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华盛顿隐居遗事（二）】 吴宫遗事
时间：2019-02-07 05:27:2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高宗武到了美国后受到胡适大使的格外关怀，消息传到重庆，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怒不可遏，遂致函胡适，对高宗武其人破口大骂： 近日高贼宗武夫妇常往大使馆，此则此间友人大有议论。先生本有教无类之心，以为此人有改过之迹，或因是耶？然此贼实为穷凶极恶，以前即知其妄（大有办他自己外交之势）。汪逆之到于此地步，咎由自取复何言。然汪逆之事，国家实蒙其大耻大害，最好不曾有，而汪逆之至于此，皆高丑拉拢也。至于半路出来，非由天良，乃由不得志，且是政府一批大款买出来的。即（顾）孟余亦如此说。国家此时不能将其寸磔，自有不得已之苦衷，先生岂可复以为人类耶？……
傅先生针砭时政激切过火是出了名的。早有西安事变声讨张学良的《论张贼叛变》一文，后有抨击行政院长宋子文的文章《这样的宋子文还不下台？》，凭一己所见，尽情抒发，痛快哉，但无裨实际问题之解决也。台湾有一位史学家对孟真先生有一句批评的话，他说：“知识分子立言报国，应该洞察事理，把握分寸，放言高论及曲学阿世，皆非所宜。”这话是很中肯的。
傅先生的斥骂，不知道胡适是否向高有所透露，但胡适并未受此影响，此后与高的关系愈发的密切。其实，胡、高二人早在三十年代就相识了，换言之，胡对高的关爱早已有之，这在高宗武的日记和手札中均有记录，笔者愿借此话题向读者披露一二。
高宗武第一次与胡适相见应是1936年6月7日。
为什么肯定是这个日期呢？因为胡适在1936年6月9日致翁文灏信中提到：“今日政府中外交人才最缺乏。前夜见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君，与他谈了三点钟，我佩服此人的才干与魄力。此公颇能明了我的计划，希吾兄与他细细谈谈。”6月9日的前夜当然是7日了。高宗武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提到：“大约四十年前，有一天晚上我去看胡适之先生时，是一位当时北平军分会的刘将军陪我去的，我只记得刘是安徽人，与胡同乡，任何敬之的办公室主任，名字没有记得。”
为什么肯定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见呢？因为邦克(Bunker，G.，1972，p.28) 在描述胡适于1937年7月30日，在南京往访高宗武时，曾特别写到：“虽然他以前仅见过高一次……”(Although he had only met Kao once before，――笔者译)。由此可知，北平肯定是第一次，南京是第二次，其间再未相晤过。
高宗武曾绘声绘色地向其孙高昕描述过他们的第一次相会：“胡适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久仰你的大名，今天才得相见，非常高兴。我说，先生是第一次见我，我却不是第一次见先生。我早见过你，只不过是你在台上，我在台下，听先生的讲演。”高宗武的诙谐幽默立即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他们谈了三个钟点，谈了什么内容呢？
当时的华北形势很紧张。1936年5月14日，日本派遣三千名士兵登陆秦皇岛，策划组织“华北政府”。平、津学生示威，铁路被炸。高宗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5月29日被国民政府派到北平，与宋哲元、秦得纯等协商对日交涉事。根据外交情报，日本的方针是：一是把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变成相当伪满洲国地位；二是策划组织“华北政府”；三是关税自治；四是迫使陕西阎锡山、绥远傅作义退到汾河以南。华北增兵显然是开战的部署。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采取的对策想必是谈话的内容之一。
高宗武一向痛恨军人当政、地方政府擅自处理外交事务。经5月30日他与北平军政领导会议，统一思想，促使各方表示“不妥协”，“不丧主权”，“服从中央”。他的一贯路线是：避免或推迟战争，通过外交途径与日谋和。而从胡适致翁文灏信中所说：华北问题“只有一线希望，就是由政府用全力向东京做工夫……重提去年‘使华北文治化’”。显然，胡适和高宗武具有共同信念，共同观点。这可能就是胡适信中所说“此公颇能明了我的计划”。
