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人治．大治]天下大治的治
时间：2019-02-13 05:32:5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读《权与法》的随想 读了话剧剧本《权与法》(见《剧本》一九七九年第十期)，我很赞赏作者邢益勋的敏感和勇气。 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人心思治，人心思法，但是，人们又不能不面对这样严峻的事实：大乱十年，灾祸严重，流毒深广，积重难返。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些问题还和建国后法制不够健全、不够完备有关。如今，正当我们的党和亿万人民开始在为重新建立、健全、巩固法制进行坚强斗争的时刻，《权与法》这一作品及时反映了社会的真实情况，确实足以说明作者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力。
一个剧作者，仅仅有对生活的敏感还是远远不够的，要把它写出来，很快地和读者见面，那还需要作者以及有关方面(如刊物编者、演出团体)很大的勇气。这三年多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尽管“四人帮”的严冬时代已告结束，而正如现实生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一样，文艺创作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最近，我参加了几次文艺创作问题座谈会，不少同志又议论到了文艺真实性的问题，认为虚假性、粉饰现实的情况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我感到：文艺的真实性的根本问题，还是要说真话，抒真情，表达人民的心声。要真正作到这一点，那就需要站在党的、革命的、人民的立场，向种种敌对的或错误的现象进行揭露斗争。这样做，自然要担风险，冒危险，以至受压制，遭打击，但是，我想到：只要是真正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党，有胆略，有卓见的作者，那就会有坚定的、不可动摇的勇气为人民说话，为党的利益呐喊。《权与法》的可贵，恰恰在于她为广大人民群众说出了一些真心话。
说真话，抒真情，又是多么艰难的事。
《权与法》把批判的锋芒，针对着一个“市委书记”、“重新上台的老干部”――曹达。仅这一点，也许就会使有的人认为是“大逆不道”了，也可能会使一些神经衰弱的人们“心惊胆战”。实际上，剧本中的这位“功劳不小”、“革命了几十年”的曹达，早已在手中准备了一根根打人的棍子，他这样警告揭发者丁牧说：“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出发。”“党不是抽象的。至少，我领导着党的一级组织。”请看：似乎他曹达就是“党的化身”，他就代表党，谁要批评他，揭露他，那无疑是“反党”、“反领导”、“反革命”。对照现实，曹达的这种口吻和腔调，人们多年以来不是已经很熟悉了吗？不是领教得够多了吗？
我们进一步看到，《权与法》正是通过曹达这个人物形象，尖锐地接触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一名党的较高级干部，当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时，要不要绳之以法，严肃处理？要不要对他进行法律制裁？围绕着这一点，在各种人们之间展开了一场复杂曲折的斗争。
我一边读剧本，一边也联想起建国初的一些情况：我们的党历来是有严格的纪律的，是有决心按照法制办事的，因此，当有两名较高级干部已经堕落成为严重的贪污罪犯时，社会主义法律就对他们采取了严厉的制裁。这是很得人心的，也使许多人们初步看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只是到了后来，由于我们的法制受到了种种干扰和破坏，“以权代法”、“有权有法”一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些“特权人物”便渐渐成为“无法可管”、“有法难管”的“官老爷”。自然，在这类人物中，情况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公然违法，蔑视国法，属于敌对性质；有的是认识模糊，不懂法制，属于教育问题。而到了“四人帮”时期，“公、检、法”统统被砸烂，社会主义法制已不起任何作用。“四人帮”的一句屁话，即刻成了不可更改的“法律”，上自元帅、政治局委员，下至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统统变成“全面专政”的对象。“四人帮”一伙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大破坏、大颠倒，和我们在建国后社会主义法制还很不完备的情况，自然也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只是从三十年来在法制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乃至《权与法》里所反映的现实情况，都使我们痛定思痛，深深感到法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那种“无法可依”、“有法不行”的情况确实是不能再存在下去了。
法治还得人治。比较完备、健全的法律制度是重要的，十分必要的，而执行法律还得靠人，人的作用不可忽视。从八十年代起，我国已经有了七个法律条例，这是可喜的，令人高兴的，而如何贯彻执行，关键还在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
《权与法》以比较动人的笔墨，描绘了另一个言行一致、执法如山的较高级干部――市委第一书记罗放。为了加强“执法和人情”的矛盾，剧作者把他设计为曹达的亲姐夫。罗放是人而不是神，他自然有人的感情，包括对亲人的感情。他对曹达的问题，从半信半疑到大吃一惊，从极力挽救到忍痛揭露，是有一个比较细致复杂的思想过程的。因此，从这位第一书记出场起，剧本中的许多人物的眼睛――实际上也是广大读者的眼睛――都紧紧盯着他的言行，要看一看他能否大公无私，以法为重，能否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听听他对自己的爱人春梅的那番心里话，我们的心头也是激动得火辣辣的：
