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山之约到雪耻之盟】抗日之雪耻
时间：2019-02-07 05:26:4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892年，新科进士叶德辉在做了几个月的吏部主事之后，告假回到了长沙。风尘尚未洗尽，行装尚未整理，湘中名儒王先谦便登门拜访。交谈中，王先谦盛称叶德辉的科考答卷“典重高华，有雍乾作家风范”；又询问叶德辉平日所读何书、所治何学，殷切关怀，溢于言表。当得知叶德辉准备请长假养亲、不再出仕之时，王先谦竟频频点头，说出这么一段话来：
是也。吾在江苏学政任内，成《皇清经解续编》千余卷，因是感触吾湘经学之陋，未免见笑外人。当编辑时，仅得船山诸书及魏默深《书》《诗》古微二种，犹未纯粹，乃以曾文正读书日记析其读经笔记，杂凑一家，而生存人如胡元仪、胡元玉所著书亦录入，盖不得已也。归田后，遂以提倡经学为己任。如阁下年国富强，任择一经为之，必远出前人上。吾观阁下会闱三艺，知必深于经学矣。今日同居一城，吾有书必就商，名山之约定于今日。
三十年后，当初度甲子的叶德辉回首前半生、提笔写下《�园六十自叙》之时，虽然他“数十年轰轰烈烈”、可圈可点的“英雄业绩”实在繁多，他依然用浓墨重彩描述了王、叶结识的那一幕，并感慨道：“公叠秉文衡，东南名宿尽出于公门下，何图于余？诱掖奖励如此。回思此三十年著作等身，皆出公提撕之力，又实平生第二知己也。”叶德辉将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都归功于王先谦的激励，显示出他难得的谦逊。但亦可见此事对于叶德辉的影响之大。
这个故事宣之于叶德辉之口，在叶氏弟子中间广泛流传。如杨树达在为《�园全书》作序时，就曾提到，王先谦谷虚成德，“见先生会试闱作，击节叹赏，忘其年辈，投谒先施。谓往者视学江南，续仪征阮氏经编。江皖耆彦，学术纷纶；湘士卑卑，怀惭抗手；今得吾子，湘学其有幸乎！”叶德辉的儿子叶启慕、叶启倬甚至将叶德辉的告假家居也说成是应王先谦名山之约的结果，在为叶氏弟子刘肇隅所作的《�园四部书叙录》作序时也说：“光绪中叶，长沙王葵园祭酒先谦编刊《续皇清经解》一书，乡先生惟船山著述诸书得以列入。尝谓先君子曰：‘吾今而知湘省无通经之人，不得已，聊以船山备数。子年少有才，似宜涵泳经籍，用功撰述，一洗前此之陋。予望之矣。’是以先君子通籍未久，即养亲家居，南北涉游，购书十数万卷，寝馈于中，无间寒暑。”这当然是过度诠释了。综观各种版本的王、叶名山之约的故事，细节或有所出入，但大意并无二致，无非说明两点：王先谦深感湖湘经学之陋；王先谦与叶德辉订“名山之约”，乃是为了湘学的振兴、湘学的名誉。在这种叙事之下，叶德辉一生的学术研究并非仅仅出于一己之好，而是承载了振兴湘学的历史使命。
作为故事的另一方，王先谦对此却无片言只语的记载。叶德辉一生以“半吴半楚”之人自居，对于湘学正宗缺乏乡人常有的敬意与认同感；个性狂傲，目无余子，非讥长者，轻慢前贤，是他一贯的风格。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怀疑叶德辉借此在贬损湘学的同时抬高自己。不过，以王先谦与湘中学者阎镇珩的争论来衡量，王先谦的确有“恐见笑于外人”的心理。
王先谦致仕前，或任编修，或主科考，或充学政，形成了以学术之盛衰为君子之责的理念。他先后编《东华录》、《续古文辞类纂》等，在江苏学政任内编刻《续皇清经解》，继阮元之后又一次集清代经学之大成。作为学者型官僚，王先谦的桑梓之情落实到表彰乡邦文献上，落实到对于湘学的张大上。然而，这种张大湘学不是一般的溢美，而是建立在反思意识的基础之上。由于多次充任考官，到过浙江、江西、云南等地，王先谦对各地学风之不同深有体会，无形中会将之与湖南学风进行比较，并因此有了“全国视野”。换言之，王先谦是站在全国学术的高度来审视湘学的长处与不足，绝不以“四塞之国，风气独特”自我遮蔽。而在“导源于吴皖、流衍于全国”的经学主流――汉学的标准衡量下，向来奉理学为正宗、以致用为宗旨的湘学显然处于劣势之中。王先谦念经术之不明、望乡人之奋励，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
