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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谬背后的温暖与虚空:荒谬

    时间:2019-02-11 05:43: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要:《红浮萍》是李彦带有自传性的长篇力作。作品通过平的回忆引出了一条颠沛流离的家族之路,温婉地道出了特殊历史境域中个人命运的失控状态,同时折射出沉重历史下暗涌的人性温情和动乱年代理性缺席下爱成为一种不可接近的乌托邦。平静舒缓的叙述格调充分体现了李彦对小说具有独树一帜的文学建构自信和能力。
      关键词:《红浮萍》 荒谬 质疑 温情 乌托邦
      
      在当今海外华文文学的小说创作队伍中,李彦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存在。首先她那身兼中与西、学者与作家、英汉两语写作的多重身份在海外华文文学作家行列中就属于一种罕见的奇迹;令人更惊叹的是她对小说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文学建构能力。无论长篇还是中篇,都使人耳目一新。读完她的长篇小说《红浮萍》,令我既惊叹于她对雯(母亲)的聪慧激进和虞诚(父亲)的宽厚善良等人性坚韧的从容书写,又惊叹于她成功地运用了小主人公平(“我”)的自我叙述视角和冷静的叙事语调,来讲述某种人生的无奈。
      
      一、荒谬:命运在非理性驱动下的被迫滑翔
      
      生命中有太多的意外,任何一个个体都有可能被一个自我安排之外的意外突袭而被死死地拽进历史的深处,从此不能轻逃。在《红浮萍》里,李彦一开始就把外婆的传奇经历和母亲雯风光出尽的青少年时代涂抹得亮丽光鲜。但谁也没有预料到,家庭成分瞬间就成为了时代评判一个人好坏的唯一标准。外婆的地主身份陡然间就变成为她生活的负担,雯的聪慧激进也使她瞬间变成一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知识瞬间也成了人刮不掉的沉重烙印,雯和虞诚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注定要被打倒,作为子女的平和弟妹们也注定要受尽白眼和欺凌。在非理性逍遥法外的年代里,这个家族每个人的命运都开始失控,生命在非理性驱动下被迫滑翔。
      站在历史的拐角处回望,发现那个时代恰恰印证了加缪关于荒谬的理论。他认为“荒诞存在于个人,也同样存在于世界。它是目前为止人与世界之间唯一的联系”①。那个逝去的特殊时代就是加缪笔下的一个荒诞的时代。历史让雯、虞诚等都置于荒诞的生存境域中无法自拔。雯一生对党忠心耿耿但党却对她的大半生表示强烈的怀疑(党组织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扣在她的头上并且跟随了她大半生);虞诚一心一意只想做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安分知识分子,但现实权力和家庭问题又不断地要他主动带头揭发作为“毒瘤”的妻子。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聪慧激进的雯还是老实宽厚的虞诚,对于他们来说都没有主动的选择权,而只有被动的接受权。也就是说,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知识分子家庭秩序中,他们每个人的存在都显示了那飘忽性的生存处境――他们都是一个个无法主宰自我命运的生命存在。
      不能主动地主宰自我的命运,不能有效地选择自己的生存理想。在那个“我只能相信组织”的岁月里,原本是一种极为平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导致这个家族的命运向荒诞之境越滑越远的,还远远不只是个人理想与现实权力之间的错位问题,而是他们的个人能力与角色担当之间严重错位。这种错位,导致了雯和虞诚等与其相关人物的命运在欲望驱动下的被迫滑翔,折射出了历史的荒诞与人性撕扯的悲壮。
      不管雯和虞诚是用肉体还是用精神去受难,内质上都是他们对现实的一种反抗,但他们的反抗又是无奈而清醒的。一方面,他们为了给自己洗脱罪名,一直在忍受着旁人的羞辱和心灵的折磨,积极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对党的忠诚;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渴望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但为了生存下去,在现实面前又必须刻意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他们对现实表现出来的软弱和妥协实质上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但是现实并没有简单地默认他们的反抗。雯用苦难来赎罪的行为尽管十分感人也依然换不来“组织”对她的信任;虞诚对雯划清界限的拖沓和摇摆立场虽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但照样成为革命群众攻击和羞辱他的借口和理由。子女不会因为他们赎罪态度的诚恳而免受牵连,好胜的平就是因父母的问题而丧失做一名“红卫兵”的资格即丧失少年生命的尊严;弟弟也因此而变得冷漠自闭,甚至变本加厉,令人心寒。
      在这里,看似李彦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展示个人命运在历史流动中难以把握的迷离状态,其实质却是对历史自身以及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进行了尖锐的质疑。它所透视出来的,不只是个人与历史之间无法抗衡的无奈状态,还有人们对强权意志的盲目膺服、对生命价值的盲目推崇,以及在理性缺席下个人反思的缺乏。
      
