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话【感怀今古话关中】

　　２００３年关中渭河洪灾�不是纯天灾�而是“人祸与天灾混合体”。“人祸”即三门峡水电企业（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公司）拒绝各方长期劝告，在其主管上级支持下，坚持高水位发电赚钱，从一个方面促成潼关高程抬升不下，酿成陕西数百万灾民和近百亿元损失。目前上层酝酿善后的思路，没有涉及该企业对陕西公私受灾者依法进行部分赔偿并交“洪水保险”费的问题，给陕西稳定埋下了隐患，故须支持受灾者向该企业依法且有序的索赔，借以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２００３年渭河洪水流量只是数年一遇，却造成了五十年不遇的大洪灾。据报道：“这次渭河洪灾，淹没了一百零二万亩农田和五十五个村庄，致使渭南东部二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大地沦为一片汪洋。五十六万人受灾，在灾情最严重的三门峡库区的华县和华阴市，有十三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二十亿元。这是渭河流域五十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１
　　祸起三门峡发电！按小浪底水库的设计开发目标，在小浪底工程投入运行后，三门峡水库主要功能均可转移。小浪底水库目前库容可纳容三门峡及渭河下游泥沙，由此完全可以使三门峡空库敞泄，借以逐渐降低潼关高程，灭绝水灾主因。但三门峡水电企业为维持其每年发电换来的约二亿元收入以及若干就业岗位，不顾陕西省上下几十年来的苦苦陈情和有关科学建议，至今违法违规坚持水库高水位以发电，结果丧失了灭除洪灾的数年大好时机（国家投巨资兴建的小浪底工程，也仅起十多年蓄水调洪作用，其库容有限，良机难再），是造成此次小水大灾的主因。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在大灾已经发生且震动全国，作为西部省份的陕西能力有限，还有成千上万的渭南灾民家产、住房等难题的解决尚有巨大资金缺口之时，在水利泰斗张光斗教授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也忍不住公开呼吁三门峡“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之际，甚至在渭南灾农可依法向该企业索赔并迫使其空库敞泄的意见见诸报端的压力下，该企业及其上级相关人员依然故我，无视不得非法侵犯公私产权的宪法原则，无视我国相关法规，无视两亿元和二十亿元的小大比较，仍坚持要发电，反对空库敞泄�水库水位最多降低两米。而渭河下游河床已远远高出地面两米以上。显然，该企业的这种表态只是一种迫于压力的姿态而已，因为它实际仍置悬河于渭南，使尔后的水灾频发难免。
　　据调查，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渭河下游和南山支流就出现了七年之内三十一处决口，其中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７年灾情较严重。又据渭南有关人员介绍，近年，渭南即使在枯水年份，下一场暴雨，大小都要出点事，不同程度地发生水灾，何况下大雨。灾农最担心以后洪灾，事出有因。有媒体公开说，三门峡是否发电问题不是纯粹科学技术取舍问题，它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博弈”。这话有道理。据《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４日报道，三门峡水电企业每年发电收入是黄委会和本企业员工的主要经费来源和生存支撑。在我看来，这种体制机制已为问题的公正解决埋下了根本性隐患。作为水利部下属单位，黄委会及其下属三门峡枢纽局是国家职能部门，却被胶着于一个企业（有消息说，枢纽局与作为水电企业的“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公司”实际上是“一家子”。看来，大体不差），难免出现“官商不分”的种种弊端，包括有关职能部门对本部门本企业利益的重视，远甚于对国家、对别省区利益的重视。这正是三门峡发电问题至今难以彻底解决的根本原因所在。
　　另据报道，三门峡本来有五台５００００ＫＷ的机组，后来又加了两台，一台归水利部，一台归黄委会，枢纽局则把一台５００００ＫＷ者改成６００００ＫＷ，余出部分归他们自己。２我宁愿这种报道失实，否则，事情就令人难以容忍。如果国家职能部门的决策竟然建立在这种格局之上，怎么能不令人意外和愤慨呢？
