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为什么不出走 张蓓雯为什么出走
时间：2019-02-11 05:29:5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玩偶 母性权威 弱势地位 原因 摘要：小说《金锁记》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长安就是其中之一。长安本是一名青春活泼的少女，但在母性权威的压制下，逐渐对自身弱势地位认可并内化，成为一个被其母亲曹七巧完全操控的线性“玩偶”。本文试图梳理长安这一变化的完整过程，探讨其变化的原因，并分析长安为什么不能像娜拉那样冲破家庭桎梏出走的原因。
张爱玲在其代表作《金锁记》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女性形象，如主人翁曹七巧、女儿长安、媳妇芝寿、绢姑娘、侄女长馨、大嫂玳珍、弟媳兰仙等。长安可以说是除曹七巧之外，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着力最勤的一个女性形象。她逆来顺受，完全生活在母亲的阴影里，虽然一度有走向光明、冲出牢笼的希望，但最终还是在母亲似乎不经意的“策划”下流产了，她一辈子的幸福也完全葬送在母亲的手里。长安是一个完全受七巧摆布的“玩偶”，但为什么《金锁记》里的“玩偶”就不能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那样从操纵她命运的手里冲出，毅然决然地“出走”呢？
一、玩偶的命运历程
里蒙・凯南认为“故事分析者研究的就是复述”，如何进行复述呢？“有一种方法强调复述和读者自发的阅读行为相似，把复述看作一系列事件标记（ｅｖｅｎｔ ｌａｂｅｌｓ）”①。在《金锁记》的后半部中，作者几乎是围绕着长安来展开故事的。归纳一下，与之有关的事件总共写了五处，分别可以标记为：１．裹脚；２．退学；３．评嫂；４．抽烟；５．恋爱。长安就是在这五次变化中，一步步走向了毁灭的深渊。
在“裹脚”事件中，长安还是一个刚刚十三四岁的小女孩。由于遗传的原因，长安先天虚弱，体质很差，但是少年人爱玩爱闹的天性却并未泯灭，在与哥哥长白、表哥春熹嬉玩的时候，长安也会“在旁拍手大笑”，这完全是少年间的嬉戏玩耍，但就这样一个小小的童年乐趣，在被母亲发现之后，立刻被无情地扼杀了。七巧用那充满了个人不幸经历的现身说法向这个还未被完全操纵的小长安灌输她那“男人都是一样混账”的思想。长安在母亲近乎歇斯底里的教育下，只能是“垂着头道：‘听见了。’”如果说前面对长安身体的描写可以看成是作者对长安无力反抗的暗示，那这次训话可以说是羸弱的长安在传统观念和家庭伦理及母性权威的巨大压力下的第一次驯服。然而，七巧是不会轻易相信女儿那无力的“听见了”的表白，她还要用实际行动――裹脚――来教育这个还有可能会出轨的对象，可以用裹脚之痛让她牢记自己的承诺。一旦目的达到，自然这个手段也就可以置之不理了，果然一年以后，裹脚的事也就自然而然地从七巧的视野里消失殆尽了。但是对于长安而言，这一“裹脚”事件意义却很深远，从此，她由一个可以自由发笑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准玩偶”。长安的脚只是一个符号一次暗喻，重要的不是脚，而是这只脚代表了长安反抗母性权威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却受到了束缚裹挟，后来虽然被放开了，却已经失去了恢复的可能性，这实际上就是在告诉我们，年幼瘦弱的长安要被驯化了。
接下来，作者着力写了长安的“退学”事件。这是一段令人心酸的回忆――一个妙龄少女，渴望放开自己的裹脚布，走出禁锢自己的阴森宅子，但面对现实她只能自己主动打消这个幻想。这次退学，实际上是长安主动要求的，她 “大着胆子”跟母亲说：“娘，我不想念下去了。”七巧问她为什么，长安道：“功课跟不上，吃的也太苦了，我过不惯。”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但这其实并不是她的真心话。长安在学校其实生活得起码比家里好，“不上半年，脸色也红润了，胳膊腿腕也粗了一圈”。这才是真实情况，那为什么她要主动退学呢？因为母亲的专横、小气和暴戾，动不动就到学校找校长理论，她反抗过，但最终敌不过母亲的强大攻势，主动败下阵来了。她决定只能牺牲自己，“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如果说前面的“裹脚”是作者在向我们暗示长安将要屈服于母性权威，那这里，通过“退学”事件，可以说，长安已经完全被母性权威驯化了，成为母亲手中名副其实的一个“玩偶”。不仅如此，她还学会了母亲的一切缺点――挑是非，使小坏，干涉家里的行政。巴金在他的《随想录・十年一梦》里曾经引用林纾译的《十字军英雄记》里的一句话说：“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如果说，前面被迫裹脚的长安还是“奴在身者，其人可怜”的话，那么经过“退学”事件之后的长安，在思想上已经完全和七巧处在同一战壕里了，已经是“奴在心者”了。
