，潜在揭示了朱子学历史发展的逻辑方向，同时也维护了婴幼儿般的阳明心学，给初生心学以必要的发展空间；
同时，这一解释也将朱子学纳入心学系统，扩大了心学的范围和容量，揭示了阳明心学和朱子理学根本宗旨的一致性。

有学者否定阳明的朱子学研究及其成绩，认为“王阳明完全未进入朱熹的问题意识与思维世界”⑤，这不符合史实。

阳明的学习、学术经历和朱子学关系密切。18 岁，阳明拜谒娄一斋，听闻朱子格物说，坚信“圣人必可学而至”［1］1228；
21 岁，“遍求考亭遗书读之”［1］1228，实践朱子格物说，与朋友庭中格竹以致生病；
27 岁，照朱熹循序渐进读书法，重新思考朱熹所说，旧疾复发；
37 岁，在贵州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旨。王阳明学术思想的萌芽、产生过程，主要是在学习研究和实践朱子学中度过的。他奉朱熹格物说为圭臬，着力践行，虽然无果，仍不放弃。龙场悟道，也只是践履朱子格物说，得以理解“格物”真义，而有别于朱子说罢了。可以说，王阳明从立志求做圣贤之学，到学有所得，整个过程皆以朱子学为师，潜心研读、躬行实践朱子思想。

阳明描述当时朱子学界，大约分为“讲之以身心”“讲之以口耳”两类，后者“揣摸测度，求之影响”，从者多自私功利之心；
前者“行著习察，实有诸己”［1］82，才是孔门之学，可谓真朱子学。阳明批评时人溺于朱子言论，尤其是《大学》补传，而不能有心性的体认发明。他说：“后之学者，附会于《补传》而不深考于经旨，牵制于文义而不体认于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离而卒无所得。”这并非“执经而不考传之过”［1］177，而是大本不立的恶果。他们将朱子言语当教条，拘泥于文字，无切身体会，认识无创新，也不实践，背离了儒家做人成人的精神，不是真学问，当然也不足以成为朱子学。阳明批评说：“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1］131王阳明认真研读，坚持不懈，潜心思考，勇于实践，这样的学者才可谓朱子学的坚定追随者和积极实践者。

阳明学习朱子学，研究朱子学史，思考朱子学理论问题，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并提出了“朱子之心”的概念。他将“朱子之心”视为朱子学的主体和主要内容，这就为人们学习研究朱子学，描述评价朱子学史，提供了源于朱子本人而又超越其具体经解的标准，同时也规定了朱子学研究的目的和宗旨，正在于发现和实现“朱子之心”。“朱子之心”正是阳明学习研究朱子学的收获和准绳，也是阳明有资格评论朱子学的逻辑基础。有此基础，阳明便敢于在朱子学占统治地位的明代和天下学者理直气壮地讨论朱子学问题。

在阳明心中，“朱子之心”可以视为朱子学和阳明学联系的桥梁。朱子学主要反映“朱子之心”，而阳明学则在后世传承弘扬了“朱子之心”。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阳明提出，即使站在朱子学立场，自己所讲的心学也可以被视为“朱子之心自暴于后世”，只不过朱子在前，所以“朱子先得我心之同”［1］140而已。朱子晚年“悔悟”，正可谓其本心觉悟的一点表现。

阳明要求读朱子书而求“朱子之心”，并非阳明强行加塞，在经解方法上是有朱子学渊源的。“二程”教人读《论语》《孟子》，明言：“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2］44朱熹也言：“读书以观圣人之意。”［3］162又言：“必先观《论》《孟》《大学》《中庸》，以考圣贤之意。”［3］188阳明读朱子书，求“朱子之心”，正可谓朱子求圣人之意的实践应用，两者一脉相承，并无根本区别。

圣人之意，即圣人之心，在朱熹看来，其本质即天理，皆载于经典。朱子说：“‘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3］190朱熹是怎么观出这些圣人之意的？他注解孟子“以意逆志”说：“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2］306其实，读者只能以自己本心逆推之，而“不可将自己见硬参入去”［3］185，“不可用己意迁就圣贤之言”［3］185。他详细解释：“逆者，等待之谓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来时且须耐心等待，将来自有来时候。他未来，其心急切，又要进前寻求，却不是‘以意逆志’，而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牵率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中来，终无进益。”［3］181读圣贤书，自己一无成见，只是虚心客观，虚怀承受经典意义之呈现而已；
这便是本心呈露，小我退场。照朱子看，在人性修养中，“须是存心与读书为一事，方得”［3］177。又言：“人心不在躯壳里，如何读得圣人之书。”［3］177正心、存心要和读书结合，这些都是先立大本然后读书之意，与阳明致良知说相近。

