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水端平的心情说说 [一碗水端不平]
时间：2019-02-15 05:47: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是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的一部辩护书，是对近百年来人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质疑、嘘声、嘲讽和困惑的谨慎答词。一个世纪以来，瑞典文学院的几代专家运用自己的心智，通过诺贝尔文学奖把一个北欧小国的声音变成了国际性的关于作家作品价值的有力判词，不少人因此在历史中找到了永恒的位置。然而，如同任何一种评奖一样，它也留下了诸般不堪回首的缺憾，一些平庸者那黯淡的星光与他头戴的桂枝花冠极不相称，而另一些更加闪光的名字则被无情地遗漏，从而掩盖了这个大奖的部分光辉。这为某些人编造诺贝尔文学奖“丑闻编年史”提供了口实。从目前的情况看，诺贝尔文学奖在很多地方已受到冷静的对待，特别在非欧美国家，期待值已降到了相当低的程度。
一百年来，由于整个世界在文化、美学、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诸多领域的震荡性变化，使文学奖标准的历史交织着多种价值观的冲突。它一直无法克服保守和创新、西方与非西方以及东西方阵营意识形态对抗所带来的尖锐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使原本作为一个纯粹文学奖的工作烙上了二十世纪特有的文学革命、政治对垒和文明冲突的深刻印痕，从而带来了这个国际奖是否权威、公平与合理的问题。
诺贝尔文学奖是以平庸作为它的开端的，二十年代以前大多是一群在文学史中悄无声息的人物登上领奖台。瑞典文学院对当时已经普遍发生的文化思想和艺术形式的巨变充耳不闻，而固执地以十九世纪早期的理想主义美学和更早的古典主义形式作为评奖标准，“高尚而纯洁的理想”是唯一的理由。因此，基督教文化背景，以及由它衍生的国家观念、家庭观念、道德观念、爱上帝和有神论观点是获奖的必需因素，康德、谢林、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美学和歌德式的讲究高尚、理性、均衡、和谐与适度的形式构成了评奖标准的文学理论基础。一九○一年普吕多姆第一个获奖是因为“在实践―伦理领域，像康德一样，在义务的不可否认和绝对的事实中，找到了人类超感觉目的的证据”；而比昂松则因在《贵族庄园》(一部陈腐的作品)中以区区“关心家庭力量”在一九○三年登上领奖台。这恰恰造成一批现实主义大师的落选，托尔斯泰由于“对《圣经》极为无知”，不仅在《战争与和平》中宣扬“盲目的机遇在世界历史事件中起决定作用”，而且在《克莱采奏鸣曲》中“反对真正夫妻的性关系”而遭到否决；左拉因为“他的自然主义中没有灵魂，往往是粗鲁的冷漠”而“很难获奖”；哈代则被指责为“对世界主宰的反抗不仅是对神不敬，而且是一种暴行”，当作了文学院的反面教材。瑞典邻国挪威作家易卜生更是因为创作《玩偶之家》，对基督教家庭秩序进行了无情轰击而引起文学院卫道士的恐慌和厌恶。这时的诺贝尔文学奖似乎不是文学奖，而成为君主制国家的皇家文学院固执地推行它那一套保守价值观念的工具。
一场更为持久的冲突还在文学院与世纪之交的文学开拓者之间展开。由于立志在“分崩离析的时刻充当文学理智和保守主义的桥头堡”，文学院使诺贝尔文学奖长时间离开了世界文学主潮。从尼采时代开始的一系列强烈的文化地震使世界的思想观念、文学艺术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和转移，超出了“瑞典文学院那些无名之辈”的想像，这使他们在这一文化突变所带来的清新气息面前显得益发衰朽不堪。那时候，普鲁斯特已完成了深沉多思、展示了感觉新质的《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把重新发现的人的涌流不息的意识流注入了《尤利西斯》，卡夫卡则向世界宣布了人的异化这一骇人而真实的事实，但文学院以相当幼稚的理由回避了这些深刻表达了现代人心态及精神气质的创世性作品，认为它们朦胧晦涩，缺乏高尚的主题和古典时代的秩序感，责怪“作家有一种现代恶习，试图用出其不意、虚幻和忽视主题的思想观点来增强感染力”。文学院时而强调一种伟大的风格，时而强调“雅俗共赏”的大众化阅读效果，以回避一个已经到来的全新世界。诺贝尔文学奖远离了生机勃勃的二三十年代，导致了它落后世界文学主潮长达二十余年。直到二战以后“开拓者”的成就才得到承认，从一九四八年艾略特开始，一批现代主义作家分享了姗姗来迟的荣誉。