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随想 冬日随想作文
时间：2019-02-07 05:25:3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隐瞒的右派” 1955年反胡风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诗歌编辑雷雯被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在单位被关押了大半年，放出来后受到降职降级的处理。雷雯与胡风毫无瓜葛，他不认识胡风，也不喜欢胡风的文学理论，他受牵连仅仅是认识被划进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牛汉，他们见过几次面，通过几次信，见面、通信都是谈的诗歌创作一类问题，而且都是很布尔什维克的。就是这样的一般关系，硬将雷雯诬陷成是“带着胡风的密令到哈尔滨来占领文艺阵地的”。雷雯百口莫辩。
1957年，雷雯向党组织反映他听到的一个对牛汉的处理情况，认为对自己处分过重，被党组织定性为反革命翻案，在不通知雷雯本人的情况下，在他的档案里塞进划为极右派的结论，并且不作任何解释，以“胡风分子对党不满”这八个字的罪名，将雷雯开除公职，送交公安局押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
在农场劳改四年半，雷雯死里逃生，像牲口一样活过来了。回到故乡武汉，先是在中学代课，1967年进入武汉冶炼厂电解车间做炼铜的炉前工，是毫无劳动保障的临时工。这个工作异常辛苦，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有毒，对身体有很大危害，许多工人年纪轻轻就患癌症，一命呜呼。时间一长，没人愿到电解车间去工作，所以电解车间的工人都是从社会上召来的有这样或那样问题而又为生活所迫的临时工。即使这样，为了生活，雷雯也没有请过一天病假，没有一次迟到早退或旷工，更没有违犯过厂规厂纪，当然，这也埋下了他后来患上血癌的病根。1974年，冶炼厂看雷雯八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工作，决定将他转为正式工，就从黑龙江劳改农场调来雷雯的档案，发现了雷雯的右派结论，而这个右派问题在雷雯给冶炼厂党组织写的自传中没有交代。这下名堂来了，冶炼厂党组织连夜刷出大幅标语，说是挖出一个隐瞒的右派分子，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雷雯懵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他第一次知道自己还是个右派！谁听他的解释？谁听他的辩白？党委书记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厉声斥责雷雯欺骗组织，命雷雯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监督，老老实实接受改造。
无奈之下，雷雯写信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要求说明并澄清这个问题。过了好长时间，出版社发来一个公函，说雷雯是随着右派一起处理的，所以有这个划为右派的结论，但雷雯仍应以胡风分子结论对待。那一段时间，雷雯头戴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两顶帽子，备受煎熬。
这样的人能宽恕吗
1957年，殷海光先生的胞弟殷浩生先生被划为极右派，当时他在湖北省黄冈县总路咀中学教书。同年底，在黄州召开的全县斗争大会上，命浩生先生等极右派跪在台上接受群众斗争。浩生先生在台上大声说：“不跪！”昂然挺立。这时，家庭出身地主、急欲图表现向党表忠心的上巴河小学女教员胡某某冲上台，大骂浩生先生：“你这个反动透顶的东西！”边骂边朝浩生先生脸上使劲抽几耳光，顿时，浩生先生的嘴角流出了鲜血。又有几个打手冲上台，对浩生先生猛一阵拳打脚踢，打得浩生先生瘫倒在台上。
