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年谱长编》辨误一则】 误辨率
时间：2019-02-16 05:43: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前段时间翻阅《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1145页),很关注其中梁氏对当时时局以及各种事件的看法。其中梁氏对王国维之死的记述,也是学界经常引用的材料。但书中提到两湖学人叶德辉与王葆心的遭际,前者还算准确,后者却失实。
王国维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据长编记载,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先生与其女梁令娴等一书,告以王静安之死、自己病状及对时局态度:“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以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
叶德辉(一八六四――一九二七),字焕彬、焕份,号园,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授吏部主事,但随即返乡从事著述活动,在版本目录学等方面有着很多卓越的见解。叶德辉是晚清民国湖南著名的地方豪绅,除讲学、著书以外还积极参与地方政务,在清末民初的改良变法及民主革命浪潮中一直站在当时革命势力的反面,被目为守旧派的典型。叶德辉死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当时他散发攻击革命及其农民协会组织的对联,称“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般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批为“斌尖卡傀”。程千帆先生曾解读此对联,指出该联两句句首二字乃“农会”,咒骂当时的农民协会会员是杂种、畜生,横联四字意指“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他对农运仇恨之深,可见一斑(程千帆:《叶德辉〈光复坡子街地名记〉补注》,《中国文化》一九九六年第一期)。因此,叶德辉之被枪毙不难想见。
但王葆心此时则并未被枪毙,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去世。叶德辉与王葆心在当时旧派学人眼中算是很有分量的学者,如章太炎虽与叶德辉政见迥异,仍声称叶是难得的“读书种子”。叶德辉学问甚好但行事乖张,学界对其已有很多关注。相对于叶,王葆心身后则寂寥得多。王葆心毕生都在从事教书与著述的事业,他在经学史、文学、方志学、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等方面均创获甚丰,有一百多种著述存世。但直到现在,我们对于这位晚清民国的“宿儒”仍缺乏必要的认识,更不用说其学术思想了。葛兆光先生曾以沈增植为例撰文指出“学术史的遗忘”现象(葛兆光:《世间原未有斯人――沈增植与学术史的遗忘》,《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九期),王葆心似乎也可归为“被遗忘”的学者之列。
王葆心(一八六七――一九四四),字季芗,号晦堂,湖北罗田县人。曾入黄州经心书院读书,府考以经学第一名录取秀才。光绪十五年(一八九一)入两湖书院深造,其间颇受张之洞赏识。五年修读,学问益进。后受聘为潜江传经书院、黄梅调梅书院、罗田义川书院院长。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乡试中第三名举人,拣到知县。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张之洞上奏朝廷,表彰其办学成绩,推荐调任礼部司务厅行走兼京师大学堂教习,后任学部主事。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湖南省官书报局总纂、京师图书馆总纂等职。此后南归,先后担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湖北国学馆馆长(一九二三――一九二五)及武汉大学教授。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任湖北通志馆筹备主任兼总纂。广搜博览全国志书达一千四百余卷,将所载内容同有关历史地理资料查对考证,辨抄袭、证谬误、审体例、寻因革,找出其中融会贯通的脉络、体例变革的原因和切实可行的经验,撰为《方志学发微》一书。先后主持《湖北文徵》、《湖北通志》的编修直至抗战爆发避乱乡里。去世前仍在主持《罗田县志》的纂修,任罗田县志馆馆长。一九四四年,为进一步了解宋朝末季楚东义民抗暴保乡之史迹以及当地地理形势,抱病前往罗田天堂寨实地考察。因过度劳累,归家半月,竟不起,时年七十七岁(《湖北省人物志稿》,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王氏自幼嗜学,极为勤奋。尤其在两湖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遍读所藏典籍,为此后的为学撰述打下了坚实基础。王氏还撰有《历朝经学变迁史》、《经学研究前后编》、《虞初支志》、《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续汉口丛谈》、《古文辞通义》等,各种已刊未刊著述达一百二十余种。
晚清民国著名掌故家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一书中提到其在编纂、保存湖北文献方面的贡献,有《纪鄂中文献》一篇,谓当时湖北主政者在其劝说下刊刻乡贤遗著,纂修《湖北文徵》。“当时公推主其事者,为罗田王季芗葆心、潜江甘药樵鹏云、监利龚湛园宝琳,皆吾鄂宿学之士也。”谈到编纂经过,则谓“《文徵》发凡起例,为季芗一人所手草,暂以元、明、清三代为限。季芗早岁本治考订,五十以后锐意方志之学,都讲北平,日率子弟出入厂市及各图书馆,于历代省县诸志,收讨尤勤”。谈到他编纂《湖北文徵》,则指出:“季芗编纂《文徵》,前后历二三年,几获大病。有劝以稍休者,辄曰,‘乡邦文献,陵替久矣,此日不为收集,更待何时?’语绝沉痛”。
刘氏除提到王葆心搜求与编纂文献的苦心孤诣外,还提到这批文献的命运,而这居然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有关。原来徐复观一九二四年报考湖北国学馆时,受到王葆心与黄侃的器重,被录取为第一。徐曾受教于王葆心并得到他的资助,对此他终生铭感,临死前还询问王葆心著作的出版情况(《王葆心传》,崇文书局二○○九年版,65页)。刘氏提到,一九三五年王葆心因编纂《湖北文徵》之故,“契其子夔武访书北平,药樵(即甘鹏云)即以元、明两代《文徵》为询,而催索其稿甚急。季芗无已,乃电鄂促其戚杨寅携稿往,至是药樵据为己有矣”。
而随着甘鹏云的去世,这批文献便存放于孙宅,为其孙甘厚甫所有。抗战胜利后,徐复观因事来北平,“习闻其事,几经交涉,始自甘氏将原稿取还。携至鄂,存于省府”。据称,一九四六年四月,徐复观在北平楚学精庐召集同乡会,报告索稿经过。大家对徐十分感谢,徐则说“我能报师恩于万一,心里也得到一点安慰”(《王葆心传》,崇文书局二○○九年版,65页)。至此,这批文献最终得以保存并于共和国成立后出版,徐复观起到了一定作用。
受到王葆心提携的不止徐复观,还有解放后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董必武在大革命时期的武汉与王葆心时有过从,相知甚深。他对王氏的学问甚为佩服,而王葆心则对董必武的早期革命活动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王氏死后,董必武在重庆亲撰挽联“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
这样一位在后见者看来颇有些守旧的老辈学人,受到当时学界名流如王国维、梁启超的重视,而且被一致推为“宿儒”,这至少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晚清民国社会急剧动荡,而这并不影响学界中“京师”与“山林”的互相倚重与评判,似乎大家仍然保留着一种公认的评价标准,国之重心仍在。而政治取向悬隔如徐复观和董必武者,同时与这位老人有着密切联系,这则提示我们看待当时的社会需要更加多元与立体的观察视角。
