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生态与休闲渔业扶贫模式及发展策略

梁 茜, 戴金良, 梁福兴, 吴志强

(桂林理工大学 a.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 b.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以下简称“三区三州”)有丰富的高原湖泊水域和土著鱼类资源, 但原本与产业脱贫攻坚融合发展并不紧密[1]。现今生态和休闲渔业产业扶贫成为“三区三州”地区精准扶贫、 生态扶贫、 科技扶贫的重要助推力量, 为地方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2017年国家农业部试探性推进“三区三州”渔业扶贫工作, 取得初步成效; 2018年, 农业农村部印发一系列文件, 指导、 扶持“三区三州”企业和家庭重点发展绿色生态渔业, 推动解决脱贫攻坚问题[2-3]。“三区三州”积极落实“扎实推进生态扶贫”和“主攻‘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指导意见,将渔业资源、 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全面融合, 大力发展生态渔业和休闲渔业产业并涌现多个典型案例, 有效助推“三区三州”如期脱贫。为此本课题组受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委托, 对“三区三州”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 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生态渔业、 休闲渔业扶贫攻坚成功案例, 分析总结生态渔业脱贫攻坚的举措、 成效和问题, 提出改进策略和建议, 为稳固“三区三州”生态与休闲渔业扶贫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国内关于生态渔业扶贫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1)生态渔业扶贫理论与现状研究。胡笑波[4]、杨正勇等[5]、 胡帮勇[6]从理论角度阐释了生态渔业内涵、 特征、 模式、 趋势与建设策略, 认为生态渔业对于区域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崔利锋[7]、 戴金良等[8]分别对云南红河、 新疆西藏、 广西三江等贫困地区渔业发展进行分析总结, 重点分析生态渔业扶贫的需求、特征、模式与优势等问题。(2)生态渔业扶贫政策与制度研究。李聪明等[9]、 孙吉亭等[10]、 苏萌[11]分别对日本、 澳大利亚和智利的生态渔业制度和政策进行研究, 对我国相关政策制度建设提出建议。(3)生态渔业扶贫模式与示范研究。冷继茂等[12]对贵州喀斯特地貌环境条件下渔业发展现状和生态渔业扶贫模式应用示范进行研究; 于康震[13]在全国渔业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座谈会上, 提出要把实验、 示范、 应用成功的生态渔业扶贫模式推广到深度贫困地区; 段明等[14]针对湖北恩施、 贵州六盘水等贫困地区渔业特征,提出“科技+政府+企业+贫困对象”的生态渔业扶贫模式,实验、示范、推广、应用取得全面成功。

休闲渔业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国家和地区, 在我国渔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确定休闲渔业为现代渔业五大产业之一。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休闲渔业的理论研究。柴寿升[15]、 曹梅等[16]、 林利民等[17]、 杨美景[18]、 王茂军等[19]等对休闲渔业类型、 特点、 资源分类等进行了阐释, 认为休闲渔业是渔业发展转型升级的新方向。(2)国外休闲渔业发展研究。王娟等[20]、 柴寿升等[21]、 孙吉亭等[22]从规划设计、 管理制度、 发展经验等方面对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休闲渔业发展经验总结, 为我国休闲渔业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建议。(3)国内休闲渔业经验总结。王志慧等[23]、 赵奇蕾等[24]、 卢飞等[25]、 张婷婷[26]从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研究了休闲渔业的发展潜力、 发展现状、 发展差异、 转型升级等问题, 为地方渔业发展、 转型提供建议; 袁华荣等[27]、 高令梅等[28]、 尹思慧等[29]对广东、 浙江、 江苏等地休闲渔业发展经验进行总结, 提出改进建议, 为同类型地区提供经验借鉴。

综上所述, 自2017年以来, 我国关于生态与休闲渔业扶贫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一些重要成果, 但是有关“三区三州”生态与休闲渔业扶贫的研究成果未见报道, 有待对其进行完善和补充。“三区三州”横跨青藏高原、 云贵高原、 帕米尔高原, 拥有“世界水塔”“高原湖泊”“生态圣地”等诸多生态休闲优势, 一直是国内外旅游者观光、 休闲、 度假的理想圣地, 卓越的生态条件和丰富的土著鱼类资源为其发展生态与休闲渔业提供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生态与休闲渔业成为“三区三州”产业扶贫有机组成部分, 对如期脱贫起到有效助推作用。因此调查研究“三区三州”生态与休闲渔业扶贫问题, 对稳固“三区三州”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乡村振兴有重要意义, 此外可为同类型地区发展生态与休闲渔业提供借鉴与参考。

