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打造的“精神标本”】 工匠精神高中议论文800

　　审丑､观恶,这确实需要一种勇气,一种披荆斩棘､义无反顾,想探明人的生存本相的执着｡生活中的我们,看到丑恶､看到肮脏､看到躺在路边伤口滴着黑血的乞丐,会远远绕开去,也可能会产生瞬间的怜悯,可我们却常常不愿在此驻足,想马上忘却,这正是残雪与我们不同的地方｡二零零四年《当代作家评论》第四期发表了残雪的近作《民工团》,在冷峻的话语之中,在寓言式的文本背后,隐藏的是残雪对社会和人生的关爱之情,这种关爱之情流动在残雪的血脉中,使她能够以敏锐的目光去捕捉生存困境中的敌人,试图去唤起人们的觉醒,尽管她也常常意识到这是一种徒劳,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呐喊,这是从心底里涌出的爱的暖流｡
　　
　　从温情的乡村到阴冷的都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最为引人注目的主导性话语是“市场”｡对于饱受了贫困煎熬与欲望压抑的普通民众而言,对世俗幸福的吁求变得异常迫切,甚至陷入了一种非理性的焦虑状态,伴随着市场的勃勃生机,大批农民涌入城市,规模颇为壮观｡残雪的小说《民工团》就诞生在这样的语境之下｡
　　小说的名字《民工团》,“团”字表现了一个群体的概念,这是怎样的一个群体?由农民组成的群体｡他们来自同一个乡村,基本上为了同一个目的――赚钱,来到了城市｡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展开了叙述:“我记得那天傍晚天下着大雪,整个城市阴沉沉的,街上行人稀少｡走一段就看见一个高档的餐馆,里面热气腾腾,灯火辉煌,人头攒动｡为头的带着我们这一群人在雪地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住的地方,我们的行李铺盖全都被雪花弄得湿淋淋的,脸都被冻得麻木了,说话结结巴巴的｡”作者选择了一个冬季的凛冽的大雪之夜,作为“民工团”在城市生活的起点｡茫茫大雪,阴冷的夜晚,这个城市用冷漠的面孔迎接了从乡村赶来的农民们｡城市的风雪情景作为“民工团”的对立物展现在读者面前,农民们似乎成了这个城市不受欢迎的“陌生闯入者”｡在这个冰冷的城市中农民们的前景会怎样呢?与乡村的舒缓的节奏相对照,这里的一切都是快速的,还没有换掉被雪打湿的衣袜工头就来喊吃饭了｡在规定的时间里吃不完饭,就要被夺去饭碗｡“我”看到年少弱小的“灰子”“哐当”一声被打掉了饭碗｡“灰子一脸通红,眼里噙着泪不敢哭出来｡”“我”目睹了这一切,心中感到了疼痛｡如果说繁重的劳动压迫了“我”的肉体,那么恣意的曲解却是对“我”心灵的践踏｡回到臭烘烘的宿舍,因为被褥没干,大家睡眼惺忪地坐着,忽然炸雷似的声音传了进来:“你们这些家伙不想活了啊?明天一早就要上工,到现在还开着灯在这里赌钱!我要把你们通通赶走!”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流露的是霸气､侮辱的信息｡民工们在工头的眼中就如同猪､狗､马似的兽类,他们没有地位､没有身份,是活着的“死人”｡劳动的间隙,卖烧饼的老板娘关心似的对“我”说:“我说这位兄弟啊,你怎么也落到这种地步了呢?”“落到什么地步?总不会死人吧?”“这个嘛,就很难说了｡”“她一扭一扭地过去了,显得风韵犹存,我还从未见过这么爱管闲事的人｡莫非她把我们这一群人都看成了死囚了?为什么呢?”通过“我”和老板娘的对话,引出了我们对民工们境遇的思考,老板娘把民工看成“死囚”,看成在死亡线上跳舞的人,可是既然这样为什么大家还不愿回去?“我要养活老婆孩子,如果不外出赚钱,在家乡就只能长年过一种半饥不饱的生活｡”生存的需要使民工们铤而走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原则的导入,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加快,沿海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距离加大,生活方式呈现多元态势,一方面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仍在贫困线上挣扎｡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淘金,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上亿人的规模｡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这些农民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平等的身份进入城市的,他们只是城市的“他者”｡城市一方面依赖民工;一方面又排斥民工｡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保障,雇佣者千方百计地榨取民工的血汗,榨取的程度已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
　　雇佣者与民工之间潜藏着巨大的矛盾张力,从事繁重劳动的民工与雇佣者之间随时会爆发严重的冲突,作为管理者工头是晓得这一点的,“民工之间聊天之类的事是越来越少了｡除了时间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建筑队里流行一种告密的风气｡有很多人去向工头告发自己的同事,为的是换取轻松一点的活儿｡工作实在是太艰苦了,告密的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却坚定了信心,不和任何人说话,不给任何人留下告密的把柄,“我”的保守原则能否保全自己呢?当然不能,因为告密的风气是由工头挑拨起来的｡工头对我说:“你好好想吧｡你看看我们民工团里,谁是最喜欢偷懒的家伙呢?我要搜集这方面的情况汇报上去｡灰子这个小孩怎么样?他不是同你住在一起吗?你最了解情况｡”残忍的工头,这个世俗权威的象征物,他不仅要榨取“我”的肉体,还要榨取“我”的同情､怜悯,使我成为一个生存的空壳｡他看出了“我”对灰子的爱惜之情,他的行为遭到了“我”的抵抗｡
　　“我”所遵循的道德原则,在世俗权威面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市场化原则迫使人们进行逻辑的交往,而不是情感的交往｡这种对象化和分离的迷宫所带来的后果是个人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现代化象征的城市,跃动着无情的理性原则,试图涤荡乡村的温情,涤荡“我”的个性,“我”还能是原来的我吗?
