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板凳上说礼] 什么冷板凳
时间：2019-02-14 05:40:1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先秦礼制研究，是个繁难艰苦的课题。古代社会异常重视礼，一步一趋，事人事鬼，无不与礼制相关。唐人孔颖达“毋轻议礼”的告诫，适足以说明礼仪礼俗十分重要。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在游说困厄之中，还领着学生习礼于大树下。他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是行为规范，不仅是立身处世之本，也是为政治民之本，与政治社会(即礼治)关系至为密切。《左传》隐公十一年概括得很全面：“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中还有如下界说：“礼，政之舆也。”“礼，国之斡也。”故何休《春秋公羊传》隐公七年注云：“中国者，礼义之国也。”这里是指礼乐刑政的传统，制度和习俗，人们在国家中的地位，形成一整套严格而冗杂的体制，不能与常言的精神文明等同相看。
《仪礼》、《周礼》(古称《周宫经》)及七十子后学们所纂辑的《礼记》，是研究我国古代礼制的最重要文献。然而，《三礼》却又是古代典籍中最模糊难读的一类书，虽有疏解、释例和图解等导读，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有关制度规定，先王奥义，进退揖让，名物礼器，以及历代损益变革，头绪复杂繁赜，深入影响官民生活，甚至形成法律性的约束力量，令人厌烦生畏。自汉以来，治礼撰述成书的，不下千百，就中以东汉郑玄、唐初贾公彦、清末孙治让功力量深。郑氏博学多闻，融贯会通，写成简约的注本。比如他对《仪礼・丧服》“君至尊也”的“君”字注称：“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礼之为用，在事君父，郑玄注释这个“君”字，把封建社会从国到家，乃至入闺阃，各级掌权的至尊都说透了。读鲁迅一九三三年杂文《沙》，其中说：“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旧中国的大大小小统治者都是“沙”(Llapb)，揭示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权力构成。我觉得是这条郑注最妙的发挥。前人覃精研思，毕生致力，不外是解释字、词、句，说明章节意义，考证人名地名，史实典故；最上者则借注释来阐述本人思想观点。至于《三礼》何时成书，何人撰著，历史真价何如等等，只研名物训诂而不涉及，或是各承师说，终身研之而不能明。《周礼》一书，说者最为纷纭，从刘歆、郑玄到孙诒让，都认为是周公致太平之书，而与郑玄时代相近的何休，却斥《周礼》为战国阴谋之书。王安石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程颐、朱熹等则指陈《礼记》之文多谬误，非圣人之言。学者之间驳难不已，而维护礼制则一。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学术界对每种重要经典几乎都作出新的注解，《三礼》方面可称道的著述不下三四十部，可惜与古史均未能扣紧。
我国历代王朝的驭民之术，都重视礼制。走马灯式的王朝，从三代到清朝，都各有一整套礼仪制度。孔子就说夏礼、殷礼“吾能言之”。礼制对于巩固尊尊卑卑的封建等级制度及宗法制度，具有重大作用，目的在使皇基永固，亿万斯年。故将礼制放在具体历史环境中考察，必能大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而不在于争论或论证制礼作乐究竟为周公抑为孔子了。
乾隆中叶，江藩为初学治经者写有《经解入门》一书，靠实立说，甚为阮元所赞赏。其书卷四谓经与经、子、史相表里，第二十一说：“经与史异学，而古史多与经相表里。”他指出司马迁书“所搜辑多先秦故制”。比他早二十多年的章学诚，已明确提出“六经皆史”之说，对治经主张从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其立意在于将治经引向治史。《三礼》内有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可供取用。本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学，就倡导“不把他当作经学，而把他当作史学”，利用这些材料来进行文化史、制度史、社会史、风俗史的研究，从而发掘经书内含的认识古制的价值。