1.1 “三区三州”区位概况

“三区三州”位于我国西部地区, 所处地区地理环境复杂、 生态环境脆弱、 脱贫攻坚难度深。“三区”即西藏自治区、 四省(青海、 四川、 甘肃、 云南)藏区、 南疆四地州(和田地区、 阿克苏地区、 喀什地区、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三州”是指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三区三州”共涉及6个省(区)、 24个市(州)、 209个县, 总面积289.97万km2, 占我国国土面积30.2%; 人口2 587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1.9%,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 963.14万人, 占“三区三州”人口总量的75.88%[30]。

1.2 “三区三州”贫困概况

“三区三州”多处高海拔山区, 其自然环境恶劣、 基础设施薄弱、 生态环境脆弱、 自然灾害频发、 边境线延绵、 民族多元、 文化多样, 贫困面广、 贫困程度深、 致贫原因复杂、 脱贫难度大, 是十分特殊的贫困地区。近年来在国家精准扶贫和一系列扶贫举措的推动下, “三区三州”贫困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贫困人口不断减少、 贫困发生率不断降低(表1)。

表1 “三区三州”2016—2019年贫困状况

截至2019年末, 西藏全区脱贫, 基本消除绝对贫困; 四省藏区中青海藏区实现全面脱贫, 四川藏区尚有贫困人口0.24万, 甘肃藏区尚有贫困人口0.28万, 云南藏区尚有贫困人口0.16万; 南疆四地州尚有16.6万贫困人口; “三州”中贫困人口最多的为凉山州, 尚有17.51万。

1.3 “三区三州”生态与休闲渔业发展现状

“三区三州”高原水域资源和渔业资源种群丰富, 其中, 西藏拥有全国最丰富的水域资源及淡水鱼类71种[31]; 云南怒江州有澜沧江、 怒江、 独龙江三大水系及淡水鱼类72种[32]; 四川西部的凉山州和甘孜州有金沙江、 雅砻江、 大渡河三大水系及淡水鱼类148种[33]。但是渔业发展相对滞后, 其中西藏自治区2019年全区仅3家水产养殖场在营, 养殖水面仅4 hm2、 年产量约100 t, 渔业产值2 316.13万元, 仅占农林牧渔业的0.1%[34]。近年国家和有关部门通过政策支持、 资金倾斜、 对口帮扶、 人才互助、 生态扶贫、 科技扶贫等有效措施推动“三区三州”环保网箱生态养殖、 大水面生态放养、 循环水生态养殖、 池塘稻田生态养殖等生态与休闲渔业产业良好发展, 产业扶贫效果明显。其中青海省2019年环保网箱养殖鳟鱼产量15 289 t, 占全国总产量的38.83%; 池沼公鱼养殖产量2 500 t, 占全国产量的23.30%[33]。此外， 甘肃临夏州、 青海黄南州、 四川凉山州、 云南迪庆州、 新疆阿克苏地区渔业发展态势良好, 经济效益突出。2019年“三区三州”渔业发展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三区三州”2019年渔业发展情况

