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抗战八年木刻选集》】 65年版人美木刻选集价格
时间：2019-02-13 05:32:5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紧张繁忙之余，听友人谈一、二则有关书的故事，是件乐事。如果是在盛暑闷热异常偶有习习凉风的片刻，那更是一种享受。有关《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出书的零星插曲，我就是这样愉快地听到的。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饱经沧桑的上海进步文艺界，集会于辣斐大戏院，隆重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会前，在戏院门口，有一群男女青年，在高声叫卖开明书店刚刚出厂的《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他们之中有叶圣陶的两个儿子：叶至善、叶至诚，有书店里的几个小伙计，还有自动前来助卖的互不相识的热心者。人们在争相翻阅、购买这部瑰丽、精美的画册。封面上凹印的朱红色的书名熠熠闪光。
同年八月，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为了检阅抗战以来的木刻创作的成果，在上海举办了大型的木刻展览。这本《选集》就是从数千件展品中精选出来的，包括七十五位活跃的木刻家的一百幅作品。这一幅幅木刻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所经历的英勇与苦难的岁月，内容丰富厚实，艺术技巧也好，是我国现代木刻发展史上一次丰硕的收获。中国木刻的新兴，是在鲁迅先生的直接关怀下发展起来的。这个展览在鲁迅逝世十周年前夕举办，这本《选集》在十月十九日之前出版，正是表达了人们对鲁迅先生的深切怀念。书的扉页上同时用中英文写道：“谨以此书纪念木刻导师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
《选集》分精、平装两种，均系大开本。卷首有叶圣陶的序，次《中国新兴木刻的发生与成长》、《编后》，末附七十五位作者的“简叙”。叶圣陶所写的不到二千字的序，是一篇略论中国木刻发展的精彩文字，说得朴实、中肯，比如，谈到木刻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关系时，他说：“近似于传统而不承袭传统，受着外来的影响而不为影响所拘束，土生土长，趋于创造”。
开明书店是我国曾经有广泛影响的一个出版机构，它有自己的风格。它一贯办事认真的作风给广大读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为了出版这部《选集》，他们大胆设想，勇于尝试。他们过去印画册，就试验用白色道林纸，先印上一层浅底色，再在底色上印，这次印《选集》，则用淡米黄色的道林纸，在这种底子上印黑色或套色的画，效果更好。为保持画面的完整和谐，没有在每页画上标明画题和作者姓名。但又要方便读者阅看，所以除书中所印目录外还加印了一张活页目录，夹在书里，供随时对照。为了扩大《选集》的影响，准备流传到国外，书中序等都译为英文。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不留姓名的译者就是当今著名的语文学家吕叔湘。
编者想法再好，如果得不到印刷厂的支持，也无济于事。四十年代中国的印刷技术是相当落后的。这本书的制版者、承印者、装订者当时做了积极努力，克服了技术上不少困难。据有的当事人回忆说，他们能做到制锌版当天取货。《选集》中少量的套色画，是用小机器印，然后再一张一张地贴上去的。封面题签是集的鲁迅先生的字，但能做到凹印，这在当时就很不容易了。
正因为编者、制版者、承印者、装订者齐心协力，使《选集》出书很快，成为出版史上一件美谈。
动议出版这部《选集》是在这一年春季。“开明”过去只印过丰子恺的画册，很少印这类书。编辑部同人听说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将要举办展览，已经收集了大批作品，就与该会负责人李桦、陈烟桥等联系，请他们立即着手编选，书店同时张罗出版诸项杂事。叶圣陶的序当月写定，译文也同时完毕。确切地说，从编选到出书，仅一个多月。初版到再版，也只相距三个月。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小册子，而是一部精致的大部头，出得如此快如此好，秘诀就在各方面合作得好。
常听一些“书迷”说，一本好书的出版往往有一连串有趣的故事。读者不满足于读懂书的本身，还希望了解这本书的有关一切，比如，作者的欢乐与苦恼，编者的精心与独创，收藏家的苦心与珍爱……我想，有了书评，又冒出书话一类的小品，且相行不悖，各有所长，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书话往往以随便聊天的笔调取胜，但决不是“闲话”。当我们了解到《抗战八年木刻选集》成书的点滴，难道不感到是一种收获，引起某种现实的联想与思考？