“文革”初，这胡姓女人又无中生有，诬陷海光先生的侄女殷永秀女士，害得身怀六甲的永秀女士被残酷批斗。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永秀女士退休返乡，老同学老朋友经常到她家聚会。那胡姓女人也退休了，多次托人带信给永秀女士，想去拜访。为此，永秀女士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反思几十年中的痛苦生活，我既深深感到友情和人情的可贵与温暖，也深深感到落井下石的卑劣与为虎作伥的下流。世事纷纭，我不想再一一理清什么，我只想告诉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两种行为不可宽恕，那就是诬陷和打人。这是我做人的原则和底线。”
沦为乞丐的私塾先生
过去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的老童生，如果家里没有一点财产，老来境遇就会很不幸――不仅仅是清苦，甚至悲惨！不算太老的时候还教个泥巴馆，三五个或七八个学生，勉强混个生活费。再老一点，人迟钝了，口齿不清了，就没有人家愿意送孩子来。这些老先生们家里多半无田无地，又没有做过体力活，老来也没有体力了。还有的年轻的时候没有能力成家，中年以后娶个拖一群儿女的寡妇，日子更惨，他们到没有书教的时候就只好去讨米。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湖北黄冈县三里畈那里就有这样一位外号叫“魔王先生”的私塾先生，他老来就拖着一群儿女沦为乞丐了。
这魔王先生写得一手好诗，一次家父在大路上遇见他，很客气地问他最近写诗否？魔王先生说：前几天傍晚，我驮着一捆柴在新铺那里过河，见好美的景致，写了一首诗，我念给你听听：“鸦鸣犬吠日沉西，雨霁新晴月色低。绿水有情趋浪去，可怜乞丐带柴归。”
聋子三伯
聋子三伯是我父亲幼时在镇上几位老人半认真半游戏的主持下拜名的弟兄。他小时候害过一场什么病，病愈后耳朵有些背，说话要大声音才听得见，大家都叫他聋子。一叫几十年，到我们这晚一辈的，不知为什么，背地里也都叫他聋子，当面那还是叫他三伯。
因为耳聋，聋子三伯的行动有些迟缓，说话也瓮声瓮气，但他心计很深。聋子三伯有一个亲哥哥，小时候得过天花，留下一脸麻子，我们也是背地里叫他麻子二伯。麻子二伯成家后，生养了一群儿女。他的大女儿，我们叫大姐，后来嫁给一个军官，生下一个儿子，在这孩子四岁时，大姐因病去世，大姐夫无意续弦，加上戎马倥偬，就把孩子寄养在他弟弟家里，生活费则由他每月从部队寄回。
大姐夫的弟弟住在大山里，不通邮路，也难得走出来一次，大姐夫就跟聋子三伯说好，把钱寄到聋子三伯处，请聋子三伯妥为保管，再由他弟弟来取。不及一年，大姐夫阵亡，在清点遗物时，有八张汇款单据，都是寄到聋子三伯处的。大姐夫的弟弟就到聋子三伯家去取汇款，聋子三伯却指天画地矢口否认私吞了这笔失去父母的孩子的活命钱。
聋子三伯还有一宗过人之处。土改时，按他拥有的田地本应划为地主，但他把几个佃种他田地的内弟找来，动之以情，施之以利，要他们各自认一点他的田地，这样，聋子三伯只划了个小土地出租。后来，他的两个儿子混迹官场，一个做到了省委副厅级的大官，一个在县法院当了庭长，只是一个女儿没有什么出息，在码头上卖个票什么的。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聋子三伯真像是长了后眼睛。
麻子二伯
麻子二伯家有一种奇怪的遗传基因，就是对女儿很马虎，对儿子却是百般疼爱。到父母老来，丧失了劳动力，女儿是尽力照顾，儿子却望都不望在生活中挣扎的父母，尽管他有赡养的义务和能力。
经济困难的那几年，麻子二伯饿得偷猪食吃（镇政府养的猪），他在外地当干部的儿子连一块钱也不寄给濒临饿死的父母，更不用说回家看望，像没有养他这个儿子似的。
麻子二伯年轻时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父母的。冬天，夫妇二人（续弦的）煨一罐子肉汤喝，年迈的父母在一旁冷得瑟瑟发抖的干看着，麻子二伯喝了一碗又添一碗，直喝得麻脸上满是汗珠，也不望父母一眼，更不用说给一口剩汤喝。据说，麻子二伯的父母年轻时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父母的。