这些对第二代创新者的授奖包含了对那些在诺贝尔文学奖榜上无名的第一代伟大先行者的补偿。如在对艾略特的评价中就把《尤利西斯》视为“现代文学中比任何其他作品都引起轰动的开拓性作品”，在肯定了福克纳的形式革命后又盛赞只有“乔伊斯在某种程度高于他”。而阿莱克桑德雷和埃利蒂斯的获奖是为了回报超现实主义先驱为革新现代文学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还可以明显地看到，法国的圣琼・佩斯获奖是为了弥补被遗漏了的瓦莱里和克洛岱尔，评委哈马舍尔德甚至为此专门说明：“错失了克洛岱尔和瓦莱里，如今怎么还能重蹈覆辙？”这些不属于现代主义文学创始期而属于丰收期的作家获奖，应验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的古语，诺贝尔文学奖在极其低迷的时刻赢得了声誉，只到此时，文学院才真正明晰地意识到它应该在有助于文学史建造的意义上行使权力。
早在一八九六年决定接受诺贝尔捐赠时，就有人担心这个奖项会把文学院变成“一种具有世界政治色彩的文学法庭”。尽管文学院一开始就极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而尽量保持一种政治“中立”以维护国际性公平的原则，但经历了多次殖民侵略和民族独立，经历了两次热战和更持久的冷战的二十世纪，要使本来就有政治立场的主权国家的官方文学机构保持中立是十分困难的事。也许中立政策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贯彻，那几年的文学奖要么避免授予交战各国，要么干脆停止评奖。但在这场属于西方大家庭重新瓜分世界的内部争吵中，文学院的立场并不能证实它有一个超政治的标准，相反表明它在政治上的圆滑、世故和老练。后来的事实越发清楚地显示，在世界分裂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后，亲西方的瑞典国文学院的政治倾向像冰山的尖顶浮出了海面。一些被认为是巧合的事件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如一九三九年苏联对芬兰发出威胁时，芬兰作家西兰帕立即获奖。对东方集团的老大哥苏联，文学院巧妙地运用了手中的双刃剑，一方面对体制内的作家行使否决权，一方面对“离经叛道”者开放绿灯。高尔基是在一九二八年就入围的获奖候选人，但由于这位布尔什维克作家的“作品有污点”而没有得到通过。
越来越多的相关政治的传闻笼罩着诺贝尔文学奖，如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透露，正是因为他的建议文学院才把奖授给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也暗示了文学院曾为他的获奖征求苏联当局的秘事。这些传闻和谣言想必不是空穴来风。在冷战高峰期的五十――七十年代，获奖名单被有心地串接起来，丘吉尔―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聂鲁达，好像一幅政治隐喻图，使人产生把文学奖与现实历史在对立的意识形态构架中联系起来的印象。丘吉尔是发表宣布冷战开始的“一张铁幕在欧洲大陆降下”著名演说的西方阵营首脑，他与被文学院视为“受虐待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的获奖符合文学院一些人“在当前形势下诺贝尔文学奖要么只授予西方集团国家，要么授予东方集团的离经叛道者”的标尺。值得分析的是肖洛霍夫和聂鲁达。文学院把肖洛霍夫的创作明确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把文学奖授予前期创作的与苏俄革命进行大胆辩论的《静静的顿河》，有讽刺他后期在斯大林的苏联扮演“文学花瓶”角色的用意。聂鲁达则充当了迷途知返的羊羔的角色，他先被当作一个共产主义的牺牲品而得到同情，又因把斯大林和希特勒并置于诗歌中而受到赞扬，这样生动的判词显示了极为倾斜的政治倾向：“暴行的领土看来不止存在于一个方向，而聂鲁达以一个感到受骗上当的人所具有的愤怒看待它。四处摆放着‘留着胡子、穿着高筒鞋的塑像’――昔日的偶像，现在越来越显得残酷无情。他把在行动方法和服饰方面非常一致的两位元首的形象简洁地称之为大胡子和小胡子。”
