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传播的时代要义——从《建党百年中国翻译传播研究》说开去
时间：2023-02-15 15:55: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田会轻
王建华教授编著的《建党百年中国翻译传播研究》，既回顾和总结了过往，又规划与展望了未来，研究视野纵横捭阖，引证材料丰富翔实，以独特的认知框架绘制了一幅中国翻译传播的全景图。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翻译传播契合党的宗旨与使命，彰显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体现出高度的责任担当，汇集成积极的变革力量，促进了社会进步、国家昌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才是翻译传播的时代要义。
《建党百年中国翻译传播研究》一书开宗明义，将翻译与传播加以融合，直接援用“翻译传播”的概念进行论述：“总结中国翻译传播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贡献会对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指导价值”[1]“引言”1。此处既指明了本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也揭示出作者对“翻译传播”这一概念的认可与肯定。翻译与传播的关系，曾在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将两者融合起来，其合理性愈益获得认同。毕竟，翻译就是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不同文化间的跨语际传播也不可能离开翻译。在全球化时代，翻译与传播逐渐融为一体，翻译已然成为跨文化的传播行为，而传播也往往借助翻译才能达到目的。有了传播学的视野，翻译将不再是搬字过纸的语言转换，而将更加注重传播的媒介和接受的效果，既要考虑接受的环境，又要考虑接受的质量。正鉴于此，翻译与传播的结合，翻译与传播的融汇，将能结合两者的长处，在当下的跨语际实践中形成明显的优势。
从本质上说，在不同文化间的跨语际交流中，翻译就是一种传播行为，而传播也是一种翻译实践。如果说翻译是手段，传播是行为，那么将两者融汇起来的翻译传播将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这一系统，不仅解决了语际间的沟通和交流问题，更将这种交流引向宽广的社会领域，以文化的标准加以衡量和确认，以文明的尺度进行比较和鉴别。借助传播学的视域，吸纳传播学的范式，并在整个社会文化的参照系中重塑翻译的面貌，就是要将翻译与传播结合起来，就是要确立翻译传播的学理性，而这种学理性于当下尤为重要。只有在翻译与传播相互融合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揭示人类交流活动的内在逻辑，才能更好地阐释人类沟通领域的复杂现象。可以说，翻译传播，将翻译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相结合，从而赋能翻译传播，使其叠加优势越发鲜明，在新时代必然大有用武之地。“翻译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就是翻译传播的内部要素与外部因素发生影响并相互作用的方式，翻译传播效果的产生是内外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2]。这从王建华的编著中得到了清晰的呈现，该著深谙个中三味，始终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诸多要素出发来确定翻译的位置与功能，而这正是翻译传播的要义，也是翻译传播立足新时代、展示新作为的契机，翻译传播必将站上更为宽阔的平台，迎来更为宏大的空间。
立足新时代，翻译传播的时代要义内涵更充实、外延更丰富，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更伟大，所面临的任务也更艰巨。职是之故，翻译传播更须沉潜自身，通过学科反思，凝练自身特色，明确发展方向，集中攻坚克难，在新时代有新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加扎实的业绩。
纵观人文社科的各门学问，在推动民族复兴、助力国家富强和服务社会进步方面能够产生如此重要影响的，翻译传播不说无出其右，也堪称居功至伟。《建党百年中国翻译传播研究》一书，分别对建党前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时期、习近平新时代的翻译传播情况进行了研究。该著指出：“近代的翻译传播活动不仅开启民智，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社会变革，带来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时它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向伟大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及至建党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3]。这四项伟大成就，同样有翻译传播人的奉献，翻译传播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引领思想风潮、传播进步理念、激励科技发展，促进文化繁荣，推动社会进步，为国家的富强提供智力支持，为民族的繁荣提供思想启迪，一言以蔽之，翻译传播担负起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职责，充分秉持了翻译传播的时代要义。
回望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在积弱积贫的困境里，在备受欺凌的屈辱中，一代代仁人志士苦苦求索救国之道，“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4]，曾困惑于器不如人和技不如人，曾恍惚于制度的落后和文化的保守，革新求变屡屡难如人愿，救国方案频频无功而返。终于，我们的革命先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大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自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历经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新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
我们经过筚路蓝缕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有了稳固的根基；
我们锐意进取、改革开放，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变革。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无数革命先烈值得缅怀，无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令人崇敬，多种学科专业也齐头并进，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翻译传播便在其中。翻译传播，帮助先贤“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进西方的思想理念；
翻译传播，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了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事业中，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翻译传播更是交流与合作的桥梁，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关键。翻译传播，让马克思主义传布中华大地，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累累果实，让中国有了共产党，让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进程的丰功伟绩。翻译传播的时代担当，也将彪炳史册，成为一座学术史和民族发展史上的丰碑。
《建党百年中国翻译传播研究》指出，迈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翻译传播什么？如何进行传播？如此进行的翻译传播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什么贡献？”[1]302要解答这些问题，翻译传播必须进行全方位的调整，将自身纳入党和国家的涉外战略中，以提升党和国家对外传播能力为宗旨，全方位地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对外传播大局。
(一)翻译传播要积极应对新形势和新挑战
