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孙犁研究的论争与思考
时间：2023-04-22 15:10: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张学正
1995年春节，我和刘宗武先生去给孙犁拜年。当时他心情不错，说：“你们来得正好。我刚写完《曲终集》后记，给你们俩读一段听听。”接着，他从桌子上拿起稿子，以宏亮的声音读道：“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
或曲已终，而仍见人。……天如不厌，虽千人所指，万人诅咒，其曲终能再奏，其人则仍能舞文弄墨，指点江山。细菌之传染，虮虱之痒痛，固无碍于战士之生存也。”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字里行间，展示出一位不惧“千人所指”“万人诅咒”的战士的风骨，也表达了一位耄耋老人，虽“曲终”但仍欲“再奏”的自信。我们为他喝彩。
然而，从这一年的下半年开始，孙犁的情志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进入1996年、1997年，他的精神有些失常。他不再读书（书原是他“生死与共之物”），不再写作（他曾讲“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写文章”），不再接待来客（包括很熟悉的朋友），甚至不拆来信，更不回信。他不理发，不刮脸，不换衣服，每天对着天花板枯坐。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于是，我们面前出现了两个孙犁：一个是激情飞扬的孙犁。从1945年写作《荷花淀》，1950年创作《风云初记》，1956年发表《铁木前传》，1962年出版《津门小集》，他一直是昂扬向前的。正如他所说：“写作它们的时候是富于激情的，对待生活里新的、美的之点，是精心雕刻，全力歌唱的。”（《致冉淮舟》，1962年2月8日）即使“文革”浩劫之后，他也没有“看破红尘”，仍对生活与文学满怀期冀。他以受伤坠沙的飞鸿、正在作茧的春蚕、即将消失的流星作比，要“振翅飞于云中”，“摇头奋体以吐余丝”，“摇曳其余光，以炫众目”。1980年代，孙犁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另一个是1995年出版《曲终集》以后的孙犁，是一位完全封闭、彻底孤独的孙犁，是对现实不再关注、不再参与、不再留恋，对未来不再期待的孙犁，一位被虚无感与幻灭感笼罩的孙犁。
两个迥然不同的孙犁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1998年春，我发表了《观夕阳——晚年孙犁述论》（《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新华文摘》1998年第8期转载），较早提出孙犁晚年心态变化的问题。然后，又在《中华读书报》《南开学报》《文艺争鸣》《文艺报》《随笔》《天津文学》《文学与文化》等报刊，相继发表了《寻觅旧梦——评孙犁晚年的思想与创作》《痛定思痛各不同——巴金与孙犁晚年创作的比较》《都市里的田园梦》《巴金、孙犁的晚年心态》《幻灭中的生命终结——〈曲终集〉出版前后的孙犁》《从激情到幻灭——孙犁心路探析》《我看晚年孙犁研究》《晚年孙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还原一个本真的孙犁》等文章，从多侧面、多角度分析了孙犁晚年的心态、思想与创作，突出论述了孙犁晚年的幻灭感问题。
孙犁晚年心态在198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代到达低谷。
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正经历着改革的阵痛。面对改革开放的大潮，孙犁对社会上和文艺界涌现出的许多新鲜事物不能理解，不能接受；
对社会上泛起的许多丑恶现象，更是十分憎恶。他认为，由于实行市场经济，“社会日恶，人心日险”，“世风日下，文化随之”，于是他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乱象丛生的1989年后，更是“真有些看破红尘了”。1992年至1994年，他与某作家由“‘病句’的纠缠”而引发了一场论战，心绪更为烦乱而灰冷。他决定不再写文章，甚至希望“早死”。1995年出版《曲终集》后，正式宣布封笔。他陷入“大痛苦、大寂寞、大无聊”之中而不能自拔。“欢情已尽，生意全消”。他的心死了！他自己也承认：“后半部的血泪中，已经失去了进取；
忧伤中已听不见呼唤”，有“一种幻灭感”。（《题文集珍藏本》，1993年11月1日）
孙犁在尚有观察力、判断力、记忆力、思考力及写作能力时，放弃了写作，犹如一位尚有战斗力的战士过早退出了战场，令人惋惜！孙犁曾明确而坚定地表示过，要“有始有终，完成自己平凡的生命”；
然而他终于没有“完成”。他是一位没有散尽余光、余热，人格没有最后完成的文学大师。
1998年，关于孙犁晚年幻灭感的问题提出之后，引起了争议。