但本心如何定位，朱子一直踌躇不定。朱子言心，认识到心比气灵便，又不如性理抽象。他多将心当作装载性理的工具器官，如说：“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3］82他承认“心者，性情之主”［3］89，却说：“心之本体未尝不善，又却不可说恶全不是心。”［3］86朱子不愿直接承认人之本心至善，为什么？他解释说：“固是本心元无不善，谁教你而今却不善了！今人外面做许多不善，却只说我本心之善自在，如何得？”［3］89原来他特地拈出人心，是要它为不善之事负责。故他承认本心至善，但不承认心即善；
如同道心和天理同，可以说理即是心，但就是不说心即是理。他希望心能站出来为无理、非理性之事顶账；
不然，气为中性材料，不能承担罪责，难道让天理来为社会罪恶抵债吗？在理学中，让气质为人之性恶担责，让人心为不善言行还债，让情欲为违法罪行顶罪……凡此从人性要素中寻找恶根的原罪思路，既是体用割裂的表现，也是禁欲主义之前奏。在明清之际这一思路受到实学思潮的批判和抵制。

王阳明所谓“朱子之心”，主要指朱子体贴到的圣人之心及其表现。他在《大学古本原序》中说：“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
动而后有不善。意者，其动也；
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诚其意，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圣人惧人求之于外也，而反复其辞。旧本析而圣人之意忘矣。……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复旧本，傍为之释，以引其义，庶几复见圣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1］1571他不同意朱熹《大学》分章句、做补传的做法，认为旧本更能表现圣人之心，就是至善本心。阳明所谓“朱子之心”，非指朱子解经的具体做法，也非指他提出的具体观点，而是指朱子出于至善本心、依据至善本性、合乎天理的圣人之意。以此“朱子之心”为学，自当为圣人之学，即人之所以为人之学。元代吴澄言：“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为人，以此德性也。……夫所贵乎圣人之学，以其能全天之所以与我者尔。天之与我，德性是也，是为仁义礼智之根株，是为形质血气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学何学哉？”［1］154他还提出“圣学大明于宋代”［1］154。北宋理学周、程、张、邵等上接孟子学统。程子四传而朱子，“文义之精密，又孟氏以来所未有者”［1］154。朱熹可谓理学最大代表，作为宋代人学巅峰，朱子学正可谓“朱子之心”的理性体现。

在阳明看来，“朱子之心”是朱子学的主体，也应当是朱子学史的主线。“朱子之心”的发现，和朱子学史相伴随，是一个历史过程，这就是朱子后学中的心学一脉。王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中写道：“朱子之后，如真西山、许鲁斋、吴草庐亦皆有见于此，而草庐见之尤真，悔之尤切。”［1］154在阳明看来，悔悟之心如羞耻之心、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一样，都是人本心的表现。吴澄的悔悟之心便如朱子晚年的悔悟之心，皆“朱子之心”的易地而皆然。至于这条学脉的人数，我们还可以列举与真德秀同时的魏了翁、明代的陈白沙等。

总的来看，阳明以“朱子之心”观察朱子学，继承发展朱子学，也只是朱子学自然发展的一个历史环节而已。由此也可推知，阳明心学正可谓朱子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不全是朱子学系统之外的其他学问。有阳明的“朱子之心”牵线搭桥，朱子学和阳明学可以血脉相连，融洽相处，不一定截然对立。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在《怀玉书院重刻朱子晚年定论引》中直言：“朱子晚年病目静坐，洞悟性真，昔其门人无有受其意而昌其说者。今得阳明先生，而朱子之学复显明于天下。”［1］2194有“朱子之心”概念支持，将阳明学定位为“朱子之学复显明于天下”的做法则完全可以理解。唐君毅所说“阳明之学，归宗近陆象山，然实由朱子之学发展而出”［4］，诚为的论。在宋明理学中，阳明心学确实推动朱子学发展进入了新境界，即心性主体修养实践的境界；
《朱子晚年定论》推动朱子学发展进入历史新阶段，即朱子心学阶段。阳明学可谓朱子心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世言“陆王心学”，其实朱子学才是阳明学的直接源头。讲宋明理学史，从学派上可以说陆王心学，但从阳明学产生的渊源和发展过程来看，言朱王心学更符合实际。在朱子学史上，阳明占有重要地位。讲明代朱子学史而不及阳明学，是不全面的。在明代朱子后学中，阳明也是重要传人。讲朱子后学只说朝廷朱子学，而不将阳明学视为朱子学发展的观点是不全面的。

为什么讲朱子学一定要讲“朱子之心”？按照阳明的理解，因为“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1］255。一切学术思想，无不是人心的表现，而经典则是人本心的表现。学问之道，如孟子言，“求其放心而已矣”［1］255。本心正是学术思想的内核，而觉悟本心，先立乎其大者，则是人们为学的前提。