通过对“三区三州”生态与休闲渔业典型案例的实地调研和深入剖析, 根据其典型特征笔者将调研所获案例总结为6个典型样式, 具体如下。

2.1 渔旅融合生态休闲

“三区三州”自然、 人文景观富集, 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主要水域旅游资源有青海湖、 可鲁克湖、 乌素特地质公园(水上雅丹)、 羊卓雍措、 纳木错等, 历经多年的推介“三区三州”旅游发展愈来愈热, 吸引大量游客前去观光旅游。为此“三区三州”多个生态渔业典型案例利用养殖水域、 水域周边资源、 房屋设施等生态渔业生产资源开展水域观光、 水上运动、 水上垂钓、 渔业科普、 捕捞体验、 餐饮体验、 旅游民宿等休闲渔业业态, 形成“生态渔业+休闲旅游”的良好融合发展模式, 延长生态渔业产业链条的同时有效增加养殖水域经济产出, 带动当地运输业、 旅游业、 加工业的发展, 为水域周边社区居民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青海可鲁克湖, 自2013年起地方政府将700 hm2宜渔水域交由旅游公司开发休闲渔业, 主要开展水域观光、 水上运动、 全鱼宴、 螃蟹宴等业态, 同时将水域承包给养殖户开展花鲢、 白鲢、 草鱼、 鲫鱼、 池沼公鱼、 中华绒螯蟹等经济鱼类生态放养, 形成“生态渔业+休闲旅游”的二元协同良好局面。可鲁克湖2019年经济鱼类产出约280 t, 其所在的德令哈市2019年全年接待游客413万人次, 旅游收入22.4亿元[35], 作为主要接待景区之一的可鲁克湖接待了大量游客。同样位于青海的民泽龙羊峡公司依托龙羊峡三文鱼小镇在“生态渔业+休闲旅游”的基础上再融入体育赛事, 形成“生态渔业+休闲旅游+体育赛事”的互融模式, 2019龙羊峡三文鱼中国峡湾挑战赛吸引国内外344名选手参赛, 同时吸引大量媒体、 游客前往报道和观赛, 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此外， 四川汶川县大禹农庄以冷水鱼繁育、 生态养殖、 销售为主导, 利用约10 000 m2养殖水域和设施开展渔业科普、 观鱼赏鱼、 喂鱼品鱼、 旅游民宿等休闲渔业业态, 2019年繁育三文鱼鱼苗300万余尾, 成鱼150 t, 与2家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合作关系, 带动汶川县4家农户养殖三文鱼, 为其免费提供鱼苗和养殖技术, 协助销售相关产品。

2.2 增殖放流生态修复

“三区三州”丰富的水域资源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多种多样的土著鱼类, 但是近年来由于人类生产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 土著鱼类资源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 急需进行种群增殖修复。为此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为增殖放流设立专项资金进行支持, 同时联结中科院水生所、 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上海海洋大学等一批科研院所在西藏拉萨、 新疆阿克苏、 甘肃临夏等地开展土著鱼类资源普查、 亲本驯养、 增殖繁育等渔业科技扶贫工作, 为当地渔业科技水平提升、 渔业人才培养、 土著鱼类繁育攻关、 渔业资源生态修复等提供技术援助和智库支持。

甘肃国家虹鳟良种场自2011年以来积极开展黄河上游甘肃段土著鱼类人工驯养繁育和增殖放流工作, 累计向黄河放流珍稀特有土著鱼类300余万尾, 有效帮助黄河上游土著鱼类资源恢复。此外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水产科学院自2007年起在曲水县建设“西藏自治区土著鱼类繁育基地”, 向拉萨河流域增殖放流土著鱼类。为加强加快西藏土著鱼类资源恢复2018年在国家和地方的支持下在西藏农业创新科技园建设“雅鲁藏布江渔业繁育中心”, 对西藏土著鱼类繁育技术开展研究。2019年两个基地共向拉萨河流域增殖放流土著鱼类150万尾, 有效帮助拉萨河流域土著鱼类资源种群和水域生态环境修复。

2.3 环保网箱生态养殖

环保网箱生态养殖是利用现代化网箱养殖设备和养殖技术, 通过容量评估、 合理密养、 环保饲料投喂、 残饵清理、 鱼粪抽吸、 环境监测、 水质调节等方式进行科学合理网箱生态养殖的方式。“三区三州”多地建设有大型水库, 库区储水丰富、 水质优异, 适宜开展高端水产品生态养殖。

2019年, 青海全省沿黄水库环保网箱养殖场27家, 环保网箱养殖面积达32万m2, 鲑鳟鱼产量1.52万t, 产值8.36亿元(数据由青海省渔业主管部门提供)占全国鲑鳟鱼环保网箱养殖产量的30%以上。其中青海民泽龙羊峡生态水殖有限公司, 自2008年起承包龙羊峡水库进行冷水鱼(鲑鳟鱼类)生态养殖, 现已形成集“育种、 养殖、 生产、 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实现年产优质三文鱼10 000 t, 产值约4亿元, 为当地提供200余个工作岗位。同时积极联动周边养殖户, 带动成立青海省三文鱼产业联盟, 联盟成员统一苗种、 饲料、 基础建设、 生产标准、 品牌推广、 产品销售等, 形成良好的产业化、 规模化、 集群化效益。此外, 同样开展环保网箱生态养殖的上市企业甘肃文祥生态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刘家峡水库部分水域从事三文鱼、 鲟鱼、 虹鳟及金鳟环保网箱生态养殖, 形成了完善的育苗、 养殖、 生产、 销售体系, 2019年养殖总面积86万m2, 培育三文鱼苗种200万尾、 三文鱼商品鱼1 500 t, 渔业产值约4 000万元。公司与库区部分养殖企业(农户)签订了三文鱼产品养殖销售合同, 为其提供苗种、 饲料和生产技术方案, 并保底价收购养殖成鱼。同时, 雇佣当地贫困人口再就业, 形成良好的产业帮扶效应。

