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鉴 传记文学的新镜鉴
时间：2019-02-13 05:32:5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梅尧臣传》读后 朱东润先生以八旬有余之高龄，完成了《梅尧臣诗编年笺证》、《梅尧臣诗选》、《梅尧臣传》三部著作，最近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这不只为梅尧臣这一宋代诗人增添了光彩，也可说是古籍整理研究领域的一桩盛事。
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创作活动中，朱先生是开拓者之一。早在一九四三年便出版了《张居正大传》，以后又出版了《王守仁大传》，解放后还出版了《陆游传》(《陆游选集》亦随之问世)。《梅尧臣传》(以下简称《梅传》)则又是一部新的力作。在传记文学得到重视和提倡的今天，朱先生这一辛勤劳动的成果，足资我们镜鉴。
应该说，为梅尧臣作传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官不过五品，大半辈子游宦于下层府衙。他先后受到叔父梅询的照料、挚友欧阳修的提携，虽然见过数次上层政治权力的角逐，但因没有亲身参与，所以宦途生涯也不曾有过什么大的沉浮蹭蹬。即便在诗歌创作上，虽然于当时已经享有“欧梅体”的美誉，但在文学史上依旧是个二流作家，影响远不及欧阳修。总之，作为传主，总感到形象似乎并不怎样突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连他自己也叹为“沉泥玉”的缺乏光彩的梅老夫子，竟以一个愤世嫉俗、耿介亮节、有血有肉、触摸可得的形象出现在《梅传》之中。毫无疑问，在梅尧臣的形象塑造上必然要有匠心独具的工夫，否则是难以达到这一境地的。笔者拜读之时，也曾对此加以揣摩，并随手记下点滴学习心得。尽管是瞎子摸象，却愿意提出来求教于朱先生和读者。
《梅传》序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诗人不是政治家，在历史记载里不会留下沉重的踪迹；他又不是哲学家，没有长篇发挥他的惊人的宏论。因此我们对于诗人的理解常常不够。”一方面存在着诗人不易理解的客观困难，一方面读者又要求通过传记得到对诗人的更为全面切实的理解，这确乎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对于解决这一矛盾，朱先生做过多方尝试，也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几乎可以视作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的一点，是在指出历代“年谱”编著工作的不足时提出的：“他们只注意到诗人的升沉否泰，而没有把他放到时代里去。脱离了时代，我们怎样能理解诗人的生活呢？”这里，一句“把他放到时代里去”，已把传记文学作为文学的艺术特征鲜明地揭示了出来，即同样离不开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当然，传记文学的传主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不管从文学角度看它够不够典型，作为客观存在，其自身就是一个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唯因如此，如实地展示这一特定的“典型性格”形成、发展的时代，即“典型环境”，对于传记文学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为理解传主提供了可能。“把他放到时代里去”，无疑是符合这一艺术创作规律的。《梅传》的创作也正是遵循着这一原则进行的。
循着梅尧臣的诗歌创作道路，《梅传》展示了从真宗到仁宗几近半个世纪的时代风貌，这就为梅诗做了最为充分的注脚。比如，景三年(1036)，朝廷上发生了宰相吕夷简和天章阁待制范仲淹的斗争，并以范被贬谪饶州告终。年仅三十五岁的梅尧臣当时是偏僻小县的建德的县官，自然无从侧身其间，但是地位的低微却没能阻止他把自己的爱憎倾向诉诸于笔端，写下了《彼吟》、《灵乌赋》、《猛虎行》等诗篇，其中用为树除害的(啄木鸟)和告人吉凶的灵乌隐喻范仲淹，用嗜血成性的猛虎隐喻吕夷简，这样就揭开了谜底，使读者明了诗中反映的诗人对这场政治斗争的鲜明立场。试想如果在此前没有对范、吕斗争的起因、演变、爆发的始末所做的有声有色的铺叙，上述三首诗完全可能被看作动物寓言，是无从理解它所寄寓的针砭现实的深意的。在这场斗争的舞台上，梅尧臣虽然没能出场，可是他却以诗作参加了这场斗争并对这场斗争做了形象的总结。正如《梅传》所指出的：“尧臣是一位敢于斗争的人物，但是他没有进行政治斗争的地位，这就迫得他运用诗歌作为进行斗争的武器。”诗成为时代的折射，在它的光亮的辉映下，显现出来的则是诗人的形象。一个低微的外官，竟然不避利害，对朝政得失表示了如此强烈的义愤，他那刚正不阿、敢怒敢言而又不以成败论人的诗人的“典型性格”，也就开始清晰了起来。其后如庆历四年(1044)暴露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和集贤校理苏舜钦之间的斗争、皇三年(1051)暴露的宰相文彦博和御史唐介之间的斗争，梅尧臣都因官职卑小没有被直接牵扯进去，但同样都以慷慨激昂的诗作表明了自己立场的明确抉择。了解了时代才能了解诗，了解了诗才能了解诗人；而诗人的形象只有通过反映时代脉搏跳动的诗篇才能塑造得丰满。《梅传》中传主的形象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上，玲珑剔透地出落出来的。