吴泰昌/彦涵/夏风/张望/林仰铮/张漾兮/王树艺
思想家的智慧
去年年底，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一卷。这两部书讲的都是从培根开始的欧洲近代哲学。费尔巴哈的那一本书，发表于1833年，是一百四十多年前的作品。黑格尔的讲演，距今天的时间则更远一些。按林彪、“四人帮”所咒骂的“大、洋、古”有害、有罪的论调来说，这种书根本不能出版，也不能阅读。因为“古”就是“旧”，即使沾着“文化”两个字也不行；他们说，“旧文化”也属于“四旧”的范围，必须“砸烂、砸烂、再砸烂”。听说出版外国文化遗产的商务印书馆，就曾被定为“黑店”，连招牌都给板斧劈掉了。
现在好了。商务印书馆理直气壮地把介绍外国文化遗产作为他们的中心任务之一；于是我也就有幸怀着甘冒“复旧”的心情，愉快地读了这两本新出的洋古书。
说也有趣，旧书新读或古书今读，却也得到一些对于思考今天的新问题的新启发。“温故知新”本来是普通的常识；可在我，这次好象是第一次知道了这句话。为什么“旧”中可以有“新”呢？我想，不外乎是真理可以常新，智慧的闪光并不是那么容易磨灭的缘故吧。
思想家的智慧，实在是一份宝贵的遗产。且不说别的，就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两本书中涉及的科学态度来说，有许多论述就值得反复地读和仔细地想。
唯心论的黑格尔，在某些方面是很唯物的。他这样称赞培根(1561―1626)：“培根以实践的方式研究科学，通过思考收集现象，把现象当作第一手的东西加以考虑”(《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十九页)；“培根完全抛弃了、拒绝了经院哲学的方法，即根据一些极其遥远的抽象的概念进行推理，作出论断，建立哲学理论，而对摆在眼前的东西视而不见”。(同上)――一方面是尊重客观事实，重视经验和阅历，另一方面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这是培根的科学态度中极为重要的积极因素。照黑格尔的生动的评述，就是：“睁开眼睛看现存的东西”；“不是仅仅对科学大放厥词，象贵族老爷似的发作一通，而是力求严密，并且提出了一种科学认识上的方法”；“思维对经验加以整理”；“把知识引导到现实的内容、当前的内容上去”；反对“从一种抽象概念、一种经院哲学的抽象概念开始，由此作出进一步的推理，却不顾实际存在的事实”。黑格尔的这些话是说得很尖锐的，它有丰富的含蕴，也很有力量，可以启发我们想起许多科学的和不科学的态度、方法和作风。今天我们所讲的“实事求是”，当然比培根的态度和方法高得多。因为我们的“实事求是”，处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同培根的哲学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如果拿唯物主义的基础来说，那么，培根的观点和方法则仍然非常重要。我们有些不科学的地方，往往正是离开了唯物主义的最基本、最起码的原则。例如，黑格尔说，培根总是“从事实出发，并依据事实下判断”，难道这不是我们今天仍然应当要这样办，不这样办就不能算是有科学态度吗？
当然，黑格尔也看出了培根的弱点和缺点，认为不能停留于感性认识。因为事实很清楚，“满以为根据观察、试验和经验就可以不折不扣地掌握事物的真象，其实他们既不能脱离推论，也不能脱离概念”。这些道理，在哲学史上的相当长时间里，争论不休、没有得到完满的解决，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全面地完整地分析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全部过程，以及这两者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就得到了科学的、正确的回答。我们今天讲实事求是，如果谁还以为是什么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那也许只能说是对哲学史上智慧积累的无知。倘若借用黑格尔的语言，那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既有“高度的阅历”，又有“伟大的识度”。
我们再来看看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对培根的科学态度的论述。
费尔巴哈摘引了培根对于科学的许多精彩言论。这些言论，今天读来，有些简直象是现代人写的。例如：
“科学的本质在于它是存在的反映”。(《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一卷，57页)
“科学是真理的反映”。(同上，58页)
“科学的真正的与合理的目的在于造福于人类生活，用新的发明和财宝丰富人类生活。”(同上，56页)
“自然科学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更加巩固地建立和扩大人对自然界的统治。人对自然界的这种统治只有依靠技术和科学才能实现。因为，人有多少知识，就有多少力量，他的知识和他的能力是相等的，只有倾听自然界的呼声(使自己的理智服从于自然界)的人，才能统治自然。”(同上，57页)