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基因在作怪。科学发展了，要能从人身上永远剔除这种极端自私的基因就好了。
两个正直的读书人
张子野，湖北黄冈人，清末民初湖北名人张荆野之少公子，笃信基督，善诗词。其姊张清和女士旅居新加坡，以书法名世。上世纪四十年代，张子野服务于基督教会，五十年代后，安排至武汉市皮革联合加工厂做杂工，备历艰辛。其《寄姊》诗云：
姊无归意我难来，披读家书和泪开。
勉励文坛争胜负，愁亲老病自悲哀。
新时取值凭劳动，旧制悠闲去不回。
生长中华强盛日，恼人情绪�毛衰。
张侍奉老母住汉口车站路二号，因婚姻屡受欺骗，于家事甚是灰心。1964年末，有人觊觎其居所，诬告其与姊通信有对党不满的言论，遂被判刑入狱，劳改中被打折一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始出狱回汉，住汉口公安街，贫病而亡。
刘伯卿，亦为黄冈人，张子野之同窗挚友，善诗词，性狷介，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武汉市物资局工作。“文革”伊始，被揪斗，刘视斗己之人乃平素最鄙夷之奸佞小人，大怒，向其猛掴一掌，骂道：“你是什么东西，竟敢斗我！”那小人恼羞成怒，呼同类将刘乱棍打死。
右派的女儿
1961年，被打成极右派的书法家吴丈蜀在农场劳改，他老伴带着四个儿女艰难度日。吴的品学兼优的女儿吴过蓝在武汉市戏校读书，她想到两个年幼的弟弟饿得吐酸水，就在每餐吃饭时，从自己的碗中留出一小点，一周积攒下满满一搪瓷碗，周六带回家，两个弟弟高兴得抱着她说姐姐真好！不久，她带饭回家的事被人告发，学校说只能吃不能带走，把她开除了。
人性的光辉
家住武汉市生成南里三十五号的陈金苗，中年守寡，带着一群儿女无以为生，无奈做点半开门生意。“文革”初，红卫兵开她的斗争会，把她的头发乱剪一气，脖子上挂一双破鞋，按着她的头，反剪双手，令她交代问题。陈的十六岁的大女儿冲上台，指着斗她母亲的红卫兵大声斥责道：“你们吃不吃饭？”陈的其他儿女一拥而上，把她抢回家。对比在“文革”中扇自己父亲耳光的名导演名作家，以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捡举揭发自己父母“反动”言行的人，陈金苗的儿女们身上闪现着的人性光辉，将会为后人鄙弃、唾骂我们这几代人时，挽回一点面子。
挟嫌报复学生的班主任
我的四哥李文极，1958年就读于武汉市一男中高三（1）班，品学兼优。谁知毕业考试后，政治不及格，不能毕业，又要他参加高考。那时，全国正闹大跃进，不仅正规大学扩大招生，就连专区一级都办大学，生源严重不足，就把已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不通过正规考试调进大学，名曰调干生。即使这样，也没有一所大学愿意录取一个政治不及格的学生，尽管他学习成绩非常优秀。
为什么四哥的政治不及格呢？原来是班主任（级任老师）挟嫌报复！这班主任住在校内，对亲生母亲非打即骂，常常不给饭吃。学校领导熟视无睹，见怪不怪。老人投诉无门，常在操场边向学生哭诉。四哥性格狷介，在一次班会上就此事向班主任提出意见和忠告。谁知这班主任品质十分恶劣，他借四哥曾到监狱探视含冤受屈的父亲一事，说四哥同情反革命的父亲，政治立场有严重问题，把四哥的政治划为不及格。这样，不仅砍断了四哥进入大学的道路，而且，政治不及格的问题记载在四哥的个人档案里，使他一生都挣扎在泥泞的生活道路上。
我的叔叔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父亲和叔叔带着全家人辗转回到老家――湖北省黄冈县三里畈镇。那时，每天都有很多从江浙携家带口往后方逃难的人经过三里畈镇，父亲和叔叔就在镇头路边搭起了粥棚茶亭以及简易的草屋，帮助逃难的人。有些逃难的病了，父亲和叔叔就安排他们在草屋内休息，并请来医生诊治。这些都是无偿的。精明的叔叔发现，逃难的人中有不少挑着缝纫机的（就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缝纫机都是一个家庭的重要财产），他马上想到如果把有缝纫机的人留下来，成立一个专为抗日部队做被服的工厂，既为抗日做出了贡献，也解决了我们家的经济困难。叔叔把这个想法跟我父亲一说，得到了我父亲的全力支持，父亲告诫叔叔，国难当头，勿以盈利为目的，收支平衡就行了。
