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接触二三事] 中西文化比较

时间：2019-02-13 05:44:4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近来讨论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多侧重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多少忽略了中国文化给西方的影响这一方面。这样对中国文化遗产的认识就难免失诸片面，其实，若能从后一角度观察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位置，或许能看得更全面些。
　　德国人利奇温所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朱杰勤译，商务一九六二年版)，详细地叙述了中国文化传入欧洲、影响欧洲的过程。此书开首第一句便引了佩奇的话：“我们欧洲人在开始接受古代中国的教育。”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蓬勃兴起、而精神世界的衰败也渐次发生。资本统治之中的社会生产力可谓“前无古人”，其中科技、交通和信息的发达，逐渐引起所谓的“时空压缩”，使欧洲文明圈大大扩展，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与此同时也摧毁了欧洲人的内心世界，把他们淹没在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的冰水里。因此欧洲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重新面向涌现神灵的阳光之处，人类宏伟梦想的诞生地――东方，中国，在动荡中寻求解脱。一时间，“亚洲热”、“中国热”竟成了席卷欧洲的时风，这也就是“接受中国教育”的动因。
　　在这个内向发展的热潮中，老子被视为伟大的先知。大约在一七五○年，通过耶稣会教士之手，《道德经》的拉丁文译稿最早在欧洲问世，尔后仅在德国就有八种译本。老子思想之特色是虚静为道，“致虚极、守静笃”，收视迫听，清静无为。这种虚无主义哲理显然很合乎当时欧洲人的胃口，于是出现了敬仰“东方老人”的狂热，就连绝非消极遁世的人物也把“无为”当作一种启示。甚至托尔斯泰也曾计划把是书译成俄文。时至今日，西方年轻人对资本主义政治、法律、风习的蔑视，以及“返回自然去”的呼声，表明他们仍然试图从老子式的“无为”中摆脱金钱世界的喧嚣竞夺。
　　其他中国经典在西方的刊行也应首推耶稣会教士之功。一六六二年，郭纳爵神父就译出《大学》题为《中国圣书》；一六七三年殷铎泽神父译出《中庸》，题名用拉丁译音Chum―yum，并附有孔子传略。大约一六八七年，孔子的著作译出出版，并受狂热的推崇，称他是“道德及政治哲学上最博学的大师和先知。”耶稣会关于中国启蒙功劳不小，使欧洲人开始知道了中国，但他们的目的是借中国哲学和政治鼓吹开明专制，维持十七世纪欧洲的专制政体。至于一班启蒙主义者，则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对孔子大加赞扬，伏尔泰写《中国孤儿》就是把孔子的道德哲学寓于五幕剧作之中，人称“儒家道德五幕剧”。伏尔泰还说，商人发现东方是追求财富，哲学家则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当时的欧洲人普遍把中国看作孔子教化的、有道德的人类的楷模。
　　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关于如何看待东方特别是中国文化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哲学家中间最早强调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莱布尼茨的“单子说”与孔老乃至佛学中“道”的概念含义极为相近。一六九七年在《中国新论》一书中，莱布尼茨指出，中国和欧洲二大文化分处地球两端，二者在一定时期发生接触、互相补充，实出天意。欧洲思辨之学(数学、天文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超过了东方，而中国的实用哲学和政治道德则比欧洲优越。在这方面要向中国人学习。他还说：“在我看来，我们目前的情况，道德腐败，漫无止境，有必要请中国派遣人员来教导我们，正如我们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授神学一样。”不仅如此，莱布尼茨还提出沟通中西文化的实际建议，例如成立学会和提倡世界通用的语言。
　　在莱布尼茨、伏尔泰和其他法国启蒙学者对中国发出热情赞誉的同时，欧洲并不乏冷静而慎重、甚至贬斥的评价。在腓德烈大帝与伏尔泰交换关于中国的意见中，就多少有些不以为然的态度。卢梭则对中国文化传统大加鞭笞，甚至用中国证明他自己关于科学艺术的发展必然导致伤风败俗的议论。他说，在中国，学术可以是一个人飞黄腾达的工具(指科举)，足见学术不能使人道德纯洁。孟德斯鸠也用中国来迎合自己的国家学说。中国的专制制度与他的“三权分立说”互相对立，所以他问道：“用鞭子来统治的人民究竟能有什么样的道德。”但是孟德斯鸠对中国专制制度成因的说明显然十分脆弱，他把所谓“东方人驯顺的生活”完全归结为气候条件。还有些学者坚持希腊文化的正宗传统，把中国文化拒之门外，例如有人写了本《死者会谈录》，采用让孔子和苏格拉底对话的形式，“抑中扬希”，甚至说中国文化起自于希腊。
　　在十八世纪以来中西文化接触过程中，歌德是划时代的人物。一八一三年至一八一五年和一八二七年至一八二八年，他两次专心研究中华帝国，其间日记多以“中国”为标题。到歌德时期，已经有可能从大量信息中获得关于中国的较全面的见解，并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歌德反对对中国文化的简单仿效，他说：“我们高度文化的邻邦(指法国)在五十年前曾仿效中国的建筑及绘画的特异趣味，但没有成功。”在他看来：罗马及希腊文学的研究也许将永远为我们教育的基础，至于中国、印度和埃及的哲学，不过是新奇的事物而已。就是说，在道德和美学意义上，东西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中国是一个已经高度成熟的世界，而西方却正在发展过程之中。他甚至认为中国是不能更加发展的，已经成为“凝固的”文化。
　　十八世纪是中西文化接触的黄金时代，进入十九世纪这种沟通中断了，代之以纯经济利益的考虑。此后有关中国的报告充满着对中国物产的描述，向商人们展示投机渔利的诱人前景。欧洲人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想往，转而用兵舰和大炮介绍他们自己的文明。希腊人重新被奉为西方唯一的导师，对中国文化则大肆贬薄。而中国人自己则开始面向西方寻找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了。
　　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在现代开放的世界上，很难保留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化类型，而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就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然而至今尚未真正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搞“全盘西化”，正象当年西方人不能“全盘中化”一样根本不可能，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早已在实践上碰得粉碎。法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最近向意大利《再生》周刊的记者再次表达了他关于“西方世界在不久的将来走向崩溃”的忧虑，他认为文明的过度单一化，必将走向没落。这不仅对于至今仍犯“欧洲热”“西方热”的人是一种警告，对闭关锁国也是一种警告。我们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探讨我们自己的文化模式，寻找我们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现实道路。
　　
　　一九八二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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