胡适致翁文灏信中用了不少笔墨抨击黄郛，说“黄郛怀私愤，向蒋先生提议政整会的取消，于是王克敏去而土肥原的自治运动代兴！黄郛之罪真百死不足偿也！冀东之局面亦起于黄郛之私心，他要扩大平津地盘与收入，故造成战区之特殊政权，不归河北政府管辖。殷汝耕是他一手提拔的，冀东自治政府的地盘是他一手造成的！”这又是他们的共同点。1934年9月，高宗武奉蒋介石、汪精卫之命，以首席代表的名义，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仪我（Giga）、驻北平副武官柴山中佐（Shibayama）和伪满洲国邮政司长藤原(Hugiwara)等，谈判与“满洲国”通邮问题。当时，黄郛是“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高在谈判中，除向蒋，汪及交通部长朱家骅请示外，经常与黄郛讨论、汇报。由于中央与黄郛意见不一致，高宗武与黄郛之间发生很大矛盾。黄郛气愤之余当场斥责高“少年气盛”。高宗武批评黄郛：“只知退让，不敢进攻”，“对于中央训令，视为无物”。黄郛没有办法，只好向蒋介石告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宗武给同乡挚友郭俊■ 写信提及此事：“当时交涉方针，皆由汪直接授弟，黄因弟不肯受他指挥，屡表不满，竟背后向日方表示，由他接受日方条件如何，日方代表则谓渠非此案代表，无权接受日方条件，时适蒋到协和医院治牙疾，黄即说动蒋找弟去。由蒋吩咐弟受黄指挥，当时弟深感黄之压力不在日人之下，乃告蒋云，黄既如此勇于负责，当初何以要求中央派人来主办此事，他自己办了算了，今日之事，我只能将尊意电汪，汪若同意，我方能办，因我受汪之命而来也。蒋认为十分合理，第二天汪复电坚持原案，不容变更，并云蒋处由他负责去电说明，请勿为念。弟以汪电示蒋，蒋亦不再作主张。杨永泰则在背后冷笑黄竟被一小孩弄得毫无办法。此语乃李泽一告弟者。弟办完此事后，在回京之前，政整会委员汤尔和王叔鲁两人与弟素不相识，忽分别设宴为弟送行，汤特意致函其得意门生洪式闾，誉弟心有定力。不久黄辞职，叔鲁接任，即向蒋借用弟为政整会总参议或秘书长，蒋不答应，弟亦无意北行，其议遂寝。此皆五十二年前之事也。”
胡适与高宗武首次见面谈得如次投机，出于他们都是文化人，具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观点，共同的政治主张和对日策略，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难怪胡适如此“佩服此人的才干与魄力”。从此，胡对高推崇备至，期望甚深，后竟发展成为终生的莫逆之交。
上世纪七十年代，高宗武曾指导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邦克（Gerald E. Bunker）做博士论文，后以《和平阴谋――汪精卫和中国抗战，1937―1941》书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根据高宗武日记以及邦克和高的通信表明，其中，许多材料是由高宗武口述。邦克在谈到胡适从庐山牯岭回到南京后说：
胡适在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陪同下，至高宗武家午餐，在座的有高的朋友和同事箫同兹、程沧波。胡向高寒暄：“高先生有何高见？”高答曰：“我的姓虽然‘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从此，几个主张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之人的住所，得了个“低调俱乐部”之名(Bunker， 1972， p.28) 。
有资料认为，“低调俱乐部”系指周佛海一班主和派而言。这是由于周佛海当了汉奸，而把一切恶名都泼在他身上。实际上，从1934至1938几年中，一切对日交涉，皆由高宗武经办。其助手初为杨云竹，后为董道宁，与周佛海毫无干系。从周的历史表现，他是一个一贯投机、见风转舵的风标小人，从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初期投机革命，混入共产党，中期投机当汉奸，后期投机投靠戴笠。周随国民政府到武汉后，对抗战与和谈都非常冷淡，一度消极，想到上海租界当寓公，直到与汪精卫勾结并极力组织傀儡政府，这才出头露面，一身而多任，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胡适1937年7月30日的日记印证了邦克记述的会晤。他的记录如下：
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箫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
