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官的现实选择你可以选择做官

时间：2019-01-28 17:45:1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道德是中国人的法上之法，道德法庭无处不在，人人好做道德法官。中国人评价人，总喜欢以品德、气节、操守之类的道德话语说事。民国已经走进历史的深处，在当下的历史热中，民国热也是一大热点，其中一些人喜欢津津乐道民国名士在官僚面前如何牛气，如何清高得不愿做官。其实，民国名士不愿做官也是一种现实选择，不全是纯粹的清高。
　　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蒋家王朝土崩瓦解，民国政府始终没有统一中国。不仅如此，民国政府又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洋13年，政变不断，夹杂张勋复辟，军阀割据。北伐战争之后25年，虽说有名义上的南京中央政府，事实上，依然诸侯林立，政局不稳，民国政府各个时期的内阁成员像走马灯一样，你来我往，变动频繁。从现存的档案资料看，有些内阁任命的部长根本就没有到任，或基本不理事。因时局动荡，缺乏行政资源，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除了组建教育部，几乎在教育部没做什么，主要精力放在北大校长任上。有些到任的部长因为政局不稳，缺乏经费和人员，没有执行机构，而无法依法视事，到任不久，立即辞职。例如，梁启超先后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舆论和后世史学家指责“梁任公雄文盖世，而于政事则无多建树”。梁任公是当时盖世无双的通才，不是梁任公不想做事，也不是梁任公不会做事，而是时局动荡，政局不稳，缺乏资源，无法做事。既然如此，干脆不做官。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名士胡适不愿做官，名士傅斯年等人不愿做行政官员，只愿意做学术机构负责人，众人皆以为诸位名士清高，其实不尽然。胡适、傅斯年等社会名流有他们自己的考虑。第一，国内军阀割据，山头众多，“城头变换大王旗”的事变接二连三，时局政局比北洋时期好不了多少，做官的政治风险太大；第二，民国政府内部派系林立，深陷其中，麻烦很多，好进难退，身心不自由；第三，民国政府一直属于军阀政府，而非真正的民选政府，名士一旦做官，就要屈尊做军阀的部下，与劣迹斑斑、声名狼藉，甚至有黑帮黑道背景的军阀们绑定，听从没文化的“老粗”军阀调遣，于自己名声不利，也不甚安全。总而言之，民国政府是个大染缸，文化名人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沾边带脏。
　　民国名士不愿做官，而热衷大学和相关学术机构，做专业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原因有三。第一，新式教育、新闻出版、科学事业和民族工商业蓬勃兴起，学兼中西的教学科研人才奇缺，大学、科研机构、报馆、出版社和实业家争相聘用学有所长的专业人才，搞专业非常吃香，也特别能得到尊重。第二，知识分子来去自由，国内有什么风吹草动，可以随时出国，搞专业比做官自由得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做学术人员的生活待遇非常优厚，比较利益远远大于做官。据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第20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当时的教授月俸400―600大洋，约合现在1.7万元，与当时国民政府部长的薪俸持平；副教授月俸430大洋，约合现在1.2万元，讲师260―160大洋，约合现在的9千元。兼职讲师鲁迅先生讲课费每小时收入5个大洋，相当于一个警长的月收入。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大洋，县长一个月20块大洋。民国时期，报业和出版业发达，稿费优厚，许多报馆编辑提着现大洋到家里、酒场、牌场、戏院等待名士写文章。某些名士的时评稿费高达100―200元现大洋，给报纸写连载小说的小说家们可谓银元滚滚来。鲁迅先生的主要收入来自稿费，从1912年任职至1936年去世，鲁迅先生收入12万大洋，约合现在的人民币500万元。
　　民国教授不需要租房子，一旦聘任教授，学校提供住宅。例如，清华大学免费为教授提供高级住宅。1933年，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50多家教授。闻一多教授居住的46号院叫做“匡斋”，乃中式建筑，房子共有14间之多。1935年，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30多位教授搬入新建的清华南院。新建的30栋西式砖房，教授一家一栋，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应有尽有。如果教授做官，一旦内阁倒台，薪水断流不说，“学者型官员”还得自己买房租房。
　　民国名士不但地位高、薪水高、房子好，还有能力雇佣仆人。民国学人多哲人，但哲人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计得失的圣人。无论时代怎么变，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不会变，任何人都会根据利害得失选择从业方向。所以，后人不宜片面地神话民国名士的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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