“春梅，我理解你们姐弟的感情。……但是，你应该明白，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砸烂了公、检、法，搞得无法无天，这就不用说了。在这以前，为什么老百姓把中国几千年的法律看成一纸空文？就因为在执行法律的时候，当官的搞官官相护。你，我，老曹都是官。难道今天我们共产党也搞官官相护？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罗放的一席话，说出了一片真情，说的是多么好啊！是多么严峻又多么暖人心啊！他问得好，也一针见血地打中了要害；他问得好，随之而来的说了做到的行动，就更为可贵，赢得人们的崇敬。罗放不愧是一个社会主义法制的勇敢执行者和带头人。他是我们、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良好榜样。这是一个真实而又富有理想力量的光辉形象。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胸怀和品格，看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威力和胜利，看到了我们这个被蛀虫们严重破坏、损害了的社会仍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闭眼不看在执行社会主义法制过程中的困难和阻力，那是一种懦怯、胆小的表现，但是，我们又从来不该悲观失望，丧失信心，因为，人心思治，人心思法，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我们深信：当生活中有着更多的象罗放这样的干部，社会主义法治的情况就会大有好转，大见成效。
我衷心希望有更多的罗放这样的干部，屹立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
在《权与法》里，还有两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人物――公安局的万局长，市计委女干部丁牧。从他们身上，再次让我联想到了“法治离不了人治”这一重要问题。
从剧本中看来，万局长无疑是一位忠于职守、不徇私情的“好干部”。只是，他身在掌握公安大权的关键岗位上，执法不知法，行法不懂法，多少年来，他盲目地误以为上级领导的任何指示都是“法”，都是要立即执行的“不折不扣的法律”。他可以说是那种糊里糊涂、以“责”代法的典型。因此，当曹达下达命令、诬陷丁牧是个“通奸杀夫”的罪犯时，他不作调查研究，不按法律条文办事，心中想的只有曹达是他的上级，是主管政法的书记。这种类型的干部，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不是个别的：他们常常以好心办坏事；以盲目执行个别领导人的指示，代替了对社会主义法制和党的政策的认真贯彻；以个人手中的权力破坏了人人都必需遵守的法律。这类干部，当然还属于认识问题，应该加强法制教育和法律观念，但是，也必须看到：他们有形、无形地成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阻力，批评他、教育他、帮助他，也是十分必要的。遗憾的是，剧本《权与法》把他的思想认识过程写的过于简单了，粗略了，多少影响了人物的真实性、深刻性和它的教育作用。
丁牧是又一种人物典型。她正直，善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而她在十年的大动乱之中，终于失去了自己的丈夫。自己也背上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她年近半百，身边只有唯一的女儿。她尝够了“政治动乱”给她带来的灾难，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正是她的性格的写照，在当今社会里仍有很大的普遍性。为此，她在权大势大的曹达的威逼下，替他办了坏事，作了不利于人民的错误行动。只是从本质上看，她并不是那类自觉吃社会主义的“蛀虫”，在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的教育下，在作为一个革命者的良心的促醒下，在周围领导、同志、亲人的帮助下，她终于鼓起勇气要向不法的领导者展开揭发斗争。她的醒悟，自然大大激怒和震惊了曹达这样的领导者。为了掩盖自己的违法乱纪的罪行，曹达甚至不惜亲自威胁她犯有“通奸杀夫罪”。我们怀有很大的同情看到：摆在她面前的是一九五七年时她丈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教训；是一贯以“党的领导”、“反我即反党”的面貌出现的曹达；是自己重又可能遭受种种打击和迫害……。在历史的和现实的阴影之下，她害怕了，动摇了，妥协了。她再一次成了曹达的庇护者和“帮凶”。她最后的醒悟和勇敢地起来揭发斗争，是很曲折的，艰苦的。自然，她的醒悟也有力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党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从丁牧这一类型的人物也使人联想到：在当今的生活里，这种对社会主义法制还不了解，还缺乏信心的人们，也并不少见啊！我们有责任(包括通过作品)向她们进行法制教育，坚定她们对法治的信心，团结她们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中的坚强斗士。
愿丁牧、万局长这样的人物，借这一剧作来照照镜子吧。
最后，我从《权与法》联想到的一点，就是要拨乱反正，进行大治。
我们从现实中看到：正由于“大乱十年，灾祸严重”，当前就有一个能否大治、如何大治的问题。
三年多的事实说明：急躁是不行的。而且，象曹达这样的案例告诉人们：曹达不仅对革命有过贡献，甚至受过“四人帮”的迫害，只是一朝权在手，不免忘乎所以起来，把党和人民对他的重托，看作了“作威作福”的资本，滑向犯罪的泥坑。有的人们不仅没有阻止他这样做，还由于种种私心杂念同他一起合伙、犯罪。
面对这样使人惊心动魄和无情的事实，人们将怎么办呢？姑息养奸，还是揭发斗争？对于毒瘤和“癌症”，不痛下决心大治、根治，那只会不可收拾，造成大患。《权与法》正是以他的敏感和勇气，发出了一声声震撼人心的呼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必须进行法治，必须抓紧大治……。
忠言逆耳。真话也常常是辛辣的，难听的，而虚心倾听真话将一利国家，二利人民。《权与法》为人民说出了一些真话、真情，这就是它的现实意义，这也是它的可贵之处。我们期望着有更多、更好的反映社会主义法治的作品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