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高调逸　趣远情深】 情深岂敢与君绝传远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写道:“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部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而诗歌尤其是灵魂的艺术。《诗•大序》中对诗歌创作有一段颇为精辟的论述：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当我们拨开一切浮光掠影，充溢在诗歌字里行间的是创作主体内心的情感、意绪和欲望。探索诗歌艺术风格，必须首先深入创作主体的心灵世界。
　　对储光羲显现于诗作中的心路历程，我们以“变”与“不变” 概之。所谓“变”，随着人生变迁，储光羲经历了徜徉吴越的少年时期，释褐为官的宦游时期，亦官亦隐的寄情田园，丧乱之后的贬谪时期，投影于诗歌中的心态也出现了平衡→旧的平衡打破→新的平衡逐渐建立→平衡再一次打破的起起伏伏。所谓“不变”，贯穿于其间的对艺术的追求、思考始终未曾间断。诗歌作为得心应手的文学表现工具，已融入储光羲的生命之中，记录了心灵的点点滴滴。我们对他生命的各个阶段分别进行观照，也许会看得更加清楚。
　　
　　一、徜徉吴越的少年情怀
　　
　　唐中宗景龙元年（７０７），储光羲生于润州延陵（今江苏金坛）。开元十一年（７２３），年仅十七岁的储光羲远赴长安科举应试。这十七年，是储光羲生命中的黄金时期，也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
　　我们说储光羲这一时期总体创作心态的“平衡”，可以从两种层面理解。第一，这是各种客观条件与主观相契合形成的平衡。第二，储光羲通过继承发展，努力地在诗歌中构建一种艺术上的平衡。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第一层面的“平衡”。诗歌是情感的艺术。青春的情怀是诗，是画，少年也许缺乏成年人那种深入的洞察力，但单纯的心酝酿出的往往是无遮无拦、一泻千里的激情。储光羲的少年情怀不仅找到了与之匹配的诗歌宣泄方式，而且适逢各种有利的客观条件。从时代因素看，大唐帝国此时立国已近百年，由“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呈现出旺盛的上升势头。经济迅速发展，物质基础雄厚，国威播于四方，民族自信心高涨。由于统治者的爱好与提倡，庶族知识分子的崛起等诸多因素相叠，整个社会重视与爱好诗歌的热潮不断高涨。从地域因素看，储光羲的家乡延陵地处江南，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风物如画，惹人遐思。且属齐梁旧地，文化底蕴深厚。就家学渊源而言，储光羲的舅父贺知章是以“文辞俊秀”（《新唐书•贺知章传》）显于当时的著名吴越山水诗人。再加上身边又有武平一等志同道合的诗友，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从另一层面上说，储光羲是一个天赋很高的少年，他力图将水软山温的吴越风情，文采风流的南朝旧地，前辈诗人的清丽传统，大唐帝国的蒸蒸日盛的合力影响，在诗歌中构建一种平衡，一种以艺术美为标准的平衡，兼收并取，融会贯通。试以储光羲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同武平一员外游湖五首时武贬金坛令》为例观之：
　　
　　其一
　　红荷碧筱夜相鲜，皂盖兰桡浮翠筵。
　　舟中对舞邯郸曲，月下双弹卢女弦。
　　
　　其二
　　青林碧屿暗相期，缓楫挥觥欲赋诗。
　　借问高歌凡几转，河低月落五更时。
　　其三
　　朝来凤阁听弦歌，暝入花亭看绮罗。
　　池边命酒怜风月，浦口回船惜芰荷。
　　
　　其四
　　朦胧竹影蔽岩扉，淡荡荷风飘舞衣。
　　舟寻绿水宵将半，月隐青林人未归。
　　
　　其五
　　花潭竹屿傍幽蹊，画楫浮空入夜溪。