这“奴在心者”集中体现在后两件即“评嫂”和“抽烟”事件上。“评嫂”事件，其实长安就说了一句话――“皮色倒白净，就是嘴唇太厚了些”。但就是这句话，立刻引起了七巧的共鸣。姑且不论长安的动机何在，但从她们母女俩的一唱一和来看，这时的长安已经完全和七巧在思维方式上取得了一致，换句话来说，长安已经完全被七巧同化了。这“奴”已经深入其“心”了。除了在“评嫂”上与七巧取得了一致之外，长安还在“抽烟”上与七巧取得了一致。在二十四岁那年，由于一次生病，长安在母亲的安排下抽上了鸦片烟。从此，无论是在思维习惯还是在生活习惯上，长安、七巧这一对母女都已经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了。如果说先前的“玩偶”还需要七巧去操控的话，那么现在，这根“线”已经完全不需要了，“玩偶”已经成为彻底的“玩偶”了。
但是长安并未就此沦为一个纯粹的“木偶”，当我们读完关于长安“恋爱”事件之后，就会对这个“玩偶”就寄予深切的同情。
爱情是伟大的，它可以唤起一个人沉睡已久的记忆，可以让一个人重新燃起生活的激情，可以让一个冰冷的世界重新有温馨的感觉。那个本来已经被完全异化了的“玩偶”长安，就在爱情这个催化剂的作用下，重新找到了自己生活的重心和追求目标。然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长安的这段本来美好的爱情经历里，我们正期待着她能够和“两下里都有了意”的童世舫喜结良缘的时候，“美好的东西”被撕毁了――七巧在背着长安的情况下宴请童世舫，似乎是在不经意间“轻描淡写”地道出了令童世舫“吃了一惊”“变了色”的事实――长安抽鸦片烟。正是这两句貌似无心实则有意的话彻底葬送了长安最后的爱情幻想，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撕毁了，悲剧产生了。就这样，本来可能离线而去的风筝又被结结实实地抓回来了――“玩偶”最终没有能够挣脱线控，直至曹七巧死去才完全恢复自由之身。
二、玩偶不走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五个主要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安正是这样一步步被驯化，从而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对生活丧失了激情和冲动的“玩偶”。从她十三四岁的“裹脚”事件开始，直到三十岁左右“恋爱”结束，这个过程经历了大约十五六年，期间，她并不是没有挣扎过没有反抗过，但这些挣扎和反抗相对于强大的压迫规训势力而言，却无异于以卵击石，毫无作用。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长安一次次地心安理得地成为那个被人操控的线偶呢？
１．母性权威的压制。在长安的世界里，处处弥漫着母亲的巨大阴影，她完全生活在母性权威的压制下，委曲而不能求全。在中国人母慈子孝传统观念的，陶下，长安自然不能和母亲直接对抗。更何况，七巧对长安的压制，并不是一味地蛮横，她是讲究策略方法的，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无懈可击，没有破绽的。当长安发现母亲对自己和表哥的嬉戏非常生气时，以为自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一顿鞭打，但是没有，母亲只是语重心长地教育了她，并在“原怪我耽误了你”的借口下对她强行“裹了脚”，这完全出乎年幼的长安的意料。母亲在关心女儿成长的名义下完成了对女儿的第一次驯化，这是母性权威在“母性光辉”掩盖下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当长安渐渐融入了学校生活之后，母性权威又在母亲的光环下完成了第二次的驯化任务。这次的起因是一条褥单，当七巧发现问题后，立刻又运用起母亲的身份，对女儿进行义正词严的教训，这次又是在母亲角色的掩护下，七巧完成了第二次的驯化任务。女儿自动退出了这场本势不均力不敌的角逐，自己做出了退学的决定。！择了自我牺牲，来保全那微薄的脸面，然而，就是这脸面却最终也不得保全，母亲在女儿决定退学之后，带了两个老妈子去学校着实把校长羞辱了一场。经过这样一闹，也彻底结束了长安再次入学的可能，她完全认识到了母性权威的巨大威力――她被驯化了，母性权威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当长安在堂妹的热心安排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情时，母性权威的压制却遭遇到了一次尴尬的失利。在堂妹长馨的安排下，背着母亲，长安和童世舫在饭店里见了面，而且“两下里都有了意”，但这一切都还是在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要想真正结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必不可少的，在三婶的极力劝说下，母亲也开始认可了这门亲事。