　　
　　公园的隐喻
　　
　　耿占春在《隐喻》中说:“语言的隐喻功能在语言中创造出超乎语言的东西,隐喻思维使人类在思维中能思那超越思维的存在｡隐喻思维使得人类把存在的东西看作喻体去意指那不存在的或无形的喻意｡一切存在的,只是一象征,一切无形者,在这里完成｡它诱使人类在一件事物中去寻找另一事物,诱使个体去寻找另一个我,诱使人类去寻找神｡在生活中寻找高于生命的东西,在死亡中寻找高于死亡的东西｡隐喻使生命的意义成为动人的悬念而被人类精神所渴念､期待和追索着｡”①
　　在《民工团》这个小说文本中,作者用公园的隐喻来状写人物和事件,在表层意思下寓含深层的主题意旨,拓展小说表现的空间,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了对农民生存状况的深刻探索｡小说文本在“公园”这里发生了变化,从一个现实世界转入到了一个非现实的世界｡
　　公园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地方,公园给我们怎样的心理启示呢?舒畅､坦荡､欢娱,正比例行进的心灵畅快感,可是“我”所目睹的公园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看到车子开进了一座红色的牌楼,牌楼进去是大片的黄土,没有树也没有房屋,显得很荒凉｡”“我看着那一片黄土心里发毛,脑子里立刻浮出一些谋杀的场面｡”
　　与公园的心理暗示相反,“我”这时的心理反应是紧张的､恐惧的､惴惴不安的,正比例行进的是心理的恐惧感｡作者已经开始暗示我们了:这里不是公园,那么是什么地方呢?是皮革厂｡
　　“皮革厂里头机器轰鸣,弥漫着极为刺鼻的化学药水味｡一进大门就是车间,车间的面积很大,一眼几乎望不到头,但屋顶却十分低矮｡所有的男男女女都趴在缝纫机上劳作,这些人的样子看起来也很相似｡”
　　从建筑工地到皮革厂拓展了描写的空间,让我们看到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的“民工团”;其实还有缝纫的“民工团”等等｡“团”的 概念,进一步得到强化,主题的表现有种拓展的态势｡在皮革厂,作者让“我”和灰子相遇了｡
　　“池子里果然站了一个人,他的小腿淹没在染皮革的黑水里,裤管扎到了大腿根｡他正是灰子｡我看着他,忍不住自己的寒战｡”
　　“灰子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不也在这里吗?我一早就来了｡我的工作就是将皮革翻过来,这工作倒不累,就是有点冷｡真的有点冷｡”“我”摸着灰子比死人还冷的手,可是却听到灰子的声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反正是可以适应的｡”被非人的生活过早地剥蚀掉了青春的朝气,生命似乎已从这孩子身上开始枯萎了｡
　　“瑶叔啊｡”灰子顺势紧紧抓住我的手,对我说道:“你瞧,我还是被工头搞到这里来了｡工头已经威胁我好多天了,说要把我弄到这里来做苦力｡我嘛,当然不想来｡后来工头就要我出卖你｡我以为出卖了你自己就可以免罪,结果呢,还是不能免｡”
　　“原来,你真的出卖了我!”