说干就干。那时，鄂东抗日总指挥兼国民革命军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就驻扎在我们家，叔叔马上找到他。当时，身处敌后的抗日部队后勤补给非常困难，被服类物资指示部队就地解决，程总指挥正为部队的被服发愁，听叔叔一说，很是高兴，立即指令军需官与叔叔洽商此事。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形成一个买卖合约。部队的要求只一条，按部队被服式样、质地、数量、时间交货，货到付款。被服厂是私人的，包括人员、厂房、宿舍、原料等等，全由厂方自行解决，部队不介入。第二天，叔叔就在周边各路口贴出告示，大意是这里已是敌后，安全有可靠保证，被服厂招募有缝纫机和会裁剪的工人，家属也可以进厂做副工，并解决住宿。很快，许多工人携家带口前来报名，叔叔克服许多困难，在离三里畈不远的项家河办起了被服厂。几年间不断发展，到1945年胜利前夕，被服厂发展到两千多工人，包括他们的家属，被服厂解决了近万名难民的生活。可以说，被服厂的建立，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一定贡献。
那时，叔叔只有二十多岁，被服厂建立后，他自任厂长，后改称总经理，这大一个摊子，全亏他殚精竭虑，为着抗日事业，上下齐心，与部队的合作也比较愉快，工厂是稳步发展。一次交货毕，他笑着对验收的军需官说：“你们穿着军装戴着军衔很神气，我也想加入到部队里，穿个军装戴个军衔，神气神气。”那军需官也笑着说：“你自己做的军服，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叔叔说：“那上不上花名册？”那军需官说：“上个什么花名册，好玩嘛！”回厂后，叔叔叫工人按他的身材做了一套呢子军装，找军需官要来一双马靴，军衔嘛，将军太大了，别人不信，小了又没有意思，就弄了一个上校的牌牌钉在领口上。那军需官见了笑痛了肚子，程总指挥见了也一笑而过，年轻人，好玩嘛！
抗战胜利，工人们归心似箭，被服厂一夜之间就解散了，我们家也回到了汉口。1949年以后，麻烦来了，说叔叔是国民党军队的上校，我们家是官僚资本，那时父亲和叔叔尚未分家，把我们家所有的财产，包括房屋、田地、店铺、商行、浮财，全部没收，还要交出六百万元（旧币）剥削债！已是身无分文的父亲和叔叔到哪里去喊冤？当时真是有口难辩！
后来，叔叔因这个上校问题被判刑劳改三年。刑满回汉，安排他在煤炭厂做煤送煤，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挨整的对象，受尽凌辱。“文革”后，对原国民党人员有一个待遇政策，叔叔找到公司领导，要求落实。公司领导说：“你有什么政策落实？”叔叔说：“我是国民党的上校，就按有关政策落实。”公司领导说：“大家都知道你那个上校是假的。”叔叔气愤地说：“假的？你们现在说是假的，当年怎么不说是假的？二十几人被赶出家门，抄家、没收、判刑劳改，这都是假的吗？”那公司领导说：“那是极左路线造成的，全国人民都在受罪，刘少奇还被整死了哩！你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要向前看，不要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以大局为重，还是好同志嘛！”
注：叔叔本名李鸿福，1914年生人。１980年10月，在多次上诉无果后，愤而投江自杀。
陆达
陆达，“文革”中仅仅给三个女人拍了十余张艺术裸体照片，就被枪毙了。
那是“文革”后期的事。五十岁的陆达是汉口品芳照相馆的摄影师，一个去他家玩的水手从他书桌的抽屉里偷出几张女人裸体艺术照片，带上船日夜意淫，被人告发。一审，这水手慌忙招供，在陆达家抄了个底朝天，也就三个女人的十余张裸体艺术照片。陆达如实交代，把那三个女人抓来一审，都说是自愿照的，陆达无任何胁迫行为。
就这点事，竟把陆达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现行反革命，贴出告示，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