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左传》中所体现的“和谐”思想_和谐共生作文素材

　　摘要：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遗产。儒、墨、道、法、兵等主要思想学派以及近代思想家都对和谐思想有深刻的阐发。纵观《左传》一书，其中“和谐”思想的体现是多方面的：生态和谐思想，政治和谐思想，经济和谐思想，文化和谐思想，社会和谐思想，世界和谐思想等六个方面，本文将系统论述这一历史巨著中所体现的这一进步思想。
　　关键词：《左传》；“和谐”思想；传统文化
　　
　　《左传》是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历史著作，它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他作为新型的历史著作，以记叙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史实为主，我们通过仔细研读和探究可以看出，作者在历史方面的观点是进步的，他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没有固守着奴隶社会，所以《左传》一书蕴含着一些进步思想。
　　
　　1、民本思想：重视人民的意志，人民力量的思想。
　　
　　在商代西周奴隶主统治时期，有种思想占统治地位，认为天神，上帝是最高的主宰，如卜辞凡是问天《周颂・吴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但是到了周末，天神与上帝的绝对权威动摇了，一些明智的统治者认为天道，上帝不能或不能完全决定人事，而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力量则可以左右一国的时局。凡是得民心的国君都可以巩固王位，可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而失民心的国君则会失位亡国，在军事上也会惨败。这中思想在当时是很进步的，这就是“民本思想”
　　《左传》一书通过一些历史事件，真实表现了春秋战国之际这种“民本思想”体现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如――《桓公元年》记：楚武王伐随，随侯大举祭神，以为可以取胜，其臣季梁劝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忍姑修政，楚不敢战。”季梁对天道，神鬼之事表示怀疑(在当时，怀疑是大胆的行为)重视人的作用。随侯听从了他的话，修明政治，从而楚人不敢来攻打，这说明重视人民的力量，就可以使时局转危为安。《左传》在记载时，对季梁的话显然是赞赏的，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
　　再如《襄公十四年》记卫国把国君卫宣公赶至齐地，晋国君厉公知道后，认为这种做法太过分，国君再坏，人民也不能把他赶走，但他的臣子(乐师)师旷说：“或考其君实甚……夫君，神之主也。若国民之主，匮神之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又谢‘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一人肆于民土，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师旷的话虽然表面上也提出神鬼，但他最主要的意思是说凡是使百姓绝望，使百姓陷入贫困，骑到百姓头上胡作非为的国君就该去掉。这是民本思想非常突出的表现，同时也是《左传》作为民本思想的体现，因为作者显然是赞同旷师说的。
　　民本思想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春秋以来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剧烈复杂，一些明智的统治者在斗争中接受了经验教训，意识到人民力量的强大，知道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须博得人民的支持，于是他们治国时，或多或少都要考虑人民的力量和利益。
　　
　　2、歌颂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有爱国思想的人物
　　
　　《左传》是记载历史的。历史活动、历史事件自然离不开人，对人物中有作为的政治家，有爱国思想的人物，作者是极力歌颂的。
　　如――子产是郑国的政治家，作者详细介绍了他的一些政策措施，为立田界，修沟洫，有利农业生产，作丘赋(令原属采邑主的人也要征赋，服兵役)，铸刑书(定法律条文，并铸于鼎上，以公布执行)，不毁乡校(乡村公共场所)以听取人民的意见，择贤而使，作者还通过民间歌谣对子产进行热情的歌颂：“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襄三十年)此外还赞颂了管仲、晏子、齐桓公、晋文公等人在政治上的功绩。
　　《左传》是记载春秋时代诸国历史的，春秋时期，诸侯国经常互相攻杀，在这些国与国的战争中，必然出现不少爱国者，对于这些爱国者的爱国行为，作者也都作了详细的叙述，给予热情的歌颂。
　　《左传》所记载的爱国者，有的是士大夫，如申包胥：有的则是平民百姓，如郑国商人弦高《僖公三十三年》记，秦发兵袭郑，途中郑商人弦高知道秦的企图，于是就冒充是郑国的使者，特地前来犏劳秦军，并献上十头肥牛，秦原欲袭郑，现知道郑已深知军情，已有准备，只好放弃袭郑的计划。郑国因此得以保全。作者把这样一位平民百姓的爱国行为载入史册，这种精神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再如定公四年载，申包胥率吴师攻入郑都，楚昭王逃到随，楚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秦不肯，后申包胥在秦廷上哭了七天七夜，饭水都不入口，最后秦王被感动了，出兵败吴，恢复了楚国。作者详细地叙述了这件事，热情地歌颂了他的爱国精神。
　　
　　3、揭露统治者的残忍和荒淫无耻的行为
　　
　　春秋时代固然出现了不少明君，但也出现了不少暴君，昏君。左传作者对于这些暴君，昏君的残忍荒淫给予大胆的揭露，斥责了他们的行为。
　　如――晋灵公是晋国的暴君。他曾为一件小事而把厨师杀死“宰夫月而熊蹯不熟，杀之，置于畚，使妇女载以过路”熊掌不熟而杀死厨师，可见他是个多么残忍的人。《左传》作者如实记录了这件事，表明对晋灵公的极度痛恨。
　　再如陈灵公是一个非常荒淫的国君。《左传》作者如实地把他与臣子一齐通奸夏姬的事给记录下来。“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表其服以戏于路”宣公十年又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于夏氏，公谓行父“征舒似女”对日“似君”这是揭露陈灵公君臣皆与夏姬通奸，而后又互相无耻地开玩笑。
　　再如秦穆公以人殉葬的例子。秦穆公是春秋的五霸之一，作者对于他抵御而西戎，淆之战的勇于改错的行为给予充分的肯定，但秦穆公死后却用了一百七十七人殉葬，其中有三个贤人，即子车氏三兄弟，《左传》作者对秦穆公的这种残忍行为是很不满的，他斥责秦穆公的这种行为是死而弃民，他抛弃了人民，但也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说秦穆公的这种行为是“难矣在上”，很难算得上一个君王。