　　芰荷覆水船难进，歌舞留人月易低。
　　
　　芰荷照水，竹影朦胧，月隐青林，歌舞留人。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未饮先醉。诗歌词藻婉丽，属对精工。我们从中既可看出对南朝游宴诗的明显继承，又颇含吴越诗人之清新韵致，并显出诗人的匠心和较强的艺术感受力。红、碧、皂、青等多种色彩，在作者手中融汇出了一个淡雅朦胧的画面；歌声、琴声、风声、水声，天籁与人籁在美妙的画卷中轻轻和鸣；“舟寻绿水宵将半，月隐青林人未归”，虚实相生，含情隽远：声、色、情形成了艺术的和谐统一。
　　江南民歌以其清新流丽的独特美感，也成为储光羲汲取艺术养分的源泉之一。试观《江南曲四首》：
　　
　　其一
　　绿江深见底，高浪直翻空。
　　惯是湖边住，舟轻不畏风。
　　
　　其二
　　逐流牵荇叶，缘岸摘芦苗。
　　为惜鸳鸯鸟，轻轻动画桡。
　　
　　其三
　　日暮长江里，相邀归渡头。
　　落花如有意，来去逐船流。
　　
　　其四
　　隔江看树色，沿月听歌声。
　　不是长干住，那从此路行。
　　
　　首篇在动与静的对比中描摹江水之态。静时如翡翠碧玉，沉静深邃，纯洁透明，不沾尘滓；动时则长空翻浪，排山倒海，呼啸而上，直击云霄。在极静与极动之间，在江水的无限深广与轻舟之一叶的强烈对比之中，愈发显出弄潮儿的从容镇定，自信安详，一种少年人的无畏气概。第二、三首则是运用比兴手法吟唱的爱情歌曲。“荇”，水生植物名。《诗•周南•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虽为采荇，实则怀人。只因心有所思，所以对爱情的象征――鸳鸯更怀了一份温存的珍惜之意。“轻轻动画桡”，既不惊动鸳鸯，也不惊动自己心底那一份如诗如画的梦境，脉脉的温情在静静中弥漫开来。“落花如有意，来去逐船流”，则很明显借鉴了南朝民歌中诸如“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西洲曲》）的手法和意境，似有意，似无意，若即若离，荡漾不已。而通篇的基调则是对江南风物的深深热爱，“不是长干住，那从此路行”。
　　储光羲努力将齐梁余韵之精雕细镂、吴越传统之清新雅致、江南民歌之明快爽朗熔为一炉，辅以昂扬的时代精神，自出新意。少年的储光羲汲汲于艺术的追求，此后在他生命的各个阶段，有过矛盾，有过彷徨，但对艺术的探索始终一以贯之。
　　
　　二、盛世将颓的悲剧心态
　　
　　开元十四年（７２６），年仅二十岁的储光羲进士高第，与崔国辅、綦毋潜同榜。这里有必要稍稍介绍唐代的科举制度。唐代科举考试大致分常科与制科两个系统。制科虽由皇帝亲临主持，但往往不被认为是出身正途，不受重视。常科中以明经与进士为最重要的两科，大抵明经重帖经墨义，进士重诗赋，应考者最多。“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①进士科每年只录取几十名，而明经科的录取名额则十倍于进士科，所以民谚云“桂树只生三十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储光羲以二十岁而登高第，实可谓少年得志。这一时期，他赋咏了《长安道》等作品，“鸣鞭过酒肆，�服游倡门。百万一时尽，含情无片言”，真是意气风发，颇有五陵年少的豪情。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储光羲依制释褐授官，他的作品中逐渐显出了浓厚的悲剧心态，不仅是个人的悲哀，而且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此时正是杜甫《忆昔》诗中所谓“开元全盛”的时代，也是一个个性极度张扬的时代。如果我们稍稍回顾：唐初将诗歌由宫廷拓展到市井，由台阁移到江山塞漠的“四杰”，“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②；因为企图张扬个性，所以被讥为“浮躁浅露”（《新唐书•刘裴娄传》），不能“致远”（《新唐书•刘裴娄传》）。