　　由此，我才想到依法解决的方案。
　　
　　目前的解决思路无视依法保护公私产权
　　
　　据对中央电视台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０日、《北京青年报》１１月２４日和《南方周末》１１月２７日报道的分析，目前关于关中洪灾的解决方案，仍沿传统模式酝酿。
　　一方面，是陕西省灾后协商水利部，再次苦求三门峡空库敞泄，勿再发电，张光斗、钱正英及陕西水利科技界上下也以理相呼；另一方面，则是水利部面对分歧，按惯例召集专家会议。尽管主持会议的索丽生副部长个人支持陕西思路，但与会专家大部分同黄委会有项目合作关系，只能形成所谓“务实可行的方案”，主要是继续发电，把水库水位只降两米。会上同意陕西方案者占少数，是几位已退休的老人。“这个现象本身就不正常”。
　　针对陕西的陈情，以及陕西水利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水位严重影响潼关高程的说理，与会许多专家却认为“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三门峡现行蓄水水位和运行方式同潼关高程变化有直接关系”（三门峡枢纽局有领导者甚至说，水库距潼关三十公里，不可能影响到后者高程），但同时“多数认同通过一定程度降低水库水位来帮助降低潼关高程”。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令人难以理解。
　　第一，作为水利专家，有人竟然公开否认潼关高程正相关于三门峡水库水位，这简直是当代中国水利史上天大的“学术笑话”，但它披着自然科学逻辑的外衣，挺吓人。不过，水利科学逻辑在本质上也不过是水利现象历史进程的简化而已。任何水利科学上的逻辑均首先必须与历史相一致，否则，它就只能是“伪科学”。从渭河下游高程演变历史看，任何一个岸边成人都可以证明，正是三门峡水位提高，几十年来才逐渐形成了潼关高程的抬升和其西的“悬河”。对此，陕人可以拿出成千上万合法的证据，驳斥那些抹去学术良心的谬见。当然，我们也不一般地否认目前潼关高程抬升尚有陕西水土流失严重等其他原因，但主因在三门峡高水位发电。请这些专家们珍惜“水利科学”的名声罢，也请水利部官员到渭南举行听证会。
　　第二，显而易见，这个专家会议的结论也自相矛盾：既然潼关高程与三门峡水库水位无关，又何必悖离科学，迁就不科学意见，降低水位，自造损失？实际上，这一表态本身也是对“无关论”的直接否定。更何况，水利部长汪恕诚已有批示：愿将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作为手段之一来帮助降低潼关高程。这实际上也已经承认了“无关论”站不住脚。从历史上看，周恩来总理１９６４年主持“三门峡改建”工程的依据，就是潼关高程抬升的根子在三门峡发电水位。针对当时反对意见，周总理严厉批评了只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而不顾黄河中上游利益的本位主义。这一史实，更是对“无关论”直接的当头棒喝。
　　尽管如此，只站在本部门立场想问题而不管渭南农民死活的利益本位强权，在此次会上仍暂占上风。可以设想，面对权力和“学术”的如此异化强势，陕西有关方面也只能忍痛把主要精力放在倾力争取水库水位多降一点。
　　
　　在这次会后不久，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旬，水利部又会同中国工程院再次开会。会后，论争公开化，包括出现了张光斗和钱正英在中央电视台的疾声呼吁，以及京、粤、陕有关媒体的关注。１２月１１日，上海《社会科学报》还刊发了笔者《用索赔根绝水患――对根治关中渭河水患的建议》。２００４年１月６日，《光明日报》又刊登了黄委会总工程师和黄委会水研院副院长等人的发言，据说，有关“课题研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近年来潼关高程的抬升和渭河下游的淤积，主要是由于水沙条件的变化造成的。三门峡水库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应作进一步调整，但潼关高程的抬升和渭河下游的淤积不能只依靠三门峡水库来解决”，“全年敞泄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且会带来其他负面效应”；又据说，“三门峡水库保留下来毕竟还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例如，非洪峰期低水位（三百零五米至三百一十三米）发电，特大洪水时可缓解小浪底水库的压力等等。它给渭河下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可通过一些花钱不多的办法来解决”。