　　以上所说的三点是《左传》的进步思想，但是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最值得世人自豪的是这一书中所体现的“和谐”思想。这一进步思想是前面所述进步思想的一个升华和超越。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思想贯穿于中国各个时期和各家各派的思想发展之中，积淀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传统和谐思想重视人自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几乎涵盖了自然与社会的所有重大关系。这些思想，特别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和谐是一个古老的词，秦汉典籍即用于表述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和谐”由“和”与“谐”两字组成。“和”是指在属性和功能上有差异乃至对立的不同事物或要素相互之间能够补充、配合、契合与调剂，反之，单一或同质而无差别的事物排斥补充、配合与调剂，是谓“同”；“谐”是“和”的最佳状态，是指不同的事物或要素不是简单地叠加在一起，而是紧密地切合、顺和、协调、无抵触、无冲突，产生出美的局面，反之，则产 生混乱、抵触和冲突。
　　从字源上来看，“和”就是“谐”，“谐”就是‘‘和”，两字都是指音乐的协调、合拍，在中国浩瀚的文献书籍中，和，谐二字最早出现于《左传》中，《左传・，襄公十一年》有如下记载：晋悼公在位期间(前573－前558年)，派大将魏绛与少数民族修好。成功之后把郑国送的乐人，乐器的一半送给魏绛，作为奖赏，并对魏绛说：“子叫寡人和谐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各种乐器互相配合，不同音符交错相发，演奏出美妙和谐的乐曲，这就是“乐之和”。说的是民族关系和洽，却用“如乐之和，无所不谐”，既送乐队，又用音乐作比。古人多用单字表意，“和”、“谐”、“中”等字都有“和谐”的意思。“和谐’一词则出现稍晚，如《皿书》上说；“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后来，古人把音乐之“和谐佣于考察整个人类社会是否和谐的问题，从而有了社会和谐的思想与主张。
　　《左传》中的社会和谐思想非常丰富，按其主要内容，大体上可分为六大部分，即生态和谐思想、政治和谐思想、经济和谐思想、文化和谐思想、社会和谐思想、世界和谐思想。
　　1.天人舍一：生态和谐思想
　　中国哲学思维的特点是“主客合一”，即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合二为一。这种哲学思维模式，表现在文化精神上就是“天人合一”。古人所说的“天”或“天地”，大体上等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天人合一”的意思就是人与自然要内在统一与和谐友爱。
　　从《左传》现有的一些资料来看，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的频繁动荡和变革，自然资源消耗巨大，生态环境也因此受到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萌发了许多朴素的生态思想，有些思想对于今天建设生态文明仍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1)阴阳调和、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的萌芽。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阴阳调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观，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是大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一般认为汉代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标志着天人观的正式提出，但实际上《左传》中部分记述已经出现了这种天人观的萌芽。《左传》中所提及的阴阳，既指实际意义的自然现象，如以阳来喻太阳，也有完全抽象的玄虚概念，如《左传・昭公元年》中的“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茁。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明淫心疾”。这句话已经从单纯地解释自然灾害转移到关系人类疾病灾害的抽象意义上，并且这里作为六气的阴阳，基本上是和人相协调、相适应的。又如《左传・昭公七年》中，“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侯问于士文伯日：‘谁将当日食?’对日：‘鲁卫恶之，鲁大卫小。’公曰：‘何故?’对日：‘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灾，鲁实受之。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卿。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天，二曰固民，三曰从时。这里将日食这一自然现象与国家的政策相关联，以天象附会人事，并由此而提出了为政须遵行的3条原则，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汉代天人感应思想以及谶纬学说的渊源。这种强调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要求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思想，正体现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哲学基础，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道法自然、顺天则时的生态发展观的萌芽。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强调天道与人道的一致，天道恒常，所以人道必须顺应天常，人事活动也要与四时合序。《左传・昭公七年》中晋侯所谓“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其中“从时”，就是要求人事政令要遵从时令，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又如《左传・成公十八年》的“时用民，欲无犯时”，就是使民以时，不因私而侵占农时，尊重农业生产的四时生长规律，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左传》中还多次提及对于山林动植物资源要以时禁发、顺时繁育，这些对于保证生物资源的持续丰富、维护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前的和谐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只有本着尊重自然、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原则，才能真正做到人社会的全面、可持续性发展。