2.4 大水面生态放养

首先选取适宜该水或生态放养的养殖品类, 进而进行受精卵或苗种投放实现资源增殖, 再进行资源捕捞的生态渔业模式, 适用于不适宜开展人工生态养殖的水域。“三区三州”水资源丰富, 拥有大量适宜开展大水面生态放养的水域, 如青海龙羊峡水库、 甘肃刘家峡水库利用库区水域开展池沼公鱼生态放养, 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每年向库区投放池沼公鱼受精卵, 在每年8—11月组织库区周边社区居民和贫困户开展成鱼捕捞, 进而进行冰鲜、 晒制、 烤制、 油炸等加工, 在当地已经发展成“资源增殖—资源捕捞—产品加工—成品储运—成品销售”的产业链条。其中龙羊峡库区已成立7个池沼公鱼捕捞合作社, 带动从事捕捞、 收购、 加工、 销售的农户达1 000余户3 000余人, 年人均收入约1.2万元; 刘家峡库区2019年共捕捞沼公鱼约300 t, 产值约560万元, 带动库区周边360余人。此外， 青海可鲁克湖在700 hm2水域投放草鱼、 鳙鱼、 中华绒螯蟹等幼苗, 年捕捞池沼公鱼约200 t以及草鱼、 鳙鱼和鲫鱼约200 t, 带动周边就业岗位约200人次。

2.5 循环水生态养殖

陆基集装箱生态养殖、 封闭工厂水循环生态养殖、 冷流水循环生态养殖是近年我国研发的循环水生态养殖技术, 其充分利用水体、 土地资源, 降低环境污染的同时实现渔业养殖效益最大化。近年“三区三州”积极在西藏林芝市、 四川凉山州探索陆基集装箱生态养殖技术, 为当地群众解决吃鱼难题同时带动贫困户增收, 其中2017年广东援藏投资在西藏林芝市科技示范园的20组陆基集装箱养殖系统, 已实现年产60 t活鱼, 带动贫困户5户20人人均增收2 000余元的良好成效。此外， 2019年在四川凉山州喜德县司金村运行的5组陆基集装箱养殖系统, 年产活鱼约5 t, 产值约15万元, 为村集体带来保底收益分红3万元。为能让南疆群众吃上鲜活海产品, 上海海洋大学联合地方企业在巴楚试验将地下苦咸水转化成适宜海产品生长的“海水”并成功养殖斑节对虾, 项目已通过验收， 下一步将开展推广。云南迪庆州利用丰富的冷水资源开展冷流水生态养殖, 全州规模冷流水养殖企业4家, 其中香格里拉市雪域三文鱼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用6 120 m2养殖面积, 以“合作社+农户+建档立卡户”的方式帮扶76户建档立卡户开展冷水鱼养殖、 固定岗位就业、 临时岗位就业等精准扶贫工作。

2.6 池塘稻田生态养殖

池塘养殖和稻田养殖是我国传统的渔业养殖方式, 稻渔综合种养是最早的生态渔业类型之一, 也是近年在水稻种植区域主推的生态养殖技术, 有效助推多地脱贫。新疆巴楚、 泽普和莎车, 四川凉山州, 云南怒江州等“三区三州”地区拥有良好的池塘养鱼基础和丰富的宜渔水稻田, 近年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发展出“水稻+稻田鲤鱼”、 “水稻+中华绒螯蟹”和“水稻+克氏原螯虾”等稻渔综合生态种养类型。为更好帮助贫困户开展池塘和稻田生态养殖, 多地政府投入资金对养殖苗种进行补助以及选派技术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养殖, 取得良好的产业扶贫成效, 产生良好的经济和生态效益。其中云南“三区三州”地区2019年共计发展稻渔综合种养505.5 hm2, 产量224 t。迪庆州塔城镇以农户自筹65%加政府补贴35%的形式发展稻渔综合生态种养, 经测算其稻田鱼平均产出600 kg/hm2, 稻田增收约22 500元/hm2, 2020年全镇推广102.2 hm2(1 533亩), 涉及583户2 570人, 其中建档立卡户129户508人。巴楚县、 泽普县和莎车县市南疆池塘养殖主要区域, 有悠久的水产养殖历史, 位于泽普县的丰水源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近年积极吸引贫困户加入, 为贫困户提供养殖技术援助和苗种优惠, 同时为周边贫困户提供约30个固定就业岗位, 合作社商品鱼养殖面积约60 hm2, 年产商品鱼约1 000 t。此外， 云南迪庆州2019年池塘养鱼面积504.9 hm2(7 574亩), 产量2 378 t, 怒江州有85户建档立卡户从事池塘生态养殖, 有效养殖面积6.9 hm2(103.74亩)。