吕思勉《经子解题》中也说：“礼原于俗，故读古礼，最可考见当时社会情形。”王国维十六岁(一八九二年)以幼时储蓄之岁朝钱购读“前四史”于杭州，其后经历戊戌维新，东渡扶桑，研究流沙坠简，殷墟甲骨。正如他所说，新发现引起新学问，他成为新史学的开山，一代大宗师。鲁迅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他从搜集新资料入手，掌握综合分析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就古音以求古义，坚持二重证据法，锲而不舍，不慕荣利。他光大了他亲历的新资料发见的时代，既为文化精神凝聚之人物，以读书为生命，又熏陶和造就了若干读书种子，指示出为学津逮。业绩具在，毋庸赘言；流风教泽，以育后学二、三十年代以来，疑古派、实证派及马克思主义派，都从王氏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论文中获得教益。现今健在的学者专家，箧中犹存未刊稿，垂老尚带博士生，这里不能一一说及他们。
礼学礼制的研究，毕竟是个冷门，但从这个冷门望去，可以遥见古代社会的风貌。近来冷门之内传出一些音响。我从台北《新史学》和京港台同时出版的《中国文化》上，先后读到金春峰的《周官》研究新论，全面驳难徐复观的《成立之时代》。金君为张岱年教授之弟子。新近又承玄武于风凉涧中以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转赠予下走。陈君常年以来在沈文倬教授指导下研究古礼，据闻用力颇不少。金君全稿十四章二十余万言，尚待版行；陈君博士论文已由湖南方面出书。两君如入英伦巴力门，将坐在后面凳子上，通称“后座议员(backbenches)。他们是礼坛新秀，提挈纲领，侃侃而谈，读来令人瞿然而起。
《先秦礼制研究》六章，陈君首论礼的真谛与起源。引其本师沈文倬所下定义：“礼是现实生活的缘饰化。”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建立的“很大一部分制度规程就是‘礼’”。作者认为这固然道出了礼的真谛，但他补充说：“鄙意所不同者唯以为凡人类社会皆有礼。”在先秦礼书一节中，扼要介绍了顾颉刚及其同时与其后学者们，深入研究三礼，结合地下考古资料，作出令人信服的成绩。在“礼不下庶人”一节中，说明国家出现之后的先秦社会，的确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贵族之礼不下庶人，庶人自有庶人之礼。礼制本来就是要区分等级的，乐亦不下庶人。至于礼的因革，作者强调“各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礼制”，“世上何曾有过无因无革的一代之礼！”绪论阐明与礼制研究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后，从第二章开始，逐步展开对先秦各个时代的礼制研究，由先殷起，讨论有虞氏以前与虞礼、夏礼；而后为殷、西周之礼。第五章讲春秋时期周礼的衰变，第六章为战国时期周礼的崩溃。另有余论，略说先秦边远民族(所谓夷狄)之礼。
重视礼制研究的杨向奎教授在序言中指出：“作者详考博辩，以《仪礼》为中心，旁及《礼记》、《周礼》及多种古文献与考古资料，运用二重证据，清晰翔实地勾划出先秦礼制的起源、盛衰的全貌，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根据他自己的判断，解决了许多古史中的疑难，也推动了礼学的发展，对我国古代精神文明与物质建设的认识与评价都有积极意义。”本书的特色，就是重视利用考古发现以论古史古制。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把纸上的材料与地下的材料结合起来，将古文献与出土文物结合起来，相互参证，推求结论。王国维开《古史新证》课所推广的方法，在本书中有充分地运用。而王国维所未能见到的大量的考古发现，广泛的民族调查，在本书中又得到充分地运用。所以，胡厚宣教授序中提及杨宽《古史新探》中七篇古礼的探讨后称：“《先秦礼制研究》正是利用这样的方法撰述而成。他花费了不小的功力，广泛引用了大量古代礼籍和经典文献，仔细参考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和民族调查的资料，结合近人考证的论文，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胡氏审阅过这书的底稿。由于引用民族学资料，本书的某些段落便展开三重证了。
