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像与赞美诗 新编赞美诗400首手机版
时间：2019-02-11 05:44:5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靳以对知识分子一直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既传递了这一群体本身的先天性缺陷，也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文人的自我贬低倾向。在充分融入自身感受后，这一取向有所调整，时或体现出一定的暖昧色彩，偶或也塑造出颇具人格魅力的正面形象。这种反差鲜明的两极书写，折射出知识分子群体包括靳以本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尴尬处境与无限困惑。
关键词：靳以 小说 知识分子 批判 认同 两极书写
一
现代著名作家靳以从1930年代初开始创作，最初以带有浓厚感伤色彩的自叙传爱情小说为文坛所瞩目，此后则以批判黑暗社会的作品居多。在其小说中，塑造了许多知识分子形象，其醒目特点即对这一群体进行了猛烈而持久的批判。
在《残阳》(1935)中，一位文学教授满口英文，时常夸耀国外留学经历，并认为外国什么都好，甚至连讲课的姿势都像牧师布道一样。不过，他虽然对学生说“诗是深奥的，不是‘凡人’都可以懂的”，不但一首像样的诗都做不出来，还在课堂上背诵雪莱名篇时卡壳而出丑。此公对引起妻子好感的男同事嫉妒万分，趁对方不在将妻子借出的唱片偷取回来，并留言“属于我的一切永远也不会来到你的手中”。《人间人》(1935)勾画了另一位教授、大学文学院主任刘文涵的无耻嘴脸。其在山间别墅度假之时，正逢全国水灾，但他既不响应号召捐款，还又不知廉耻地建议受灾者躲到楼顶避难。灾难不能扰乱他与夫人享受良辰美景的心境，却只担心山洪冲毁铁路，不能及时赶回去为校长太太祝寿，从而影响自己的前程。
在《雅会》(1935)中，靳以对知识分子予以群体性的集中讽刺。一位大学物理系主任的太太，出面组织了文学沙龙性质的聚会，出席的有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画家、美学家等。这些人同样不学无术，品格低下。其中还添加了一位曾经是文学革命倡导者的人物，他如今“不只不再进一步，反向后退了。他做旧诗，唱昆曲，就是说起话来也是文绉绉的”。“他已经感受到人生是太烦杂了，他时时想到隐居深山，不与世人通音讯”。这些人物在靳以惟一的长篇《前夕》(1942)中有了进一步的演化：在民族危难关头，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非但不问世事，且只知享乐。一位显然以周作人为原型的人物，本来还在寒斋吃苦茶，此时亦厕身无耻之徒行列，组织同侪游园玩乐，与民众的抗战热情恰成鲜明对比。
靳以笔下的人物其来有自，《残阳》中的教授，就带有徐志摩等以西方文化为荣、贵族派头十足的现代文人影子。周作人等人的面影，则是失去民族大义和爱国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折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由激进革命、倒退复古再到堕落投敌，确是某些无行文人的真实写照。值得注意的是，靳以的批判对象都是衣食无忧的社会上层人物，这与其经常抨击的权贵阶层，无形中具有了对等性。尤其是其人格缺陷更是极为类似，如自私、贪婪、委琐、粗鄙、虚伪等。同时可以看出，靳以对知识分子极尽夸张的讽刺手法，常陷入高度概括的脸谱化误区，以下对一位留学归来的文学教授的描绘更为典型：“他说是漂亮也带着狡猾的神气，就只看他那躲在眼镜后面的眼一闪一闪地动着，就能知道他是如何工于心计的一个人。他很能说话，是可以把没有理由说成有理由的。”(《俘》，1933)由于无法深入挖掘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独特性，忽视了对其进行细致的镂刻描写，靳以的批判色彩从总体来讲是浮泛、无力的。同时由于难以真正深入地透视人物的心灵，揭示人物内在的复杂性，从而使这一群体不可避免地同其笔下的其他丑恶形象极为相似，具有明显的类型化、概念化特征。因此，尽管《人间人》等作品“充满了社会批判的锋芒，以明澈的理智驱走了早期作品中那种阴郁的个人身世之感”，但显然在“明澈的理智”驱动下，陷入了主题先行的误区，这些知识分子也就只能以单线条漫画般的小丑形象示人了。