      二、对抗:沉重历史地壳下涌动的温情
      
      文学家不是史学家,但李彦笔下的历史比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内容更加丰富,情感更加真切,行文更富有生命感。读着《红浮萍》,我越发能感觉到那个作为父亲的虞诚在沉默寡言的外表下所折射出来的深深的爱和博大的宽容,是多么令人温暖和感动。
      虞诚作为父亲,如一座大山,以一个少语者的形象在文中出现,和雯比起来可能在很多方面都应该自惭形秽。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总是显得惴惴不安;在凌辱和怀疑的面前,他还常常表现出感伤。但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来表达他炽热的爱,证明在那样的年代里,除了苦难还有真情还有爱。更为重要的是,他拥有一颗常人难以具备的宽厚之心,他能承担一般人所难以承受的苦涩和艰辛,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证明了宽厚的无边力量。
      李彦让虞诚直插苦难荒诞的现实,用苦难来救赎他的“罪证”,最后他还是顺从了历史的安排,涵纳了人之为人的坚韧和宽容。李彦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不是简简单单赋予父亲一种个人理想与历史现实的错位和尴尬,而是通过这种错位和尴尬,糅进了许多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让父亲在生命中不仅承受着苦难,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地散发出巨大的人间温情。虞诚对平这个不是亲生的女儿,从来没有表示半点嫌弃和歧视。“叫爸爸,好吗?爸爸给你买橘饼吃……”是他在那个灯火阑珊的严冬夜晚,给了平一个笨拙而温暖的怀抱。让平感到了人间自有温情在,以致“即使年代久远,但那记忆却依然清晰鲜明”。日记本也验证了虞诚的无私爱:
      “这么多年了,你仍然没和你划成右派的妻子离婚,你怎么能证明自己是革命者呢?”……孩子们,爸爸将要独自一人带领你们,走上一条艰险崎岖的道路。爸爸做出这个决定,也正是为了你们的前途和未来。不管命运把我抛向何方,无论道路如何艰难坎坷,爸爸都会把你们带在身旁,共同面对人生的考验……
      这些日记,是矛盾又是不矛盾的。不管是否和雯划清界限,都不是出于对自己个人的考虑,而是出于对子女的考虑,因为只有他和雯划清界限,子女在未来才可能避免经受苦难。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软弱,但实质上却折射出一种宽容和善良的力量。
      与这种软弱相伴随的,还有虞诚的善良和宽厚。他是一个内心十分透明的知识分子,根本不懂得算计和密谋。在对雯的问题上多年徘徊不定,因为在内心深处他对她还存有一分道不出的爱。在西安研究所,所里的人把他关起来逼他把钱交出来、在批斗会上被革命群众折磨得狼狈不堪、革命委员会故意扣压他的工资……面对所有这些屈辱和灾难,他都以一种超常的韧性承受了下来。即使是在受骗的现实面前,他依然把宽容和善良放在首位,并以各种善良的理由来宽慰自己。譬如,木匠随意一张借债的纸条:“老虞,我家这个月的钱不够用,还要向你借二十元。”在连自家的温饱都还有待解决的日子里,他明明也知道这是一种变相的敲诈和勒索,但还是每次有求必借,只因为“大概还算是比较温和的革命群众,再说,他用了‘老虞’称呼,已经算是很客气的了”。在这种自我安慰的背后,无疑折射出了虞诚的宽容善良的品质。
      
