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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爱仁医] 大爱仁医杨春怀

    时间:2019-02-08 05:26: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吴阶平有着传奇般的身世和经历,走近他的世界,人们会惊喜地发现,他有许多引人入胜、令人难以置信的动人故事。      3月3日上午8点,我的手机收到新华社的消息:“九三学社原领导人、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先生于3月2日晚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吴阶平是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泌尿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经担任晚年疾病治疗组组长。”噩耗传来,曾经与吴先生接触过的人当时就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在人们的眼中,吴先生是为患者和祖国医学事业倾注满腔热忱的大爱仁医。
      
      与先生的出版情缘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听说过吴阶平这个名字。大概是在1974年,我国人民都在关注周恩来总理的健康,吴阶平作为周恩来疾病治疗组组长,著名泌尿科医生,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时,人们在心灵上都有一种期望,企盼神医能治好总理的病。
      真正能认识并接触到吴阶平是在1989年。这年,我在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工作,当时在组织编写“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和《少年科学文库》,在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詹以勤推荐和引见下,我们约请到吴阶平担任《丛书》和《文库》的顾问。当时,全国正在恢复科学普及工作,吴阶平非常关心和支持科普出版工作,欣然同意担任顾问。他还对科技出版工作的严肃性、科学性和知识性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有益的看法和意见。此后,吴阶平应邀,先后三次参加了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组织的活动。我作为这些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亲眼目睹和感受到了吴阶平广博的学识、高尚的人格、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充沛的精力。
      1991年元月31日,吴阶平与周光召、钱三强、卢嘉锡、钱临照等著名科学家,在北京参加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的“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出版座谈会。在会上,吴阶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出版优秀科学家传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
      1992年4月18日,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向全国“希望工程”赠送优秀科普读物《新编十万个为什么》,吴阶平与严济慈、裘维蕃等著名科学家出席了捐赠仪式。1992年9月,吴阶平和严济慈等著名科学家出席了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出版座谈会。在会上,吴阶平深情地回忆了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高度地评价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论述了在我国现阶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极其重要性。两次印象深刻的会面和谈话尤其令人难忘的是1992年和1993年我与吴阶平的两次见面和谈话。
      1992年9月, 吴阶平因右手骨折,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詹以勤同志和我一同去位于东单的协和医院看望吴阶平。吴阶平虽然在住院,但仍在忙于工作,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文件和病例。在医院的会客室里,我们受到吴阶平的热情接待。我们和他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毫无拘束地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已批准科技类出版社可以出版“性医学、性教育”方面的图书,出版者应如何把握好出版内容。作为中国性医学、性教育的权威,吴阶平说:“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性医学、性教育起步比较晚,建国后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将这项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并逐渐展开。”1982年,由他本人主持编译了一本《性医学》,该书成为中国在解禁有关“性”问题后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专著。由于长期封闭,读者对这样一本公开发行的医学书都争相购买。市场上甚至出现了盗版书、黑市书,价格也翻了好几倍。吴阶平强调说:“性教育要‘适时、适度、适量’,要注意客观效果。性教育是一把‘双刃剑’,有正负效应。”他批评了一些出版社、期刊社有关性方面出版的图书及内容太多、太乱,没有按国家的规定限定医学专著内容,从封面到内容都很不得体,甚至格调低下。他说:“作为科技出版社应注意把好这个尺度,兴利除弊,在普及性教育的同时,要严肃地捍卫性道德。”
      1993年4月,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为组织编辑出版《外科手术图谱》一书,我们由1959年级吴阶平先生带的研究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郭应禄陪同,来到位于东四南大街卫生部宿舍的吴阶平家汇报编辑出版情况。吴阶平住的宿舍大院里古树参天,环境十分幽静,给人一种惬意的感觉。吴阶平的工作排得很满,见面安排在上午9点至9点30分。进入吴阶平的家以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个墙壁靠着高大的书橱,正面悬挂着一幅周恩来12寸的黑白照片,一幅永远也不会褪色的照片。书橱里还摆放着周恩来1975年赠送给吴阶平的一架石英钟,书橱上摆满了中英文图书和各类图谱。吴阶平不仅精通医学,对出版工作也很了解。谈到引进外文版的《外科手术图谱》时,他说:“现在我国有些人缺乏‘知识产权’的意识,拿着别国的图书未经授权就翻译出版,没有版权意识。对书稿内容缺乏科学的判断力。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并应用得上的医学书就是好书,对图书要是把握不准,翻译粗制滥造,很容易误人子弟。”他希望出版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一样,对待工作一定要采取认真、踏实、严谨的态度。
      两次与吴阶平的直接谈话,都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他谈锋甚健,知识渊博,记忆很好,逻辑思维能力强,待人也很热情爽快,没有任何架子,总是神采奕奕,容光焕发。
      