　　这些话，实际上是对张、钱二老以及陕西和各媒体批评的答辩。不过，在我看，它底气已很不足。
　　其一，真相是，有关课题研究的初步结论很不利于三门峡继续发电。以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北京见解认为，要降低潼关高程，目前惟一可行的选择，是降低三门峡水库坝前水位，故建议三门峡水库全年敞泄。如敞泄二至三年后，潼关高程尚未降低，则继续敞泄并继以其他工程措施；如已降，则可考虑非洪期恢复部分机组发电。陕西的研究见解是，三门峡发电所需高水位是造成潼关高程抬升和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故其水库应全年敞泄，非洪期控制运用水位也应降至三百一十米以下。此外，就是河南黄河水科院的意见（如上述）。这些意见大体分为两大方案。这两大方案见解之异，既有研究者方法不同的因素，更是价值观取向不同所致。须知，任何水利科学的研究结果，都与研究者的价值观念选择密不可分，这已是尽人皆知的科学认识论原理。假如我们再考虑到持第三种见解的研究者不能不注目自己的经济利益，那么，事情的真相也就基本明白了。
　　其二，即是从纯科研层面看，支撑观点的数学模型边界条件处理及参数选取应十分考究。可黄委会水研院在水库蓄水水位对潼关高程的影响分析中，以回水末端确定影响范围，就很值得商榷（以回水淤积末端进行分析确定较科学）。由此得出的一系列数据（包括在《光明日报》上公布的一些数据），皆说服力不强。
　　第三，不管怎么说，黄委会水研院这一次未像枢纽局有关人员那样，一刀斩断三门峡水库水位与潼关高程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公开承认两者有关联，只不过不是主因。对于本建议而言，这就足够了（见下述）。
　　其四，所谓渭河下游问题可通过“花钱不多的办法解决”之说，不禁令人哑然失笑。２００３年洪灾，关中公私财产损失是个小数字么？渭南受灾农民的损失不算“钱”吗？尔后再灾，损失数额吓人。在依法治国的当代中国，作为造成灾害原因的一方，毫不顾及被损害者的合法权益，把受损失者的损失不当损失，这是应有的健康心态吗？
　　２００３年末，国家投资四十亿元，用于全国灾区重建，其中，黄河滩区和渭河移民迁建工程中“居有其屋”款项落实。国家先后拨给陕西各类救灾及灾后建设款已总达五亿多元，但灾情太重太广，据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新闻采访团此后报道，“重建房屋已成了灾民的当务之急，但是许多灾民谈起重建房屋，大都唉声叹气”。有灾民反映，“上级政府救济标准是每户塌房一间给三百元，一间危房给一百元，补贴不超过三间，也就是说，一户得到的补贴最多九百元，这只是杯水车薪”。据统计，“渭南市洪灾造成倒房近二十万间，危房十二万余间”，即使按以上标准，共需一点七亿元资金，省上拨了六千万元，仍有一点一亿元建房资金有待进一步筹措。此外，人们实在担心：“今年水灾这么大，明年还会不会再来？”３面对此况，我实在不理解，黄委会有关人员怎么好意思说“渭河下游”的事情，“可通过一些花钱不多的办法来解决”？三门峡水电企业一年收入才两亿元，但仅关中２００３年洪灾损失就十倍于它，且尔后难免不再灾，试问哪一位工程师算不清这笔账孰大孰小？
　　其五，如前述，陕西和其他主要各方的结论，都没有要完全毁弃三门峡的内容，只是鉴于它实际承担的防洪防凌任务的几率接近千年一遇，复鉴于小浪底运用初期有四十多亿立方垫底堆沙库容的有利时机，京陕方案力主它应尽快实施全年空库敞泄。一旦有险，它当然还应发挥应有的防洪防凌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三门峡水电企业及其主管机构人员一再攻击完全毁弃三门峡的方案，一再突现三门峡防洪防凌作用，至少是无的放矢。说到底，“刺杀稻草人”，是为了坚持发电赚钱。
　　元人张养浩散曲《潼关怀古》叹道：“山河表里潼关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上述官方和上层酝酿洪灾善后方案的过程和各方各种思路中，人们完全还可以发现，主要因“人祸”形成的洪灾对陕西公私财产权的大面积侵害及其赔偿问题，实际被绕开了。