　　(3)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的萌芽。
　　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要素之一，只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做到取用有节、物尽其用、减少铺张浪费，才能保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左传》中多有关于节用生态资源的论述，而且经常把节俭提高到道德修养的高度。《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记载：“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大夫御孙在劝诫鲁庄公时，就将节俭与礼法规范和德的大小相联系，认为奢侈浪费是一种恶行。《左传・昭公十九年》也有“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的论述，认为只有节俭、树德才能得民心，称霸业：《左传・襄公九年》记载了晋悼公的事迹，说他“器用不作，车服从给”，即不刻意增加奢侈器用的制作，日常车马、服装只要够用就行了，正是厉行节俭等措施的实行，才使晋国渐渐国富民强，晋悼公也得以复霸。《左传》中这种朴素的节用资源的生态实践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的主张无疑是有相通之处的。
　　2.王道仁政：政治和谐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就是强调政治、突出政治，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政为大”，认为政治是社会的制高点。虽然中国古代的政治现实具有专制的特点和威权的倾向，但在专制和威权的背后，蕴涵着丰富的政治和谐思想。
　　《左传》上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宽猛相济就是政治措施要有张有弛、有柔有刚，从而实现政通人和。实现政通人和的根本在于行“王道”，即“保民而王”，或“得民心者得天下”。行“王道”的根本在于以德治国与实行仁政，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仁政”的根本在于孟子所说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强调当政者要有“仁心”，即爱人之心，要以民为本、爱民如子、关心民瘼、与民同乐。“仁政”的具体措施，则有省刑罚、薄税敛、取民有制、使民有时，等等不一而足。“王道”和“仁政”，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民为本”，所以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
　　《左传》中也还曾提到有鲁国士大夫文伯开导晋侯时说“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屈屈几字，精辟独到，一语中的，不仅道出了众说纷繁的为政之道，而且为我们创建和谐社会掌灯引路，值得我们为之实践。
　　一曰：择人
　　所谓择人，指的是选拔人才。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发展能产生巨大的推动力，而人才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对社会前进的贡献更是不可估量，创建和谐社会需要尊重人才，更要重用人才，这也是体现以人为本的重要一环。
　　二曰：因民
　　所谓因民，指的是顺应民意。民心向背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自古就有“民为邦本”、“以民为贵”之说，儒家学者孟苟也先后作出“民者水 也，君者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论断，贾谊“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进一步把民本思想推向高潮。创建和谐社会更要尊重民意，体现民意，只有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准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才能消除各类危害百姓、危害社会的不和谐音符，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会长治久安，经济才能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三曰：从时
　　所谓从时，指的是遵从时令。我们将意义再延伸，那就是办事要尊重客观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并要注意抢抓机遇。当今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和压力、机遇和挑战，我们只有本着尊重现实、尊重自然的态度，才能少走弯路，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3.贫富均衡：经济和谐思想
　　财富的不断增长是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而财富的合理分配则是一个社会得以保持稳定与实现和谐的重要基础。因此，社会和谐既关乎财富的持续增长，更关乎财富的合理分配。财富的总量和财富的增长是有限度的。有限的财富如何在一定的人群内分配，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的一个大难题。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这个社会就已经到了动荡乃至崩溃的边缘。孔子曾经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提出的这一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