近年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组织指导下, “三区三州”积极落实相关指导意见将生态渔业与脱贫攻坚事业融合发展, 通过政策支持、 资金倾斜、 对口帮扶、 人才互助、 生态扶贫、 科技扶贫等有效措施推动生态渔业扶贫的发展, 取得良好的产业扶贫成效, 对“三区三州”如期脱贫起到良好的助推作用。据此总结出6个主要发展模式的扶贫, 为同类型地区提供参考和下一步发展奠定经验基础。

3.1 “渔旅融合休闲渔业”扶贫模式

“渔旅融合生态休闲”扶贫模式见图1。生态渔业和休闲旅游业融合发展休闲渔业, 不仅有效延伸生态渔业产业链条, 还有效增加生态渔业生产附加值, 带动地方绿色经济增长。休闲渔业的发展主要利用养殖水域和周边辅助基础设施, 贫困户主要通过参与渔业生产、 景区岗位就业、 景区周边餐饮创业以及景区旅游商品销售等方式受益。

图1 “渔旅融合生态休闲”扶贫模式

3.2 “增殖放流生态修复”扶贫模式

“增殖放流生态修复” 扶贫模式见图2。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发展建设的重要任务, 增殖放流不仅能够恢复土著鱼类种群资源还能够有效修复水域生态环境, 为水域生态安全提供保障。土著鱼类增殖放流主要由国家农业农村部和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其次由国内水产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提供技术支持， 并与与繁育基地共同开展土著鱼类亲本驯育和鱼苗繁育技术攻关, 再由繁育基地对增殖放流品类进行苗种规模繁育, 进而将繁育土著鱼类苗种增殖放流到特定水域中。繁育基地在每年繁殖季节会招引周边的贫困户到繁育基地进行临时岗位就业帮助开展苗种繁育工作， 此外贫困户还可享受到水域生态环境改善的益处。

图2 “增殖放流生态修复”扶贫模式

3.3 “环保网箱生态养殖”扶贫模式

环保网箱生态养殖有效解决水产养殖对水域环境污染问题, 充分利用水域资源进行经济生产对地方绿色经济增长和产业带动起到良好的成效。该模式(图3)首先由地方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对养殖企业进行严格的审批和监管确保水域环境, 其次由苗种繁育基地(如甘肃虹鳟良种场、 青海门源县冷水鱼繁育和育苗基地等)提供养殖苗种, 再者由龙头企业和水产科研机构提供养殖技术保障, 最后由养殖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帮助销售成品。贫困户可以加入合作社开展冷水鱼养殖进行养殖创业, 还可以到养殖企业从事养殖、 加工、 运输等工作, 或者在养殖水域周边自主创业从事渔业餐饮服务、 水产品销售等。

图3 “环保网箱生态养殖”扶贫模式

3.4 “大水面生态放养”扶贫模式

“大水面生态放养”扶贫模式见图4。大水面生态放养不仅能有效调节水域生态环境, 还能有效利用水域资源为周边社区居民提供捕捞渔业资源。地方政府部门每年向固定水域投放增殖渔类受精卵和苗种， 并在规定时间组织周边社区居民对渔业增殖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捕捞, 此外地方渔业龙头企业亦会投入专项资金进行资源增殖以保障每年可捕捞数量, 确保周边社区群众的捕捞收益。地方水产科研机构主要对受精卵和苗种进行增殖繁育, 对投放增殖资源的水域环境和鱼类生长情况进行监测, 主要提供技术援助帮助。贫困户每年可以在特定水域进行资源捕捞作业, 将捕捞渔业资源售予当地加工企业受益， 还可以到放养基地或加工企业进行临时岗位就业及固定岗位就业, 获取相应的工资收益。

图4 “大水面生态放养”扶贫模式

3.5 “循环水生态养殖”扶贫模式

循环水生态养殖不仅有效减少养殖土地和养殖用水的使用, 通过循环水净化还有效减少养殖污染, 降低对养殖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该模式(图5)主要由地方政府和对结帮扶地区提供资金支持购买循环水生态养殖设备和建设循环水生态养殖基地, 由地方水产科研机构和地方企业进行养殖技术指导。在发展循环节水的案例地, 贫困户主要通过到养殖基地帮助开展养殖进行岗位就业获得工资收入, 以及将扶贫资金投入到养殖生产中与养殖企业合作开展循环化生态养殖, 年末将生态养殖收益分予参与的贫困户。