      三、虚空:爱是一种不可接近的乌托邦
      
      美妙的爱情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从来都是遥不可及,可是谁都渴望有一天美妙爱情能够成为活生生的现实。雯曾经对自己的爱情也有过这样的浪漫怀想。但现实一直在和雯开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捣蛋的玩笑,不仅让她在政治上被批斗,在生活上失去自由,在言论上完全失语,而且把她唯一的、曾经以为可以山崩地裂、海枯石烂的美妙爱情也撕裂成了碎片。
      在雯的心灵上,为什么理想中的情感对象可以栩栩如生,而现实中的他们却个个令她如此失望?答案就是,只“因为爱情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乌托邦,它只可遐想,不可接近;它只可入梦,不可实践”。爱情因为难得而美妙,因为美妙而珍贵,因为珍贵而不可零距离接近,所以它只可在梦里。雯的爱情注定只能寄托在一本《写给信仰的追求者》的“代序”里,成为了一种只可阅读而不能碰触的文字爱情。爱在世间是一种虚空,真爱成了一种不可接近的乌托邦。事实上,这正是小说所要传达的另一种审美意图。
      雯的一生和很多男人有过感情的纠结,但几乎每一段感情都经历了厄运。那个终老在古城街角那间酱菜店的阴暗角落里的深爱过雯的表哥,只因一厢情愿而孤老终生;那个来自东部海滨的年轻教师,拨响了雯心中那根爱的琴弦,而他的离去使他在雯心目中变成了一个“完美爱情”的象征,并且作为一种苦难的调味剂伴随她熬过了大半生的艰难岁月。若她非有所依托,很难想象她会如何支撑着熬过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征程。而当这个符号还原成真正具象的人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并且有损于她“完美爱情”时,她就无法接受。平的生身父亲――楠,就是这样的一个牺牲品。他在一宗案件中被判为“胡风分子”、“国民党特务”(后来才知道被冤),雯只能和他一刀两断。因为楠给雯心目中的完美爱情增添了不该有的瑕疵,而且雯对党这个心目中伟岸的“父亲”的忠诚使她“只能相信组织”。美好幸福的爱情因为彼此靠得太近,缩短了审美的距离,注定要分崩离析。虞诚的出现只是一个偶然,他完全不符合雯心目中理想伴侣的标准,但却和雯撕扯了大半生。可以说他们两人的相识不是因为爱情,而是现实的需要,雯有意忽略他们之间的差距和隔阂而走在一起。她对虞诚不存在刻骨铭心的爱,除了少许的恨之外,更多的可能是感激,因为他至少让她们寡母孤女有了一个名义上的家。
      在这里我们都明白,雯的初恋在她整个生命长河之中,实在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她日后每每提及,总免不了万分感慨。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是青年时代未果的情愫,是她此生寻寻觅觅却唯一遇到的一次“真正的、纯洁高尚的、不带任何私欲的爱”。以至竟能在她两鬓斑斑的几十年后对年轻教师的来信仍能字字句句地默诵如初。殊不知,这场恋情对她来说之所以如此刻骨铭心、弥足珍贵,只是因为她从未获得。
      雯在各种运动中起起伏伏,用坚韧承受苦难,终于在最后投入了“组织”的怀抱。我们不难发现,激励雯以飞蛾扑火般的狂热投入对事业和成功的追求,与那场扑朔迷离、虚无缥缈、没有答案的纯洁恋情有着巨大的关系。“……来吧!让我们携手同行!我看见了你狂喜的眼睛,我看见了你因兴奋而起伏的胸,你找到了你孜孜以求的,你的彷徨与忧郁已飞逝无踪……”从这里就很明了地可以察觉到,那不可接近的爱情就是促使雯乐观受难的动力,只因它若即若离,令雯动情不已。生命原本脆弱,是《写给信仰的追求者》激励了她飞蛾扑火般的热情。
      当然,雯的感情波折其实也展示了那一代人的情感困惑――真爱的不可接近。因为在那个年代里,政治成了评判一切、主宰一切的高高在上的仲裁者。理性的缺席使生存都成为了问题,情感就更成为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爱情虽然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也可能成为了人渡过难关的精神力量,但雯血泪斑斑的生命历程证明――在现实面前人缺乏爱的力量。只因真爱是一种不可接近的乌托邦。
      值得一说的是,这篇小说让平成为一个文中的叙事者和文中历史事件的经历者,在多年后用平静而不带激进的语调缓缓道出,使小说更具细腻感和真实感,有现实的无奈,但也有思辨,也有感性,也有梦的演绎。
      
      ①加缪.西西弗斯神话[M].杜小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26.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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