在阳明看来，“朱子之心”首先指人的本心，朱子学正是朱子本心的表现。依照阳明心学，“心即理也”，本心即天理；
而在朱子看来，理即是心，天理就是道心、良知。如此，对于理学家来说，不论是程朱还是陆王，本心或天理既是他们学术研究的根本对象，也是其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还是他们的学术主体、本质和标准、理想。有本有原的“朱子之心”，体现在方法上，就必然对学者提出相应的要求。

第一，学者立志，必有理想，有信心，信天理良知；
没有理想信念，没有自信心，做人且难，何况学问！孟子言“尧舜与人同”。作为人的本心，朱子之心和圣人之心同。阳明著《象山文集序》言：“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1］260-261他相信，心学思想才是人们理性认识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做人成人、成为理想的人的“康庄大道”，而其他都是“旁蹊曲径”［1］89。因为整个世界，“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1］91。在本心基础上，人性、天理可以很好地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功夫，就是求其放心，就是先立乎其大者，正心养心致良知，也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第二，学者为学，必须出于真心，专心致志，上达本心高度，如此自然能格物穷理，认识掌握天理。没有赤子之心，只是虚伪奸诈、机巧权谋，不可能有真学问。阳明言：“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1］82朱子中晚年省悟，自批支离，实乃“朱子之心”的表现，而“朱子之心”则是朱子本心的学术呈现，是天理主体性在朱子那里的落实。阳明编撰《朱子晚年定论》，也出于其学术真心。在给罗钦顺的书信中，阳明言：“某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委屈调停以明此学为重。”［1］85他研究朱子学确有独到心得，如实准确公开讲出，和天下同道交流，而无个人利害计较，正是其单纯学术真心的表现。

第三，学者读书、研究，评价学问，必须有一颗公心。没有公心，做不成学问，即使有成，也是俗学。朱熹赞成“大凡心不公底人，读书不得”之说，因为这种人“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圣贤之书，如何看得出”［3］180，带着私心读书，如何能认识到义理？人们容易发现，私心重、私欲盛者，不能理解人性真理，寻找各种借口反对性理之学。所以，在朱熹看来，人们进行人性修养，首先就应虚心，敬畏性命，不妄想，不虚骄，专注性理，坚持大业，不旁骛，不懈怠，守中、平和，不偏倚，不乖戾，进入虚心和公心状态，觉悟和挺立“具众理”的认识主体地位。他说：“学者只是不为己。故日间此心安顿在义理上时少，安顿在闲事上时多，于义理却生，于闲事却熟。”［3］139换言之，真正的“为己”便是公而忘私，一以真理为准。

实际上，在阳明那里，“朱子之心”已转化为阳明之心，故朱、王二贤在人的本心上，在为学都要有信心、真心、公心上，可谓全同。阳明信心十足，这应是心学的基本要求。阳明在“攻之者环四面”［1］186的情况下，敢与天下人论学，他有学术真心，不容怀疑。阳明论学术公心，却有新意。他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
学，天下之公学也；
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
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1］85公道、公学、公心等概念，体现了阳明学术乃天下公器的学术观。阳明更深论学术“非私有”的公共性说：“夫学术者，今古圣贤之学术，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学术，当为天下公言之，而岂独为舆庵地哉！”［1］847学术是公共的，而非私有，学术表达、学术言论也是公共的，属于“公言”，不为某人所独占。它既不为孔子所独占，也不为朱子所独占，当然也非阳明所独占。他明确提出：“君子论事，当先去其有我之私；
一动于有我，则此心已陷于邪僻；
虽所论尽合于理，既已忘其本矣。”［1］845朱子公理、公言的学术观，和阳明心学在理论上是一致的，也表明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都有理性、客观性的一面。

阳明虽然批评朱子对格物的解释，也不同意朱子《大学》章句解读，但总体来看，他是维护朱子学的。他曾明言：“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
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1］85这不啻阳明“吾爱朱子，吾更爱道”的直白宣言。而阳明所谓道，固然是儒家的道，但他明确论述此道乃是“公道”，有天下大公的特性。这种特性和朱子之道同，则“朱子之心”也当为道心，阳明有此自觉意识，故“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1］85。阳明断言，“朱子之心”非小人之心，而是天下公道、公学之心，故自己即使发表了异于朱子的意见，朱子也未必不喜，毕竟君子闻过则喜。世人或以朱、王对立看朱子学和阳明学关系，或用抑朱彰王看阳明对待朱、王关系的态度，其实是对他们的误读。