　　百姓苦，何方顾？我特别感到难过的是，陕西农民收入本来就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百万灾民家产毁于一旦，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行吗？应当说，不行。
　　显然，作为２００３年陕西渭河水灾的一种善后思路，陕西有关方面应支持（至少不能阻止）陕西公私受损者通过灾发地法院，依法且有序地向三门峡水电企业索赔，直到迫使它或改错，或破产，使水库空库敞泄，根绝来年再灾。
　　
　　依法索赔的必然性、合理性和重要性
　　
　　“哼，这是天灾，怎么能向政府索赔呢？！”
　　“哼，你这不是煽动灾民闹事吗？”
　　“书呆子！你这建议，谁都不敢采纳！”
　　这就是我的建议遇到的最初反响。我体谅陕西某些领导同志怕得罪了有权部门，对陕西争取相关款项不利的心理；我也体谅许多同志争取陕西稳定大局的好心，同时，我也深知党和政府对陕西洪灾十分关心，领导人多次亲来调研，又下拨款项，落实救灾，陕人不能以怨报德，应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问题在于一切均应依法。我的建议不仅不是对党和政府不利，反而是寻求依法解决问题、缓和矛盾、真正有效地维护陕西稳定大局的办法。人们不能再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混在一起搞“大批判”，故我在本文中仍然要讲依法索赔的必然性、合理性和重要性。
　　２００３年关中（尤其是渭南）洪灾，确有大雨不断与关中水土流失严重的原因，但不是纯粹的不可避免的天灾，而是被“人祸”加剧、放大了的一种完全可以避免的“人祸与天灾混合体”。这一判定，立基于对洪灾成因和历史的分析。
　　其一，目前，持歧见的三方都认同潼关高程的抬升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三门峡水库坝前水位抬升，二是关中水土流失严重所形成的渭河泥沙堆积。虽然陕西和黄委会在主因次因上有严重分歧，但无一方持“单因论”。即使全依黄委会水研院的研究结论，那么，也可推知：２００３年渭河洪灾的形成，原因在于渭河所携泥沙量过大引起的潼关高程抬升，与三门峡水库坝前水位抬升所引起的抬升相叠加，导致潼关泄洪能力大大降低，形成洪灾。而三门峡坝前水位抬升原因，完全在于三门峡水电企业要高水位发电以求赚钱。在这里，违法主体十分明确，且有财产可倚。因此，三门峡水电企业依法应对洪灾所致公私财产损失承担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包括一定额度的经济赔偿。“主因”、“次因”之争，在法律上的意义只在于确定赔偿比例。即使全依黄委会水研院结论，该水电企业也应承担所损额的一小半。
　　两个原因中的另一个，是关中水土严重流失，原因也含人为原因在内，但其违法主体无法确认，故法律难于追究，损失由灾民自担（如前所述，国家实际已为灾民负担了）。
　　其二，１９５４年，渭河流域特大降水但未形成洪灾的史实，可为２００３年小水大灾本可避免提供对比性佐证，即可为三门峡水电企业应担赔偿责任提供历史证据。有关数据至今还在，证明力很强，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其三，１９８４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只有“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引起的损害，才可免予承担责任”。非“完全”者不免，这体现着我国处理“人祸与天灾混合体”事件的一个原则。国内外均有大量“人祸与天灾混合体”中受害人索赔成功的案例，可确证陕西索赔的合法性和可行性。
　　在如今依法治国的格局中，可以肯定，渭南灾农不会轻易放弃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努力乃至斗争。当年，渭南“三门峡库区移民”的努力史已为此提供了历史信息。
　　和如今三峡移民方略不同，当年“三门峡库区移民”方略失误很多，不同程度侵犯移民经济权益之事最为突出。１９５５年，为了配合三门峡兴建，陕西开始启动移民工程。近三十万人从被称作陕西“白菜心”的关中平原迁至宁夏、渭北等偏远地区，饱受迁徙穷困之苦。渭南移民吃了大亏，也给陕西带来了持续的乱局，是“文革”中陕西折腾的一个重要“节目”，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又多次折腾，陕西历届领导人都深感头痛。历史证明，渭南黄河移民、灾民问题，事关陕西稳定大局，历来不可掉以轻心。