“不了解原因，就不能产生结果，因为在认识中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原因意义的那种东西，在运用到事业上时就成为正确完成事业的手段、法则或指南。”(同上，57页)
我们要树立科学的态度，首先就要懂得“科学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科学”。没有对于科学的正确理解，那所谓的科学态度就实在难说了。费尔巴哈特别引述培根对于科学的许多论断，大概是为了使人们懂得：用科学的态度从事科学工作，就不要借此作为谋求个人私利的手段，作为“获得夸夸其谈、能言善辩的才能”，或者进行什么“寻欢作乐的漫游”，等等。恐怕只有这样，科学工作者才能真正热爱科学，为科学献身，为人类造福。在这个基础上树立起来的科学态度，不可避免地会是对客观真理的探索，对认识客观规律的一丝不苟的严谨，对浅尝即止、一知半解、哗众取宠的厌恶；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是勤奋、坚韧和钻研不止，决不愿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一些无益的甚至有害的活动上。
费尔巴哈在论述培根的生平时，十分机智地说：
“科学是非常爱妒忌的，科学只把最高的恩典给专心致志地献身于科学的人”。(同上，28页至29页)
“真正的思想家、科学家只是为人类服务的，同时也是为真理服务的。他认为认识是最高的善，是真正有益的；发展知识就是他一生的实际目标；因此，他认为哪怕有一个小时没有献身于知识，那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同上，27页)
看来，勤奋地发展知识和研究问题，也应当属于科学态度的范围。因为在科学领域，决不能凭什么“天启”、“神示”或“偶然的机遇”而能够获得成果。所以，刻苦学习和钻研，应当是科学的本质的要求。现在，我们面临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在各方面都需要科学，需要知识，因此也就需要刻苦学习的态度和钻研精神。我们的时代需要创业者，也就是需要各门科学上的不畏艰苦的攀登者。费尔巴哈的书中启发人们：不要把“科学的爱情浪费在虚幻浮华的世界中了”。这种有启发性的话，很值得我们想一想。
费尔巴哈也很称赞培根科学态度中的这样一条，即：摆脱偏见的束缚。书中用培根的话说：“迷信和盲目的非理性的宗教狂热也从来是自然科学的最顽固的和不可调和的敌人”。(同上，38页)培根曾经批判过中世纪的神学偏见，尖锐地指出：“神学吞没了卓越的智慧”。――科学要探求客观真理，研究新的时代、新的领域中新的问题，必然地要求摆脱迷信和陈腐偏见的桎梏。这一点，在哲学史上，可以说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就在这本《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的第三章中，费尔巴哈相当详细地评述了伽桑狄(1592―1655)在这方面的见解。费尔巴哈说：“伽桑狄在哲学史上不仅是一个复述别人思想的、博学的哲学史家，而且是一个独立思考的思想家”。(同上，98页)
费尔巴哈引用了伽桑狄对亚里士多德的信徒说的一些话，例如伽桑狄说：“你们多么懒惰啊！你们不是用自己的眼睛，而是用亚里士多德的眼睛观察自然，你们不是研究自然界本身，而只是研究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界的著作！”“你们还多么胆怯啊！你们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才能，而认为自然界已经被某个天才穷尽无遗了……”。(同上，99页)
这些话，当然是说得很尖锐的，然而也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研究前人的东西，是作为文化遗产，作为思想资料，所以一定要加以分析，汲取营养，用来帮我们更好地研究新的现实。它是我们前进的基础，而决不是认识的极限，更不是不可逾越的戒律。这一点，每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是很容易理解的，也是无数科学研究者的实践经验所证明了的。只有这样，我们的科学研究才能日新月异、不断前进，也才能有希望在人类的认识史上提供新的成果。否则，科学就会停滞不前，无所建树。
以上，只是一点普通的体会。也是自己想要更加努力学习，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多学得一些知识，多掌握一些专业知识的愿望的反映。其实，这两本书中，可供学习、研究的东西，还多得很。特别是在哲学史的研究上，这都是重要的读物，而我是一点也没有涉及的。我这篇文章，不是书评，也不是研究论文，不过是一种读书随笔而已。
要想进一步知道这两部书的详细内容，还是亲自去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