阳明尝有意为朱子学辩护。他认为，自己本心和“朱子之心”一致，晦庵学问不能妄议。当时有人读朱子书，“摘议晦庵”，专挑毛病，阳明批评说：“是有心求异即不是。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1］30阳明自言其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则二贤虽为二人，实为一心；
盖朱子之心与阳明之心，皆贤能之心，皆向往圣人之心，皆希望昌明圣学，而能修齐治平于现实世界。有人认为朱子道问学，似乎不尊德性，阳明特为长文辨正之：

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穷理”，曰“非存心无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是其为言虽未尽莹，亦何尝不以尊德性为事？而又乌在其为支离者乎？独其平日汲汲于训解，虽韩文、《楚辞》、《阴符》、《参同》之属，亦必与之注释考辩，而论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虑恐学者之躐等而或失之于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无不明，然后有以实之于诚正而无所谬。世之学者挂一漏万，求之愈繁而失之愈远，至有敝力终身，苦其难而卒无所入，而遂议其支离。不知此乃后世学者之弊，而当时晦庵之自为，则亦岂至是乎！［1］845-846

此段文字，既解释了朱子的学术活动是有所根据的，而非支离，又提及其强调格物致知的学术动机，只是出于仁爱学者之心，令其循序渐进，而不致躐等蹈空。这些都是“朱子之心”的生动展示。后世学者误解朱子学，根本上在于他们不知“朱子之心”。

阳明大力表彰朱子的学术品格。有学生问阳明，阳明格物说明白简易，人人见得，何以聪明绝世的朱熹未有察觉？阳明在回答中顺便评价了朱熹的经典诠释活动：“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文公早岁便著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1］31阳明以孔子为准，认为孔子治学，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1］31，只是因材施教，切中肯綮而已。朱熹一生写许多书，在阳明看来，也不是不必要，只是功夫“倒做了”。应该先立乎其大者，而后为学著述。有人向阳明言及朱熹晚年有“向来定本之悟”“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等言语，认为这些都是朱子晚年后悔“从前用功之错”的证据。阳明答：“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1］31

在阳明那里，无论“朱子之心”还是阳明之心，都应向圣人看齐，向“圣人之心”靠近。至圣先师孔子的心，即“夫子之心”，这一现实的圣人之心，便可谓“朱子之心”、阳明之心的模范与理想。阳明以孔子汲汲惶惶而“夫子之心”依然为例来提醒鞭策自己。他说：

昔者孔子之在当时，有议其为谄者，有讥其为佞者，有毁其未贤，诋其为不知礼，而侮之以为东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恶而欲杀之者；
晨门、荷蒉之徒，皆当时之贤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虽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无疑于其所见，不悦于其所欲往，而且以之为迂，则当时之不信夫子者，岂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惶惶，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煖席者，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盖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果哉，末之难矣！”呜呼！此非诚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1］88

夫子之心，便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爱心、天理心，这就立下了“朱子之心”、阳明之心的理想标杆。

阳明认为，自己本心在根本上也是圣人之心。他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1］86天人合一，人为天地之心，是天地的主人翁；
则我与天地万物一体，而良知为主体。良知之在人心，是为本心。人有本心，尧舜与人同，朱子与阳明同。站在本心高度看，“朱子之心”、阳明之心，皆圣人之心，皆本心良知而已。根据本心良知，人人皆能公是非，同好恶，家国一体，而无人我彼此分别；
人之困苦如己困苦，人之幸福如己幸福。故人本着良知而言行，并不在追求他人相信自己，只是反省提高自己而已。这便是“朱子之心”、阳明之心的学术品格。

注释

①持批判态度的主要有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版，第399-400 页，认为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不顾材料考证，徒据臆想，罅漏百出。束景南、姜美爱：《朱陆之学论战与〈朱子晚年定论〉的诞生——一桩五百年来“陆化朱学”理学公案的破解》，《孔子研究》2018 年第5 期，认为王阳明编订《朱子晚年定论》是以陆学攻朱学，以陆化朱学消解朱学。②持肯定态度的有两位代表，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61-275页，从编订动机分析，认为王阳明注重自身创见，力求学术归一，并非如批评者所说的“倒朱扶陆”。丁为祥：《是非、善恶与真伪——王阳明与罗钦顺关于〈朱子晚年定论〉之争的再反思》，《鹅湖学志》2010 年第2 期，认为《朱子晚年定论》确实展现出了其对朱子为学路径的纠正，而为学路径的“是非”远比材料的“真伪”意义更加深远。③如刘增光：《宋明理学的“信得及”观念申论——从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说起》，《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6 年第2 期，即以此为材料研究王阳明与朱熹在“信得及”观念上的联系。④以上内容皆见于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第139-154 页。⑤杜保瑞：《工夫论与做工夫——论王阳明编定〈朱子晚年定论〉的理论合理性》，《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8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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