      高深的学术造诣和高尚的道德修养
      
      近年来我常常在思索:吴阶平为什么既能医疗水平高超,又能品格修养高尚,我想除了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之外,也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从1957年开始,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如果说周恩来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完人,凡是和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人都会受到他人格力量的吸引和熏陶,那么20年中一直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工作的吴阶平,在政治、外交、医疗卫生、教育等各方面都受到周恩来的耳濡目染,其精神、情感、道德乃至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事的一些小节无不渗透着周恩来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无论作为著名的医学家,还是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保健医生,还是作为行政领导乃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都闻名遐迩,颇具影响力。吴阶平有着传奇般的身世和经历,走近他的世界,人们会惊喜地发现,他有许多引人入胜、令人难以置信的动人故事。
      在吴阶平的医学生涯中,参加国外的医疗、学术活动占据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吴阶平就代表中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或被指派为外国元首进行治疗。如受周总理委托,1954年到朝鲜为金日成主席会诊。1962年至1965年,曾往返印尼5次,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为印尼总统苏加诺治病。当时,未动手术就使苏加诺的左肾恢复了功能,尤其是为苏加诺治病成功的消息传开以后,整个印尼为之振奋。1965年1月苏加诺总统授予他“伟大公民”二级勋章。1965年正值印尼国庆,首都雅加达举行了阅兵式,吴阶平被苏加诺点名安排坐在他的身边。1969年他还为越南主席胡志明治病,1981年又率医疗组到菲律宾为马科斯总统治病。
      在吴阶平的医学生涯中,1960年,他完成了我国第一次肾移植手术。他在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男性绝育和肾上腺髓质增生三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泌尿外科界的地位。他的医学生涯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工作有密切联系。如从1972年开始,任周总理医疗组组长,后来主持毛泽东主席的遗体保护工作,接着又与其弟吴蔚然医生一直为邓小平的健康而努力,还为多位中央首长当过保健医生。作为一代医学科学家、教育家,吴阶平和世界上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不同,随着他医学造诣的不断提高,他与政治也靠得越近,在医、政二者之间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1987年6月13日,吴阶平获北京医科大学授予的首届“伯乐奖”。他的学生曲绵域校长、他的第一个研究生顾方六等在颁奖会上讲话,纷纷祝贺老师获奖。这一天对吴阶平来说,是终身难忘的。多少年的追求,终于看到自己培养的学生独当一面,开花结果,他十分兴奋。科学是一个相互协作的集体事业,既要有伯乐识千里马的慧眼,选出人才,又要把人才及时选拔到领导岗位,使他们在竞争中大展拳脚,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吴阶平曾多次说过“我平生获得的奖励不少,但我最珍视‘伯乐奖’”。毋庸置疑,对于这位医学家而言,在五十余载的从医从教生涯中,获得过无数奖励。他曾在1984年获得巴黎红宝石荣誉奖章,1987年又荣获巴黎红宝石最高荣誉奖。
      吴阶平在谈到自己的成长过程时说:“尽早认识到实践、思索、知识的自觉结合至关重要,三者缺一不可。思考是结合的关键,从重视思考到善于思考要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在实践中认真总结自己的学习体会。三者的自觉结合是提高业务水平所必需的,也是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所必需的。”
      送别大爱仁医吴阶平之时,我在想:在人生道路上,是没有终极的,作为自然的一个人,在自然更替中可能逐渐衰老,但作为有社会意识的人,你却会不断地成长和完善,不断前进,一直从必然走向自由。吴阶平的人生道路充分说明,个人的能力、学识只有与社会和国家的进步、发展紧密相连,才会发出璀璨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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