　　“那又怎么样,你不也出卖了我么?现在我什么都不想了,只想回到我们村｡夏天的时候,我要躺在老榆树下面就着烧鸡蛋喝稀饭｡”坚守道德原则的“我”,和不坚守道德原则的灰子都受到了工头的惩罚,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这里恰恰是作者揭示得最深刻的地方｡
　　城市的现代化导致对乡村的侵略,通过侵略,将自己与乡村对立｡同时,城市的入侵,也导致了乡村中对城市现代化的追逐和向往｡“我”和灰子所在的乡村是一个信息发达的地方,耳濡目染了众多城市的信息,每个人都蠢蠢欲动,特别是年轻人｡如果说“我”进城是为了生存;灰子则不然,他是为了开阔眼界,即使要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现代化的召唤使灰子们不愿停留于原来的自我,为了使自我成为自我,就必须冒失去自我的危险,不参照这种对自我不断地寻找,那么,进步这个概念,就是不可理解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的农民,乡村社会与我们这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之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充满血与火的漫长而艰险的历程｡陶东风在《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中指出:“艺术家与社会科学家在评价一个时代与社会时的这种不同取向,最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对待所谓推动历史前进的‘恶’的态度上｡偏主感性的文学艺术家与偏主理性的社会科学家都看到了‘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其区别在于后者并不因在道德上的不可欲而否定历史前进;而艺术家则常常相反,他们要为了自己心中的至善至美而把历史拉回到‘美好’的､纯洁的､未被污染的自然状态或上古时代,他们坚决地拒绝历史的进步,而不是为了历史的前进而暂时容忍‘恶’的存在｡”②由此,我们看到了作家在文本中,提供给我们的是超越于工具理性之上的道德向度,这种道德向度体现了作家对人对社会的深切关注｡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作者把我们从现实冷漠的城市,带入到“公园”似的“劳改农场”的用意所在｡
　　
　　牢笼中的舞蹈
　　
　　农民们一旦离开了乡村,沐浴在都市的天空下,就如同钻进了市场的魔窟,在这里无论他们怎样劳作,他们的地位都是低下的,身份是遭到排斥的｡正如,同铺的汉子对“我”说的:“这么拼死拼活工作,没有用的｡工头在心里已经把你除名了｡”“呸!除名!我又没犯错误!我昨天还领了工资呢!”同铺的汉子的话,表达了对现实的一种绝望,对自我地位的认同｡“我”的回答,有了一种抗拒的语气,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工作,在工头那里还被除名｡难道“我”真的没希望了?以工头为代表的高速发展的现代科技社会的工具理性,注定了要抛弃那些低文化､低素质､非特殊技能的民工们,他们在未来社会的结构中已经被除名,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了｡
　　“劳改农场”以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背景,凸现了民工们的生活状态｡作者把我们从现实阴暗､潮湿的工棚引领到荒凉､冷漠的冰库;把我们从单一生存层面引领到生存和精神双重层面｡这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把民工推向极限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呢?文本是这样为我们安排的｡工头的权力受到了挑战,工头被送进了“行刑的院落”,接受民工们暴力的审判,罪名是:(一)把因公受伤的民工赶回了老家;(二)把坚持道德原则的“我”送进“劳改农场”改造｡“我”观看并参与了对工头权力的反叛,但有一点“我”是不同于他人的,“我”的反叛是被动的,同时,“我”闻到了一股兽味｡“我居然闻到房里也有股兽味,就同我先前闻到的一样｡莫非这股味道是从我自己身上发出来的?但我来不及想清楚就入梦了｡”“我”的这段自白,是自我的审视,也是作者给我们的暗示,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在被生存的压力逼上极限的时候,人能变成兽｡权力行使受挫,遭到反抗,受到颠覆以后,它必然会改变面貌,脱下冷酷的外衣,以一种柔和人性的面貌出现｡工头被民工暴打的场面,被“我”目睹后,工头变了,对“我”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冷酷无情､苛刻残暴的;而是听之任之､诚惶诚恐的｡“我”干工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懒散､惰性了｡“我”的心中有了些许不安｡“我已经占了上风,但我并不想占上风,我只想规规矩矩地赚钱｡”“我”认同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我”只想安安稳稳地挣钱,“我”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想法在现代社会行得通吗?“工头不再直接给我派活,我的活是通过别人传达的｡我被安排给外墙贴瓷砖｡我站在脚手架上工作时,工头就远远地待在脚手架的另一头｡贴瓷砖是个技术活,我做得比较慢;又由于意识到工头在那一头,我做得更慢了｡中途我还上了两次厕所,就像故意做给工头看似的｡”追求舒适､自由是人的本性,但是,离开了权力的制约,结果是人处在随遇而安毫无归属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是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社会相背离的｡