在诗歌史上风标独异，提倡“汉魏风骨”的陈子昂只能发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的无人理解之浩叹。最终还被县令段简迫害致死，结局悲惨。玄宗临制，开元盛世，大唐王朝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都达到了顶峰，而统治者也怀着一种有容乃大的心态，思想控制前所未有的宽松。在一个年轻而有为的皇帝的统治下，整个大唐王朝焕发出一种青春的光彩，昂扬、奋进、积极向上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知识分子欣逢盛世，意气风发，似觉天下无不可为之事。积极奋发，投军报国，热心从政，个体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个性的张扬已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甚至值得赞赏的风尚。如祖咏赴试限咏六十字《终南望余雪》，赋得“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四句，意尽掷笔，终不屈己。
　　物极必反，自古皆然。青春能创造奇迹，但青春往往也意味着不成熟。在大唐王朝盛世的狂热气息中，弊端已逐渐显露。在一群平庸的人中出现一个富于个性的人，将是特出的。但若人人都很有个性，都以自己为重，那么这个世界就开始变得拥挤而无序了。正如人人都是明星，就无所谓明星了。而人人竞相表现自我，过度张扬，不仅会使自古而来“文人相轻”的恶习在更广袤的领域里蔓延，而且会造成很可怕的后果。其一便是野心的膨胀。储光羲是较早在狂热中冷静下来的人，他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在《观范阳递俘》中，“四履封元戎，百金酬勇夫。大邦武功爵，固与炎皇殊”，对武将的骄横，已隐隐表示担心。《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更发出了“��非大厦，久居亦以危”的警告。
　　此时的储光羲，自身正经历着一个青春蜕变期。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日丰，而仕途又颇不得意，使他产生了一种青春的幻灭情绪。在这种情绪下，他已不再用理想的眼光打量这大唐盛世，不知这是否也是镜花水月一场。
　　这一时期储光羲的心境可从《幽人居》、《陇头水送别》等作品中体察。且看：
　　
　　幽人下山径，去去夹青林。
　　滑处莓苔湿，暗中萝薜深。
　　春朝烟雨散，犹带浮云阴。
　　（《幽人居》）
　　
　　名为幽人居，可是滑湿的莓苔，深暗的萝薜，烟雨初定，浮云四蔽，处处给人以压抑的阴郁之感。而薜荔、藤萝等在储光羲这一时期的诗作中有多处出现，显示出深隐的抑郁心态。再看《陇头水送别》中的“从来心胆盛，今日为君愁。暗雪迷征途，寒云隐戍楼”，也表现出迷暗的心理情绪。
　　文章创作虽有“笼天地于形内”的气势，但经营构置亦在方寸之间耳。储光羲无法回答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他的诗作也不像第一时期，以美为统摄一以贯之，而是显出了犹豫、矛盾与凌乱，笼罩着一种深深的悲剧心态。旧的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储光羲这一时期的情怀在明代却遇上了知音。明代竟陵派钟惺、谭元春标举“性灵”，提出“真诗者，精神之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的诗歌理论，探求诗歌创作中的“孤情”、“孤诣”，即与世落落寡合的幽情孤绪。正是从这种角度发现了储光羲诗歌的独特美感，赞其“清心灵骨，不减王、孟”。
　　
　　三、寄情田园的闲婉真至
　　