有人赞同与附和。叶君在谈到孙犁的晚年时说：基于失望的激愤和基于“残破”的伤感，“所有这些大失望、大焦虑、大伤感，都成了晚年孙犁无以排解的纠结”，最终导致他在生命旅程的最后阶段“走向虚无与幻灭”。（《守持与怀乡——孙犁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毕巧林在网上发文《孙犁面壁枯坐之谜》（2006年5月25日）称：孙犁是一位“地道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就是那个“人人皆是姐妹”“人人皆是兄弟”的“乌托邦理想”，而现在是“革命能吃掉自己的女儿”。他“看出了社会理想与社会行为的背离，那里潜藏着虚伪与欺骗”。这种沮丧的情绪，“隐伏着孙犁对乌托邦理想的绝望，对自己半个多世纪行为选择的幻灭”。作者认为：“孙犁在生命的大限已走到了‘哀莫大于心死’的绝境，世界上的一切在他眼中失去了价值。而秉性的刚正不阿也一同发酵，于是他采取了与世决绝的态度，既惩罚自己也惩罚这个不值得信赖的世界。在他平静地面壁枯坐里不但埋藏着摧心裂胆的悲哀，同时还埋藏着亘古少有的理想主义者的壮烈”；
“他是真正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的人物”。
林伟光在《思考晚年的孙犁》（《开卷》第158期，2012年）一文中说：孙犁从1995年封笔到2002年去世的七年间，完全不写一个字，“一位挚爱文学数十年的作家，却如此地决绝，这是令人惊讶和不解的”，“这是一种深刻的对人生的失望”。作者慨叹：“战士的最后都是被消极和虚无拖向了无尽的寂寞，这是多么令人凄怆的可悲的结局。”但是，他对我在《观夕阳》中所说的“孙犁是一位没有散尽余光、余热，人格没有最后完成的文学大师”，却“不敢苟同”。
也有反对“幻灭说”的。金梅在他的《如何评价晚年的孙犁》（《天津日报》，2006年2月18日）的长文中，对我所批评的孙犁晚年的“保守心态”、“幻灭心态”进行了全面的批驳。金文虽然承认孙犁晚年“确有浓重的孤独感和与外界隔绝的情形”，但“那不只是他的‘自行封闭’，更是当时的社会和文坛风气对他的封闭”；
“他之采取‘自行封闭’的形式，则是对社会的和文坛风气对他的封闭所作的一种反封闭的封闭”。作者认为，不能把孙犁某些反常的行为方式，视为他对文学、社会和人生理想的幻灭，“恰恰相反，那正是由于他坚持了一贯奉行的文学、社会和人生的理想之后，对当时的社会和文坛风气做出的一种无声的、独特的，却是积极的和可贵的排拒与抗议的形式。这样看来，晚年的孙犁，也是个强者；
而以今天倡导的主流舆论来衡量，他更是个胜者。”
宋安娜的《孙犁被“抑郁”》（《天津日报》，2015年9月15日）更进了一步。她不但否认孙犁晚年有“幻灭感”，而且武断地认为孙犁晚年精神正常，连“抑郁”也是别人强加给他的。
据我所知，还有一些孙犁研究者（如刘宗武、段华等）持有与金梅相同或相似的观点。
苑英科的专著《崛然独立：孙犁纷争》（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列出专章《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我终结》，比较客观地介绍了学术界围绕“幻灭感”问题展开的“纷争”。作者的观点似乎介于两者之间，他既不赞同“幻灭感”的提法，又承认孙犁确有“消极”心态。作者说：“不可否认，晚年孙犁‘亮点’和‘灰色’并存。所谓‘灰色’，就是那些消极的情绪、消极的思想和消极的行为。”作者侧重从生理疾病、心理疾病（抑郁症）方面，对孙犁晚年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分析。
作者一方面认为，“孙犁的病情反反复复，随着当时政治气候而变化，充分显示了社会因素刺激与疾病发生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同时又认为，“孙犁的写与不写，完全是心理疾病作用的结果”。他一方面说，“在孙犁晚年的许多文章中，所表露出来的消极情绪，不能说是作家价值观念的体现，不能说是作家的幻灭，而应当看作是心理上的一种病态，是抑郁症的典型表现”；
一方面又说，作为抑郁症患者的孙犁“常常产生无用感、无希望感、无助感和无价值感”。论点自相矛盾，逻辑有些混乱。
作者把孙犁晚年的消沉完全归咎于疾病的原因，而回避孙犁政治理想上的幻灭。他最后得出结论：“孙犁的封笔，在很大程度上是生理衰老的结果。”这是缺乏充分的论据支持的，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晚年孙犁研究中的严重分歧，说明孙犁研究遇到了瓶颈，陷入了困局，需要新的突破。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孙犁晚年究竟存不存在虚无感与幻灭感？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尊重事实，回归理性。
有的人对孙犁晚年的复杂心态（特别是虚无感、幻灭感）采取回避的态度；
有的人则根本不承认孙犁有什么幻灭感。我理解这些研究者可能是出于一种好心善意，要维护孙犁的形象，认为像孙犁这样从革命烽火中走过来的老作家，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大作家，怎么会产生虚无感、幻灭感？
但事实无情。所有郑重的作家研究，应从客观存在的事实（作家的作品与他的言行）出发，而不能从先验的和固有的印象出发；
应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而不应受到非理性的个人情感的干扰。这样才能得出实际的正确结论，才能还原一个本真的孙犁。
