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学术比较研究梁启超传

时间：2019-02-12 05:49:3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听一位老史学家谈到梁启超所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史》，他说他自己治学多年，受此书之惠颇多。因此搜寻很久借来读了，觉得有些想法值得写出来。　　康梁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埋头于学术思想研究，著述极富。《变迁史》一书初版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竟再版三次，可以说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纵览我国学术思想界，哲学史、文学史等各种著作甚多，但专门地综合地研究中国学术思想的萌芽、兴盛、衰落、再兴的过程，并与西方学术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实在很少。因此谈谈梁氏的这本著作，是有益处的。
　　梁启超以向西方学习变法图新而称著于世，而于此书中则开宗明义强调说：“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中世史时代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他考察我国学术思想变迁的历史正是为找出使我中华“汗颜”的原委，但是他相信我中华大众“能够恢复乃祖乃宗所处之最高荣誉之位置，更执牛耳于全世界思想界。”为此，他批评了当时学术界的两种倾向：“一则徒为本国学术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也；一则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也。”并强调指出：“吾有一言为我青年同胞诸君，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应当说这个忠告是深刻的。一国学术思想是国家民族的精神支柱，欲强国先强学，二者相得益彰。强学的途径不是让外国的学术思想垄断，象旧中国对待洋货那样任其流入，以至产生精神入超，使人心陷溺，不能自拔。而必须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撷其英，咀其华”，融会贯通，洋为中用。要探讨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就要探讨中国式的学术思想体系，探讨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论梁启超自己做得如何，他上面的这些论述还是具有启发性的。
　　梁启超在《变迁史》中把中国学术思想史划分为八个阶段，即胚胎时代(春秋前)、全盛时代(春秋战国)、儒家统一时代(西汉)、老学时代(魏晋)、佛学时代(南北朝、隋唐)、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衰落时代(清)、复兴时代(即五四前后)，分别加以考察。他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一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是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如何使这两文明“结婚”，产生中华民族新文明，梁启超认为要对两种文明进行比较研究。这种主张也是《变迁史》的一个明显的特点。以全盛时代的论述为例，他首先探讨了周末学术思想勃兴的原因，从思想蕴蓄、社会变迁、言论自由、交通发达、重视人才、文字简化和讲学风习七个方面论述了勃兴的必然性。同时也指出，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前后一千年，希腊、印度同时出现一个思想高峰。佛祖生在孔子前四百一十七年，在耶稣前九百六十八年，而希腊从泰勒斯算起到亚里士多德与孔、老到韩非李斯诸子生活年代更为接近。梁启超进而比较中国和印度希腊学术思想的长短指出：中国学术思想优于印度希腊者凡五事：一曰国家思想之发达，二日生计(economy)问题之昌明，三世界主义之光大，四家数之繁多，五影响之广大。而短于希腊者有六条：一日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印度有因明之教，希腊有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二曰物理学之缺乏(希腊诸大师是数千年格致(即科学)之先声)，三日无抗论别择之风，四日门户王教之见太深，五曰宗古保守观念太重，六曰师法家数之界太严。凡此种种，他都加以分析，探其所以然。当然他的论点不都是对的，而他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是开创性的尝试。目前我国学术界正在兴起广泛的比较研究，从哲学、法律、政治、经济各方面探讨中国独特的发展规律，以减少我们思想上的盲目性。而梁启超的这部著作实为比较研究的先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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