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
1.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2.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任此大任。
7月31日的日记写道：
蒋先生约午饭。
在座的有梅、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
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
“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宗武依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宗武谈甚详。
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
史学家一直探讨的问题是:这些智囊团谈的外交路线如何打通？他们要造的“奇迹”是什么？蒋、汪找高谈了些什么内容？这些机密只有胡适和高宗武最清楚，这也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达到很亲密的程度。
以上活动发生在“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沪战之间最敏感、最重要时期，也是高宗武在外交上大显身手时期。他们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可能就是与日本船津辰一郎的交涉。船津辰一郎是日本首相近卫文�派往上海进行和平交涉的代表，虽为私人身份，但却携带“停战案”及“国交调整案”的要件，其内容为：华北非武装化；日军兵力恢复事变前状态；废止塘沽协定等。8月9日，高宗武与船津、川樾举行第一次会谈，但就在这一天，发生了“大山事件”，无可再谈。
可以印证的是，与此同时在东京，日本外交部长广田弘毅对美国大使说：“昨天川樾与高宗武在上海举行会谈，川樾提出了调整中日关系的‘计划’。高立即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并说：“如果蒋介石答应以此建议作为会谈基础的话，那么战争将会避免。”
看来，这可能就是最高当局和胡适等智囊团所说的“最后一次努力”。然而，日本军阀们侵占中国野心的既定政策没有改变，他们挑起淞沪之战蓄谋已久，战争不可避免。当然，也有可能，近卫的“和平交涉”是烟幕弹，麻痹中国的备战。但蒋也做了奋战到底、不妥协的准备，只不过高宗武不了解而已。
高宗武未料到，上海抗战破坏了他的和谈，这与蒋对他的布置也不同，所以高很生气。在他给友人郭俊钅禾 的信内揭露了这个事实：“上海战事发生后，蒋在军官学校官邸召集会议，到者何应钦、陈诚、张群、熊希龄、王宠惠、徐谟及弟诸人。席上没有人说话，只有弟问蒋，上海战事，前方是否奉命而战，或他们自己打起来，这一点一定要查清楚，否则，各自为战，则外交无法应付。蒋不答我的问话，但脸红。散会出来，徐谟对我说：你平日与委员长面对，什么话都可随便谈，今日会上有着这大班人，你竟如此说。”实际上，徐谟并不知道高受命和谈，却又被战事破坏中断，高如何不气恼而问蒋？高宗武叹息道：“弟从政多年，忽而声誉京华，忽而谤满天下，皆非弟不能预知也。1936年，弟奉召赴黄浦见蒋，蒋在江边等弟。时弟正三十岁，当时直感，何以国家如此重大问题降到我身上，实是他们非不能也，实不肯吃亏也。”
顺便提及的是，在八月初这段时间，胡适在南京可能经常与高见面。因为高的夫人沈惟瑜在描写她第一次见到胡适时，就是“1937年8月的一个上午”。她记载，当时“我的未婚夫要胡适和他一起来看看我――他的女朋友”。高在介绍胡与其女友见面后，又说：“我再带你看一个更漂亮的女人――沈惟瑜的嫂子”，表明，胡和高的关系在很短时间内即已经发展到从政治上的同路到生活上的亲密。直到9月8日胡适赴美前还与高在一起。他的日记写道：“九月七日，晚上高宗武、程沧波为我们饯行。”“九月八日，十二点到高宗武家，只我们二人同饭，久谈。”“离京那天我明告精卫、宗武、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两倍’的见解。”显然，高宗武、胡适的对日观点已有分歧。
由傅斯年的斥骂引我追求了这一段故事，是说明胡适对高宗武的关怀爱护，不是高到了美国才有的，而是早已有之。
所以胡适对于傅斯年的痛骂并不以为然，因为他对于高宗武在抗战初期的种种行动是一清二楚的。他们在国家危难“和平救国”中相识相知，现在又在抗日阵营中并肩战斗。在华盛顿，他们经常相聚，品酒谈心，追忆往事，研讨时局，愈见亲切，后文笔者还将一一叙述。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