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史述九章》看陶渊明人格取向:饮酒 陶渊明
时间：2019-02-11 05:45:3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陶渊明《读史述九章》是一组专咏司马迂《史记》人物的诗歌。这些人物，有反对暴政，崇尚王道的，如伯夷、箕子；有忠君爱国、身遭不幸的，如属原、贾谊；有肝胆相照，互为知己的，如鲍叔、管仲；有避世远祸，隐逸田园的，如张长公等。陶渊明通过歌吟古代历史人物，流露了他反对暴政、渴望清明政治的理想；当理想不能实现时，他选择归隐，表达他不满时局、独立高标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陶渊明 人格取向 史记
陶渊明平生喜欢读书，在《饮酒・少年罕人事》一诗中，陶渊明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在《五柳先生传》中他又自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说自己不喜世俗交往。也不慕荣利功名，却喜欢读书自娱，每当在读书中获得新的体会，便兴奋得连吃饭都忘了。
陶渊明喜欢读书，依据他诗文所引用的典故来看，他读过的书很多，有经书，如《易》《诗》《礼》《乐》《春秋》；有史书，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左传》《尚书》；有子书，如《论语》《庄子》《孟子》《韩非子》；还有其他的书，如《山海经》《穆天子传》，以及楚辞、汉赋、古诗十九首、魏晋时期的诗文辞赋等。可以说，陶渊明是古代的一位学者，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也是一个书卷气极重的文人。
陶渊明读书常怀想往事，追慕古人，故常有感而歌咏，或诗或文。《感士不遇赋》是他读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子长的《悲士不遇赋》：“抚卷踌躇，遂感而赋之”，感叹古代忠良之士命运多舛；《闲情赋》是他读张衡的《定情赋》、蔡邕的《静情赋》而“染翰为之”，以防闲情流宕；《读山海经十三首》是他读《山海经》《穆天子传》：“俯仰终宇宙”，乐而作之；《咏二疏》是他读《汉书・疏广传》而作，赞疏广、疏受功成自退的行为；《咏三良》是他读《左传》而作，感叹秦穆公时的三位忠臣因忠义而从死殉葬的悲剧；《读史述九章》是他“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
陶渊明喜欢读《史记》，也敬仰《史记》中忠义正直的历史人物。他有一组专咏《史记》人物的诗，即《读史述九章》，以时代先后为次，分别是《夷齐》《箕子》《管鲍》《程杵》《颜回》《屈贾》《韩非》《鲁二儒》《张长公》。《史记》凡传七十篇，所传写的主要历史人物二百多位，陶渊明何感述其中十多位?葛立方曰：“观渊明《读史述九章》，其间皆有深意”，细较《史记》人物事迹与陶渊明诗歌之发微，其“寄托灼然，一望可识”；清吴菘《论陶》曰：“《读史述九章》，言君臣朋友之间，出处用舍之道，无限低回感激，悉以自况。”我们似乎可以从这些古人身上找到陶渊明的影子，也可以了解陶渊明的人格取向。
一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是晋宋变易之际，社会动荡，政治矛盾重重。晋室“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朝野倾轧，暴乱四起，权臣乘机拥兵自重，觊觎王室，先有桓玄，后有刘裕，终至晋室灭亡，南宋建立。
面对这样的时局，陶渊明深感不满，他崇尚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慨想黄虞。《史记・伯夷列传》记载：“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兮!’遂饿死于首阳山。”陶渊明《夷齐》则曰：“二子让国，相将海隅。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陶渊明盛赞伯夷与叔齐，在“天人革命”之际，不为利动，傲视功名富贵，反对以暴易暴，为追寻黄虞仁爱正义之道而不惜牺牲生命，其高风亮节不是世俗之人可及，且能激励懦夫。陶渊明赞赏这两位先人，折服这两位先人，内心里也以他们为榜样。现实中，陶渊明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呢?据章培恒先生《陶渊明年谱简编》，陶渊明曾四次出仕为官。一次是二十岁，开始游宦，以谋生路。二十二岁结束“薄宦”归家。第二次是二十九岁那年，起为“州祭酒”，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第三次是四十七岁，人桓玄幕三年，五十岁因母孟氏卒而归家居丧。