　　１９８０年秋至１９８１年春夏，原华阴等地移民成立“返籍生产指挥部”，又多次开会，大面积串联，一时谣言四起，致使渭南许多农村人心浮动，惊动市、省两级政府。虽经省府向中央要款一千万元加以解决，但乱局仍延续到秋天才平息。当时，陕西省政府鉴于三门峡改建后仍担负着拦洪、确保下游、确保西安的任务，动员这些移民顾全大局，牺牲“小我”，包括重点做好领头人的思想工作，效果是好的。
　　１９８６年８月，渭南又有一批移民组织游行，持续上访，其核心要求仍在经济权益。省市进行了大量工作，花费了大量心血，也尽可能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折腾才逐渐平息。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随着全国和陕西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移民上访才渐趋稀少，但洪灾又几乎年年逼近。２００３年洪灾中，又有一大批当年移民遭灾。农村灾民的最大损失，是半生乃至一生攒钱盖的房子没有了。有灾民说：“我这房子是去年花了一万零五百元买别人的，攒了几十年的钱买了这房，谁知道这房咋就一下子没了！”４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新闻采访团在报道中也转述一位灾农的话说：“重建房屋至少要一万元以上，但政府给每户补助九百元，这哪能够用？”５试想，在未得到三门峡水电企业任何像样的补偿前，这些包含伤感历史内容的追问，能自我消失吗？在依法治国口号响彻云天之际，在“三个代表”的宣传深入民心之时，“在三农是重中之重”的认识已成国策的格局下，你怎么能够断定渭南灾民会自动放弃依法索赔？又试问，农民按照依法治国方针办，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怎么就成了“闹事”呢？有关研究人员思考依法办事，怎么就成了“煽动”呢？难道面对违法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情持续发展，大家都不吭声，把农民看成“天生的该受难者”，就算是政治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在协商及调节不成时，“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第六十四条还规定：“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者应予惩戒。由此可知，陕西公私受损者向法院起诉，合理合法；不支持乃至压制人们依法索赔，本身已经违法。
　　“牺牲‘小我’，顾全大局。”如今陕西省内外都有人依旧想用这句话应付渭南灾民。三门峡水电企业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人员爱讲三门峡建成运用以来“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要保下游，弦外之音也在这里。我要说，对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这种思路，要坚决扬弃。
　　“扬弃”是不完全否定的否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仍应提倡舍“小我”顾大局，但不能动辄用这句话作为侵犯或不保护他人合法权益的借口。它更不是权势者违法乱纪的“红伞”。具体到三门峡问题，那么，这里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界限：
　　第一，在技术上，它是小浪底工程的建成（时间大体在世纪之交）。此前此后，情况大不相同。此后，因为国家投巨资建此工程，其设计开发目标十分清楚，包括解除三门峡水库承担的黄河防洪、防凌、减淤、灌溉、供水等任务，因此，在理论上和在实际上，国家已经用自己的经济行为，对当年三门峡建设决策中的某些失误进行了负责的补救，国家不必要再担负某个企业为自己赚钱而执意发电对渭南形成大面积伤害的责任，三门峡水电企业及其上级有关人员也无权继续以国家利益代表者自居，违法要求渭南农民做出自我牺牲。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作为市场中的一个微观主体，三门峡水电企业必须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它只能代表它自己，根本无权代表党和国家。在法律面前，它与陕西的任何一个企业，与关中的任何一个灾农，都是平等的。双方均无任何特权可以侵犯对方合法权益。以特权自居者也只能自讨没趣。坦率地讲，三门峡水电企业的上级主管，作为国家职能部门，只能依法行政，无权继续把自己的部门经济利益包装巧饰成国家利益，违法要求渭南灾民“牺牲小我”。