王先谦的这番苦心，并不为湘人所理解。当汉学渐渐在湖湘大地传播开来之时，笃守程朱理学的阎镇珩深以为忧，起而抵制。他认为：时至今日，士人奔走津要，不顾礼义廉耻，都是汉学“以名相高，以利相诱”的结果。王先谦反问道：那些从事考据的汉学家们，终日钻研，头也昏了，眼也花了，求的是能有一部著作传世，哪里还有时间去奔走权要？奔走权要的人又怎么肯终日手持一卷汉学书？乾嘉学者于经籍传统，考订发挥，“其实事求是，使古籍暗而复明，微言绝而复续，有裨学术甚巨，如江河之不废也”。考据之学，本需长期沉潜，自甘寂寞，才能有所成就，非浅尝辄止者所能成功。倘若说汉学有流弊，穿凿破碎者不免有之；倘若说汉学之兴会成为世道人心之忧，则纯属无稽之谈。王先谦还特意拈出一段掌故以为警诫：“孙芝房先生以粤寇之乱归狱汉学，大为士林姗笑。良由于考据一道未加讲求，致兹巨失，故曾文正起而亟正之。”
孙鼎臣（字芝房）之言是湘中汉学批判思潮的集中体现。湖南向有“理学之邦”之称，本不以考据为能。乾嘉之时，汉学风靡大江南北，湖湘学子依然谨守先贤传统，崇奉理学。嘉道以后，清朝由盛转衰，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反思汉学流弊的思潮。湖南经世派以提倡实学崛起于一时，对于汉学的批判尤其尖锐。不过，湘人对汉学的批判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谴责，而较少学理的分析，所论难免偏颇。孙鼎臣甚至说：太平天国之乱，都是汉学惹的祸。此论一出，“大为士林姗笑”。谁都知道，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是读了西教之书，才主张天父、天兄之说，才要以西教伦理去摧毁孔孟伦理，他哪里知道什么考据？将太平天国的兴起归结于汉学，说明湖南人并不明白汉学究竟为何物。汉宋之争这类学术问题，岂是仅靠道德谴责所能裁决的？连理学名臣曾国藩也不得不出来纠正孙氏的过激之论，说：“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曾国藩强调：汉学之名可以不立，但汉学之门径不可不知。他本人的治学倾向也由早年的一宗宋儒转化为汉宋兼容。
学术思潮的发展往往充满着悖论。近代以来的湘人本是以汉学的批判者出场的，而在汉宋之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偏激与对汉学的无知，尤其是“为士林所笑”，又刺激着湘人去了解汉学；一旦评价标准由理学转移到汉学层面，则湘学在汉学领域的不足立刻显现。反思湘学之不足，成为部分湘人的自觉意识。比如郭嵩焘就是其中的一位。郭嵩焘在近代史上不仅以倡导洋务、思想开明著称，同时他还是一位著述丰富、成就显著的学者；著有《礼记质疑》、《中庸章句质疑》、《大学章句质疑》、《毛诗余义》、《校订朱子家礼》等，于经学寝馈极深，无愧于专门名家。作为一位学者，郭嵩焘对于湘学的不足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曾说：“乾嘉之际，经师辈出，风动天下，而湖以南黯然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言外之意，湘学固然以经世致用为传统，但不知郑、许《说文》之学，毕竟是一种缺陷。王先谦由于自己的经历，特别是在编《续皇清经解》时表彰乡邦文献的挫折，对于湖湘经学之陋更有切身体会。王先谦归田之后，同郭嵩焘过从甚密，谈文论学，时时以世道人心为念。郭嵩焘每以湖南人文不盛为忧（这是郭嵩焘晚年日记的一个主题），王先谦则以湖南经学不兴为憾。提升湘学在全国的地位，成为他们一致的心愿。
