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伤图片 孤独_感伤地悲诉,孤独地挣扎
时间：2019-01-28 17:50: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郁达夫早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流露着感伤、忧郁的情调，主人公大都是敏感，多愁的苦闷青年，他笔下的零余者反映出独特而鲜明的艺术人格。本文试图从郁达夫的气质、早年经历和性格对其创作心态的影响，探讨其早期作品的艺术人格形成的原因和过程。
郁达夫留下了许多名噪一时、影响中国现代文坛的经典之作。他的浪漫才情通过清丽的语言跃然纸上，其早期作品往往流露着感伤、忧郁、颓废的情调，评价的声音毁誉参半。纵有不少人非议郁达夫作品中的情色描写，对“零余者”消极、颓废的处世态度嗤之以鼻，但是鲜明的时代个性、细腻的情绪波折、丰富的自述式心理活动，却展现出了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其背后的艺术人格正是基于郁达夫自己的人生经历、个性特点以及富于变化的心理活动，他们不仅述说着那一代青年的生存状态，也呼喊出郁达夫的心声。
一
解读任何作家及其作品，艺术人格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这一点对于郁达夫，这样一位情感丰富，个性独特的作家尤为重要。“艺术人格”是呈现在艺术作品中的创作主体的性格、心理、气质、能力、行为方式等特征的总和，也就是创作主体（作家）的人格特征与艺术形象之间的契合与联系。而创作主体的人格特征也正是在创作过程中被自我审视地表达、展现和重塑，创作主体借助艺术创作审视、生成人格，也将自我人格特征投射到创作中。郁达夫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零余者”为代表，他们的性格和经历、遭遇、处境如出一辙，与作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郁达夫正是借助“零余者”以自叙的方式自我暴露，通过浪漫主义的抒情笔法，展现出了五四时期青年的苦闷、惆怅、卑微、怯懦、敏感的心理状态。从创作心理来看，郁达夫作品的艺术人格，是其人格特点经过想象和虚构的加工后的自我实现和再造的过程，他在现实和创作之间的“同构”情结，使得其作品的艺术人格拥有清晰鲜明的特点。
郁达夫凭借《沉沦》一炮走红，他的小说风靡一时。主人公“我”是一个清苦的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背井离乡的孤独和日本人的轻蔑，让“我”备感苦闷，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和遥远的祖国都产生了质疑和否定，自甘困于情爱之中以寻求解脱。整部作品中，我一直在“灵肉冲突”中纠缠，表现出人格的反复性和多面性。这部作品是郁达夫早期作品的代表，“我”的形象典型的勾勒出“零余者”的轮廓。在最后“我”蹈海自杀前的呼号，也几乎是当时青年的心声：“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无奈的结束自己的生命企图终结一切因我与自我，我与他人，我与异国环境的冲突矛盾而生的内心痛苦、灵魂的挣扎，此时伤感的情调升温到沸点。郁达夫其他的早期作品，《茑萝行》中的“我”对妻子的不得不爱，以至于在盛怒和后悔中的挣扎，《银灰色的死》中“他”无家无爱在无归属感中挣扎等，用诉说的方式展现主人公与现实环境的对立和内心的挣扎，流露浓郁的伤感色彩，甚至生出压抑和绝望。而主人公以死终结自我与现实的分裂，恰是作者的精心设计――哪怕用死来反抗现实。作品如此独特鲜明的艺术人格，是作者人格特征和创作结合的产物，而郁达夫作品的艺术人格，放大了人与现实的突兀反差，夸张给读者看。
“郁达夫把人生的本质理解为生之欲望的满足，艺术的本质又在于表现和追求欲望满足的内在冲动。”他将自己的生的欲望本身融入到创作中，把创作当成现实生活中无法发泄的艺术冲动的喷发口，所以作者人格中的分裂性展现在“零余者”身上。他从自己的经历中体验到作为“零余者”的内心冲突，即首先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多余的人，由此而生发出孤独、不被需要的心理状况和生存状态。郁达夫以零余者的创作身份认同这个伤感、低郁的世界，同时在他的文学创作意识中，他推崇感伤主义，认为感伤情怀酝酿了文学创作的灵感和冲动，因此他总是用舒缓的哀伤笔调书写一个个人物丰富的情感体验。对感伤的沉溺与郁达夫的人格特质有密切关系，而作品的“自叙传”体式将本人周遭移植到创作中加以细腻勾画，现实中被压抑的感伤转而被升华为“零余者”的苦闷形象，主体人格与艺术形象的高度契合形成了郁达夫作品的艺术人格。
二