展望新时代，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我们要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我们要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我们要促进人文交流，强化文明互鉴；
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学科话语和话语体系；
我们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这都是对翻译传播工作提出的新期许和新要求，也是翻译传播把握新机遇、直面新挑战、完成新使命的战略契机。如今，我们的国家已经强起来，正在接近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翻译传播更要结合实际、奋发有为，勇于进取、履职尽责，着力于纾解新时代跨文化交际和流通中的现实问题。我们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日益重要，但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却相对较弱，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外部舆论环境还亟需改进，我们时不时还会陷于经济争端和贸易摩擦，还会遭遇某些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现象。面对此种情形，我们更须凝聚起磅礴的力量，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而加强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更是重中之重，其间翻译传播自然责无旁贷。
(二)翻译传播要着力打造标识性中国话语和完备的中国叙事体系
展望新时代，我们尤需打造标识性中国话语，尤需打造完备的中国叙事体系，尤需构建完善的大外宣格局，而这正是翻译传播的努力方向。我们需要一系列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需要既能有效阐释中国经验，又能赢得国外理解、接受和认同的中国叙事话语体系，显著提升我们的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随着翻译学、叙事学和传播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学界对标识性概念愈发重视，对叙事理论体系愈发倚重，“干得好不如说得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客观现实。这就昭示我们，面对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日渐增多的国际社会，如何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讲述好，如何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形象叙述好，如何将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智慧表达好，实在是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我们既要精选内容，走“内容为王”的正路，又得设计具体、鲜活、生动的翻译传播方式，更要采取富有感染力和沟通性的翻译传播途径。有时据理力争的论辩交锋很有必要，有时排山倒海的力量感必不可少，有时春风化雨的温情更能触动人心，有时真实感人的小故事更有说服力。翻译传播，向来以传播媒介以及接受环境为重，这为翻译传播提升受众效果提供了保障，也为我们努力打造新时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翻译传播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展望新时代，翻译必须着眼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必须着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种种问题仍然不断带来困扰，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还不平衡，资源掠夺和资本压榨仍然存在，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未能杜绝，经济制裁和地区冲突时有发生，全球治理赤字异常凸显。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成功实践和文明成果，能够为世界共享自己的智慧和经验，提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问题的方案，有效促进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均衡和健康的方向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翻译传播当是应有的题中之义。不争的事实是，我国现在面临着严峻的国际态势，某些强权国家大搞身份操演和政治操弄，搭建小圈子、结成新帮派，对我国进行围堵和打压。对此，我们尤须增强对外传播能力，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以及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观，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引导塑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翻译传播要切实提高自身能力，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深化交流、扩大合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争取和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四)翻译传播要切实增强针对性、策略性和艺术性
展望新时代，翻译传播任重道远，翻译传播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实际工作的针对性、策略性和艺术性。《建党百年中国翻译传播研究》列举了人文交流的众多实例，对跨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性多有强调：“我们要将翻译传播实践置于多元文化语境下加以考察，既要警惕文化中心主义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也须摆脱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纳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促进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与共同繁荣”[1]238。如果说近代以后的翻译传播，曾一度以“译世界”为特征，更多地将国外的资源引介到中国，促进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那么，现在和今后我们将更多地“译中国”，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文明成果推介给世界，促进世界各国的发展与繁荣。这一历史性转变，综合地体现了我们翻译传播工作的现实针对性。在我国近年来的传播实践中，借助网络和新媒体，拓宽宣介和传播的平台渠道，对重大问题及时有效发声，更是当下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途径。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展生动多样的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和交流合作，会逐步形成我们自身的翻译传播优势。在国际传播实践中，我们尤须反观自身，尤须讲究传播策略，尤须注重翻译艺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5]。只有更加注重策略和艺术，我们的翻译传播才会更有时效和实效，我们的翻译传播才能更好助力新时代宏伟目标的实现。这就从更大层面对翻译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贵的是，《建党百年中国翻译传播研究》为新时代的翻译传播研究积累了文献学基础，提示了方法论路径，开启了学科化道路，设定了精准的目标，并喻示了光明的前景。
无论是近代的苦苦求索，还是建党前后的孜孜矻矻，抑或建国后的勤勉有为，包括改革开放时期的锐意进取，翻译传播始终站在历史潮头，秉持时代要义，纾解时代之困，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其实，也正是翻译传播的时代要义，决定了它的价值与活力。如今，处身新时代，翻译传播的前景将更广阔，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翻译传播必将再次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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