作者在论述中，不时给自己提一些问题。例如礼与夷夏之辨，他认为“历来诬蔑夷狄根本无礼无乐的论点，乃是根本错误的”，“夷人与华夏族各有礼”。“礼制之相异尤当注意。此即礼与所谓夷夏之辨。辨是为了弄清各民族礼制的演变，推广而及中华民族全部文化的发展情形，清理出若干规律，或于今日之文化建设有益。”这个意见是相当可贵的，但由习俗进而作深层的考察，必须凭借确切的材料。司马迁曾就礼与法的作用回答上大夫壶遂称：“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作者也说：“此事谈何容易，而于先秦领域尤难，因为夷夏之辨的根据，无论是地下资料，还是可靠的文献记载，都是很缺乏的。仅仅比较那些从各考古文化得到的地下实物，也难于得出夷夏之辨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孰夷孰夏，提出个设想罢了。
作者也申明，有些论述与考古学者们的意见有同有异。例如有虞氏前葬礼的萌芽，讲到新石器时代主要分布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就作者所见材料论，由于已发掘两千座墓葬，对大汶口的葬俗已有较多了解。这一文化遗存发现不下百处，正可利用典型遗址所反映的文化习俗与经济状况，进而稍稍测度其礼俗。又如夏代，司马迁写的《夏本纪》很简略，考古学上的夏代仍是个谜。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还在豫西和晋南一带进行，用考古手段去丰富和证实夏代的历史，可从而补充说明其礼制。又如在太湖流域发现了许多良渚文化的墓葬，有的随葬品属于礼器性质的玉器达几十件之多；且在浙江余杭县安溪乡瑶山还发现一处面积约四百平方米的祭坛。在辽西地区发现了约五千年前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东山嘴遗址有圆形祭台和方形祭祀基址，还有作为崇拜对象的成组立石，以及包括裸体小型孕妇像和大型人物坐像在内的陶塑人像二十余件。牛梁河祭祀遗址出土了彩绘泥塑人像残块，圆润的肩膀，用品莹的玉球嵌成的炯炯双目，发育不同的乳部，肉质感很强的修长的手指，显然是供奉姿态优美的女神群像的所在。附近山梁上还有七处大型积石冢群，一般有数十人并列而葬。诸如此类的祭祀遗迹和墓葬，都透露着原始礼制的信息，是通向文明道路的标记。到国家出现后，“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礼制的渊源也可循此论述。此外，说一点极微小的事：书中几次论及帝王践祚，都称“登基礼”。学术著作中，还是用“登极”为宜。
作者在后记中说，此书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又是他计划写的《中国礼制史》上册。老师教导他：“礼学与利禄无缘。”“礼学应为终生之学。”两汉虽列于学官，延阁温室，久化灰烬，礼学早就是异常寂寞的学问，几部焦黄书，一条冷板凳。及今假冒伪劣商品猖獗，公平买卖竞争甚难，有头有脸者动辄异化，如顾亭林所说，“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毋怪乎作者想起孔老夫子话来：“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我读其书尚不知其人，只从包封勒口上得知，他二十岁时碰上大革文化命，即罹文网而戴上了“反革命”帽子，到屈原自沉的汨罗江畔一个农场劳动改造。所幸中华大国毕竟曾是礼义之邦，耍阳谋乱舞铁扫帚不得人心。时来运转，他终于又进了高校之门，蒙几位老师循循善诱。在踊跃争先向钱看的热浪冲击下，他仍然坐在冷板凳上，坚持治礼，不曾懈怠。我从不敢鄙视阿堵物，举双手赞成鸡鸣即起，孳孳为利，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可能幸福。同时，我甚望冷板凳不要撤，还请酌情多设几条，召请有志于学术者来坐。作者后记里有一句话使我感动：“二十余年来求学不易。”可见颇知国情，非徒自叹。二十年前“反革命”，二十年后礼博士。这真是历史新时期的佳话，不但实现了个人的价值，更重大的意义是，具体生动地表现着乱邦危邦的转机，岂不猗欤盛哉！
冷板凳上说礼，冷门书还能印行，这说明什么？还是引顾亭林《日知录》里一句话：“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
(《先秦礼制研究》，陈戍国著，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版，8.3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