第四次是五十三岁，是年春夏间任镇军刘裕参军，近一年时间。次年三月，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八月，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十一月，程氏妹丧于武昌，自免职，归隐，从此不仕。六十四岁时，有诏征著作郎，称疾不到，与周续之、刘遗民并称“寻阳三隐”。陶渊明一生活了七十六岁，在职为吏前后不到十年。陶渊明出世为官一方面是因为“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另一方面是因为陶渊明和伯夷、叔齐一样“慨想黄虞”，然而所遇非人，先是桓玄，后是刘裕，都是拥兵自重、伺机谋逆篡权之人，所以，他借口“不堪吏职”、“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解印绶去职归乡。陶渊明隐逸田园，人们一般感受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宁静悠远，却不知他“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的无奈，然而，即使贫困至乞食，他依然“竟抱固穷节”，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伯夷、叔齐的影响。
陶渊明深切地忧虑国家的前途，却又深感无可奈何。他在《箕子》中感叹：“去乡之感，犹有迟迟，矧伊代谢，触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僮之歌，凄矣其悲。”关于箕子，《史记・殷本纪》《史记・宋微子世家》都有记载。《史记・殷本纪》曰：“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史记・宋微子世家》曰：“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日《箕子操》。……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僮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微子审时度势，知不可为而离去。比干忠贞坚持，力谏而被杀死。箕子即不愿离去，又知不可谏，唯有佯狂为奴，苟且而生，隐忍而活，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陶渊明借咏《箕子》，流露了深切的亡国之哀痛。陶渊明也正处在一个“天人革命”之际，弃离而去，心犹不舍，留存下来，面对昏君衰国，却又无可奈何，箕子佯狂，陶渊明唯有隐逸田园，饮酒读书，结庐人境而心远尘世了。
二
陶渊明是苦闷和孤独的，他的“慨想黄虞”政治理想，他的悲痛国运衰微的爱国情怀，并不为朝廷所理解，在这样忠奸不分、是非不明的强权政治下，陶渊明的一片赤诚忠义无人明白，于是，屈原和贾谊成为陶渊明自我信仰的精神支柱。
屈原和贾谊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把这样两个不同时代的文人合为一传，是因为他们有着 相同的人生经历，他们同为朝廷忠臣，却遭朝贵谗毁而有才不得其用。屈原“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贾谊“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却因周勃等人的诬陷而“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司马迁对屈原、贾谊的怀才不遇、一生坎坷，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同时，在叙述两人事迹的“字里行间亦流露着作者个人的无限身世之慨”。陶渊明作《屈贾》又何尝不流露着个人的无限身世之慨呢?“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候詹写志，感鹏献辞。”屈原、贾谊品性高洁，身为臣子，心忧朝廷，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渴望如稷契般受到君王的重用和信任。可叹的是两人生不逢时，横遭妒忌和猜疑，失去君王的宠信，两人内心的苦闷和彷徨无人明白，唯有通过诗文来告白，然而，他们终于在孤独与寂寞、忧郁与苦闷中消逝了他们的生命。陶渊明虽不曾像屈原、贾谊那样有机会发挥他的政治才干，但他引屈原、贾谊为知己，深切同情他们不幸的遭遇，也悲鸣自己虽“进德修业”、才高质洁却沉沦下僚不为时用，其内心的苦闷彷徨又有谁知晓?又有谁能来抚慰?