沉迷书本、艺术至上、文人趣味、留学背景乃至贵族派头，对这些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标记，靳以在小说中体现出本能的反感。然而吊诡的是，靳以一生集作家、编辑、教授为一身，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得益于家境殷实，拥有大量外文原版书籍，受外国文学尤其是浪漫派诗歌的影响颇深，这从其早期爱情小说的文风便可得知。文人的雅趣在靳以身上也至为明显，他既喜爱西洋音乐、芭蕾舞，也热衷于传统京戏、书画。他还是一个温和友善、交游广泛的人，与很多其所批判类型的作家在现实中有着很好的私谊。比如他与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包括其家人都保持着持久的友情。靳以与沈的妻妹张充和都酷爱昆曲，并以此成为知音。在2009年10月于上海举办的靳以诞辰百年座谈会上，近百岁高龄的张充和还特意录制了一段昆曲视频，以志纪念。现代评论派文人陈西滢与妻子凌叔华在1946年去英国的途中，曾在上海逗留，就住在靳以家。通过靳以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和丑化，可以看到作家创作的复杂情况，在中国现代文学整个视域中，是非常值得反思的现象。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具有重德(理)轻智的传统。集理学大成的朱熹，就认为“天理”比知识重要得多。而在道德修养重于知识获取这方面，王阳明走得更远：“知识愈多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这种视知识、才能为人欲滋生的温床、罪恶之渊薮的看法，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的民粹思潮是很容易契合的。民粹主义突出的平民化崇拜和反智倾向，在靳以的创作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在《前夕》中，他就把女主人公静宜的悲惨命运，直接归因于大学生活。静宜还在面对辛勤劳作的农民时，对他们产生了由衷的羡慕，并产生了这样的感慨：“更容易满足一些，生活就更快乐一些”，“知识把人类带到广大的宇宙里，那是很难得着满足的，所以人类才在悲惨中过着日子”。而年轻一代女性，如《秋花》(1946)中的方明智，已经发出了把一切书本掷向茅坑的宣言。
“在五四时期，许多人在考察智力与体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关系时，明显地倾向于后者，或者说，存在着一种崇拜体力、体力劳动与劳动阶级的倾向。”在“劳工神圣”“劳农神圣”的浪潮中，中国现代文学从发端期即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贬低倾向。鲁迅的《一件小事》、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就是较早反映知识分子渺小、懦弱、自私的典型文本。结合传统根深蒂固的文人无行、文人相轻的认识，知识分子日益被描画为在道德、人格本身就有先天缺陷的群体。这种倾向在1940年代知识分子必须向工农兵学习，自我改造求得新生的过程中达到了高潮。这似乎成了知识分子的宿命：“在艺术世界里，他们就是这样一群苦苦寻求精神家园和人生归宿的困顿行者。在与封建势力对抗时，他们往往具有强大的思想能量，成为积极、高大的正面形象，然而一旦与工农民众相并立时，便立刻黯然失色。作为一种陪衬或被改造的对象，从道德人格、阶级意识和情感方式等诸层面向工农民众认同。”在靳以的后期小说《母女》(1947)中，就以健朗的笔墨塑造了一位几乎不食人间烟火、为了全人类幸福而奋勇斗争的母亲形象。而她的女儿则因为不忍脱离生病的诗人男友，遭到了母亲的无情唾弃。 实际上，由于“既缺乏对工农大众的理解，也缺乏对知识分子自身的理解”，而过多受制于政治文化思潮，正如靳以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所具有的明显弊病，中国现代文学表现知识分子向大众学习、归趋的作品，充斥着意念化和模式化写作，主题显豁而意蕴轻浅，难以产生足以传世的佳作。
三
在介绍自己如何走向文学之路的《我的告白》(1934)中靳以透露，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不喜欢许多教授。在自己所担当的所有职业中，他对教授独具本能的反感。在自传《从个人到众人》(1951)中，他记叙了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上海辗转来到重庆，当接到复旦大学聘书让他做文学教授时的想法：“当时我没有一口就答应下来，首先我心虚，不知拿什么去教别人；其次也因为我们一贯看不起教授，有着这样的错觉：别人用生命来从事创作，他们却靠别人的创作来吃饭，把自己养得好好的，过着优越的生活。”但是这种心态后来发生了转变，由于追求光明与正义，加之与革命学生交往密切，靳以很快就成为学生们拥戴的进步教授，在这种亲身的实践体验中，靳以对知识阶层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的认同感。而且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靳以天生具有强烈的启蒙意识，在批判知识与文化的同时，也经常对愚昧的国民表达出忧虑与愤慨，这同样与其走向大众的民粹理想产生矛盾。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其作品潜在地具有一定的复调特征。