图5 “循环水生态养殖”扶贫模式

3.6 “池塘稻田生态养殖”扶贫模式

池塘和稻田养殖是传统的渔业生产方式, 其中稻渔综合种养实现“一田两用, 增产增收”的良好经济效益。该模式(图6)主要由地方政府向养殖户提供鱼苗补助和发展政策, 其次由合作社对养殖户进行统一生产管理和销售管理, 由科研机构对养殖生产进行技术指导和发展模式创新。贫困户主要获益于苗种补助和养殖生产收入。

图6 “池塘稻田生态养殖”扶贫模式

综上, “三区三州”生态与休闲渔业扶贫模式主要由政府部门、 科研机构、 繁育基地、 龙头企业、 养殖合作社等多元扶贫主体的参与, 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 养殖技术支持、 养殖苗种繁育、 养殖产业带动、 养殖生产和销售管理等扶贫举措推进生态与休闲渔业扶贫工作。贫困户则通过企业岗位就业、 自主开展养殖、 渔业资源捕捞、 周边产业创业、 养殖收益分红等方式在生态与休闲渔业产业发展中受益(图7)。

图7 “三区三州”生态与休闲渔业扶贫模式

“三区三州”近年积极将生态与休闲渔业和脱贫攻坚相融合, 取得了良好的产业扶贫成效, 但是研究发现, 在渔业基础建设、 资金投入、 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 资源利用、 生态修复、 市场开拓、 品牌建设、 产业融合、 产业链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据此, 为稳固“三区三州”生态与休闲渔业脱贫攻坚成果和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特提出相关建议。

4.1 尚存不足之处

4.1.1 基础设施薄弱, 帮扶资金有限 “三区三州”受地理区位、 自然环境、 人文历史等因素影响, 渔业整体发展较为滞后, 生态渔业养殖基础、 养殖设备和技术、 休闲渔业发展环境等相对薄弱。虽然近年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投入专项资金帮助“三区三州”发展生态与休闲渔业, 在各地取得良好的成效, 不仅有效助推地方生态与休闲渔业发展, 还帮助大量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但由于生态与休闲渔业发展相对滞后, 多地出现帮扶资金不足问题, 现阶段仍需持续投入资金帮助他们开展休闲渔业基础建设、 生态渔业养殖基础改善、 土著鱼类驯养繁育、 增殖放流、 生态补偿等工作。

4.1.2 科技创新不足, 人才技术欠缺 近年国家农业农村部联结东部生态与休闲渔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对口帮扶“三区三州”发展生态与休闲渔业, 同时组织一批科研院所、 教学机构、 结对人才帮助“三区三州”开展生态与休闲渔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 使得“三区三州”生态渔业科学技术得到较快发展。但在土著鱼类增殖繁育、 优质苗种引进和繁育、 成鱼高效养殖、 渔业养殖装备引进和升级、 环保高能饲料研发、 休闲渔业装备研发等方面仍存在欠缺。加之受渔业科研设备和科研人员欠缺、 渔政管理人员配备不足、 地方渔业养殖专业技术人才较少等的影响, 致使“三区三州”多地生态与休闲渔业科技创新和养殖技术停滞在较低水平。

4.1.3 资源利用有限, 生态修复欠佳 “三区三州”拥有丰富的水体资源, 适宜开展休闲渔业、 冷水鱼生态养殖、 大水面生态放养等生态渔业业态, 但目前用于渔业养殖的水资源有限, 有较大面积宜渔水域亟待开发。受20世纪过度捕捞、 水资源开发、 人为活动等的影响, “三区三州”的土著鱼类种群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受到较大破坏, 急需修复。近年通过在拉萨、 阿克苏、 临夏等地设立土著鱼类增殖放流站开展增殖放流工作, 珍稀濒危鱼类和土著鱼类资源种群得到有效恢复。此外， 通过在重点水域设立土著鱼类保护区、 休渔期、 禁捕令、 打击渔业违法行为等举措, 多地水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 但总体效果仍欠佳。