与此相呼应，以传主梅尧臣为中心，《梅传》用了更多的笔墨来刻画一代诗坛风貌。一般认为，宋诗真正形成自己的有别于唐诗的独特风格，是在王安石、苏轼一代，但那已是有宋建国百年左右的事了，而宋初以还几近半个世纪却是被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首的西昆势力所垄断。这股以“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篡组”为能的形式主义逆流，因其倡导者都是显赫的大官僚，一时间上行下效，竟闹到“倾动天下”的地步。既然如此，把诗歌创作从这种腐朽势力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创自己的道路，当非一人一时可以成功的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新的一代诗人涌现了。他们虽在西昆体的襁褓中诞生，却一意为新一代诗风鼓噪，是一批继往开来、有破有立的人物，梅尧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梅传》在如实地反映了梅尧臣这一过渡时期诗人的成长历程中，承上启下，实际涉及了从钱惟演到苏东坡这三代人的师承关系。刚刚步入仕途的梅尧臣，三十岁那年调任河南县主簿。妻兄谢绛是河南府通判，又是诗人，通过他结识了诗坛新秀欧阳修、尹洙等人。这群自称“洛下才子”的青年人，就是日后诗文革新运动的班底，而这个时候却是在西昆派的卵翼下从事诗歌创作的。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谢绎，颇得杨亿的推崇，而欧、尹、梅诸人更深受时任洛阳留守(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器重和关怀，他们之间交游唱和，自然仍脱不掉西昆体的巢臼。《梅传》也不回避梅尧臣早期诗作的西昆体痕迹，甚至照录了《无题》那样的柔靡之作。然而，一反西昆体的诗文革新也正是在这西昆体的巢臼中开始孕育的。梅尧臣基于他青少年时期颠沛流离的坎坷遭遇，首先把农民的劳动生活引入诗中，以《田家》、《观理稼》等诗篇，大胆地突破了台阁体的狭小天地。这种对西昆体的明显背叛，也正发生在这个时期。此后，梅尧臣在与欧阳修、尹洙，还有苏舜钦的诗歌往还中，把这种离经叛道的行径更加发展、扩大，终而替代西昆体的盟主地位，把诗坛导向别开生面的新境地。
特别是梅尧臣与欧阳修之间，过从甚密，历三十年不衰。他们不仅于诗歌创作相互切磋、勉励，且于生活起居也相互关怀、照料。《梅传》把这种友谊表现得那样诚挚、深切，一地则同游，异地则相思，真是情投意合，几乎可以视作欧梅二人的合传。梅尧臣在赴湖州酒税任上时，欧阳修为之饯行，席间欧作《圣俞会饮》诗，梅答《醉中留别永叔子履》诗。《梅传》在照录之后，做了如下的描写，那是在欧阳修拿起梅尧臣诗稿的时候：
欧阳修朗诵着“谈兵究弊又何益，万口不谓儒者知”，真感到有些唏嘘欲绝。他一边吟味自己(所作)“嗟余身贱不敢荐”一句，看看尧臣高高的个儿，满头白发，一领青衫，入宦十年多，到今只是一个不第的秀才，在封建社会里，这是一幅何等失意的图画。
既是文学，就不排斥虚构。欧阳修对梅尧臣的这一番端详和内心独白，自不必考其有无，不过他写过同情挚友“四十白发犹青衫”的诗句，这一虚构的真实性也便无可怀疑了。重要的是，借助欧阳修那一往情深的目光，勾勒出了梅尧臣那宦途失意、穷困潦倒的形象。此时的欧阳修也是在贬谪之后刚刚复任，同病而相怜，透过这一镜头，捕捉到的俨然是二人的合影。事实上，欧阳修一直为尧臣的怀才不遇而耿耿于怀，尧臣于五十五岁的暮年得以从监管仓库的小官升迁为国学直讲，继而汲引到唐书局，就多亏了欧氏的极力保荐。书中还记叙了这样一件轶事：嘉二年(1057)七月上旬，汴京的一场瓢泼大雨几乎把梅宅淹没，院墙倒塌，房屋倾斜，尧臣直令仆人顶住山墙才得喘息。忽闻欧宅所处城南雨水更深，忙派人寻问安危。这时欧阳修也正紧张地指挥家人把积水淘出门外，感激老友的关心，回信报以平安。“免为不吊鬼，世上一鸿毛”，这是尧臣为此写的纪事诗的尾联。虽系一场虚惊，却为他们之间情笃意深的交好涂抹了浓浓的生活情趣。