陶渊明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渴望知音。他在《管鲍》一诗中深切地流露了他对知音的渴望：“知人未易，相知实难。淡美初交，利乖岁寒。管仲称心，鲍叔必安。奇情双亮，令名俱完。”他感慨“知人未易，相知实难”，人们往往初交时淡而且美，深交则常因利益冲突而恶交，能像管仲与鲍叔这样“相知”而“令名俱完”的实在难得。管仲与鲍叔牙的事见于《史记・管晏列传》，管仲“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长大后，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齐公子纠，各司其主。后来公子纠死，管仲被囚，“鲍叔遂举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曰：‘吾始闲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管仲、鲍叔之事因《史记》而成历史佳话，是古代文人相交的典范。陶渊明渴遇知音，他一生中不乏朋友，如颜延之、王弘、羊松龄、庞遵等，但多为喝酒朋友。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王弘常送酒给陶渊明，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羊松龄、庞遵等与陶渊明常一起饮酒，“既绝州郡观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然而，朋友虽多，知音不多，无人能真正了解陶渊明，真正能走进陶渊明的内心。陶渊明曾写过十多首赠别诗、唱和诗，这些赠别诗、唱和诗无关友情，大多是他向朋友表明他对“天道”的感叹，“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对“黄虞”的慨念，“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对圣人的追远，“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对时运的抱怨，“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等等。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陶渊明强烈的入世情结，他通过这些赠别诗、唱和诗试图让朋友了解自己的心志，但他们似乎不能理解陶渊明，也无法走近陶渊明，陶渊始终是孤独的，所以，他只好“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归园田躬耕南亩了。
三
陶渊明具有积极人世的思想，他渴望建功立业，有所成就，但他最终选择了归隐，一方面是无人赏识他、了解他、重用他，让他感到人生的寂寞与悲哀；另一方面，十多年的仕途生涯，让他深感时运的艰难、世道的黑暗和“心为行役”的痛苦，无以解忧，唯有隐逸远祸。
他在《韩非》一诗中这样吟道：“丰狐隐穴，以文自残。君子失时，白首抱关。巧行居灾，忮辩召患。哀矣韩生，竟死说难。”对韩非的遭遇，陶渊明深表同情，他认为韩非是一个悲剧人物，如丰狐因皮毛美丽而受害一样，韩非因其有辩才而招祸，有才反倒害了他。韩非事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是韩国人，“喜刑名法术之学，善著书”，著有《孤愤》《五蠹》《内外篇》《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秦王读其书后，感叹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并因此发动战争，攻打韩国，可见，韩非辩才之厉害。然而，正是因其辩才而招致李斯的妒忌诋毁，终被秦王赐死。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这是韩非的宿命，也是历史的悲剧，历史上有多少人像韩非那样有德无时、有才无运，而白首无成，甚至因才而招祸!从韩非的遭遇中，陶渊明明白无用是一个人最大的幸事。这也就是为什么陶渊明在经过内心的矛盾冲突后归于平淡，远离世俗社会，走向田园。
解甲归田，隐逸不仕，陶渊明不是第一个，在陶渊明之前已有春秋之长沮桀溺、汉之张长公，陶渊明常以他们自勉，特别是张长公。《史记》对张长公的记载很简单，只在《史记・张释之列传》中附带一笔：“久之，释之卒。其子日张挚，字长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然而，陶渊明非常欣赏张长公，反复写诗歌咏他。《读史述九章・张长公》曰：“远哉长公，萧然何事?世路多端，皆为我异。敛辔曷来，独养其志。寝迹穷年，谁知斯意。”《扇上书赞・张长公》曰：“张生一仕，曾以事还，顾我不能，高谢人间。”盛赞张长公品格高远，不同流俗，与世俗格格不入而解甲归田，过着远离尘世的隐逸生活，悠然自在。陶渊明在仕与隐之间徘徊犹豫，但最终坚定归隐，不再出仕，可以说，张长公是最终坚定他归隐决心的古代隐士之一，也是最终使陶，渊明矢志不渝隐逸田园的楷模之一。
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归隐，这是一种理想无以实现后的无奈选择，也是一种与世俗相抗衡的抉择。陶渊明身处在一个暴虐的时代，他却渴望着“桃花源”的社会，他的理想注定是要破灭的，他的人生注定是要失败的。当理想破灭人生无望时，抛却尘世的烦恼，悠游于山水自然之间，可以暂得生活的乐趣，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