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观包括哪些 [“狂人”与“沙子龙”的文化价值观比较]
时间：2019-02-12 05:29:5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文化价值观 命运 复调小说 摘 要:作为文学史上两个著名的人物形象,“狂人”和“沙子龙”被创作者赋予了深刻的寓意。同时大师个人思想的寄托,在“狂人”和“沙子龙”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碰撞,伴随着火花的迸发,文学史上“复调小说”的大旗便在科技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中岿然屹立起来。
同样是月光,鲁迅笔下的“狂人”在“很好的月光”下是越发的恐惧,而老舍则安排沙子龙在夜静人稀的时候一口气刺了“五虎断魂枪”六十四枪。作家的不同安排和造诣让“狂人”和“沙子龙”已然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人物形象。下面笔者拟从文化价值观的差别,以及作者视野的展示等角度对“狂人”和“沙子龙”的人物形象做对比性分析。
文化价值观的差别
不可否认,“狂人”和“沙子龙”人物形象的建立,反映了鲁迅和老舍大相径庭的创作主张,他们文化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同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纵观鲁迅的作品,都旨在建立“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新文化”,而老舍的创作中则无时无刻不流露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怜惜和珍视,他主张建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新文化”。
从哲学上考究,文化的产生其实就是关于人类产生的探索,因而要讲述文化的命运必然就要讲述人的命运。《狂人日记》的主题是表现家族制度和礼教吃人。鲁迅在1935年作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的原话是这样的:“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揭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但是仔细阅读《狂人日记》便可以发现,在文章中真正表现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的地方其实很少,最典型的大概出现在小说的末尾第十一部分,狂人“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接着又回忆了大哥讲述吃人的经过,在这样的情节中的确含有封建家族和封建孝道吃人的含义,此外能明确表达“礼教吃人”中心的部分便是少之又少了。所以冒昧地给《狂人日记》的主题重新下一个定义:因为狂人的诅咒,批判吃人的现象,而且打算“劝转”这样的吃人的人,因此他感受到了整个黑暗环境所敌视、扼杀的恐惧!用简单的话说,《狂人日记》是狂人的诅咒和恐惧的尽情流露。大背景同样是国难当头,但老舍在塑造“沙子龙”的形象的时候,则比鲁迅要含蓄很多。一句“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了”,道明了文章中心的一切。“不传,不传”虽然说的是口口声声,但是弦外之音就是“要传,要传”。在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叩开中国大门的时候,闭关锁国、古老自大的中国迅速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东方大梦没法子不醒了”。《断魂枪》的字字句句温和如水,但是言语之中的凄凉着实耐人寻味。它以老拳师沙子龙的形象来折射历史震荡、文化演变时期作为中国文化承载者的中国人的复杂心态。沙子龙的复杂心态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悲剧意义,象征了古老的中华文化的末世命运。老舍用了一种相当含蓄的手法来表达着对于文化消逝的思考和惋惜。无疑,这样的笔法和中心给《断魂枪》以全新的感觉和思考。
如果说鲁迅的小说是关于涉及政治对民生的影响和思考,那么老舍则是更注重白描历史演变中中国文化的处境,传递着一种文化考量。文化价值观的分歧在《狂人日记》和《断魂枪》中显现无疑。
人物形象比较
首先分析狂人。狂人的形象在《狂人日记》中并不是直接展现,由于多方面原因,鲁迅在写作《狂人日记》的时候采用了日记体的形式,即以狂人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述,以虚化甚至是虚幻的手法来重点突出狂人的恐惧。所以要在《狂人日记》中分析狂人的形象只能通过狂人那些看似“发狂”的言语来揣度。现在有的评论为狂人到底是“真狂”还是“假狂”而争议许多。然而在笔者看来,“狂人”只是“帝”与“愚民”、“庸众”加给特立独行的人的一种称号而已。一个人越是清醒、越是与众不同,就越容易被人称作“狂人”。“狂人”这个名称,暗示了一个先进分子与敌视他的社会环境的对立。鲁迅选择让主人公在发狂的状态下进行控诉是匠心独运的,“迫害狂”常有着受人迫害的幻觉,他惊恐而又愤激,惊恐则转为控诉,愤激则转化为抗议,这便于作者通过狂人的感受来有力地揭露千百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罪行。
纵观《狂人日记》全文,狂人的思想被不折不扣地西化着,狂人的恐惧感具有共同的特性,就是他所遇见的一切都在敌视着他,都在给他脸色看,都在用一样的寒光看着他。而敌视狂人的除了一个有名有姓的“赵贵翁”之外,剩下的便都是“无名主”的杀人团体。包括医生,甚至是狂人的哥哥。鲁迅自己在《花边文学・朋友》中的原话是这样的:“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暴露者只有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鲁迅对于中国国民的“自我完足感”的态度是不折不扣的批判。中国人偏执的自负和自信让他感到莫名的鄙夷。无论是阿Q、康大叔,还是七斤,都是鲁迅在鄙夷中的产物。