人格特质与人与生俱来的气质特点、后天成长经历、社会环境等多个因素有关。郁达夫的气质今天无法考证，但从他的自述和成长经历能摸索一些作为创作主体的性格线索。“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张，但我的回忆，却仅是些空洞。”这些空洞，是日后郁达夫性格和人格结构的缺陷的隐患。“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他童年营养不良，体弱多病，缺少父母的关心，按照埃里克森对自我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划分，郁达夫在基本信任对不信任和自主性对羞愧、怀疑，主动性对内疚感，勤奋对自卑这几个人格发展的早期阶段，缺少应有的照顾和正确地引导，是他日后对周围环境疏离，产生自卑心理的源头。相应地，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从人的需要讨论人的毕生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他将人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各层次的需要与年龄层次没有绝对的对应，而是复杂交错地影响人的行为，需要能否被满足也影响着人的精神状态、情绪体验等心理活动。当低一级的需要被满足后，会提供寻求高一级需要的动力，若低一级的需要未能完全满足，人追求高一级需要时会缺少足够驱动力。各层次的需要与时代环境、历史条件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驱使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早年丧父的郁达夫没能体会健全家庭的温馨，加饥饿等生理上的需要未能完全满足，无法获得孩童所渴求的完满的安全感，而外在环境无法给予的安全需要，郁达夫只得转而向内寻求。因此在他的眼中，外部的世界是阴冷的色调，他将自己的世界与之疏离，热情只能在心里燃烧，渴求被爱、被关注而不能实现，造成了他与环境巨大冲撞，无处排泄的内心波澜唯有孤独地自我消释，促成敏感纤弱的性格。他曾写道，在学堂上学时“离家的路程，虽则是进了百余里，但精神上的孤独，反而更加深了！不得已，我只好把热情收敛，转向了内，固守着我自己的壁垒。”这个时候，郁达夫已经表现出不同于同一年龄阶段的孩子的天真活泼，而是相对内向的性格。对于一个孩童，家庭的变故和年少离家时“止不住的流下了两条冷冰冰的眼泪”，将还未稳定成形的情感归属和安全感削弱得所剩无多。读书的时候，他的清高孤傲与其他的同学格格不入，“我对这一种情形看的真有点气，向那一批所谓Face的同学，当时是很明显的表示了恶感，就是向那些年长一点的同学，也时时露出了点敌意；这么以来，我的‘怪物’之名，就愈传愈广，我与他们之间的一条墙壁，自然也愈筑愈高了。”过早的经历了人生的分离，苦痛，更加容易促成郁达夫日后的孤僻，疏离，敏感，忧郁等人格特征。
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孩童时期里较多受到压抑，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分散到其他的领域，很可能使欲望转而进入无意识，成为某种情结，在日后支配着人们的某种行为。“从性知识发育落后的一点上说，我确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最低能的人。又因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境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其实在这里，并非郁达夫的胆量小，而是他对性知识的渴求没有得到满足，在潜意识中实现对性的渴望，固着而成为一种无法满足的性情结，日后每当遭遇挫折或者逆境之时，退行到对这种欲望的需求上，企图将这个缺口当成释放压抑情绪的出路。这也就不难理解，郁达夫的早期作品为何频繁出现情色描写和主人公的性幻想。当作者本人在心境和现实的迷途中，找不到其他的解脱方式，就会退行到固着的停滞点，用性的幻想的方式来满足欲望，减轻实际和幻想的失调。
对于郁达夫的创作影响最大的是他的青年阶段，因为这恰是性格由形成而稳定的阶段。这个时期，孩童阶段留下的遗症在异国境遇、社会迷失的大背景中凸显，放大，蔓延。按照埃里克森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十二到二十岁时处于自我认同对角色混乱期，这个阶段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期，人们对自己扮演的社会角色、具有的社会地位和对自我的评价正当形成中，如果对自己的评价与他人、社会给予的评相冲突，就会出现角色混乱，无法形成同一的自我，对自己的评价不确定，会产生相应的焦虑和恐惧，其心理和行为都会出现反常的表现。二十到二十四岁处于亲密对孤独期，个体需要和他人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如果在这个阶段不能坦诚地面对自己并接纳别人，长期经历这种孤独，就会导致情绪和个人满足感归属感方面的欠缺。这两个阶段前后相承，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处于这个关键期的郁达夫却不同程度的缺失了这两个阶段的发展条件。此时他留学日本，年少而背井离乡、举目无亲，难免产生巨大的孤独。处于两种文化背景和民族利益的冲突当中，加之幼年内向、孤僻的成长经历，异国他乡的处境更加剧了内心孤独感，激化了对归属感的渴求。