4.1.4 市场开拓不足, 品牌效应较弱 冷水鲑鳟鱼产业作为“三区三州”生态与休闲渔业发展的主力, 历经多年的发展已形成冰鲜和深加工并行的产品体系, 产品主要销往国内杭州、 广州、 上海等消费城市以及出口部分欧洲地区。但目前国内大部分消费者更青睐于进口鲑鳟鱼产品， 对淡水鲑鳟鱼的接受程度较低, 淡水鲑鳟鱼市场具有极大潜力且有待开发。近年通过地方政府和生产企业的联合推介和培育, 现阶段已培育出“龙羊峡”三文鱼、 “文祥”三文鱼、 “丹雨”鲟鱼鱼子酱、 “可鲁克湖”大闸蟹、 “奔跑的三文鱼”、 “大禹农庄”等地方生态与休闲渔业知名品牌, 但由于缺少营销和推广, 致使消费者对品牌认知度较低。且现阶段培育的品牌尚未形成多层次品牌体系以及良好的品牌效应。

4.1.5 产业链条缺环, 融合联动不强 全产业链式发展是产业持续发展的保障。“三区三州”多个生态与休闲渔业典型案例已经形成“苗种繁育—生态养殖—产品加工—推广销售”的全产业链条, 以及生态渔业与休闲渔业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但多数案例以生态养殖或“生态养殖+休闲渔业”为主, 缺少产品深加工产业环节, 致使生态渔业全产业链缺环, 未形成从养殖地至消费者餐桌的全产业链条。此外， 休闲渔业基础建设较为滞后, 未能深入发掘和开发休闲渔业资源, 休闲渔业产品多为水域观光、 休闲垂钓、 餐饮体验等, 缺少具有地方特色以及较强差异性的产品。生态与休闲渔业未能与当地旅游业形成良好的融合互动, 产业融合联动不强。

4.2 对策建议

4.2.1 持续投入资金, 改善渔业基础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渔业发展, 对于“三区三州”渔业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 不断加强支持, 在政策上农业农村部连年制定《渔业扶贫和援疆援藏行动方案》, 同时积极争取和推进各类扶贫资金向“三区三州”倾斜。建议国家农业农村部和地方政府持续对“三区三州”渔业扶贫增加资金投入, 对土著鱼类驯繁、 优质苗种繁育、 良种品类引进、 环保渔业装备设施研发、 环保饲料研发、 成鱼高效养殖等生态渔业关键难题技术进行攻克, 改善“三区三州”生态与休闲渔业发展基础设施, 增强“三区三州”生态与休闲渔业发展动力, 助推“三区三州”生态与休闲渔业进入高质量发展进程, 实现生态与休闲渔业乡村振兴。

4.2.2 加强科技创新, 培养渔技人才 为积极推进“三区三州”渔业扶贫工作, 近年农业农村部组织一批科研院所、 教学机构和企业等与“三区三州”进行对口帮扶工作, 通过科研院所和教学机构的帮扶支持开展土著鱼类繁育、 增殖放流、 特色水产品引进、 杂交繁育、 冷水鱼养殖、 产品加工、 推广销售等关键技术研究, 并将相关研究成果转化推广, 增加“三区三州”生态渔业产业科技技术含量, 激发“三区三州”生态渔业发展潜力。同时农业农村部选派干部、 科研机构选派技术骨干到“三区三州”定点扶贫地区进行挂职和帮扶, 有效解决渔业技术人才欠缺问题的同时为当地培养渔业技术人才。建议加强联结我国东部生态渔业发展强省、 国内生态渔业研究机构和知名高等院校等单位与“三区三州”深入开展“产、 学、 研”合作, 帮助改善和提升“三区三州”生态渔业养殖技术, 提升“三区三州”生态渔业科技创新水平。加强结对帮扶工作, 委派生态渔业技术专家到“三区三州”进行技术指导, 增加渔业技术人才互助和渔业养殖技术培训, 为“三区三州”培养生态渔业养殖高水平技术人才, 实现授人以渔。

4.2.3 增强增殖放流, 修复欠佳生态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新疆“三河三湖”、 西藏“三江四湖”、 青海黄河流域等“三区三州”重点水域的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 摸清查明重点水域渔业资源现状。结合“三区三州”各地实际现状开展土著珍稀鱼类繁育技术, 建立渔业水产资源保护区, 增殖放流珍稀土著鱼类, 禁渔期严格执行渔业禁渔, 加强贫困地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和恢复土著鱼类种群, 为捕捞渔业提供适当的渔业资源, 有效修复当地生态环境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建议进一步对“三区三州”增加资金、 人才、 技术等用于地方土著鱼类增殖放流工作, 帮助“三区三州”恢复土著鱼类、 珍稀鱼类种群资源, 同时加强“三区三州”各流域保护区、 休渔期、 禁捕期巡查力度, 严厉惩治破坏渔业生态行为, 修复欠佳生态环境。此外， 对“三区三州”宜渔水域资源进行科学、 合理、 有限的开发, 主要发展鲑鳟鱼、 鲟鱼、 池沼公鱼等冷水鱼生态养殖产业和循环水生态养殖产业以及休闲渔业。