《前夕》中有一位在大学教授西洋美术史的女艺术家秦玉，靳以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就体现了一定的暧昧色彩。秦玉最初是以优雅的形象出现的，无论是举止谈吐还是围绕其所渲染的背景环境，都给人赏心悦目的超凡脱俗之感。这样的人物也是靳以所熟悉的，他在北平编辑《文学季刊》的时候，就经常出入林徽因所组织的文学沙龙。但随着情节的推进，强烈的抗战忧患意识占据了主导，秦玉也完全变成了只知召集文人雅集，在歌舞升平中度日的庸俗女子，甚至在道德上也极不检点，“简直在和每个学生恋爱”，完全破坏了这一人物的内在统一性。
《晚宴》与《朝会》是靳以在1945年抗战接近尾声时创作的姊妹篇，从中更能看出对知识分子的复杂态度。过火而虚浮的讽刺仍旧存在，且看《朝会》中一位戏剧家的形象：“……溜光的飞机头，脸白得像擦了粉，穿了一件黑衬衫，结了一条白领带，外边是一件花外衣”，“他走起路来的时候，不是像在舞台上，就像在舞场上，他才坐定，就自己点起一支烟抽着，把燃过的火柴朝椅后一丢。”这已经不是典型的文人，而是汇聚了上海洋场公子哥儿的诸多特征。单调而直白的影射手法也时时闪现，《晚宴》中出现了一位提倡“好人政府”的学者王力行，显然是影射胡适的。不过这两篇小说与以往相比还是有迥异之处。《晚宴》从一个化学家于明泰的视角出发，对抗战期间大发国难财的群丑进行讽刺。《朝会》则以于明泰的妻妹、从战场上归来的瑞瑞为主角，写她有意蛰伏家中最终仍旧为大众的事业毅然出走的故事。在《晚宴》中完全是正面形象的于明泰，在《朝会》中则充分暴露出懦弱、颓废的性格，还原了一种知识分子典型的“多余人”特性。《朝会》还描写了更多接近瑞瑞的知识分子，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生、艺术的讨论，对他们除却讥讽也有相当的理解和同情。比如对于书读得很多的教授陈傲霜，尽管表妹邵莹澈予以嘲笑，瑞瑞也不同意其艺术至上的观念，“可是还钦佩他那忍苦，做学问的精神”。并表示以前不喜欢“他那道貌岸然的样子”，但“近来不是这样子了”。文本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当陈教授听说邵在大学念会计系的时候，“他好像被什么螫了一下突然跳起来”，并发表这样的观点：“……那种学问对于人类有什么好处?既无关人类的物质生活，又不能使人类的精神美好，天天只是和十个数目字打转转，那有什么意义!”这完全与作家本人强烈厌恶一切商业铜臭、反对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精神压抑的立场是吻合的。在两篇小说的复调叙事中，隐现着作家自我身份的焦虑与认同。
《生存》(1946)是靳以笔下难得一见的完全从正面歌颂知识分子的作品。故事以抗战后期的国统区为背景，美术教授李元瑜一家过着极为穷困的日子，每天都为衣食生计而担忧。这时，有达官贵人要出高价购买他留学法国时的名作《母亲的肖像》，李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愤慨：“我李元瑜，把生命献给艺术的，怎么肯出卖我的艺术，又怎么肯出卖我的亲爱的母亲?”不过，在极度困窘的生活面前，他却只有靠出卖艺术谋取基本的温饱了。以下情节堪称画龙点睛的绝妙手笔：李在做画时，让自己的孩子面对半块面包，那种极为强烈的饥饿之感，使他几乎大声叫出：“使孩子饥饿是人类的罪恶!”而就在此刻，他却只能屈辱地依靠双重出卖――珍爱的艺术与良知，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李在无奈中向命运低头，但丝毫无损于其固有的良知和人格的魅力，同时也令人产生无限的同情。“这篇小说以一个孩子的饥饿的眼睛，勾摄了国魂、民魂，代民族、代人类向黑暗的社会发出了浩大而沉重的控诉。……在绵密婉曲而又力透纸背的真挚描写中，我们仿佛读到一首悲愤的生命之诗，高尚的人格之诗。”值得注意的是，李的行为也显现了这是一个清高耿介、视作品为母亲的艺术信徒，靳以虽然一贯反对艺术至上的创作观，但在对李的深切同情中显然对此也取认可态度。这篇称得上靳以短篇小说的压卷之作，对知识分子努力维护自身操守的品行进行了讴歌，也显现了作家对于大时代中知识分子的不幸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这也来源于其在抗战中对自身职责与追求的体认。
总的来看，在靳以笔下，像李元瑜这样真实地源自切身感受的成功知识分子形象还是太少了。无论是靳以小说文本中的知识分子，还是其创作的心态，都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应该具有思想主体性的这一群体的精神茫昧与困惑，其尴尬境遇也在昭示：“历史与现实的比照、理想与实际的冲突，成为整整一代中国现代作家难以摆脱的巨大而沉重的思想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