也正因为如此，当阎镇珩指责汉学破坏道德人心之时，王先谦旧话重提，劝告他先去了解汉学家的工作，以免贻笑大方。王先谦还说：不能通古，又怎能达今？在王先谦的劝说下，阎镇珩放弃了对考据之学的偏见，并在考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据此推理，“恐见笑于外人”系当时王先谦真实的心态，叶德辉笔下的王、叶名山之约的故事，自有一定的可信度。叶德辉之所以引起王先谦的注意，在于他的“经学根底”；这种经学根底又多少得益于他的先祖遗泽。和中国绝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叶德辉幼承庭训，本习宋人之书。不同的是，由于叶氏先祖原籍江苏，家中颇多藏书，尤其是乾嘉时期的三吴先哲遗书为叶德辉在宋学之外打开了另一扇学术之窗，“藉诂经课，略知经学门径”。十几年来，叶德辉在科举应考的同时，又颇留意于经学著述之事。王先谦正是在了解了叶德辉的这些情况之后，以振兴湖湘经学之重任相托，定下名山之约。由于王、叶的身份不同，他们的表现又有微妙的差别。叶德辉作为“半吴半楚之人”，可以大张旗鼓地、甚至带有一些优越感地来讥刺湘人经学之陋；王先谦作为本省名宿，可以在私下场合抱怨湖湘经学之陋，却不愿因此损害湘学之形象。
王先谦的提倡使得经学――确切地说是汉学这种不太实用的东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湘人的认可。晚清之际，从全国范围来看，汉学总体上呈现衰退趋势，湖南却是别有一番景象。当其时也，“汉学大盛，风流相楚，人人骛通博以为名高，而耻言程朱”。这对于以湖湘经学不兴为恨事的王先谦等人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湖湘大地虽然在乾嘉之际错过了躬逢其盛之时机（钱穆所谓的“独披其风最稀”），但到底后来居上，成为晚清汉学重兴的基地之一。正是在王先谦的倡导下，湘中后生“多能明古今之别，知汉宋之分”。
以半个江苏人的叶德辉看来，王先谦提倡汉学虽然有功，但王先谦的汉学研究总像是中年出家，不那么纯粹；所谓“毕竟再传成惜抱，未能一姓守西庄”；与王先谦可以谈文章著述，不可以言校勘考订。叶德辉强调，通经必先识字；而要“诏后学以所从入，必先于簿录考溯其远流，开示其阃奥”。叶德辉不但自己一生治学以《说文解字》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工具，而且教授弟子也以此作为门径，提倡经学具体落实到文字训诂与目录版本学上。照叶德辉看来，湘学若真要改变经学不兴的局面，必须由此入手，唯其如此，才能做到内行入格，避免为外人所笑。对此，湘中另一名儒、人称王经师的王�运很有一些不屑。读书固然要先识字，但不是识《说文解字》；目录版本不过是收藏家之言，翻的书多了，渐渐识得不同的版本，怎能成其为“学问”？湘绮老人年辈高、声望隆，所言甚合湘学逻辑。但叶德辉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他说王�运不过是六朝文士，经学非其所能。学术研究自有公认的规范与路径；是不是经师，不但要看湖南人如何说，还要看全国人如何说，这才是超越乡谊的公论。叶德辉所言并非毫无根据。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就曾很不客气地说：湘中经学诸家尽管门径不同，但有一事则为诸家同病，“盖于江、戴、段、孔古音之学实未得其分毫也。偶一举及，其疵病立见矣”。简而言之，湖南人都不懂文字学。章太炎对王�运尤多批评，直言“三王不识字，此公殆尤甚”。叶德辉多次援引章氏此语，既是为了批驳王�运，也是为了警醒乡党。
叶氏讥刺前辈的非礼行为受到湘人诟病，其“抗直之性，非刺之辞，世目为躁肆”。但其学术主张却在湘中得到一定的流传，特别是他对湘学不足的批判意识，为湘中后学所继承。直到民国年间，李肖聃还慨叹：“假令砚仙（龙璋――引者注）生承平时，与王、段诸公为友，讲明字例之条，湖南文字之学，不如是之未昌也。”言外之意，深以湖南文字学不昌为憾。亦可见外界有关湖南人不懂文字学的评价，始终成为部分湘人心头一个难以化解的情结，并成为刺激他们从事文字研究、改变湘学形象的驱动力。
据叶氏弟子杨树达回忆，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和湘籍学者、训诂学家曾运乾（星笠）任教于北京高校时，曾有“雪耻之盟”：