再看《断魂枪》,老舍塑造沙子龙形象本来是为准备一部长篇小说,“《断魂枪》是《二拳师》中的一小块,我久想写它,可谁知道写出来是什么样呢?写出来才算数,创作是不敢预约的。”于是最终落地让我们回味至今的是这样的一个精到的短篇。小说深得中国传统小说的神韵,而主人公精通武术的沙子龙则因此具有了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影响之下的性格。他看到“走镖已没有饭吃”,于是毅然把镖局改成了客栈。沙子龙职业的更换,震动江湖的武艺如梦幻般地一去不复返,和西方列强侵略后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历史大局的侧面反映。面对孙老者侮辱性质的挑衅,沙子龙在表面上看上去无半点愠怒,其实内心如灼热岩浆般的激烈。小说运用了白描、对比、烘托等手法,着力于沙子龙的笔墨虽然不多,开头一句:平生创作出“神枪沙子龙”五个字,在西北走镖,二十年没遇着对手;还有就是结尾一句“沙子龙关好院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老舍对于沙子龙的功夫几乎都是虚写,这真印证了中国的古语“真人不露相”、“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老舍是深得中国武术精髓的,所以才能把沙子龙的形象在不落边际的言语中刻画得如此传神。
“不传,不传”在小说中是点睛之笔,沙子龙在技艺上是修成正果,有评论认为沙子龙已是深得儒道两家精髓的高人。但枪法的“不传”,这样抱残守缺的选择让很多人觉得沙子龙们会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没落的源头。但是应该看到,沙子龙的选择是有着符合人物特征的理由的。老舍这样的安排有他固有的道理。王三胜的存在会让武术一步步沦为街头杂耍,看似不识时务的孙老头实质上会将“断魂枪”的精妙送上绝处。经不起洋枪洋炮的国术更是对于武术的一种莫大的亵渎。于是“两眼明的像霜夜的大星”般的沙子龙一声叹息选择了固守本分,无疑这是在帝国主义入侵面前对于小至国术大到国家的莫大的悲哀。语言大师老舍让这样的酸楚不露声色地渗进了文章的每一个角落。
大师思想的寄托
严格而言,老舍的《断魂枪》不能算是真正的复调小说。而《狂人日记》则成为了区别巴赫金和昆德拉对于复调小说概念的一个著名样例。严家炎先生在《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一文中以《狂人日记》为例,分析道:“同一个主人公的日记,就既是疯子的千真万确的病态思维和胡言乱语,又能清醒深刻、振聋发聩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历史的某种真相;当然,这还只是表层的。在深层内容上,同样响着两种声音:主人公一方面在激昂地愤怒地控诉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的罪行,另一方面,又在沉痛地发人深思地反省自身无意中参与了‘吃人’的悲剧,惭愧到了‘难见真的人’,战斗感与赎罪感同时并存。”我认为,这两种声音虽由疯子表达出来,但它是作者内心的声音,而不是主人公独立的主体意识。《狂人日记》中,狂人的意识是由作者统一的视野和意识统一连接起来的,是作者对狂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被人吃,与曾参与吃人)进行的比较、对照和评价。对狂人以及他单枪匹马与之抗争的封建社会,只有通过作者高于狂人的广阔视野,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
相比之下,《断魂枪》的故事叙述就显得“单声部”了许多。而一丝不苟的老舍安排人物时,除了主人公沙子龙外,还有王三胜、孙老者两个人物形象,这就在小说中形成了“鼎立”的趋势,为了烘托沙子龙的悲剧是对于中国传统技艺和精神悼亡的挽歌,老舍安排孙老者在卖艺场上大显身手,他那深藏不露的性格在本质上和沙子龙是十分接近的,但孙长者乐观、坚韧、为学习传统技艺而风尘仆仆地奔走于江湖。老舍的艺术构思中,孙长者的出现为《断魂枪》里的悲伤氛围增添了悲壮的情绪,使沙子龙的形象得到了补充,受到诘问,同时使小说的“单声部”一下子变成了“复调”叙述。《断魂枪》若是将其归类的话,无疑会进入传统小说的范畴(传统小说往往以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进行叙述)。再有作者在人物外部冷静地观察、描写、评判,其叙事结构借助于线性的物理时间,给生活和事件完整的秩序。这种线性时间有一种理想化的结构和理想化的均匀节奏(对这种理想的状态人们却习以为常)。这种线性结构,通过将作为一连串的事件(即故事)转变成小说的情节而变成一种书写下来的语言结构,进入了大众日常意识,并且得到了认同。但是仔细分析《断魂枪》的文章架构的话,《断魂枪》是带着老舍的惋惜之情的,老舍有着割舍不断的“武侠情节”,沙子龙是带着老舍的武侠情节在“传”与“不传”之间做着抉择。老舍同情沙子龙的生不逢时,满腔热情地将他写成了一个时代悲剧的英雄角色。他尊崇他的恪守气节,不与污浊同流;赞赏他的静待时机和不屈的抗争精神。
狂人身上尽是西方文化侵蚀的痕迹,而沙子龙身上体现的基本上是传统文化的正面性。科技是全人类共同的武器,是每个民族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都应该学习和掌握的。而各民族传统文化中不绝的人文精神,是民族的个性所在,是民族灵魂的依托。不能将科技和人文精神放在一个社会物质功利平面上比较。
作者简介:杨甜子,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级学生。
参考文献:
[1]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老舍《我是怎样写短篇小说的》,《老舍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4] 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