是诗史发展的必然，抑或生活际遇的巧合，苏轼这位新一代的才子的颖现，也正出自欧、梅二人的擢拔。嘉二年的科举考试，欧阳修任主试官，梅尧臣是参详官，共同参与评判试卷的工作，而苏轼的论文就是尧臣发现并极力举荐的。他对这位考生虽是素昧平生，但却被这篇雄浑有力而又跌宕有致的文章深深吸引住了，恍惚从中看到自己毕生实践的诗文革新运动终于收获到丰硕的成果。他反复吟诵，万分激赏，以为有孟子之风，并执意取为榜首。最后虽名列第二，然而对二十二岁的苏轼来说已是不胜荣幸了，特别是从欧阳修那里听到当时已名满天下的梅尧臣曾那样赞誉他的文章，更是涕零感激，随即写了《上梅直讲书》：“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能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显然苏轼对尧臣是非常崇敬的，且以师其门为荣，而尧臣勇于提拔后进，也确实选中了可靠的接班人。果然不负所望，苏轼继承前辈的功业，把有宋一代诗风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终而确立了宋诗在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就这样，《梅传》以梅尧臣为中心，上串下联，展示了三代人的风貌，实际上揭示的是宋诗演变的流程，从而更突出了梅尧臣作为宋诗“开山祖师”的作用。单就本身行状资料单薄而言，梅尧臣的形象实难塑造得丰满，但是借助政治斗争的时代背景，诗人的唱和交往，以及上下师承关系，把传主置于广阔的社会画面之中，这就不仅为其诗歌创作做了最为形象的注释，也为传主形象增添了异彩。这是《梅传》的特色，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经验。
最后，想就梅尧臣诗的艺术特色问题和朱先生商榷。历来论诗，或宗唐、或宗宋，常走两个极端，对此，朱先生在《梅传》中提出了很好的见解：“以唐诗的标准要求宋诗，那就只会看到宋诗和唐诗的距离，而不会看到宋诗的特点。我们必须认识唐诗的标准不是作诗的唯一的标准而后才能认识宋诗，尤其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的诗。”这无疑是十分公允的。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风格。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峰，但它并不能成为后代诗歌创作的限制，因为后代自有后代的时代特点、社会风貌、创作甘苦。如果唐诗以外一无所见，那就否定了艺术的发展，也否定了自己；如果只是高山仰止，哀叹它的不可企及，一味在因循蹈袭中去钻营，就会走进艺术的死胡同，西昆体便是例证。艺术的发展规律表明，前代的高度艺术成就，势必迫使有为的后代另辟蹊径，奋力超越前人。诚然，超越与否，另当别论，但这种闯的精神总是可贵的，有别于唐诗的宋诗风格的形成不就是这样闯出来的吗？而梅尧臣作为宋诗开山祖师的贡献亦正在于斯。那末，他的诗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呢？
“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和晏相公》)“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进士诗卷》)这是梅尧臣的自白。
“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六一诗话》)这是欧阳修的认识。
“工于平淡，自成一家。”(《苕溪渔隐丛话》)这是南宋胡仔的评价。
当然，把梅诗的风格全归于“平淡”是有失全面的，但是“平淡”构成梅诗一大特色却也应是事实。对此，《梅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朱先生于最近发表的《梅尧臣诗的评价》一文(见《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更力辩其非，认为“把尧臣作品归结为平淡，不但不符合梅诗的实际情况，也是违反尧臣的主观要求的”。因而这一问题便有了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提“平淡”，总要和“无奇”联系起来，其实并不尽然。“平淡”作为刻画形象的手法，犹如图画当中的“白描”，同样可以表现物象的千姿百态。这种表现手法的特点是平铺直演，不务奇嵬，不事雕砌，平平而入，淡淡而出，却也能收到有声有色、趣味盎然的艺术效果。我们读梅尧臣的诗也确实是这样的感受。即或是对皇三年文彦博和唐介之间斗争做出强烈反映的那篇《书窜》诗，朱先生认为它写得“太激动了”，可是观其比兴赋事，平入淡出，娓娓始末，不作烘染，全系白描，仍不出“平淡”之法。全诗平叙唐介从进谏到遭贬的过程，从中热情歌颂了不避斧、直言敢谏的忠良，又无情鞭笞了进谗的奸佞。如此鲜明的形象、强烈的爱憎，竟化出于“平淡”，“平淡”之中显示出来的竟是诗人的耿耿风骨。
如果联系风靡于时的西昆体，甚至不妨说这种“平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昆体时称“艳体”，他们宗法李商隐，却其病态，刻意追求辞藻的华美艳丽，作诗几成雕镂堆砌的文字游戏。梅尧臣却反其道而行，把诗写得平淡流畅而又言之有物，朴实自然而又神态逼真，成为诗风的一大转机，一扫西昆体的靡靡之音。从当时他的盛大声名，可见这种诗风的巨大影响。后人常讥宋诗的“散文化”，也可说是从梅诗的平淡直朴中衍生出来的。“今年辄五十，所向惟直诚。”(《依韵和达观禅师赠别》)看来这种诗风与诗人的性格也是完全吻合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