太炎先生尝云：“三王不通小学。”谓介甫、船山、湘绮也。三人中湘士居其二。余昔在北京，曾与星笠谈及此。余谓此时吾二人皆游于外，他日仍当归里教授，培植乡里后进，雪太炎所言之耻。星亦谓然。
杨树达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1948年以“继承清代朴学风度，整理古书，研究古文法与古文字学”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杨树达幼年曾从叶德辉问学，叶氏授以文字训诂、目录版本之学，为杨树达打下了一生治学的基础。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上任教于北京各高校之后，杨树达的学术成就逐渐为外界所认识，得到了包括章太炎、沈兼士、陈垣、陈寅恪等学界名流的推崇。章太炎曾说：“湖南前辈于小学多粗粗，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积微居回忆录》中颇多此类记载）诸人在揄扬杨树达的同时，有意无意之中常将他与湖南学风、与湘学前辈区分开来。有一次，杨树达、余嘉锡拜访张孟劬、东荪昆仲。“孟劬极称余训诂之学，且云：‘湘中学者自为风气。魏默深不免芜杂，王益吾未能尽除乡气。两君造诣之美，不类湘学。’孟劬，浙人。意盖谓余二人为江浙人之学也。”对于这类带有地域偏见的揄扬，杨树达未惬于心，以为江浙人士未免太自大了，自己的学问倒也罢了，像余嘉锡这样精通目录版本学，江浙人士哪能做到？
杨树达以自己的学术成就赢得了学术界的肯定，却并没有扭转外界对于湘学固有风格的认识。湘学若要改变自身形象，尚需更多学者的努力。因此，1937年，已是小学名家的杨树达婉谢各著名高校的聘请，毅然回到家乡，任教于湖南大学。同时也邀请曾星笠回乡践约。杨、曾殷殷以张楚学之帜为念，致力于培植乡里后进。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曾星笠身染重病而犹授书不辍，不幸逝世。惊闻噩耗，杨树达痛心不已。杨树达自言南归八年，相与商榷文艺者，仅一曾星笠。“钟期一去牙弦绝，惠子去殂郢质亡。”曾氏去世，不仅是杨树达一人之私痛，更是湘学之失，盖因“湘中学者承东汉许、郑之绪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进而治经者，数百年来星笠一人而已”。曾氏绝学后继无人，广陵散绝，这是杨树达实现雪耻之盟时遭遇的最大挫折。但是，自从湖南出了杨树达、曾运乾等人以后，再也没有人批评湘人不识字了。
从王、叶名山之约到杨、曾雪耻之盟，几代湘籍学人有感于外界对于湘学的批评，殷殷以振兴湘学为念。独具特色的桑梓之情，叫人感慨万千。遗憾的是，他们的这种努力向来不为学术界所关注。在湘学史研究已渐成热门的今天，学者们多半津津乐道于湘人的理学成就以及湘人的自豪、自负。其实，湘人有自负的一面，也有自我反省的一面。湘学特色的形成，原本与湖南“四塞之国”、不与中原人物相交往的历史地理因素有关。近代交通渐开之后，湘学卷入与其他地域学术文化、与国家主流学术文化的互动竞争之中。在他者的认识中反观自我，湘学的特色因此更加凸显，“湘学意识”也得到明晰。然而，所谓“特色”原是一个语义丰富的词汇。湘学因其特色而得到外界的推崇（如钱基博），也因其特色而被他人讥刺（如章太炎）。究竟该保持特色还是汇入主流？湘学的发展始终面临着两种选择、两种理念的较量。王先谦因感湖湘经学之陋、未免见笑于外人，因而与叶德辉定名山之约；章太炎“三王不识字”的评判，使杨树达深以为耻，因而与曾运乾立雪耻之盟。努力改变湘学在外人眼中“外行不入格”的形象，成为他们维护湘学的具体体现。至民国年间，湘籍学者杨树达、余嘉锡、曾运乾、张舜徽等人均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了湘人不知考据的形象。至此，从曾国藩、郭嵩焘以来的振兴湘学的努力，才算是修成正果。湘学以向主流靠拢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