沉浸在爱情中的幸福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即使面对母亲尖酸刻薄的嘲讽，长安也没有计较，只是在努力地戒烟。这下风筝线可真的是松动了，母亲立即捡起了她惯用的手段，想通过辱骂、造谣等伎俩来毁坏这门亲事，但是“玩偶”却有了自己的主见，仍然一味地“执迷不悟”，母性权威在长安的爱情面前遭受了第一次严重的挫败。在遭受了这次挫败之后，母亲改变了策略，由先前的辱骂、造谣、恐吓等刚性手段，一改而为“怀柔”政策，这下，果然不出所料，这个策略的改变马上带来了阶段性的成果――长安再次屈服了，又一次想起了那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她主动约了童世舫，要求分手。但是这个阶段性成果并没有维持多久，立刻母性权威又迎来了第二次挫败――“无论两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微妙而尴尬，他们认真的做起朋友来了”。事情如果这样发展下去，那只牵扯风筝的线终究会断，玩偶也终会离去，母性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在这挑战面前，母亲又一次运用自己娴熟的技巧，完美地处理了这次“危机”。她不动声色地将那个可能会剪断自己手中牵线的人――童世舫――请回到了自己那个阴森森的宅子里，并“轻描淡写”地透露了女儿吸食鸦片烟的事情，不动声色地解决了这次危机，彻底断送了女儿的爱情和幸福，母性权威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最终牢牢地控制住了长安这个“玩偶”，“娜拉”终于没有走成，直到母亲去世，母性权威才得以断绝。
在长安的一生中，母亲对她的影响是占绝对地位的，正是由于母性权威的一次次压制与打击，她一步步地滑向不幸的深渊，成为母亲变态心理的牺牲品，成为一幕人间悲剧。
２．对自身弱势地位的认可。除了母性权威的巨大压制这个外在力量之外，对自身弱势地位的认可直至内化，也是酿成长安悲剧的一个原因。在受到母性权威压制之后，长安不是没有反抗，没有抵制，但这一切的抵制，却常常是以自己的首先退却而结束的。在“退学”和“退婚”两件事情中，在自己的初衷受到母性权威的压制之后，长安想到了反抗，但随之就对自己的反抗作了自我否定，如果说前一次在退学事件中，长安还是一个瘦弱的少女无法完成“弑母”这项壮举的话，那么到后来，在她已经三十岁的时候，还无法走出母性权威的压抑阴影，无法逃离母性权威的控制，却再也不能归罪于生理上的羸弱了。这完全是她心理上的原因――在长期的母性权威的压抑下，她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母性权威的巨大威力，意识到即使自己反抗也不会取得什么理想结果。在母亲呜咽着暗示她应与童世舫分手之后，她首先想到的不是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而是意识到横亘在自己自由和幸福之前的巨大鸿沟――母性权威，是无法跨越的。在这种强大的母性权威的笼罩下，她首先缴了械，放弃了，她认可了这种弱势，她没有想到要离开这个阴森森的宅子和那个变态的母亲，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她的！择只是消极地等待和痛苦地忍受。她已经完全被母性权威内化了，这个“玩偶”即使不再牵线，也不可能再挣脱那 “母性权威”之手了，这正是“奴在心者”的巨大悲哀。
诚如一些评论家所言，《金锁记》是一篇“写女人的小说”②，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除曹七巧这名女主人翁之外，长安也是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一个形象，她代表了那类在被传统的母性权威压制下成为变态家长的牺牲品，自身追求自由和幸福却寻不得出路的女性形象，即使撇开曹七巧这个形象不论，单从长安这个无法成为中国的娜拉的“玩偶”形象出发，这篇小说也是无愧于夏志清对它“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③的盛誉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周红兵(1979-),安徽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2005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文论;王兰燕(1978-),山西人,浙江省绍兴市越秀外国语职业学院涉外管理分院助教｡
① 里蒙•凯南著.叙事虚构作品[M].姚锦清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22-23.
② 傅克斌.扭曲的人性,变态的心理――从张爱玲看曹七巧形象[J].语文学刊.2005.8.126.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