　　第二，在法律上，它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民商法的实施（《民法通则》初次颁布于１９８６年，《水法》则颁布于２０００年）。在此以前，三门峡水库对陕人的伤害，可以用“牺牲小我，顾全大局”了之。当时，为了避免黄河下游迫在眉睫的水灾，大坝匆匆上马。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为了下游八千万人的利益，牺牲陕西一百万（当时最初拟移民九十万）人的利益是值得的。在移民时，有关方面还喊出了“迁一家，保千家”的口号。渭南农民已经付出巨大牺牲。但在此之后，包括２００３年洪灾，大家均应严格依法办事。三门峡水电企业及其上级主管，无权超越法律而侵害渭南农民合法权益。侵害之后，要求对方“牺牲小我”，简直是无法无天，欺人太甚！
　　“渭南灾农保的是私人财产，三门峡水库可是国家财产，怎么可以让三门峡给农民赔款呢？这不是损公肥私吗？”这种诘难，反映出拒斥本建议的一种十分过时的理念，也应予纠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今年３月１４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指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损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折价赔偿。”又按国务院１９９２年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二十一条，“企业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企业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显然，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作为企业的“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公司”，应当遵法赔偿２００３年关中洪灾中的公私损失。在这里不存在“损公肥私”问题。其实，真正“损公肥私”者，就是三门峡这个违法损人的企业法人。目下，只有“损”此法人，才可收陕西成百万灾民之心，才可落实依法治国，这才是真正的“肥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离开法律法规，搞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
　　人们也许会想，三门峡枢纽局及其上级是专管水权事务的国家职能部门，有关人真的知法违法吗？这种疑问太幼稚。执法、知法而违法者，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大量存在的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二十八条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引水、截（蓄）水、排水，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此条未把黄河除外，且原来对违法惩治有明文规定，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也有规定，故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之规定前已引述。现再征引最高法院１９８８年《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为证。其第九十八条规定：一方“独占自然流水，影响他方正常生产、生活的，他方有权请求排除妨碍；造成他方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其第九十九条又规定：“相邻一方可以采取其他合理的措施排水而未采取，向他方土地排水毁损或者可能毁损他方财产，他方要求致害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应当予以支持。”十分显然，作为水事管理单位，三门峡枢纽局及其上级有关人员对这些水权法律条文了然在胸，甚至比我们知道得更多更细，问题在于有人明知故犯，故犯以后还叫受害者“牺牲小我”，说来令“老陕”心寒。