如果从事实出发，从文本出发，凡是读过孙犁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文章（含“书衣文录”）及书信的人，是不难得出孙犁存在严重的虚无感、幻灭感这一结论的，这是连孙犁本人都承认的不争的事实。（参见拙作《从激情到幻灭——孙犁心路探析》，《南开学报》2013年第3期）
其次，晚年孙犁产生“幻灭感”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晚年孙犁的“幻灭感”不是源于性格，也不完全是源于生理和心理的疾病，根本上，是源于他政治与人生信仰的迷失，进而导致了他对社会、文学产生全面性的怀疑、不满、失望与绝望。我在《幻灭中的生命终结》（《随笔》2013年第2期）一文中，从四个方面概括了孙犁的“幻灭感”，即：由对社会现象不满而产生的理想（初始的革命理想）的幻灭感；
由于文学梦的破碎而产生的事业幻灭感；
由乡情、亲情、友情、爱情的“残破”而产生的情感幻灭感；
由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信心而产生的生命幻灭感。这一切，构成了他的整体的人生幻灭感。他说：“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我青年时所梦想的，所追求的。”他感到一切“如梦如幻泡影”，“不自修饰不自哀，不信人间有蓬莱；
阴晴冷暖随日过，此生只待化尘埃”。这不同于他先前曾出现过的在一定时段之内或在局部问题上的情绪的振荡与消沉，而是一种对改革开放、生存意义和个人价值的根本性的怀疑和否定。这是一种本体性的幻灭感。
再次，关于研究晚年孙犁时的出发点与立足点问题，即立场问题，应坚持排除非学术因素干扰的学术立场。
作家研究常常受许多人为的束缚，如研究者与作家个人关系的亲疏，作家家族的介入，作家所在单位与地区的干预，政治、文化环境氛围的制约，等等，都会给作家研究造成程度不同的影响。
作家研究本质上应是一种客观、忠实的文学本体、文学主体和人性（普遍的人性与作家特殊的人性）的研究。作家从他发表作品、参加文学活动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位属于社会的作家；
如果他的作品流传到国外，他就是一位属于世界的作家。因此，作家不单纯属于某个家庭与家族，某个单位和地区；
他的创作与精神遗产属于全国、全民族、全世界的读者。我们不能因一己的好恶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孙犁晚年也不讳言自己的烦恼、困惑与消沉，而是将它和盘托出，公之于众。他总是赤祼祼地表达自己的爱与恨。他是一位没有伪装、不戴假面的真实的人。所以我赞美“孙犁因真诚而伟大”。
对于作家的研究与批评不能一味唱赞歌。不能认为非主流的异质的声音都是在给作家“抹黑”“泼脏水”。不要轻易把有个性的见解说得一无是处；
有时在一些看似谬误的观点中也可能包含着某些真理的颗粒。
作家晚年是值得深入开掘的一座文学与人性的宝库。
人本身已经是很复杂的了。一位文化积淀深厚、思想情感丰富的作家，其内心世界更为深不可测。尤其是到了晚年，许多作家在看似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却充满着思想、感情的波澜：未完成的事业，未实现的愿望，未了结的情缘与心灵债务，未安排妥帖的身后之事，特别是生与死的纠结，都使作家的思想、情感处于剧烈的震荡与变化之中。这恰恰是作家的灵魂真实袒露的时期。
孙犁晚年，特别是1980年代中期至去世的十多年间，既是他创作的又一个辉煌期，也是他人生最苦闷、最忧愤，产生虚无感、幻灭感的一个时期。他有太多的不满与焦虑，失望与无奈，痛苦与挣扎。外在的与内在的重重矛盾在他身上聚集，又无人可助，无人可告。这种撕心裂肺的隐痛，最后都郁结为自我心灵的悲泣。
我们如果向孙犁灵魂与生命的深处开掘，尚有许多待解之谜，如：孙犁的价值观，他对待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真实态度，对待改革开放的真实态度；
孙犁的历史观，他对待历次政治运动及“文革”的真实态度；
孙犁的文学观，他对文学与政治、文学的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文学的创新与变革（所谓文学新潮）的真实态度；
孙犁的性爱观，他对爱情、婚姻、家庭及两性关系、婚外情感的真实态度；
孙犁的交友观，围绕“真诚”“淡如水”“宜散不宜聚”所发生的生死之交与疏断离舍；
孙犁的生死观，对他“文革”中的几次自杀如何解说，对他最后的生命终结方式如何评价，等等，都是一座值得深入挖掘的作家心灵富矿。
孙犁晚年的幻灭感及他思想与创作的异变，既是文学现象，也是生命现象。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孙犁是一个作家群落的代表，他晚年所提供的思想、文化、心理等生命信息，具有重要的人文与学术价值。
对作家的研究，不能只满足于单纯地、孤立地、平面地进行作品分析，及对作家生活、生平、创作现象的一般性扫描，而要深入到作家生命的层面，对他的真实灵魂进行解剖，对他的完整生命作出阐释。
孙犁是说不尽的。老孙犁与新孙犁，激情的孙犁与幻灭的孙犁，伟大的孙犁与矛盾的孙犁，将永远伴随我们的文学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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