　　开元二十一年（７３３）至天宝十四载（７５５）安史之乱爆发前，储光羲过了二十多年亦官亦隐的生活。开元二十一年（７３３）至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开元二十八年（７４０）至天宝五载（７４６），储光羲两度隐居。据葛晓音教授考证，储光羲这两次隐居都与王维在一起，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储光羲之子储溶曾对顾况言道：“我先人与王右丞，伯仲之欢也。＂亦官亦隐，一张一弛，储光羲的心灵世界逐渐被宁静的田园生活占据，并由此进入了田园诗创作的高峰期。
　　储光羲是盛唐最致力于田园诗创作的诗人，不仅表现在数量众多，而且具有鲜明的特色。他的诗作中出现了渔父、樵子、牧童、莲女、老农等一大批乡村人物形象，这在以往的诗歌史上是很罕见的。且看：
　　
　　山北饶朽木，山南多枯枝。
　　枯枝作采薪，爨室私自知。
　　诘朝砺斧寻，视暮行歌归。
　　先雪隐薜荔，迎暄卧茅茨。
　　清涧日濯足，乔木时曝衣。
　　终年登险阻，不复忧安危。
　　荡漾与神游，莫知是与非。
　　（《樵父词》）
　　泽鱼好鸣水，溪鱼好上流。
　　渔梁不得意，下渚潜垂钩。
　　乱荇时碍楫，新芦复隐舟。
　　静言念终始，安坐看沉浮。
　　素发随风扬，远心与云游。
　　逆浪还极浦，信潮下沧洲。
　　非为徇行役，所乐在行休。
　　（《渔父词》)
　　
　　他笔下的农民形象大多具有安闲潇洒的隐士气质，樵父是“莫知是与非”，采莲女是“不思贤与愚”，牧童是“取乐须臾间”，既有《桃花源记》中不知“今是何世”之逸，又有一份智者的通达。田园生活成了储光羲心灵新的寄托。他的心灵愈沉浸进去，感情就愈加真切，诗歌风格也愈加朴实。试观《田家杂兴八首》之一：
　　
　　春至��鸣，薄言向田墅。
　　不能自力作，黾勉娶邻女。
　　既念生子孙，方思广田圃。
　　闲时相顾笑，喜悦好禾黍。
　　夜夜登啸台，南望洞庭渚。
　　百草被霜露，秋山响砧杵。
　　却羡故年时，中情无所取。
　　
　　娓娓道出农家心事，多置田圃，生儿育女。语言淳朴，明白如话，而自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日常情景也显得情趣盎然。储光羲在田园诗方面的成就引起了历代研究者的兴趣，明胡应麟《诗薮》称储光羲农家诗“闲婉真至”，清沈德潜也道：“太祝诗学陶而得其真朴。”
　　李肇《国史补》卷下云：“天宝之风尚党。”这在山水田园诗派诗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开元中后期至天宝中期，储光羲与王维、祖咏、卢象、裴迪、崔兴宗等先后归隐，形成一个隐逸诗人群。交游唱和，诗风互相影响，表现出很大的共性。但同中有异，王、祖、裴众人皆以山水诗为主要创作方向，表现出士大夫的清旷；而储光羲则致力于田园诗的创作，显示出真切朴实的风格。清贺贻孙《诗筏》以储光羲与王维为例进行了细微剖析：“储韵远而王韵隽，储气恬而王气洁；储于朴中藏秀，而王于秀中藏朴；储于厚中有细，而王于细中有厚；储于远中含淡，而王于淡中含远。”
　　田园生活使储光羲的心灵得到了滋养，久违的和谐宁静又出现在他的诗作中，像一泓山泉，“恬淡无人见，年年长自清”（《咏山泉》）。
　　
　　四、椎心泣血的向壁哀鸣
　　
　　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生活总是不断地在验证这一真理。田园的静谧瞬间即被动地而来的渔阳鼙鼓惊碎。天宝十四载（７５５），安史之乱爆发，在储光羲的生活中写下了沉重的一笔。储光羲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第四阶段。
　　关于储光羲在安史之乱中的遭遇，《新唐书•艺文志》云：“安禄山反，陷贼，自归。” 《全唐诗•储光羲小传》曰：“禄山乱后，坐陷贼自贬官。＂ 顾况《监察御史储公集序》中也有“拔身虏廷，竟陷危邦”之语，可见他与王维、郑虔一道落入了叛军之手。
　　要想探寻储光羲这一时期的经历与心态，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从他自己的作品寻求。在储光羲诗集里，留下了《登秦岭作》《同张侍御宴北楼》《汉阳即事》《奉别长史庾公》《狱中贻姚张薛李郑柳诸公》《上长史王公责躬》和《晚霁中园喜赦作》等一系列作品，详细描述了他在安史之乱中陷贼、受伪署、逃归、被囚、遭贬、遇赦的经过，也反映了那暴风骤雨般的一幕幕历史画卷和他复杂而痛苦的精神世界。