　　这里再对本事件中“一方可以采取其他合理的措施排水而未采取”的事实略作展开，因为，三门峡水电企业正好如此，且非常典型，已明显构成违法（以下仅举２０００年后若干事例）：
　　其一，２０００年正逢枢纽局庆祝建库四十周年，陕西向学术纪念研讨会提交了一批论文，包括阐述了三门峡水库水位与潼关高程的正相关关系，提出相关建议。从后来举措看，对方不听。
　　其二，根据安启元委员（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提案，２００１年１０月，钱正英副主席率张光斗院士等专家组成全国政协和中国工程院考察团来陕考察，陕西提交了《三门峡水库给陕西带来的灾害及治理对策建议》，引起重视，向上报告，也引起水利部高度重视。对此况，枢纽局肯定知道，但迷于每年收入二亿元，还是不听全国政协和院士们的劝告。
　　其三，２００２年３月，清华大学张仁教授又率中国工程院课题组到陕调研，形成了通过“降（降三门峡水库坝前水位）、治（治陕西水土流失）、调”等综合措施降低潼关高程的一致意见，包括认为“治”需较长时间，当务之急是实现“降”，并向上反映，也引起水利部高度重视，枢纽局不会不知，但又迷恋于二亿元，仍然不听。
　　其四，２００２年９月，水利部成立相关领导小组，组织各方参加课题研究，形成三种两方见解，已如前述。其中包括，枢纽局在其上级支持下，仍迷恋二亿元，听不进京陕科学建议，连中国工程院及其课题组和清华大学权威专家的意见都不听，宁可坐失利用小浪底库容冲刷潼关高程的数年良机，形成２００３年大灾。我们这样说，还有一个“铁证”：２００３年渭河前三次洪水期间，三门峡被迫空库敞泄，使潼关高程下降竟达零点六米。它足以证明：如听北京工程权威和陕西建议，２００３年大灾可以避免。
　　其五，在２００３年大灾之后，面对陕西省商请空库敞泄的公文和陕西民情激动，面对全国媒体一片批评声，枢纽局及三门峡水电企业竟依然故我，甚至仍然大喊潼关高程与三门峡水位“无关论”。后面对陕西学者“索赔”的议论，黄委会总工程师和水研院副院长又亲自出面，为继续发电辩解。看来，他们是“不碰南墙不回头，心中只有二亿元”。
　　这些事情，件件桩桩，证据皆在，证人皆在。试问：在小浪底运行后，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内，他们一再不听劝告，一再丧失降低潼关高程的大好时机，这不是高院《意见》第九十九条所说情况的典型，又是什么呢？如此知法、执法而长期违法，怎能不承担责任呢？
　　当然，有二十万人口的三门峡市的发展问题，因水位下降引起的晋豫有关区段农田灌溉问题，目前电力供应紧张问题，等等，也均需各方在中央领导下统筹解决。在解决中，依公平原则和国内外有关通则，过去长期的获利方做出一定的牺牲，也是应当的，必然的。只占便宜永不吃亏的好事，天下没有。如果三门峡水电企业拒绝协商解决，依然故我，那么，就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坚决启动正式的司法程序。预案较多。一种比较可行的预案是，由相关的法律援助中心代表渭南农村受损灾民，依法且有序地向渭南法院提起对三门峡水电企业的诉讼（包括依法要求部分赔偿２００３年损失，同时要求支付因拖延有利时机数年致使尔后洪灾依然很可能发生的“洪水保险”。后一项要求可参见《防洪法》第四十七条）。
　　 客观地说，这一动作的含义，实际不在于形成百万灾民全额获赔的事实（从法律执行上看，停止发电的三门峡水库资产额颇小，根本不能抵偿这笔索赔和保险费，故赔款和保险费难于全部落实），而在于发出一个有力的信号：如果三门峡水电企业继续在非空库敞泄状态下发电，那么，今年和尔后灾民善后问题将十分严重，解决起来相当棘手；三门峡水电企业必须停止高水位发电。
　　
　　注释：
　　 〔１〕见《华商报》，２００４年３月３日，第２版。
　　〔２〕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２１ｃｎ．ｃｏｍ／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ｇｕｏｓｈｉ／２００３／１１／２６／１３５５４６８．ｓｈｔｍｌ报道西安理工大学教授曹如轩对记者的谈话。
　　〔３〕〔５〕《华商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０日，第１８版。
　　〔４〕《新西部》，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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