由此,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权力的思索｡一方面权力有残暴､压制人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权力又有规范化理性的一面｡在现代社会如何降低权力的残暴指数?如何更好地运用权力规范化理性的一面?这些确实是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提出问题,就是说人没有了权力的拘束会怎样?文本给了我们这样的解答｡工头被民工惩治后,留在皮革厂的灰子与工头失去了联系,灰子向“我”了解了真相,央求和“我”去看“行刑的院落”,从此再没有回来,“我”担心灰子死掉了｡离开了以工头为代表的权力的维系,最先倒霉的就是弱者,灰子的下场是自然的｡这正应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原则:“强者生存,弱者死亡｡”而权力从某种角度说,应有保护弱者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作者通过文本唤起了我们对于权力的多层面的思考,文本又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假定之中 ｡过于繁重的工作,“我”的身体变得虚弱起来,“我”请求换个轻一点的工作,工头批准了“我”的要求,安排“我”在二十六层值班室工作｡
　　“你的活动范围只限于顶层的平台,每天有人给你送饭,你只要待在上面就是｡”远离了权力的视线,远离了繁重的工作,休息是主要的课程,对“我”来说这不是天堂又是什么呢?作为文本提示者的同铺的汉子却不这么想｡“他这回可是真正高升了啊,从地下室一下子升到了二十六层!”“要是掉下来可就惨了｡”
　　“一想到楼底下的工友们所受的苦,我心里就涌出一股幸福的暖流｡长这么大,我还不知道幸福是怎么回事,现在总算体会到了｡”“我”的惬意的生活只维持了三天!第四天早上,在平台上“我”发现了眼珠喷血的疯狗｡“我”试图求救,可新装的铁门断绝了“我”的后路,“我”完全被隔离在另外的世界了,安全的本能促使“我”拿起木棒向狗发起了攻击,第一个回合“我”吃了亏被狗咬了一口,第二个回合“我”终于把狗打死了｡“我”认为二十六层的顶层是个安全之地,是大错而特错了｡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生活在由各种社会关系组成的网络中,潜在的危险时时窥视着人类的生存,只要我们活着,就难以逃脱世间那无形之力的控制,这也许是人类的宿命吧｡“我”在和疯狗的搏斗中受了伤,老板娘用锐利的匕首割去了“我”带着脓血的肉,“我”以为自己会晕过去,但是没有,“我”以超常的意志挺了过来｡“我”已适应了在剧痛中思考问题,“我”的变化是巨大的,“我”与温情的乡村彻底告别了｡“我”的精神发生了断奶,从生存的意义层面得到了提升｡但也应该看到“我”的转变是被动的､被迫的,它不仅来自权力理性原则的匡范,同时也来自民工团内部的群体挤压｡民工们对“我”的伤痛无动于衷,相反称“我”为“烘缸里的蛆”｡同伴提示“我”不要再纵容自己,要这样下去,大家要去集体请愿,要求减轻民工的工作,民工团一定会解散,大家都没饭吃｡“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自己的意志去和疼痛搏斗,“我”胜利了,被工头称为“他是民工团的宝贝!”工头们可谓是煞费苦心,终于把“我”打造成了民工团的“精神标本”｡
　　“我”从温情乡村走向了冷漠的都市;“我”带着乡村自由､舒缓的生活方式进入现代城市规范､紧张的生活;“我”从一个都市的“临时过客”被锤炼成民工团的“精神标本”｡“我”的都市经验是撕心裂肺的痛苦,是自愿进入都市的魔窟,是被迫接受都市的考验,现代的权力机制终于让“我”成熟起来,它们从某种程度说应该是“我”的精神之父｡
　　残雪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她的伟大就在于:她不是对现实中民工团生活进行记录,而是在精神的层面去探讨民工们的生存困境,民工团的生存困境就是我们人类的生存困境,残雪以现实为模本又超越了现实,直逼人的灵魂内部,正如残雪所说:“人的崇高理性起源于同情心,严厉的戒律并不会真正伤害人,反而促使生命力继续爆发｡”③“灵魂的法则,艺术的法则,这个法则的功能,就是不停地将主体带往无出路的迷惑境界,让在大一统之中恶斗,一刻也不得松懈｡”④“对人性来说,它是一种十分有益的操练,既宣泄了情感,又提高了境界｡”⑤残雪从作品的表层主题跃进她一贯所倡导的灵魂主题｡残雪的《民工团》秉承了前期作品《弟弟》的创作模式,但是就现实的震撼力来说,《民工团》的力量远远大于《弟弟》｡残雪的目光是犀利的,她的揭示是深刻的｡她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她对人性有至善至美的追求,为此她能够穿越黑暗的隧道,踽踽前行,义无返顾去探索未来的道路,尽管她不抱希望,但是她却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脚步｡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栗丹,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① 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页,第6页｡
　　②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版,第208页,第209页｡
　　③④⑤ 残雪:《永生的操练――解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16页,第17页,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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