这些无法克服的政治倾斜赢得了单方面的掌声，所幸的是，这种掌声无法改变文学的自身价值和成就。除了一九三九年芬兰的西兰帕和一九八四年捷克的塞费尔特(同西兰帕一样，他的获奖时间恰恰是捷克“作家和人民需要鼓励的时候”)外，其余作家，包括一九八七年的布罗茨基的获奖是当之无愧的。他们都有欧洲―俄罗斯文学传统和拉美―西班牙文学传统作为有力支撑，这些伟大的文学传统使他们的创作远远超越政治的褊狭性而上升到对人类生存进行深广地思考和表现的层面。因此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超逸的天才表现和对独立精神的坚守，使诺贝尔文学奖逃脱了因一度致力于打政治牌而可能陷入的作茧自缚的局面。
作为一项国际奖的诺贝尔文学奖并不仅仅面临着来自新旧美学和敌我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验。全球作家的地理分布，也并不单纯代表着距离上的远近分别，而呈现出由多种历史原因形成的文化差异，这种由异质文化带来的问题同样对诺贝尔文学奖构成了严峻的考验和无声的挑战。
遗憾的是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地区文学的特征和成就被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解释着，文学院在早期就表示了以“西方文化发展的整体看法作为背景”的文化企图。这样，当诺贝尔文学奖宣称它的“全人类”性质时，它所看到的只是在西方社会历史、自然历史中形成的活动在西方语境中的“人类”，从而暴露了以西方审美观和价值观为准绳的评价尺度。因此一开始文学院就缺乏全人类眼光，多年的评奖活动体现了“先着眼于欧洲”的愿望。在前九十年的八十七位获奖者中，七十八位来自欧美国家，余下的拉美四席、亚洲三席、非洲大洋洲各占一席。即使文学院厌恶搞平衡的做法，这样的结构也导致了地区文学的强烈不满和抗议。
而且，文学院法官的优势心理在加大这种裂痕。一九七七年评委德克维斯特在《诺贝尔文学奖为谁》的文章中甚至公开了这种意见：“我怀疑，那些地区至今到底有多少可取的东西。从各种迹象判断，那里的文学还没有达到在自己特定范围以外有真正的意义和发达的水平(包括艺术、心理和语言)。”在另一个场合，当被记者问及文学院如何看待完全陌生的文化国家的文学价值时，他竟宣称不相信中国和印度的“原始文化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人们也许会想到泰戈尔和川端康成。然而一九一三年泰戈尔获奖的依据并不是他的东方语言作品，而是明确说明基于《吉檀迦利》英译本，并把他的气质与歌德作了肯定比较，同时也不能忽视欧战前夕紧张气氛中文学院回避内部矛盾的做法。川端康成也许是唯一一位“经常使欧洲作家的技巧相形见绌”的东方作家，但“只有日本能在某种程度有能力赶上大步在前的西方”的思想无疑起了正面作用。另外，曾经因造通天塔而被上帝分裂了的人类语言也成了文学院使用的筹码，在评选过程中，像汉语这样的大语种都成了获奖障碍，遑论那些操持更加陌生语言的民族和国度。有意思的是意象派大师庞德，他的落选除了亲纳粹的政治污点外，还由于他充当了汉语的牺牲品，他不仅吸收了“劣势”文学中的“意象”理论，更由于作品“因使用大量汉字而绝对无法理解”。然而问题的关键是，西方文学真的大步在前，而其他地区文学必须亦步亦趋吗？换一个思维角度，如果以非西方的文学传统作为评价标准，西方文学的价值又如何体现？这显然只是一个常识问题，而常识是最难说清楚的。
现在，诺贝尔文学奖已变成一个相当复杂的事件，各国作家对它也抱有一种同样复杂的心态。在一百年的历史中，它所受到的挑剔和讽刺与它的名声和影响旗鼓相当。一九九七年法国《读者》杂志的调查显示了这样的意向：文学界最无聊的事件就是文学评奖事件。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冷战的结束和全球一体化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逐渐形成，造成以往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一些明显障碍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清除，文学奖或许会有一个更加合理的变化。不过即使这样，由于文学自身天然的不稳定性，由于它的形式和思想都易于发生十分微妙的难以预料的突变，诺贝尔文学奖肯定还会以一种突发事件的面目连续出现。然而可以相信，这样的情况不再会引起太多的惊异，因为经过一个世纪的风雨飘摇，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局面。
(《诺贝尔文学奖内幕》(瑞典)谢尔・埃斯普马克著，李之义译，漓江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