　　
　　朝出猛兽林，??登高峰。
　　僮仆履云雾，随我行太空。
　　羲和舒灵晖，倏忽西极通。
　　回首望泾渭，隐隐如长虹。
　　九逵合苍芜，五陵遥瞳�。
　　鹿游大明殿，雾湿华清宫。
　　网罗蠛蠓时，顾齿熊罴锋。
　　失魂走江汉，不能有其功。
　　气逐招摇星，魂随阊阖风。
　　惟言宇宙清，复使车书同。
　　林木被繁霜，合沓连山红。
　　鹏鹗励羽翼，俯视荆棘丛。
　　誓将食��，然后归崆峒。
　　（《登秦岭作，时陷贼归国》）
　　
　　今之太守古诸侯，出入双旌垂七旒。
　　朝览干戈时听讼，暮延宾客复登楼。
　　西山漠漠崦嵫色，北渚沉沉江汉流。
　　良宵清净方高会，绣服光辉联皂盖。
　　鱼龙恍惚阶墀下，云雾杳冥窗户外。
　　水灵慷慨行泣珠，游女飘?思解佩。
　　苍苍低月半遥城，落落疏星满太清。
　　不分开襟悲楚奏，愿言吹笛退胡兵。
　　轩后青丘埋�狳，周王白羽扫?枪。
　　期君武节朝龙阙，余亦翱翔归玉京。
　　（《同张侍御宴北楼》）
　　
　　《登秦岭作》和《同张侍御宴北楼》都是储光羲从叛军中逃脱投奔朝廷途中所作。《登秦岭作》是出逃之初的作品，主要描述了叛军攻入长安后宫苑的萧条荒芜，“鹿游大明殿，雾湿华清宫”，自己虎口余生一心投奔朝廷的忠心，以及途中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与猛兽相出入的艰辛。《同张侍御宴北楼》是抵达江汉后的作品。张侍御即张愿。储光羲与之宴饮，在对张侍御的赞美中蕴含了挽救颓局的心愿。这两首诗中都反映了诛逆讨伐的强烈愿望，虽颇现憔悴之态，但情绪还是比较高昂的。至德二载（７５７），唐军收复两京，朝廷下制追究陷贼受任伪官者，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储光羲因受伪署而受到流贬处分。诗人陷入了矛盾与痛苦的心情之中。《狱中贻姚张薛李郑柳诸公 》与《上长史王公责躬》两首诗最能反映他此时的感受。在《上长史王公责躬》中，他对自己不能保持松柏之贞，接受伪署表示了深深的痛悔。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他陷入内疚和自责之中。但另一方面，接受伪署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他又历尽千辛万苦从叛军中逃出，投奔朝廷，因此对遭受流贬处分也颇感委屈。两种矛盾的心情造成了双重的痛苦，在《狱中贻姚张薛李郑柳诸公》中，他倾诉了自己的委屈：“鬼哭知己冤，鸟言诚所诱”，并由此给家人带来的痛苦：“哀哀害神理，恻恻伤慈母。妻子垂涕泣，家僮日奔走”，一切景物都变得那么凄凉：“疏萤出暗草，朔风鸣衰柳。河汉低在户，?蛸垂向牖。雁声远天末，凉气生霁后”，直是泣血之作。
　　《晚霁中园喜赦作》是储光羲诗集中有年代可考的最后一篇作品：
　　
　　五月黄梅时，阴气蔽远迩。
　　浓云连晦朔，菰菜生邻里。
　　落日烧霞明，农夫知雨止。
　　几悲衽席湿，长叹垣墙毁。
　　党朗天宇开，家族跃以喜。
　　涣汗发大号，坤元更资始。
　　散衣出中园，小径尚滑履。
　　池光摇万象，倏忽灭复起。
　　嘉树如我心，欣欣岂云已。
　　
　　宝应元年（７６２），肃宗驾崩，代宗即位，宣布赦免自开元以来所有犯罪者。据陈铁民先生考证，储光羲当于这一年遇赦。储光羲饱浸泪水的心灵终于露出了由衷的欢欣，“涣汗发大号，坤元更资始”，“嘉树如我心，欣欣岂云已”。当诗人尽情释放那一瞬迸发的极度惊喜时，我们读到的是其后所隐藏的深深痛苦与悲哀。
　　
　　作者简介：杨卫军，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李�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３２１页。
　　②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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