4.2.4 协助开拓市场, 帮助培育品牌 “三区三州”因地制宜, 结合自身生态渔业优势, 培育地方特色生态渔业品牌。例如青海省联结地方鲑鳟鱼养殖企业、 合作社、 农户等成立“三文鱼产业联盟”, 通过产业联盟实现养殖标准的统一, 保证生态养殖成品质量。由“三文鱼产业联盟”组织冷水鱼、 鲑鳟鱼等产品推介会, 参与各地展销会、 博览会等, 向国内外买家推介青海鲑鳟鱼, 开拓市场。其次借助体育活动、 文旅活动、 商业活动、 公益行动等社会活动, 公众社交平台、 短视频平台、 网络直播平台、 网络交易平台等互联网平台对渔业品牌和产品进行宣传推介, 讲好地方生态渔业扶贫故事， 说好地方渔业品牌, 增加渔业品牌和产品的吸引力、 影响力。

4.2.5 完善产业链条, 联动产业发展 全产业链发展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对“三区三州”生态渔业加工产业环节加强发展, 推动“三区三州”生态与休闲渔业形成“良种培育—苗种繁殖—生产养殖—产品加工—储藏运输—推广营销—产品销售”的全产业链条, 形成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加快渔业物联网、 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智慧渔业, 促进渔业全产业链改造升级, 实现生态渔业绿色、 高效、 健康、 有序发展。深入挖掘“三区三州”宜渔地区的文旅资源、 渔业资源和渔业文化等资源, 以“渔旅融合”的方式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休闲渔业产品, 大力发展休闲渔业, 推出特色鱼宴、 渔事体验、 渔旅节庆等休闲渔业项目, 延伸生态渔业产业链条, 同时加强生态渔业与文化旅游业、 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业、 包装制造业、 餐饮服务业等相关行业的融合互动, 促进生态与休闲渔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旅游+生态渔业” “科技+生态渔业” “体育+休闲渔业”等产业有效融合发展, 增加产业附加值, 激发“三区三州”生态与休闲渔业发展潜力, 稳固“三区三州”生态与休闲渔业脱贫攻坚成果, 助推地方经济绿色增长。

生态与休闲渔业是我国渔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 是现今渔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其良好的生态、 经济、 社会效益在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绿色增长中有重要的作用, 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近年“三区三州”在政府部门、 科研院所、 龙头企业、 养殖合作社等多元扶贫主体协作下, 通过政策扶持、 资金援助、 对口帮扶、 人才互助、 科技援助、 技术援助等扶贫举措探索出“渔旅融合休闲渔业”“土著鱼类增殖修复” “环保网箱生态养殖” “人放天养生态放养” “循环节水生态养殖” “稻渔综合生态养殖”等6种生态与休闲渔业扶贫模式, 有效助推“三区三州”如期脱贫, 同时有效带动地方产业发展和改善地方经济。

与此同时， “三区三州”也存在渔业基础设施薄弱、 专项帮扶资金有限、 渔业科技创新不足、 渔业人才技术欠缺、 水域资源利用有限、 渔业生态修复欠佳、 渔业产业链条不全、 产业融合联动欠佳、 消费市场开拓不足、 产品品牌效应不强等不足。“三区三州”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 休闲、 度假资源, 但现阶段休闲渔业与文化旅游业的融合、 衔接不足, 未形成普及推广。后续应结合“三区三州”各地实际在生态良好且适宜开展生态养殖的宜渔水域推广生态渔业, 在西藏的拉萨、 日喀则、 林芝, 新疆的喀什、 和田, 青海的海南州、 黄南州、 海北州, 四川的阿坝州、 凉山州, 甘肃的临夏州, 云南的迪庆州等文化旅游业基础建设和旅游服务接待能力较好的市州推广休闲渔业, 在不适宜开展生态养殖的水域推广渔业资源增殖业态。通过多元的生态与休闲渔业业态推广普及, 帮助稳固脱贫攻坚成果, 实现长久脱贫不返贫, 促进生态与休闲渔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此外， 本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同类型地区发展生态渔业产业兴村富民提供参考借鉴, 促进该地区渔业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增强其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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