郁达夫所要承受的，一种是人生征途上的从儿童、未成年的世界突进到成人世界中，由此招致的种种“震惊与不适”；一种是远离祖国，闯入到一个“改变了生活起居的方式、语言不通”的陌生文化环境里所带来的文化震惊和文化不适感。这两种‘震惊与不适’交织在一起,再加上他那多愁善感的个性，给郁达夫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压力和心灵冲突。”本已经具有的孤僻人格倾向对异乡文化的不理解和自己不被理解，加之弱国子民的身份无法让他获得他人的尊重，将他彻底地排斥在群体之外。这是一种强烈的无归属，不被需要感，他在散文《零余者》中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在陌生的环境中孤独地沉浮，却得不到温暖和满足。“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僻，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东京上流社会的两性解放）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这就是零余者形象内心既矛盾又忐忑，既自责又不满的生活原型。
三
适逢“五四”退潮，经历了用热血激情歌颂对新时代期望的青年，随着革新热情的消退，被抛入了迷失的谷底。在个人遭遇与社会变迁、时代更替的碰撞中，郁达夫的丰富情感成了他奋力打开迷途、挣脱青年群体乏力感的寄托，个人社会化发展与时代氛围对人的吞噬猛烈对抗，与郁达夫强烈的内心感受力和丰富情感地潜在诉求交融，使得他转而将热情激荡在文学创作中，他选择的笔调虽非激情四溢，铿锵诉斥，但悠缓笔触间暗藏着惊心动魄的情感交结，正如崖边行者，一旦恐惧和迷失感在压抑中不慎喷涌而出，便会失足深渊。主人公身上时而舒缓时而急促的低郁情感，影射地正是作者本人在沉溺中地挣扎。
郁达夫塑造的零余者忧郁、多愁、敏感的个性与他本人的人格特点是相吻合的。他的作品因为主人公的颓废、淫色而受到争议。如果从郁达夫的创作心理来看，借助情色反而更能表露主人公真实的内心世界。“唉唉，那两年中间的我的生活！红灯绿酒的沉湎，荒妄的邪游，不义的淫乐。在中宵酒醒的时候，在秋风凉冷的月下，我也曾想念及你，我也曾痛哭过几次。但灵魂丧失了的那一群妩媚的游女，和她们的娇艳动人的假笑佯啼，终究把我的天良迷住了。”《沉沦》中“我”用情色来排遣内心的压抑，体现着迷失方向的内心挣扎。“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准则，因此感到羞愧、焦虑――唯一可以寻求文化根底认同的祖国母体文化也似乎要唾弃他――但是他孤高的内心世界和弱国子民的自卑又与现实的日本文化冲撞。异域文化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和对“生”本能的性欲诱惑，在他的内心震荡，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会带来内心痛苦。他回顾日本留学时的经历，写道：“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子民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最扰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郁达夫塑造出跟他当年经历和心灵感受相同的主人公形象，而他当年压抑的幻想在主任公身上喷发了。借助着文学的创作，他完成了一种青年时期只能被幻想的人生体验。
实际上，这么些痛苦在个性上归根结底是“我”的软弱性格造成的――游离在多重的选择之间，无疑更容易造成内心的真实想法和行为的失调，带来更甚于他人的焦虑――这一点与郁达夫本人达到了契合。
既然不能被周围的人接纳，现实中传统价值观也一再表现出与“人”的发展和需求相悖的冲突，面对角色混乱带来的焦虑，“仇视”成为一种解决途径。所以零余者们往往将自己的不幸归因为他人或社会的外在因素，表现出一种对生活的嗟怨，对传统既质疑又没有足够的胆量反抗，对他人的敌意和不信任。其实《沉沦》结尾的呼号，也是作者内心的写照。
郁达夫主张创作要忠于艺术的冲动，他说“艺术家是灵魂的冒险者，是偶像的破坏者，是开路的前驱者。”他用自我暴露的方式，将自己的内心冲突陈列在对人物的虚构和文学创作之中，形成了“同构”情结。早期作品的艺术人格是通过内心欲望和灵肉冲突体现的，在人物身上体现的零余者人格特征，实际上是郁达夫人格特征的显现。而这种人格特征的形成与他早年的经历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说，艺术人格是他本人的人格和零余者人格的结合。只有在郁达夫的笔下，才会活生生地捏出一个孤苦惆怅、心绪丰富的零余者。
（作者简介：曹冰玉（1986.9-）女，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汉语及汉语教学、现当代文学等。郑俊涛（1985.1-）男，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汉语及汉语教学、现当代文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