　　如何做到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呢?古人提出的方案大体有三点：第一，儒家和道家都提出“损有余以补不足”，即通过政府来适当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第二，儒家特别强调各种社会精英，如官员、富商、士绅等要本着仁爱之心，通过举办各种慈善和义举等社会福利事业来帮助和救济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第三，在物质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儒家和道家都主张节制消费和欲望，即以勤俭为美德。所以老子说：“吾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也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墨子则直接主张“节用”、“节葬”。
　　4.一统多元：文化和谐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统性和多元性，一统性即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和主导，多元性即包容有儒、道、墨、法、名、阴阳等各家文化，以及后来的佛教文化等。在一统性和多元性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和平衡，就能达到文化上的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一统性的原因在于《左传》上说的“国于天地，有与立焉”，即一个国家若想保持长治久安，就必须要有一个主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作为立国的根基，否则各种文化和思潮等量齐观、各执己见、纷争不息，有可能危及整个社会的理想信仰和价值观念的统一性，进而导致意见分歧和社会动荡。
　　中国传统文化多元性的原因在于中国各家文化，尤其是儒、释、道三大宗教文化，都具有人文性的根本特质，即都没有一元论、主宰性、人格化的“上帝”或“神仙”，因此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三大宗教你死我活的“诸神之争”，也就是文化冲突和宗教冲突，相反倒是有着“三教合流”的历史现象与历史趋势。中国历史上各种文化并育不相害、并行不相悖，和谐宽容、和平共处，甚至出现了一个庙宇同时供奉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的塑像或一个家庭的不同成员信奉不同宗教的现象。
　　5.风俗敦睦：社会和谐思想
　　个人是组成社会的分子，社会和谐最终要落实和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精神生活，尤其是在于人有道德，春秋时期伦理道德受到高度重视，《左传・昭公十八年》中“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开始重视道德作用，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而个人的道德作用，此时己备受重视。“恶之来也，己则取之”《左传・宣公十三年》)，“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这种觉醒是社会生产力提高承载而来，也是伦理思想的突破。鲁国的臧文仲在借用历史事实说明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时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在臧文仲看来，他们是靠自己快速兴起，也是靠自己迅速灭亡，是什么力量使之兴亡?不是知识，不是力气，不是计谋，而主要是靠德行。
　　实现社会风俗敦睦和美的重要途径是以礼乐教百姓，以化风俗，以正人心。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说：“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可见，礼、乐、诗、书是当时进行道德教育的教材，撑起了伦理思想的骨架，一种新的伦理文化在此形成，践行着时代的理想。荀子也说：“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又说：“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风俗习惯就是社会环境，是一个人不得不身处其中、耳闻目染、与之俱化的东西，所以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风俗不和美，就是社会不和谐，就不能培养完美的人格，也不能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6.天下太平：世界和谐思想
　　《礼记》上曾说“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主张实现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睦邻友好与和平共处，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不但要实现“天下太平”，还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春秋公羊传》上说“王者无外”，集中反映了儒家的普世主义倾向，主张以和平的、公正的文明手段而不是血腥的、残酷的暴力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这是世界主义。不论是野蛮民族还是文明民族，只要侵犯或危及了自己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就要奋起反击、保家卫国，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左传》)，用《春秋公羊传》上的话说，就是“不与夷狄主中国”，这是爱国主义。世界主义与爱国主义是处理国际关系与构筑和谐世界的一体两面，单讲一面是不正确的。
　　“和谐”精神适用性强，覆盖面广，而且也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特别是《左传》中所蕴含的多方面的和谐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深刻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和谐”是一种自然界运行的法则，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一种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一种为人处世的交往哲学，一种社会治理的领导艺术，一种精神生活的境界和一种社会生活的目标。对于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学会有所继承和发展，让他在新的世纪里得到延伸和超越，为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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